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青少年版)-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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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廷见分化政策收到效果，从此更加放手扶植左宗棠的势力。经过三年苦战，左宗棠攻克杭州，清廷因此于同治三年三月特加左宗棠以太子少保衔，并赏穿黄马褂。及至当年十月，左宗棠夺得浙江全省，被清廷封为一等伯爵，并赐爵名“恪靖”。功名之顺遂，出乎所有人的想象之外。

二

曾、左二人正式决裂，发生在同治三年。

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正午，南京太平门外一声巨响，城墙崩坍，烟尘升起数十丈。天京陷落。

两天之后的六月十八日午夜，气喘吁吁的信使叩响了曾国藩大营营门。已经于二更四点睡下的曾国藩在三更三点被人叫醒，披衣复起。他已经猜到是什么消息，颤抖的手握住咨文，读后“思前想后，喜惧悲欢，万端交集，竟夕不复成寐”。

是啊，曾国藩有太多理由百感交集。从咸丰二年起兵到今天，整整十二年了。这十二年里，他失去了两个亲兄弟，也亲手把数万名湘乡老乡送入鬼门关。自己更是三次自杀，数度濒危，忍受了超过普通人耐受极限十倍百倍的艰巨和委屈，才换来这一张捷报。

收到捷报，大清朝廷“特沛殊恩，用酬劳”，册封曾国藩为一等侯，世袭罔替。同时册封曾国荃为一等伯。有清二百年里，汉人得此异数者，少之又少。真是“兄弟二人皆烈土，可怜光彩生门户”。

然而，就在封侯的喧闹喜庆过去不久，曾国藩却又一次陷入了苦恼之中。

原来，曾国荃午夜送来的那张捷报存在一个致命的问题。曾国荃没有详细调查，就匆忙汇报说，幼天王“积薪宫殿，举火自焚”，南京城内十万太平军皆被消灭。南京一役，圆满成功。

然而事实是，南京城破之际，有数千人突围成功。这数千人中，就有洪秀全的儿子幼天王。自古用兵，讲究擒贼擒王斩草除根，幼天王逃走，则太平军残部犹心有所系，镇压太平天国自然不能算彻底成功，曾国荃血战两年得来的“首功”由此也大打折扣。曾国藩得知真相后，如同当头一瓢凉水。他只能盼布防的湘军在南京城外迅速抓住幼天王。这样，他也可以从容向朝廷汇报，措辞之间，极力回旋，使他们兄弟不至于十分难堪。

让他想不到的是，幼天王居然一路逃过湘军在南京城外的层层布防，千里奔逃到湖州，投奔了当时太平军余部中的堵王黄文金部。更让他想不到的是，居然有人不禀告他，率先将此消息报告给了朝廷。

此人就是左宗棠。

左宗棠通过线人，得知了幼天王的踪迹。按常理，他应该及时把这个消息告诉曾国藩，让曾国藩决定如何处置整个事情。再退一步，即使是由他来向朝廷汇报，他无论如何也应该先与曾氏兄弟通报一下情况。这样于国家无损，而于私谊有益。事实上，在以前的军务大端上，左宗棠一直是这么做的，只有这次，在涉及曾氏兄弟根本利益的大事上，左宗棠没有这样做。在获得了幼天王下落后，他立刻于七月初六直接奏报朝廷：

据金陵逃出难民供：伪幼主洪福于六月二十一日由东坝逃至广德，二十六日，堵逆黄文金迎其入湖州府城。查湖郡守贼黄文金、杨辅清、李元继等皆积年逋寇，贼数之多约计尚十余万，此次互相勾结，本有拼命相持之意；兹复借伪幼主为名号召贼党，则其势不遽他窜可知。且江西兵力渐集，李世贤、汪海洋诸逆如不得逞于江西，则遁入浙、闽，复与湖州踞逆相首尾，亦未可知。

也就是说，据金陵逃出来的难民交代，幼天王逃到了广德，被堵王黄文金接入湖州城。黄文金等都是太平天国骨干，又拥十万残部，本来就要战斗到最后一刻。如此又得到了幼主作为号召，实在十分危险。其他太平军残部，有可能前来汇合。

这道奏折，不但有实情，还有夸大。幼天王逃至湖州是实，但是所谓他受到太平天国十万余残部的热烈欢迎，“拼命相持”，却是夸大不实之词。其实，洪秀全在天国覆亡之前已经人心丧尽，毫无政治经验、与臣下素无交往的幼主更谈不上什么号召力。李世贤、汪海洋等残余将领对“迎驾”、“护驾”根本不感兴趣，不想给自己找一个空头麻烦，所以幼天王在逃亡途中总是“赶不上”他们。堵王黄文金虽有“迎主”的举动，其后却对幼天王本人避而不见。由此可见，幼天王这条小泥鳅已经翻不起大浪，不值得人们那样大为紧张了。

左宗棠夸大幼天王的影响力，意图十分明显，那就是要贬损曾氏兄弟的战功。他告诉清廷，幼天王远比南京城更重要。幼天王逃出，并且受到十万余残部的热烈欢迎，那么太平天国各地残部联合起来，重新复兴，并非没有可能。看来镇压太平天国大业，只是完成了一半。而曾氏兄弟就是凭着一半成功，骗得了封侯之赏。

左宗棠的目的果然达到了，朝廷勃然大怒。慈禧太后万万没想到素称老实厚道的曾国藩居然敢如此欺君罔上。于是降下严旨，切责曾国藩：

据曾国藩奏：洪福积薪自焚；茫无实据！似已逃出伪官。李秀成供：曾经挟之出城，后始分散；其为逃出，已无疑义。湖熟防军所报斩杀净尽之说，全不可靠！著曾国藩查明。此外，究有逸出若干？并将防范不力之员弁从重参办！

这道谕旨语气空前严厉，不仅指责曾国藩以前的奏折“茫无实据”、“全不可靠”，而且要严惩曾国藩的部下，“将防范不力之员弁从重参办”。不要说慈禧主政以来，对曾国藩一直是客客气气，就是对曾国藩不太感冒的咸丰皇帝，也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重话。曾国藩的自尊心受到了空前打击，声誉也大大跌落。

三

从表面上看，幼天王的生死，确实是关系到清王朝根本利益的重要问题，左宗棠忠心王事，不顾私情，第一时间将侦知到的情报上奏朝廷，大义凛然，光明正大。薛福成在《庸庵笔记》中就说：“左公不感私恩，专尚公议。”

但问题是，左宗棠并非从不感私恩。当初他身陷樊案，潘祖荫营救颇力，他就一直念念不忘，发达之后，每年都送以厚礼，仅仅冬天的“炭敬”一项，照例为一千两。后来在陕甘总督任上，他弄到了一件极不寻常的古董，送给已经受到革职处分的潘祖荫，以表安慰之意。这件古董的分量如何？只用一句话就可以说明：它名为“大盂鼎”，后来成为了中国历史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可见他如果想报私恩，也可以做得很漂亮。

如果论恩情，曾国藩对左宗棠并不亚于潘祖荫。曾国藩在他晋升之路上，一路扶植提携。而左宗棠与曾国荃，更是多年情投意合，即使是在他有憾于曾国藩之时，和曾国荃关系也一直非常良好。他如此处理此事，实际上受更大打击的是曾国荃，因为曾国荃才是直接责任人。因此这种做法无疑太令人费解了。

但是如果考量一下事件发生的时机，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推动左宗棠做出此事的，是纠结了他一生的“瑜亮情结”。

如前所述，左宗棠平生以诸葛自命。“每与友，自署老亮，以武侯自比。且曰今亮或胜古亮。”然而一个舞台上，只能有一个主角。同一时代，怎可以有两个诸葛？

潘祖荫对左宗棠的功名地位只有帮助，从无妨碍。所以左宗棠对他的感谢，慷慨而充分。除了送过一只大鼎外，他还在书信中这样表达过感激之情：“（曾推荐自己的潘祖荫，宗稷辰）皆与吾无一面之缘，无一宗之交，留意正人，见义之勇，非寻常可及。”

而对曾国藩，他从来没有表达过感激之意，每提起曾氏，他心中总会涌起一股难言的怨气。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曾国藩在舞台当中占据了本来应该属于他的“主角”位置。曾国藩正是直接阻碍他成为“今亮”的罪魁祸首。以主帅身份平定了太平天国，这就是曾国藩对不起他左宗棠之处。

如谓不信，请看这样一个故事。左宗棠晚年，曾经为一幅叫《铜官感旧图》的画作序。铜官就是曾国藩靖港之败后自投湘江之处，《铜官感旧图》画的就是曾国藩当年自杀之事。左宗棠的序中有这样一句：“公（曾国藩）不死于铜官，幸也。即死于铜官，而谓荡平东南，诛巢馘让，遂无望于继起者乎？殆不然矣。”

这句话揭开了左宗棠心底的秘密。翻译成白话，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曾国藩那次投水没死，当然是天下之幸。但是如果说他死了，天下就没救了，也不是那么回事。

从这句话不难看出，左宗棠真恨不得曾氏死于当时，那么，“荡平东南，诛巢馘让”的应该就是他了。他相信，如果这出大戏由他来导演，一定会比曾国藩导得精彩许多。

确实，想当初，创建湘军这个想法是曾国藩和他共同提出来的。曾国藩最得力的助手塔齐布是他左宗棠首先发现并推荐给曾国藩的。曾国藩建设湘军，带兵打仗，他左宗棠贡献了多少智慧？在大的战略方针上，多少次事后的结果证明他左宗棠比曾国藩更高明？

然而，说这些都没有用了。追今抚昔，一切还都是出在“科名”二字上。曾国藩虽然愚笨平庸，但因科名顺遂，早早占据了有利地位。他做好了只手擎天的一切准备，却因为身无名分，无法充分施展。虽然最终终于被皇帝起用，无如“出身太迟”，起身太晚，追赶曾国藩已经来不及。南京城破之际，普天同庆，只有左宗棠孤坐在自己的总督府中，心绪异样。每一个时代，只能有一桩最大的事功。曾左时代，这一事功无疑就是平定太平天国。错过了这个机会，他左宗棠此生无望成为天下第一。在平定太平天国之后，当时之人品评天下人物，每以曾、左、李为序，大家认为这是左宗棠的荣耀，左宗棠对此却相当不以为然。后来他曾这样对郭嵩焘说：“阁下……生平惟知曾侯、李伯及胡文忠而已，以阿好之故，并欲侪我于曾、李之列，于不佞生平志行若无所窥，而但以强目之，何其不达之甚也！”实际上，他认为自己才是一时无两的人物，远远高于曾国藩李鸿章二人。

所以，获知幼天王下落后，他想也没想，凭着条件反射式的本能反应，第一时间做出此事。

四

如果仅止关乎个人名誉，曾国藩可能会坦承自己调查不周，引咎自责。但事情涉及他的部下，特别是兄弟曾国荃，他无法让步。左宗棠奏折中的蓄意倾陷，让他更气愤难平。他固然知道左宗棠脸酸心硬，但想不到他忘恩负义、恩将仇报如此。

曾国藩轻易不会攻击别人，但一旦出手，那锋芒也是常人难敌的。他在回奏中这样向左宗棠发起了攻击：

至防范不力之员弁，是夕，贼从缺口冲出，我军巷战终日，并未派有专员防守缺口，无可指之汛地，碍难查参。且杭州省城克复时，伪康王汪海洋、伪听王陈炳文两股十万之众，全数逸出，尚未纠参；此次逸出数百人，亦应暂缓参办。

谕旨威胁要将“防范不力之员弁从重参办”。曾国藩却说，当时全军都忙于战斗，“并未派有专员防守缺口，无可指之汛地”，由此推卸了部下的责任。接下来，他反戈一击，揭出左宗棠当年的一桩老底：原来，同治三年左宗棠攻陷杭州后，曾有数万太平军逃出，左宗棠却汇报成只有数千人。这事曾国藩早就心知肚明，却一直为左宗棠保密。直到今天，才不得不作为撒手锏抛了出来。

左宗棠没想到曾国藩会来这一手。事情闹到这一步，左宗棠已经骑虎难下，况且他本是好辩之人，怎能偃旗息鼓？马上再次上奏，绞尽脑汁进行反驳：

曾国藩称：“杭城克复，十万之众全数逸出”；所谓“十万”、“全数”，果何据乎？两城之贼于二月二十三夜五更窜出，官军皆于黎明时入城；夫以片时之久，一门之狭，而谓贼众十万从此逸出，殆无是理！此固不待辨而自明者也。至云杭贼全数出窜，未闻“纠参”，尤不可解。金陵早已合围，而杭、余则并未能合围也；金陵报杀贼净尽，杭州报首逆实已窜出也。臣欲“纠参”，亦乌得而“纠参”之乎？至若广德有贼不攻、宁国无贼不守，致各大股逆贼往来自如，毫无阻遏；臣屡以为言，而曾国藩漠然不复介意。前因幼逆漏出，臣复商请调兵以攻广德，或因厌其絮聒，遂激为此论，亦未可知。然因数而疏可也，因意见之弊遂发为欺诬之词，似有未可。臣因军事最尚质实，固不得不辩；至此后公事，均仍和衷商办，臣断不敢稍存意见，自重愆尤。

双方你来我往，攻防都很精彩。让他们互揭老底，自相残杀，本来符合朝廷分而治之之计，中枢看到这些奏折，心中暗喜。但是现在毕竟敌人¨wén；　rén；　shū　；wū¨没有彻底剿灭，还不到烹走狗之时，所以不得不和一下稀泥：

朝廷于有功诸臣，不欲苛求细故。该督（谓左宗棠）于洪幼逆之入浙则据实入告，于其出境则派兵跟追，均属正办。所称“此后公事仍与曾国藩和衷商办，不敢稍存意见”；尤得大臣之体，深堪嘉尚。朝廷所望于该督者，至大且远，该督其益加勉励，为一代名臣，以副厚望。

虽没有过多地指责曾国藩，却大大地表扬了左宗棠的公忠正大，称左宗棠“为一代名臣”，其贬低曾国藩抬高左宗棠之意显然。

这年九月，清军终于在江西擒获幼天王，从事实上证明了左胜曾败，曾国藩更陷于难言的尴尬。双方彻底失和，自此而始。直到曾国藩去世，两人之间再没任何私下交往。正如薛福成云：“左文襄公自同治甲子与曾文正公绝交以后，彼此不通书问。”

五

左宗棠如此对待曾国藩，可谓恩将仇报，实出乎常情常理之外。那么，左宗棠是只对曾国藩一人如此，还是对所有朋友也这样呢？或者说，左宗棠的做法，是他的一贯性格使然，还是曾国藩有未被揭发出来的对不起他之处？

考诸左宗棠的生平，我们很容易发现，他一生于朋友之道不屑用心讲求，先后绝交的朋友不止曾国藩一人。

郭嵩焘是左宗棠的发小，也是曾国藩的金兰之好。他曾经在皇帝面前多次举荐左宗棠，因此使左宗棠之名深入皇帝脑海。当左宗棠身陷樊案之中，他为营救左宗棠更是费尽苦心。潘祖荫上书，实际上就是他运作的结果。从这个角度说，他可称得上是左宗棠的最大恩人。

天京城破，太平军残部流入福建广东。此时郭嵩焘正署理广东巡抚。虽然早年关系极好，但是由于与曾国藩走得过近，在左宗棠看来，郭氏此时已经是“曾国藩的人”，让左宗棠心生反感。加上郭嵩焘此时与总督不和，广东官僚体系运转不力。正如当初向曾国藩发动的突然袭击一样，左宗棠在郭嵩焘毫无心理准备之时，参奏郭氏“应变之略，非其所长”，把做官本领平平的郭嵩焘赶出了广东。

如果仅止于此，左宗棠也可以解释为这是为了天下大局，大义灭亲。但问题是他事后又百般推托，不承认是自己将郭氏排挤出广东。郭嵩焘气愤至极，写信给曾国藩说：“鄙人致憾左君，又非徒以其相倾也，乃在事前无端之陵藉，与事后无穷之推宕。”

两个发小因此恩断义绝，郭嵩焘从此对左宗棠恨之入骨，在左宗棠去世后，郭嵩焘的挽诗中有这样两句：“攀援真有术，排斥亦多门！”

纵观一生，左宗棠在人际交往上是失败的。他的高己卑人，刚直无饰，盛气凌人，使他没有多少朋友。在官场上他也天马行空，独来独往，对下属和同事都缺乏包容，这大大影响了他事业的局面。

左宗棠做事“喜专断，务凌人”，所以许多有识之士，对他都敬而远之。曾氏幕府人才济济，左宗棠幕中却人才不多，文人如吴观礼、施补华辈，与左氏相处不久，都见机而作，托故而行。李云麟本为左宗棠努力招致，也不欢而散。幕客严咸甚至因为在左宗棠幕中不得志而自尽。

左宗棠用人，喜欢使之盘旋自己脚下终生不得离去，所以往往并不实力为部下保举，直到他自己可能要离开高就的时候，才会给部下请功。刘锦棠在他麾下屡立大功，却始终是一个道员衔，多年不得升迁，气得他一度想辞职回家。终其一生，左宗棠提携起来的人很少。他的部下中，没有一人后来担任朝中一、二品的文官，在地方出任督抚的也很少。

左宗棠一生与同事共事，纠纷不断。他的铁杆部下刘典，与他分任陕西督抚时，因为督抚不和，曾经愤然告归。左宗棠前期与沈葆桢一拍即合，后来却也因意见不合撕破了脸皮。他与李鸿章虽然没有公然决裂过，但私下里却彼此瞧不起。左宗棠西征时，想招曾门大将鲍超。鲍超却拒不从命，不敢与他合作。细细阅读左宗棠的一生，我们会发现，除了早死的胡林翼之外，他交朋友几乎没有善始善终的。虽然英雄一世，但缺乏友情一环，不能不说是左宗棠一生的最大遗憾。

相比之下，曾国藩的人际交往就比左宗棠成功多了。曾国藩一生朋友如云，且其所深交，都是相当杰出的人物。曾国藩一生功业，半受朋友之助；他事业的成功，从某个角度来说，是善于用人的成功。反过来说，他更善于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对朋友提携报答，不遗余力。曾国藩的部下几乎都经过他的举荐，其中有二十六人成为督抚、尚书，也就是正部级官员。有五十二人成为三品以上，也就是副部级以上大员。此外，道员、知府、知州、县令，更是数不胜数。天京克复前后，湘系“文武错落半天下”。英国历史学家包耳格曾经说：“曾国藩是中国最有势力的人，当他死去的时候，所有的总督都曾经做过他的部下，并且是由他提名的。如果他曾经希冀的话，他可能已经成为皇帝。”（《马格里传》）话虽夸张，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曾国藩影响之大。

后人的一般印象中，曾国藩是一个正襟危坐、不苟言笑的道学家，其实这是一个极大的误解。生活中的曾国藩是一个极富风趣，极重人情的人。在他的一系列头衔比如军事家、政治家、道学家之外，还可以加上一个，叫大社交家。亲情和友情，是他一生快乐的两大来源。他长于言谈，也颇具幽默感。和朋友们诗酒往还、倾心吐肺地长谈是他最愉快的时光。检点《曾国藩全集》，除了奏折公文之外，其他的文字，绝大部分都与朋友有关：除去卷帙浩瀚的往来书信不说，他的诗作，几乎除了安慰遭遇不幸的朋友、怀念远方家乡的朋友，就是与身边的朋友相唱和；他的文章，几乎除了墓志、寿词，就是给他人文集写的序言。作为一个诗文造诣颇深的文章大家，他的笔墨绝大多数都消耗在社交之中，并没有留下多少“个人化”的文字。在曾国藩的人际关系史上，绝大多数人都终生与曾国藩保持着深厚的个人感情。胡林翼始终自居曾国藩之下，说“小店本钱，出自老板”。李鸿章则终生以做过曾国藩的学生为荣，开口闭口我老师如何如何。老朋友郭嵩焘认为，汉代以来两千年，“德业文章兼备一身”，未有超过曾国藩的。刘蓉在曾氏死后，写了整整一百首挽诗。即使是多次受过曾国藩弹劾的李元度，在曾死后也毫不报怨曾对自己的打击，在挽诗《哭师》中写道：“雷霆与雨露，一例是春风。”并且说下辈子还要再做曾的学生，“程门今已矣，立雪再生来。”曾国藩死后，鲍超每“遇岁时伏腊及生辰”，都要设曾国藩的牌位，“焚冥楮若干，以志追感”。这种举动持续了一生。赵烈文于曾死后，更于每年正月初一日早起，拜天、孔子及祖先毕，必拜曾国藩遗像。

曾国藩一生辛苦自持，自言很少有生趣。然而在友情方面的付出与回报，均远多于常人，考曾国藩于人生五伦，几乎没有任何缺憾。在这一点上，曾胜于左何止一筹。

第五节　相忘于江湖

一

失和之后，曾国藩从来没有公开说过左氏一句坏话，私下里也不怎么对人谈论他与左氏的是非短长。真的做到了“相忘于江湖”。

然而左宗棠却停止不了对曾国藩的评论。曾、左失和，是当时天下人都关注的一桩大事。爱护自己名声如同眼珠一样的左宗棠当然十分重视别人因此对他的评价。然而天下左袒曾而右袒左者居多，一是因为曾国藩的为人居心久为人所知，二则曾国藩毕竟算是左宗棠的恩主，在传统社会，忘恩负义是一个怎么讲也难以周全的事。左宗棠对此当然郁闷殊深。

因此他一定要为自己辩解。所以许多笔记资料都记载，曾左失和之后，左宗棠每见一人，都要谈他与曾国藩关系的来龙去脉。每谈此事，则必“大骂”曾国藩。

曾国藩的部下薛福成就这样记载说：

文襄每接见部下诸将，必骂文正。然诸将多旧隶文正者，退而愠曰：“大帅自不快于曾公斯已矣，何必对我辈烦聒？且其理不直，其说不圆，聆其前后所述，不过如是。吾耳中已生茧矣。”

同治五年郭嵩焘写给曾国藩的一封信也验证了薛福成的这一说法。

郭嵩焘对曾国藩汇报说：“退庵言：在营日两食，与左君同席。未尝一饭忘公，动至狂诟。”

“大骂”、“狂诟”这些词汇给人的印象，是左宗棠一提到曾国藩就“国骂”、“三字经”不离口。其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