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十大将军传-第1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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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黄克诚与同院的刘副省长下棋消遣，也不议论什么，因为实在弄不清楚。

国庆节开会时，省委通知黄克诚不要去参加了。

周围的气氛显得越来越令人不安。

看来凶多吉少，黄克诚有种预感。

黄克诚虽然经历过无数次运动、斗争，但对“文化大革命”还是摸不着头脑，对它会怎么发展，心中完全无底。就这样，过了1966年。

1967年1　月。刚过新年的一天。

太原。省委大院。

北京地质学院、清华大学、北京航空学院的学生三十多人，气势汹汹地闯进了黄克诚宿舍。

“走，快跟我们走！”他们对黄克诚又推又嚷。

“你们要干什么？”黄克诚喝问，一脸正气。

“于什么？就是要你黄克诚跟我们走！”

“为什么？”

“你自己难道不明白？”

黄克诚见事已至此，便说：“那得通知我的秘书，报告省委、省政府一下。”

黄克诚抓起电话机要打电话。他们动手阻拦，不许黄克诚打。

黄克诚故意发脾气，把电话机重重地摔到地上，又大喊大叫：“你们为什么不讲理？”

这一吵闹，吸引了大院里许多人来看热闹。

黄克诚想：有这么多人看见，就不会没有人知道我的去向了。再和他们争吵也没有什么作用。

于是，黄克诚回头对这些学生说：“我可以跟你们走了。”黄克诚在太原被关了一天，第二天就被押上火车。车行一夜，便到了北京。

黄克诚陷入了沉思。他想，在山西总计呆了一年多一点就又回来了。可笑当初还打算在山西长久住下去呢？想到这里，黄克诚不免大发感慨。

大街上尽是花花绿绿红红白白的大字报，到处是“打倒”、“火烧”、“炮轰”等字眼。

黄克诚先被带到了地质学院。有不少学生监视他。黄克诚便和他们聊天，试图了解情况。

有个学生说：“薄一波也给我们抓来了，是我们抓的。”黄克诚本想通过闲谈，劝他们清醒一些。但是，他们正陶醉于这种“革命”行动中，自然不听黄克诚这个“大黑帮”的话。又过了一天。黄克诚听到他们议论，说是上面不肯收容他。这一下，抓他的人似乎伤了一阵脑筋。

后来，终于得到了北京卫戍区对黄克诚实行“监护”的决定。于是，黄克诚又被送到一个简陋的营房里，改由北京卫戍区“监护”了。

当时，黄克诚不知身在何处。直到有一次从一张买东西的发票上，看到五棵松某店字样，才知道是在五棵松附近。此后，黄克诚常常和看守他的人吵架。他们对他有侮辱行为时，黄克诚就反击。

黄克诚明知自己年老体衰，和年轻小伙子打架是自找苦吃，但他打不过也打，不甘蒙冤受辱。

这么一来，他们反而感到为难了。他们心里嘀咕：这老家伙找死，动不动就拼命，难办！

1967年1　月，黄克诚前列腺急性炎症发作，异常痛苦。一个军医给他在尿道中插了一根很粗的导尿管。黄克诚十分难受，觉得长此下去总不是办法。

便写信给中央文革负责人陈伯达，要369　求住院治疗。此后，黄克诚住进了二六七医院。3　月，黄克诚的病情基本得到了控制。专案人员带来了黄克诚夫人唐棣华来看他。

此地此景，两人不知说什么才好。于是，他们握握手，相对一笑，然后便坐下来谈病情。

3　月10日，黄克诚出院，监护地点转移到玉渊潭一带。在这里，被监护者每人住间小屋，相互隔离。黄克诚过着失去自由的孤独日子。

他的住房只有九平方米，除了一张床外，只有一张小桌，一只小凳。此外一无所有，什么也放不下了。

这时，山西那边黄克诚的秘书把他指定的报纸参考资料等按要求寄到这里，家里也通过专案组送些衣服、食物和马列主义毛泽东著作。

黄克诚在这里写诗纪事：七律纪实无端入狱亦寻常，且把牢房作学房。

日习楷书百余字，细研经典两三章。

粗粮淡菜情偏好，板床薄褥睡亦香。

尚有闲情觅闲趣，斗居旋转乐洋洋。

4　月，黄克诚看到窗外一棵桃树上桃花似火，灿烂如霞。但是，不久就被狂风刮得零落不堪。

黄克诚由此想到多次陪彭德怀等同志被批斗，以及看到大批干部被打倒，便无法控制自己愤懑的感情，又作词一首：调寄蝶恋花桃花满树桃花红烂漫，一阵狂飘，吹掉一大半。

落地残红何足羡，且待来年看新瓣。

人间变化千千万，升降起落，犹如急流泛。

天翻地覆大转换。

英雄转瞬成坏蛋。

后来，专案组发现这首词后，如临大敌，一方面要“监护”单位找原因，查明黄克诚为什么有条件写诗填词，同时责令严密监视黄克诚的行动，杜绝类似事件发生。

黄克诚敢作敢为，毫不隐瞒自己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他在一份材料中写道：我于1967年5　月至12月间，填了一首《蝶恋花》词，题名是“桃花”。

这首词表达了我在这个时期里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和心情。

在谁反对“文化大革命”就打倒谁的时期，黄克诚把自己对“文革”的看法痛快淋漓地表达出来，这既体现了他极高的识别真假马列主义的能力，又充分显示了他一向无私无畏、敢讲真话的品德。

为此，专案组不但多次对黄克诚进行批判，而且作为一条371“罪状”

写在黄克诚的“审查结论”中。

这期间，黄克诚一共被批判了二十次左右。

从8　月起，专案组又重新对黄克诚进行审查。

审查者先是从他的自传中找矛盾，让他一件事一件事写书面交代。有些问题卡住了，就进行调查。专案组为此曾跑到黄克诚老家两次。凡是黄克诚到过的地方，都要一一调查。这样，一直到1968年3　月，一共审查了8　个月。

他们着重查黄克诚的入党问题，逼他承认是假党员。这令黄克诚哭笑不得。黄克诚想，自己在党的领导下参加武装斗争，出生入死几十年，怎么会是假党员呢？

原来，黄克诚入党时的证明人，都在战争中牺牲了。只有一个介绍人活着，而这个人却说他不记得介绍黄克诚入党。此人确实是当时湖南第三师范学生运动的负责人之一。但是，黄克诚入党情况特殊，是和另一同志一起先与特委接头，得到同意后，再请第三师范的同志担任介绍人的。

黄克诚入党时，和他谈话的同志是由特委派来的，入党后又由特委和他直接联系，所以和第三师范的介绍人反而没有多少接触，也没有在学校过组织生活。这样，湖南第三师范的同志忘记了，不足为怪。

但是，根据这一点，就认为黄克诚是假党员，简直毫无道理。

专案组不顾黄克诚说明的情况，对他大搞逼供信，甚至采取车轮战法，通宵达旦，不许他休息。有时，甚至采取打骂等侮辱手段。

这一段时间，通常总是十几个人围攻。

一天，忽然来了二十多人，威风凛凛地摆出要打人的架势。先由两个人抓住黄克诚的膀子，使他动弹不得。黄克诚一看情况不妙，不愿受辱，便使劲挣脱出一只手，抓起桌上的茶杯猛砸自己的头。于是鲜血直流，黄克诚马上休克了。

这帮人没有料到会出现这种情况，只好僵旗息鼓而去。管理人员请医生给黄克诚包扎了伤口，又让他休息了一天。对此，黄克诚十分气愤。他马上给林彪写信反映情况。信中说：我入党四十余年，历史长得很，要找碴，可找之处甚多。他们根本不懂历史，不懂旧社会，不能理解我们的路是如何过来的，一味瞎纠缠搞下去，搞到我八十岁也搞不究。这种逼供方法，势必逼得人乱说，牵累许多无辜者。

这个教训历史上已经有不少。固主席事忙，只好写信给你，请考虑一下。

黄克诚请傅崇碧转交此信，后来知道林彪收到了此信。黄克诚不仅写信揭露专案组的迫害，而且还当面对专案人员不顾事实的逼供和谩骂给以义正辞严的回击。

一天晚上，专案人员见黄克诚伤势已无大碍，就重整旗鼓，又来围攻。

整整逼了黄克诚24小时，仍旧一无所得。

这时，一个装腔作势的家伙用手指着黄克诚，骂道：“你这个混进党内的反革命，这么顽固！”

黄克诚大怒，忍不住骂道：“你他妈的懂个屁！”这下子，他们几十人围了起来。

“好啊，你骂人，气焰那么嚣张，真是现行反革命！”有人吼道。

黄克诚想：你们可以换班，我可必须争取休息，留点精神对373付你们。

于是，他说道：“好吧，我骂了你，你是革命造反派，骂你就是骂革命造反派，就算是反革命吧！”

他们听了这句话，觉得取得了初步胜利，这才罢手而去。

第三天，他们又来逼问“假党员”问题，准备仍用上次的方法来达到目的。

但是，黄克诚已想好了对策。黄克诚不等他们开口，就不慌不忙地说：“我要发表声明：从你们开始对我逼供的那一天起，凡所有你们逼我写的检查材料、交代和讲话中被迫说的话，我现在宣布一律无效。今后，你们逼我再讲、再写的东西，也同样一概无效。特此当着你们大家，郑重声明。”

黄克诚的声明使专案人员大出意外，他们目瞪口呆，好长时间什么话也没说。

过了一会儿，他们又改问黄克诚：“你为什么写信给林副统帅，不经过我们？”

“经过你们，这信就转不到了。我对你们有意见，写信给你们的上级领导，为什么一定要经过你们？”黄克诚理直气壮地回答。

从此，专案人员的态度有所改变，“提审”、“批斗”的方式平和多了。

那彪形大汉的打手也不来了，他们对黄克诚改用说教、劝供的方式。

他们连续劝说了一个星期以后，问黄克诚：“你听进去了没有？”

“有那么一两句我听进去了。你们王组长说，我是因为参加革命，才得到党和国家的任用，担任了重要职务。这句话说得对，我听进去了。其余的话，你们全白说了，我一句也没听进去。”黄克诚瞪了他们一眼说道。

以后，专案人员就让黄克诚写详细的自传。他们这些人头脑冷静了一些，可以听得进一定的道理了。

于是，在这次自传中，黄克诚写了上次没有写的一件事。

1929年，黄克诚奉命从井冈山回湘南开展游击战争，失败后遭到敌人通缉。黄克诚无法藏身，便来到长沙。经当时在国民党二师工作的同学介绍，化名当了该师三个月的图书管理员。后来，他把此事向组织作了报告。

当时，处于白色恐怖时期。为了隐蔽力量，党规定经过组织同意，可以自谋职业。因此，黄克诚虽然事先来不及征得组织的同意，但随后即作了报告。

专案组左调查右调查，也没有查出什么事。

后来，1984年整党时，当调查人员向他了解“文革”中专案人员的问题时，他说：“1975年专案人员给我写的‘结论’，不能看成是诬蔑。1929年，我在国民党军队当过三个月的图书管理员一事，虽然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战初期曾向组织报告过，但延安整风就没有交代。那时搞‘抢救运动’，怕交代后没完没了。这是事实，我认错。”

黄克诚光明磊落，泾渭分明。

1968年8　月，黄克诚又被转移到公主坟一带。

1970年，黄克诚仍旧被监禁。冬天冷得很，手臂疼痛，黄克诚采取了自我疗法，用强力按摩疼处，倒也颇有效，以后，他就经常进行自我按摩。

1971年9　月13日，林彪叛国事件发生后，监管人员的态度大大改变。

1972年，黄克诚从广播中得知老上级陈毅逝世，极为难过。后来，又听说刘少奇、贺龙、陶铸等也都在“文革”期间逝世，但不知详情。

不久，准许家属探视了。一次，黄克诚的夫人带着子女来看黄克诚。他们除了谈家里的情况外，主要是谈社会经济情况。这是黄克诚最关心的一个问题。

此时，监管越来越松，只是需要写检讨应付差事。到1973至1974年，管制更加放松，问也不大问了。

1974年，黄克诚因病住院。他得知彭德怀也住在这个医院，但两人都在监护之中，仍是不通消息。彭德怀因病逝世，黄克诚一点也不知晓，后来才听说此事。

1974至1975年，周恩来总理病情加重。“四人帮”幸灾乐祸，以为总理病重，他们便可取而代之，没想到毛泽东选择了邓小平主持中央的党政日常工作，着手对各方面进行整顿。

1975年1　月，黄克诚因前列腺炎急性发作，在邓小平的批示下，住进三○一医院。一个时期后，病情渐渐好转。

黄克诚夫人又给邓小平写信，请求解除黄克诚的监护。专案组说在他们的材料上签字后，就能上报解除监护。此事因专案组和黄克诚在材料签字上有不同意见，拖了很久。

后来，黄克诚夫人对他说：“这个材料其实与庐山会议的结论无大区别，你将来如能解除庐山的冤案，一些附加的罪名不辩自消。”于是，黄克诚勉强在材料上签了字。

专案组如释重负，马上对黄克诚宣布：中央决定给你解除监护，仍回山西任省长。

黄克诚出了医院，在招待所住了几天，就回山西去了。1975年秋，黄克诚刚到太原时，省委还有让他参加工作之意，但不几天就变了，说黄克诚身体不好，还需休养，市内不宜居住，要他搬到市外晋祠去住。

原来，此时情况又发生了变化。

邓小平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对各方面进行整顿，各条战线出现了生机勃勃的景象。但是，当邓小平要系统地有步骤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时，事情起了变化。

1975年底，在江青集团煽动下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炮制了“老干部就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荒谬理论，把斗争矛头指向老干部，把各方面的整顿诬为“全面复辟”，揪邓小平的代理人。

邓小平又一次被整下台。黄克诚等一大批老干部未得到解放。

全国再度陷入混乱之中。

第十四章　平冤案尽心力晚节称典范“四人帮”垮了台，黄克诚被解除了“监护”，从外地回到了北京。

黄克诚住在西郊的一家招待所。没有人来看望他，陪他的只有一位不大爱讲话的战士。黄克诚觉得很寂寞。

这天，他拄着拐杖，穿过车水马龙的大街，到对面的总后勤部看一个老部下。

他们很熟悉。但是从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他们就再也没有来往过。

老部下还不知道他回来了，黄克诚就去找他。“四人帮”倒台了，还怕什么？

黄克诚拄着拐杖，磕磕绊绊地向前走着。

七十多岁的人了，双眼又患有严重的白内障，几乎失明，几步之外的人都看不清面容，拐杖是他的眼睛。

到了总后勤部，黄克诚没有找到老部下。

他又问了其他几个熟人的下落，但是都没有结果。黄克诚感到很累，准备回招待所。

路上，黄克诚忽然想起总后还有一个熟人：自己过去的警卫员王秀全，现在总后开汽车。

于是，黄克诚步履艰难地来到了小车队调度室。“老王，有人找你！”

一个人找到王秀全说。

王秀全来到调度室。

当他认出来人是黄克诚将军时，又惊又喜。

王秀全从五十年代初就在黄克诚身边工作。后来，黄克诚遭受厄运，他被迫离开了。这些年他时时刻刻挂念着黄老。没想到，现在在这儿见到了老首长，拄着拐杖，步履瞒珊……王秀全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小王，你这些年还好吧？”倒是黄老先开了腔。“我什么都好，只是首长您……”王秀全说着，鼻子一酸，没再说下去。

黄克诚放声一笑。

“这不挺好吗？现在我又回来了嘛！”说着，他用拐杖在地上连敲了几下。

接着，他们拉起了家常。

王秀全把黄克诚送出大门口，看着首长过了马路，他才回去。

当晚，王秀全到招待所看望黄克诚。

“黄老，您以后出去办什么事，给我打个电话，我用车送您。您这么大年纪了，走来走去太不方便了。”王秀全悄悄对黄克诚说道。

黄克诚听了之后，心里涌起一股热流……

黄克诚一生光明磊落，胸怀坦荡。

历史上，他曾因坚持正确意见而多次受到错误的批判，降职、撤职，但他从来没有动摇过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信念。黄克诚刚正不阿，不盲从，不苟同，始终不变。

庐山会议后，黄克诚被罢官近二十年。但是，不论对家属，还是对亲朋好友，黄克诚始终没有吐露庐山会议上的任何情况。

在他晚年时，党史资料征集部门纷纷登门拜访他，请他讲一些庐山会议的细节，黄克诚都一概拒绝。

对于自己曾受到的不公正待遇，黄克诚从来没有流露过一点不满和怨言。

一次，一位老同志为他鸣不平：“这些年来，对你实在是不公平。”

但是，黄克诚却坦然说道：“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个人在党内受点委屈算不了什么了不起的事情，这比起我们为之献身的共产主义事业来说，实在微不足道。在党的历史上，有多少无辜的好同志含冤死去，他们连全国胜利这一天都没能看到，比起那些同志，我是幸运者。彭德怀戎马一生，功高盖世，不也是役等到粉碎‘四人帮’，就含冤九泉吗！比起彭老总，我也很知足，有什么委屈不平可言？”

肺腑之言，掷地有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黄克诚重新担任了党和军队的领导职务。他不顾年高体弱，把全部身心扑到工作上。他在中央纪委工作期间，为拔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端正党风，倾注了大量心血。

但是，谁能想到，此时他因“庐山会议”所受到的错误处分尚未彻底乎反。他没有想到自己也有冤案在身，也属该平反之列，他想到的是全党。

熟悉情况的同志，不止一次地建议他向中央写报告，要求平反。

“不必了吧，我现在有工作就行了！”黄克诚不以为然地说。

“黄老，起码庐山会议后，您被降低的两级工资，应当予以恢复。”一次，有位同志对黄克诚说。

“降两级工资算什么？当年从家乡和我一起出来参加革命的几百位同志，都在战争年代牺牲了，我是唯一的幸存者。现在，我有地方领薪金，有地方看病，有吃有穿，不是挺好吗？”黄克诚坦言，坚持不同意向组织上提工资的事。

黄克诚为革命事业操劳了一辈子，从没有因为个人的私事向组织上伸过手。

直到弥留之际，黄克诚还颤抖着双手，十分吃力地写下遗嘱，叮嘱他的丧事一定要简办，不要浪费国家和人民的钱财，一定要听从组织上安排，不准额外向组织上提任何要求。

黄克诚虽然对待自己的冤案漠然置之，但是对其他在历史上受到错误处理的大批同志，却报以极大的关心和热忱。

黄克诚常常亲自接待来访，听申诉，听汇报，不厌其烦地打电话询问情况，催促有关部门抓紧对冤案假案错案平反，细致入微，一丝不苟。

黄克诚这种公而忘私，对同志极端热忱，对工作认真负责的精神，感动得许多人流下了眼泪。

黄克诚珍惜国家和人民的一草一木，从来是一丝不苟。公家的资财，哪怕是浪费掉一分钱，他都心痛。

他一直住在原来那座破旧的房子里。这是一栋解放前留下来的房子。这房子夏天下雨时漏水，冬天透风，陈旧的锅炉怎么烧温度也上不去。夏天下雨时，漏雨的地方正好对着黄克诚卧室的床上，他不得不在床中央放个接水的脸盆。

为此，管理部门多次动员黄克诚搬迁或是翻修住房，他们考虑到让一位年迈多病的首长住在这样一个地方很不合适。但是，黄克诚就是不答应。

黄克诚说：“我们国家现在还很穷，群众住房更困难，许多家庭几代人同住一间房子。我现在的住房条件，比起他们来，不知要好上多少倍。不搬迁不翻修照样可以住，还是把搬迁、翻修的钱节省下来，用在当用之处吧！”

黄克诚住的那所房子，因年久失修，房顶已变腐朽。

有一次，从房顶掉下一块朽木板，正好砸在他的床边，幸好没有伤着他。

在这种情况下，黄克诚才同意把房子翻修一下。后来，当他听说维修费要好几万元钱时，他坚决不同意。

黄克诚说：“一个破房子花这么多钱去维修没有必要，哪里坏了就把哪里修一下好了。简单地修修，下雨和化雪时不漏水就可以了。能节省一点就是一点嘛！”

就这样，按照他的意见，从工程连抽了几个小伙子，爬上屋顶，把瓦倒腾了一遍，漏水的地方修补了一下就完事了，前后只花了大半天的时间。

黄克诚的住处是在王府井附近的闹市上，房边又有一个消防站，汽车报答器经常出其不意地狂叫起来，黄克诚常常在睡眠中被吵醒。

黄克诚身边的工作人员都劝他，这里吵得太厉害，还是换一个安静的地方住吧。管理部门也要给他调换一所安静的住宅。但是，黄克诚不同意。

黄克诚对工作人员说：“这里的确是有点吵，但并不是不可以往，一搬家就得费时费力花钱，没有这个必要。再说，我怕吵搬走了，别人来住不是照样吵吗？”

黄克诚家里的暖气，是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