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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了-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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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春阳之死震动全皖，散落在各处的新军士兵自发集结起来，要回安庆为吴春阳报仇。同时安庆士绅的请愿信也递往九江。此事不仅让皖赣两省势同水火，还间接伤了湖北黎元洪的面子，马毓宝也不敢大意，派参谋长李烈钧来安庆收拾残局。李烈钧跑来当了几天临时的安徽都督，将黄焕章部送回江西后，自己也声称要去武昌助战，弃位而去。
都督虚位，安庆党人与士绅自发地组织了“临时省参事会”，十月二十二日（12月12日），票选孙毓筠为皖军都督，同时上海中国革命同盟会本部，也选任孙毓筠为皖军都督，还有寿县的淮上军、庐州军政分府、芜湖军政分府，也一致拥护。孙毓筠何以受此拥戴？他革命是老资格，又出身安徽世族，各方面都能接受。
孙毓筠此时刚刚被光复南京的江浙联军，从两江总督衙门里放出来，到了上海。安徽迎接的专使一到，他就启程回皖，途中不免有些险阻，但末了还是来到安庆履任。从上海出发前，他写信给一位杭州的好友，请他务必回安徽来帮忙，因为孙毓筠自己，就是1905年被此人引入革命之路的。
收信人是陆军小学堂的陈仲甫，那时还没有人叫他陈独秀。
【“皖人治皖”】
陈独秀到了安庆后，据说是担任了都督府秘书长，但民国政府的备案中，他只是“秘书”。都督府秘书科上书大总统孙文，要求保护刘光汉（刘师培），陈独秀的签名“陈仲”列于第五位，不太像是掌事权的人。
陈独秀在孙毓筠手下的时间也不长。这可能与他的性格有关。据当时安徽都督府掌管文书及收发的科长张啸岑回忆，陈独秀“性情过于急躁，想一下子就把政治改革好，常常为了改革而与人发生口角，每逢开会，会场上只听他一个人发言，还总是坚持己见，孙毓筠也无可奈何，还不得不从”。这样的秘书不好用，用不好，是很自然的。
更关键的问题是：1905年与陈独秀共同发起成立“岳王会”的柏文蔚，要与孙毓筠争做都督。陈独秀会站在谁的一边？论关系交情，自然是柏文蔚更深，否则柏当上都督后也不会请陈独秀正式担任都督府秘书长，但陈独秀是孙毓筠请回安庆，背之亦为不义。陈独秀没在都督府呆多久，就辞职去办安徽高等学校，我怀疑跟他在孙柏之争中难以自处有关。
柏文蔚也有难言的苦衷。岳王会解散后，他去南京入伍，曾做到第九镇三十三标二营管带。武昌事变后，柏文蔚从奉天南下，策动第九镇统制徐绍桢起义，攻打南京，立下大功，被任为第一军军长兼北伐联军总指挥。他本不必回安徽与孙毓筠争这个都督。
怎奈南北议和，终于告成。北伐梦想成为泡影，柏文蔚驻军浦口，位置十分尴尬。盖因此时张謇等人，实在难以容忍江苏境内驻扎着安徽浙江等多省部队，提出“苏人治苏”的地方自治口号，客军难于存身。正好此时黄兴命柏文蔚率军护送孙毓筠回皖，清除地方势力。柏文蔚自觉论革命资历，论掌握实力，他都远在孙毓筠之上，动动都督的心思，很正常。
柏文蔚自己的回忆录里，将这一场争夺写得十分堂皇：孙毓筠不断请柏入皖，甚至说出“病在垂危，二子托孤”之语，柏文蔚推却不过，来到安庆，发现孙在骗他。柏文蔚说，孙毓筠的用意，是想请他代理安徽都督，孙自己可以乘机入京，与袁世凯接洽，“另谋其他之出路”。孙毓筠是如此渴望进京，以致不等柏文蔚同意，便致电北京，请袁世凯任柏文蔚为代理皖督，进一步更“运动皖省商民纷来浦口请求回皖主持皖事，代理都督”，于是柏“不得已从之”，后来柏文蔚还几次辞职，要把都督还给孙毓筠。（《烈武先生革命谈话》）
柏文蔚进行这段回忆谈话时，洪宪复辟早已结束，孙毓筠作为“筹安会六君子”早已臭名昭著，所以柏文蔚怎么说孙与袁世凯勾结也没关系。试想袁世凯能给孙毓筠什么样的“出路”，比做本省的都督更有吸引力？筹安会成员中的老革命党，如胡瑛，如李燮和，哪个不是被本地同志排挤得无处容身，才去北京投靠老袁的？
因此另一种说法可能更靠谱：柏文蔚一面放出风声，扬言孙毓筠吸食鸦片，白天不办公，不见客，一面又秘密求黄兴转请孙大总统派他为安徽都督。孙文回答说，柏文蔚、孙毓筠都是革命同志，又是安徽同乡，让他们自己商量。
于是柏文蔚仿张謇故智，提出一个口号叫“皖人治皖”——奇怪，孙毓筠也是安徽人，还是望族，他当都督难道不是皖人治皖？这里有个说道。柏文蔚对人说，孙毓筠只是刘阿斗，真正的诸葛亮是韩衍，都督府实权握于韩衍之手，这个人是江苏人，怎么能够治理安徽？孙毓筠任用外人，因此不配做安徽都督。
一时间，安庆城的目光都集中在这个江苏人身上。
☆‘文~☆；
☆‘人~☆；
☆‘书~☆；
☆‘屋~☆；
☆‘小~☆；
☆‘说~☆；
☆‘下~☆；
☆‘载~☆；
☆‘网~☆；
【奇士韩衍】
韩衍光复前在安庆城中便颇有名气，他四十多岁，以乞丐身份出现，“身材短小，常穿一套褴褛布衣，面部黧黑且多斑点，头发蓬乱，胡须满面”，这付尊容在安庆丐帮中倒不算特殊，不过他带着个二十几岁的漂亮老婆林红叶，不免引得旁人侧目。
光复前，这对夫妇就在萍萃楼摆书摊，组织了一个读书会，自办一份《安徽通俗公报》。光复后，他们搬到同安岑街，韩衍此时开始张扬起来，红漆了大门，自题门额为“红叶诗馆”，两旁的对联写着“盘古第二，乞丐无双”。
于是韩衍夫妇的秘闻渐渐被传播出来。韩衍是江苏丹徒人，自幼家贫，立志向上，考入江南高等学堂，因为闹学潮被开除。那时南通张謇正在江苏，颇为赏识，收入门下，后来又介绍韩衍入北洋幕府，任督练处文案。此时大约韩已经是同盟会员。
关于他为何脱离北洋，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说韩衍在保路运动中，反对袁世凯派兵南下弹压沪杭甬铁路风潮，上书朝廷，攻讦袁“植势力于东南，居心叵测”。韩衍知道此举定会触怒老袁，上书后立即出走，经过直隶总督杨士骧转荐，到安徽巡抚冯煦幕中，继续当文案。
另一种说法则刺激得多。据说韩衍的文采，袁世凯也很赏识，令其教公馆里的使女识字，韩衍乘机拉拢了一名使女，要她注意偷听袁世凯的日常机密，尤其与革命党相关者。后来孙毓筠在南京密谋革命被捕，案子里涉及到韩衍，两江总督端方密电袁世凯询问。韩衍与使女知道事败，便学那李靖红拂故事，结伴逃往日本。韩衍给使女起名红叶，两人结缡。这年韩衍四十二岁，红叶廿四岁。
韩衍在光复前，以舆论家著称，主持《安徽通俗公报》，继陈独秀《安徽俗话报》之后，一面宣传革命，开启民智，一面揭发政治黑幕，批判官吏弄权，尤其是反对出卖铜官山矿权给洋人，颇遭人忌，居然导致韩衍遇刺，身中五刀，却没有死。
他的政治才干表现在浔军之乱后，彼时朱家宝已出走，吴春阳死难，李烈钧也不肯接这个乱局，安庆处于权力真空状态，韩衍挺身而出，发起组织“皖省维持统一机关处”，由前军政府的军政、民政、财政三部合成，韩衍出任秘书长，成为事实上的安徽都督。韩衍在机构发起文中说：“一线共和，萌芽于此，至以吾皖三千万人之生命财产为个人都督的代价，同人等不忍为也。虚此一席，以待完全会议成立，再行推举贤能，适合共和性质，如渝此盟及其他之丝毫图利者，我四万万人共诛殛之。”
待得孙毓筠就任，仍然很信重韩衍。陈独秀虽是孙毓筠旧友，恐怕在都督府中还没有韩衍得势。这时韩衍又发起创办了一张《安徽船日报》，有人说韩自任社长，陈独秀是总编辑，如是实情，两人关系当还不错。然而也有人，如张啸岑，说陈独秀眼光很高，瞧不起韩衍。
当时安庆说韩衍坏话的大有人在，说他说话杂乱无章，骂人不讲分寸，说他操纵都督，揽权自为，“说好可称他为‘革命志士’，说不好则是‘文化流氓’”。这种处境难免让人心中悲凉，韩衍创办的《安徽船》今日已无存，我们只知道他在创刊号上刊登了一首赠报社同志的诗：“怀宁驿口浪滔滔，万马声中茅一篙，寄语诸君须坐稳，前途月黑正风高。”
而韩衍最天才，也是最为人忌的事业，不是办报，而是组织青年军。
韩衍身历安徽光复全过程，目睹同志吴春阳的惨死，他当然看出问题的症结何在：革命党人没有自己的军队。从武昌到上海，从滦州到通州，革命党人一直在尝试“运动”新军起事，或收编会党，但这些军队没有精神上的指引，也没有严密的组织，他们很容易溃败，很容易离散，也很容易腐化。
张謇与袁世凯对韩衍的赏识，并不是对一个诗才甚好的文学青年的赏识，他们都认为这个年轻人是大时代的奇才。他果然是。
韩衍以陆军小学、测绘学堂与尚志学堂学生为中心，成立了青年军。他不要新军，也不要会党，更不要专意吃粮的兵油子，这一点他倒是与对手柏文蔚心意相通：要保持革命队伍的纯洁性。
青年军初创时有七八百人，分为三个大队，每大队设大队长一人，军监一人。三大队之上，设总队长和总军监各一人。
军监是什么？听上去很像古代的监军，其实军监“掌理军中政令和文化教育事宜”，也就是后来北伐军中的党代表，工农红军中的政治委员那个角色。
韩衍自任总军监，三个大队的军监，都是为时论所重的文化人，如易白沙。
青年军的军旗，既不是铁血十八星旗，也不是五色旗，而是红底上缀一大大的黄色“人”字，以示军队奉行人道主义。
韩衍每星期向全体队员讲话两次，并著有《青年军讲义》十四讲，每人一册。每个学员入伍时要填志愿书，要求服从纪律，立志献身革命。
韩衍对青年军的训话里，反复说到“志士未尝不用钱，但是志士的钱要大家用，志士未尝不吃饭，但是志士的饭要大家吃”，青年军中从上到下，每人每月八块大洋的津贴，“吃饭是上下一样，并且要轮流挑水、买菜，有时还要集体劳动，做一些打柴、修路工作”。
韩衍还专门为青年军办了一份刊物叫《血报》，发刊词说：“以言破坏，则血洗乾坤；以言建设，则以血造山河。公理所在，以身殉之，则以血溅是非。”
可以说，韩衍打造了一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军队。袁世凯小站练兵，北洋军装备不可谓不精良，但说到理念推行，不外是“效忠皇上，报效大帅”的旧伦理。对于一名有知识有文化的现代士兵，这种价值观远不足让他效命沙场，进而实现人生意义。
这支青年军直接隶属都督孙毓筠。可惜，韩衍没能看到及锋而试的一天。
民国元年二月，孙柏之争进入白热化阶段。柏文蔚既然高调提出“皖人治皖”，那好吧，由高语罕等人牵头，一群名流“联名邀请韩衍加入安徽太和县籍”，并在安庆北门醒民戏院召开“欢迎韩衍入籍大会”。
成了安徽人的韩衍，在《安徽船》上连续撰文，大骂柏文蔚不思推翻清室，反而抢夺地盘，一心升官发财。柏文蔚也不示弱，吩咐手下文案大发电报，与韩衍互相攻击。（我猜柏文蔚麾下那些笔杆子，定然骂不过韩衍。）几天下来，韩衍将来往电稿，编成《五日交涉记》，印成小册子向外散发。这带有法国大革命色彩的手段彻底激怒了柏文蔚。他认识到自己虽有兵权，但孙毓筠有韩衍，韩衍有《安徽船》与青年军，争夺都督将成画饼。
柏文蔚派出了自己的本家侄子柏若浩，在“红叶诗馆”附近刺杀了韩衍。果然，孙毓筠失去韩衍，再无力与柏文蔚一争雄长，只好让出都督位置，跑到北京去坐冷板凳。
柏文蔚上台后，立即停办《安徽船》，解散青年军，还当众焚毁了“人字旗”。然而，最后几期的《安徽船》上，刊出了《呈报韩君事迹并请旌恤文》，中云：“韩君以乞丐生涯，尽国民义务……其停辛伫苦，牺牲国事之劳，实不在熊成基、范传甲诸烈士之下。”此文的执笔者，有人说便是将任都督府秘书长、据说不太瞧得起韩衍的陈独秀。
非常时代，死人很寻常，纵然是韩衍这样有过大影响的人物。二次革命一起，袁世凯任用的安徽督军倪嗣冲攻占安庆，谁还记得这个破衣烂裳满面胡须的小个子江苏人？或许被解散的青年军学员手里，还遗留着他亲撰的《青年军讲义》，上面写着“彼以一死赴将军之命令，我以一死争世界之是非……且自家一身于身外，即世界主义之起点”。
列强围观下的战争
【议取登州】
“子鉴，你还记不记得光绪三十一年，你从日本归国，我们开登州同乡会，就在会中订交。你回日本时，留了三本书给我？”
“如何不记得？我就是那年介绍你加入同盟会的……那三本书是……《革命军》，还有章行严编的《黄帝魂》……还有一本是，是……”
“《三十三年落花梦》！”
“对！哈哈哈……”
“光绪三十三年你又回国，来杆石桥学堂访我，正好碰上学部侍郎清锐来鲁查学，前后任的提学使载昌、连甲陪着他。你望着堂上三人，怒不可遏，低声问我敢不敢血溅五步，杀此异种！记得么？”
“记得，记得……你当时吓得拿手把我的嘴堵住，骂我孟浪，我反骂你‘畏难苟安’，只挂记着老母幼女……”
“不错，当时你怀里揣着六轮手枪，立时便要出手。子鉴，杀三个满洲学官儿，于大事无补，但如果真干了，你我只怕等不到今天了……”
“汉尘！你倒说说看，今天又该如何？”
“你心里明白，你到登州来访我，就是为了这件大事……子鉴，今天是辛亥年十月十一，海内滔滔，全国廿省已非满清所有，满奴命运告终，即在目前。只可惜我山东独立未及两旬，就宣布取消独立……”
“孙宝琦是袁世凯和奕劻的儿女亲家，他怎么肯真独立？这也是意料中的事。”
“可是山东无事，直隶即不敢动，北都小朝廷就可以高枕无忧！子鉴，你是同盟会山东主盟，孙中山先生对你有厚望，我们当尽力一搏，给袁贼当头一棒！”
“说得好！汉尘，我久在国外，省内形势不如你熟。你说，该当如何下手？”
“你我都是登州人，当然知道本地自明以来，即为重镇。戚继光当年把水城炮台一直修到了丹崖山下的水上，人称‘海上长城’。袁崇焕经营辽东，以毛文龙守登州，以为犄角之势。甲午之战，日寇取威海，也是先以海军袭登州。所以我们当先从水上取登州，再攻黄县、莱州。你家是黄县的，当然知道黄县富绅巨室，商店林立，军费可以从那里筹集。到那时，胶东就可以与辽东联成一气！听说孙中山先生已经任命蓝天蔚为关外大都督，我军占据登州，与旅顺、大连、海城一衣带水，号召关外健儿，一鼓作气，可以直指京师！子鉴，你如果同意我这个计划，我们立即就可以着手，男儿热血，正要洒在这种时候！”
“汉尘，汉尘，果然胸中有百万甲兵……我没有看错你，走，今夜我们就要拟出取登州的方略来！”
1911年12月1日，山东同盟会主盟徐镜心（字子鉴）在登州华提士药房，与同科秀才、烟台东牟公学教员孙丹林（字汉尘），加上当天加入同盟会的药房主人柳仲乘，三人喝着辽阳白酒，筹划攻登州的方案。
子鉴，你说说，烟台是怎么回事？
【独立如昙花一现】
山东的事儿，得从济南说起。
平心而论，说各省革命，山东“寂然”，是不对的。山东的问题在于巡抚孙宝琦固然无心独立，谘议局又很不得人心，地方各势力的博弈缺乏制衡，很容易失控。试看取代谘议局的“山东全省各界联合总会”，居然举出一个在外宦游多年、11月2日才应邀回乡的前静海知县夏溥斋当会长，足见会中本地各方势力是如何颉颃不让。
早在11月5日，徐镜心就代表同盟会在各界座谈会上提出《山东独立大纲》七条，这七条决绝无比，不仅要“与满清政府永远断绝关系”，号召“凡我同胞，对于满清均有复仇之义务”，“满清课税一律停止交纳”，对于不听各界联合会调遣的军警团练，“与满贼一体仇视之”，虽然声明了“对于外国旅游绅商，均负保护之义务”，但言明山东之土地财产“无论抵押给何国、借何款”，“概不承认”。山东旧势力根基既深，德、英、日等外国利权复重，这个独立大纲若公开出去，顿时就会激起轩然大波。
经过所谓“和平派”的反复修正，交由孙宝琦代奏朝廷的“八项要求”，虽然已经抹去了对抗色彩过浓的条款，但仍然显得非常激烈——辛亥年，北省的革命诉求往往比南省更为激进，原因多种多样，如受压迫盘剥更深，利权外溢更甚，而最主要的一点，是绅商阶层于对立双方（官吏、革命党）的制约能力都不强，往往成为双方都可以凭借暴力压服的对象。
这八项要求是：
一、政府不得借外债充军饷，以杀戮我同胞。
二、政府须即速宣布罢战书，无论南军要求何条件，不得不允许。
三、现驻在山东境内之新军，不得调遣出境。
四、现在山东应解协款饷及节省项下，暂停协解，概留为本省练兵赈荒之用。
五、宪法须注明中国为联邦政体。
六、外官制、地方税，皆由本省自定，政府不得干涉。
七、谘议局章程，即为本省宪法，得自由改订之。
八、本省有练兵保卫地方之自由。
会议并声明，如清政府三日内不答复，山东即宣布独立。
这八项要求，看得孙宝琦直摇头。如果清廷居然答应八项要求，那么它所受的限制，比山东直接独立还要严厉得多：政府不仅失去了山东的立法权、财权、兵权，而且要用宪法确定山东自治的合法性，还必须任由南军提出要求，且不得借外债。说句笑话，这比列强以往各种令大清丧权辱国的条约还要严苛。山东人这是自己把自己变成了人质，用来要挟朝廷。
经过绅商代表们苦劝，孙宝琦才同意将此条款代奏。
朝廷果然在三日内就有了答复。很显然，清廷并不愿意在这个时候失去山东，它的分条回复极为缓和：第一条，外债已交资政院公决缓议，确无以山东土地作抵之说（这是山东人的一块心病），决不作为军饷之用。第二条，朝廷已宣布罢战，南军将来提出的条件，将征集各省意见，如意见相同，即可照准。第三条、第八条照准，已有电谕停止调遣。第五、六、七条，应先在宪法中规定，将来讨论宪法时，会“征集各省意见共同议决”。
应该说，朝廷对山东做了很大的让步，能同意的都同意了，第五、六、七条涉及的官制、立法权、税权，如果将来是立宪政府，自然应该由宪法确认，如果仍然是专制政府，它同意这三条，则无异同意山东独立。不作答复，委之将来，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然而革命热情已经燃起的山东人大为不满，认为清廷是在不负责任地推诿敷衍，“山东独立”之声再度高涨，连日开会，推动此事。孙宝琦也看出来了：不独立一把，过不去这关。而且第五镇新军也已倾向独立，这种关头大家都得听枪杆子的。他虽然口头对联合会代表称“惟有以身殉职，纵令不死，也不能领着大家独立”，私下却急电内阁：“万不得已，拟即组织临时政府。凡用人、调兵、理财，暂由本省自行主决，不复拘守部章与约，为保本境秩序、不予战争，一俟大局定后，中央政府完全无缺，即行撤消。”
孙宝琦很快就兑现了他的承诺。山东于11月12日宣布独立，11月24日又宣布“取消独立”，一共才十二天。如此倏起倏灭，考其原由，第五镇新军内讧应占首位。军中反独立一派渐占上风，这事的背景是11月16日袁世凯出山，组织内阁，一纸令下，第五镇里的亲袁派全部超升，权力结构顿然改变——莫要忘了庚子之前袁世凯就是山东巡抚，培植的势力遍及山东。
山东离北京太近，鲁省绅商大抵惟旅京大佬马首是瞻（这也是为什么夏溥斋会当选联合会长的重要原因），山东独立之后，旅京山东同乡“非常震惊怨恨”，认为山东根本没有独立的资格，通电反对之余，还要求清廷速派重兵，戡定大乱。北京同乡的反应，影响山东人心不小，当反对独立的“山东全体维持会”成立后，联合会连夜开会商讨应对之策，意见却大相分歧。革命党人主张按独立时的公告，参加民国军政府，就地组织武装暴动，原谘议局成员却主张北上晋见袁世凯，请这位前巡抚向朝廷进言，平息山东乱局。意见南辕北辙，联合会就此解体，各行其是。
【外人插手了】
济南取消独立了，可是烟台还独立着呢。
革命党人的主要活动范围在胶东，又分为两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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