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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十大将军传-第17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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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3 月18日，以谭政为主的军委总政治部夫于加强干部保健工作发出指示，指出：八路军、新四军干部的健康状况相当严重。如果再不关心，必会招致不应有的损失。干部保健工作要反对两种倾向，一种是不合科学的铺张浪费，如乱吃补药；另一种是克扣太紧，因小失大。1941年10月17日，又发出《关于军队内技术部门、技术兵种与技术专家中的政治工作的训令》，指出：由于我军的政治机关与政工人员缺乏科学知识，对于专门技术不甚了解，固此发生：把技术部门与技术兵种中的政治工作一般化，只问政治，不同技术，把政治工作与技术工作对立起来，妨碍技术的专门化与提高，甚至以政治压倒技术，使发生技术退步的严重现象；不顾技术部门与技术兵种的特殊需要，在装备、供给、经费等方面，定出平均主义的待遇；对技术专家舍不得给钱，又舍不得给名义，提出“专家政治化”的错误口号。为了纠正上述现象，政工人员须加强技术的重要性的教育；政治工作必须保证技术工作，不懂技术或懂而不多的政工人员，无权干涉或妨碍技术；保证技术部门的特殊需要；不惜重金，多方聘请专门人才等八条措施。①1941年12月9 日，谭政又与王稼祥、傅钟等军委总政领导人关于对专门家政策问题与罗瑞卿交换意见：（一）所谓同情分子，在我军中大多是指各种不同的专门家（医生、工程师、军事人才等），对战士则无重大意义；（二）我们对专门家的政策应当是鼓励他们向技术方面发展，而不是用主观之努力使之政治化；（三）同情小组对于入党要求迫切的分子不能过瘾，对政治兴趣不大的反感束缚，因此，对他们的政治帮助可用活泼交谈，友谊讨论等方式吸收他们参加时事的、政策的、学术的报告与讨论；（四）党的干部还有极严重的宗派主义传统，没有与非党干部共事的习惯，应加强教育。①谭政所撰写和起草审定的有关我军政治工作的论文，文件指示等，丰富发展了我军的政治工作。
在延安的这一时期，八路军、新四军各部队分散在各地独立作战，谭政则生活在这延安的“小天地”里。早出窑洞门，看见宝塔山，晚上望明月，散步延河边。谭政的生活范围比较窄，全部时间几乎都投入到无休止的工作、学习中去。为此，他性格活泼、开朗的夫人王长德，经常亲自给他调济生活。一次过年，窑洞外面的场子里敲锣打鼓，放爆竹，又有秧歌队扭秧歌，“鲁艺”演出《兄妹开荒》，可谭政还在窑洞里写文章。妻子王长德硬把他拉出去，他才和军委总政机关于部一起去看了文艺节目。谭政这个严肃有余、活泼不足的领导干部虽然看上去难以接近，可经常来找他反映部队情况或者个人情况的干部还真不少。他具有老共产党员的优良品德，凡是给他提出过批评意见、指出工作中错误的干部，他都觉着可亲可敬，从不报复。所以，尽管他工作态度严肃认真，但人们都愿接近他，愿意与他谈心里话。谭政在延安时期，做了大量的政治工作，如为军委总政，为后方政治部，留守兵团等起草了和审定了大量的文件、指示、训令、电报、总结、报告等，撰写了有关全军政治工作的许多文章，但谭政却谦虚他说：如果说我在抗战期间为总政治部、留守兵团起草文稿、撰写的文章对军队政治工作建设有些指导作用的话，应该说是有毛泽东等人的指导，有总政治部等机关各级干部帮助的结果，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我自己只是动手执笔写出来而已。
实际上，谭政在起草文件，撰写文章的过程中，也确实得力于许多同志的帮助与支持。在他为军委总政起草文稿时，时任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的傅钟，曾经常对他起草的许多文稿提出过宝贵的意见。时任军委总政治部秘书长，宣传部长兼《八路军军政杂志》主编的肖向荣，也对谭政撰写文章的草稿提出过意见。谭政刊登在《八路军军政杂志》上的所有文章，也都是经过这个主编之手，认真修改的。
热心帮助谭政的还有时任人事调配的组织部长、主管干部工作的胡耀邦同志。谭政《关于八路军的干部问题》、《八路军新四军的干部政策》等文章，在题目酝酿、提纲构思、文章起草和最后成文整个过程，都得到了胡耀邦的帮助。《八路军新四军的于部政策》一文写成后，谭政送给毛泽东审定、谭政还附了一封短信，说明文章的起草经过。经谭政和胡耀邦商定的八路军、新四军干部的方针政策，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赞扬。
延安时期，由于前方战事较多，谭政的工作也很紧张，他几乎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工作中去了。
1939年春节，一个晚上。
“哎？今天晚上外面怎么敲锣打鼓，是不是前方又打胜仗了？”谭政惊奇地问。
“晦！你还蒙在鼓里呢，今晚是春节晚会，‘鲁艺’要演《兄妹开荒》！快准备一下，马上就要开始了！”他的妻子王长德说。
“哦，对不起；我还有篇文章要……”“要什么？”“要改！”“明天没时间了？”“明天我还要出去汇报工作！”“嗨，你这个人也真是的，工作起来没完没了的！我说，一年不就这么一个晚上嘛，你都不能陪我去，你看别人！”说着，王长德把嘴一噘，不高兴了。谭政看到这个样子。感到心里很过意不去，自己从未抽出时间去陪她玩一下，也是个不称职的丈夫，想到这里，就说：“好吧，今天晚上陪你去看戏。”王长德一听，非常高兴，连忙准备准备就出去了。去看戏，谭政还是把他的文章带去了，乘着没演之前又在边看边思考，台上已正式开演了，他还在写，王长德看着台上演戏，很开心，指着一个演员说，老谭，你看那个人，动作很潇洒，唱得也很好，谭政只是嗯，嗯地应答，王长德回头一看，谭政还在写，乘谭政不注意一把把书稿夺过来，谭政只好无可奈何地看戏了。谭政自1937年10月担任总政治部副主任到1942年1 月五年间，由于王稼祥身体不好，他起草了大量文稿和指示。实际上又作了毛泽东的五年助手，此间，他经常与毛泽东讨论有关国际国内的大事，他的文章和文件也有经毛泽东修改的。并且随同毛泽东共同签发了电报、指示等二十余件。1937年12月同毛泽东、肖劲光签发关于做好友军区域内统一战线工作的指示。1938年7 月，同毛泽东致电八路军、新四军总部，要求切实解决好干部家庭困难的问题。1938年12月同毛泽东等电告八路军总部、各师、陈再道支队，吕正操纵队，速派人到延安汇报工作。
1939年2 月，同毛泽东、王稼祥签发关于做好俘虏工作的指示。1940年3 月，同毛泽东、王稼祥电令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迅速汇报新四军政治工作。1940年8 月19日，同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贺龙、关向应，要求做好晋西北地区工作。1941年6 月，同毛泽东、朱德等复电彭德怀、左权、罗瑞卿，同意陈赓、薄一波统一指挥太岳军队，同意组建太岳纵队。这些文件、文稿与电令，都凝聚了谭政很多的心血。1939年初，日军开始对我华北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扫荡，并于1938年11月从华中华南调三个师团， 1939 年1 月又调五个旅团，至此，华北日军共有十五个师团九个旅团、一个骑兵团和一个航空部队的庞大兵力，另外日军还扩充了伪军的力量，面对敌人的大举进攻，敌后根据地广大军民，在共产党领导下，贯彻游击战略战术，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术，同日军开展了反扫荡斗争。1939年12月，总政治部。
“报告，谭副主任，这是晋察冀边区的材料。”谭政接过材料一看，是冀中贺龙、关向应来的。他们报告说，日军大修铁路、公路、据点、碉堡，对我解放区进行分割、封锁。从10月至12月，日军二万人对其大规模“扫荡”，我军采用平原挖地道优势，同日军开展了地道战、地雷战，打得敌人魂飞胆丧，晕头转向，并在黄土岭战斗中击毙日军中将敌旅团长阿部规秀。谭政看到这里，高兴他说：“好，就要利用我对地形熟的优势，地雷战、地道战，这种办法很好，别的有条件的也可采用。”说到这里，谭政又问傅钟：“山东根据地情况怎么样？”傅钟说：“罗荣桓率一一五师主力部从三月开始，首战告捷，四月，敌人集中六千余人，分七路将罗政委他们包围，他们歼敌一千余人，突出重围，又在梁山泊歼敌一个大队。现在，他们和新四军联系上了。”“哦，沂蒙山好打仗，梁山泊多英雄啊！”谭政说。1940年12月，百团大战胜利结束。“老谭，百团大战结束了！”傅钟说。“哦，战况如何，听说伤亡不小啊！”谭政问。“是啊，这次，我军动用一百零四个团近四十万人，民工二十多万，对敌人各据点与铁路进行了总破袭，破坏公路一千五百公里，铁路四百七十余公里，攻克据点二千九百多个，歼敌四万六千多人，缴获了大量的武器弹药。只是，我方伤亡也不小，特别是一二九师，担任正面进攻任务，伤亡过多。这是从八路军总部获得的消息。”“这次，国民党蒋介石不会说我们共产党游而不击了吧！”谭政气愤他说。“这次我们动用了这么多人，敌军也了解了我们的力量，往后，我们的困难就会增加了！”
傅钟说。“是啊，敌人会用绝大部分兵力来对付我们，要告诉同志们更艰苦的斗争还在后面呢！”傅钟点了点头。由于敌人对根据地严密封锁，严禁日用品进入我根据地，对我根据地物资大肆掠夺破坏，使这一时期根据地人民生活特别艰难。他们大都在穷乡僻壤，深山老林，物质条件极其恶劣。在陕甘宁边区，由于敌人封锁、物资特别匮乏，解放区军民没有油吃，没有粮吃，在恶劣的气候下没有鞋穿，没有被盖。解放区军民凭着对抗战的一片热情和顽强精神，在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克服困难，涌现了无数英雄事迹。谭政作为党的高级干部，带领大家共度难关，为了把有限的粮油、被子衣服等物资运给前方将士，他艰苦朴素，省下一点一滴的东西。他对总政工作人员说：“八路军、新四军在前方开辟根据地，生活环境、物质条件极其恶劣，我们在这里更不要讲条件，我们总政要抽调一部分人去充实生产第一线，剩一部分人在这里，我看能做完工作。”还有一次，总政分得一点米，按条件，他可以分上一份，可他坚决不要。他说：“我不要，我还有一点面，加上一点野菜，还可以过上一段，请把这米退回去。”“嗨，这是中央分下来的！”
一个小鬼说。“你有没有听说，东北杨靖宇将军，他肚子里吃的是什么？”
谭政大声说。那个小鬼低下了头。谭政说：“杨将军就靠吃草根和棉絮度日，我们呢？比他好百倍！我建议，把这些粮食，除了送点给稼祥补身子，其余送回去怎么样？”在谭政的带领下，大家就自觉地把这粮食送了回去。艰苦的环境，没有压垮谭政的精神，反而激励与锤炼了他艰苦奋斗的意志和做好治军工作的热情。
第七章受重托整作风杭日立新功1942年初春延安杨家岭。中共中央驻地。刺骨的寒风阵阵刮过，杨家岭内外一派银色的世界。杨家岭中央领导人的窑洞里，炭火正红。“恩来，你看成立陕甘宁及晋西北联防军政治部怎么样？”毛泽东问。“我也在想这个问题，现在部队新入伍的同志不少，政治素质有待于提高！”“现在的留守兵团，肖劲光任司令员，莫文骅为政治部主任，把这个兵团一起合并到联防军里面，由贺龙为司令员，徐、肖为副司令员，关向应任政委，谭政兼任副政委和政治部主任，”毛泽东边说边问大家，“这样组建你们看妥吗？”“我看行啊，就让谭政兼任联防军政治部主任吧！忙是忙了一点，不过，他抓政治工作很得力。”周恩来说。“这样，加上王震三五九旅总兵力大约有三万人喽。”任弼时说。“那政治部副主任呢？否则，老谭太忙了！”周恩来问。
“就由傅钟、甘泗淇兼任吧！他们工作配合得很好！”毛泽东说。“好吧，就这样吧！明天就下文通知。”周恩来说。几个人都把手往炭火上靠了靠，围成了一圈，只听炭火发出“啪啪”的响声。“据我了解，红军中的军阀主义、本位主义、个人主义、山头主义大有人在，我看，这方面要抓一抓。”
周恩来说。“留守兵团中，不少战士受过王明、张国焘错误路线影响，再加上新入伍的战士，他们都没有系统地学习过我军的正确的理论和路线，不了解我军的优良传统。”毛泽东说。“古田会议决议倒是能够体现我军建军思想，不妨印一些，让干部们看看。”任弼时说。“这很有必要！”周恩来说，“古田会议决议，体现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体现了我军宗旨，让新战士看看，很有好处。这个工作，就交给谭政他们去做吧！”“那我明天给他们写一封信吧！”毛泽东说。大家都点了点头。谭政接到这一新任命后，心情很不平静，他很感激党中央对他的信任，但又怕自己不能担负起党中央委托的重任。联防军很快组建起来了，联防军政治部的同志在一起碰头后，决定立即开始应有的工作。“谭主任，这是你的信，是毛主席写来的。”一个通讯员边说，边把信递给了谭政。谭政接了信，立即拆开，上写：谭政、莫文骅二同志：将四军九次大会决议多印数千份，发至留守部队及晋西北部队，发至连长为止，每人一本，并发一通知，叫他们当作教材加以熟读。
（各级干部均须熟读）
毛泽东一月二十三日看完信后，谭政说：“谢谢你啊，小鬼！”
“哎？光谢谢还不行！还得给收据，请签个名吧！”通讯员把收据拿出来让谭政签了名，一个敬礼，便一溜烟跑了。
留守兵团是1937年8 月下旬，中共中央洛川会议决定组建的， 9月开始称八路军后方留守处，肖劲光为主任，曹里怀任参谋长，谭政任政治部主任，留守处机关仅有十几个人。部队除主力红军抗日留下一部分外，还有陕北的地方部队。1937年10月2 日，军委决定将陕北红军按国民革命军的编制进行改编，并划定驻防地区，按陕甘宁边区二十三个师划分为东地区留守处、西地区留守处。八路军后方留守处设在延安北门外左侧。不久，正式成立八路军后方留守兵团，以原留守处为兵团司令部，原八路军后方政治部为兵团政治部。原后方留守处主任肖劲光任留守兵团司令员，曹里怀继任参谋长，后方政治部主任莫文骅改任兵团政治部主任。留守兵团由中央军委直接领导。1942年5 月13日，中央军委作出《关于成立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的决定》后，留守兵团编入联防军。贺龙为司令员，关向应为政委，徐向前、肖劲光分任副司令员（徐兼参谋长），谭政、林枫分任副政委，谭政还兼任了兵团政治主任。留守兵团初建时，总兵力九千余人， 1937年12月扩充为一万五千余人，1939年10月以后，王震率一二○师三五九旅回到陕甘宁边区，属留守兵团代管，总兵力扩展为三万余人。留守兵团建立以来，基本上是按照古田会议决议精神进行建设的。但是，兵团主要是由红一、二、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和陕北红军的部分部队组建的，由于王明、张国焘错误路线的影响，加上红军各根据地长期隔离，各地区和经历不同所造成的不一致不统一，同时大量新成员对我军传统还没有系统深入学习，不少同志分不清正确建军路线和错误建军路线的界限，有的还不知道古田会议决议为何物。部队中也出现不少问题，比较突出的是军阀主义、本位主义、个人主义、山头主义和紧张的军政关系、军民关系、官兵关系。毛泽东给谭政，莫文骅的指示信，为解决上述问题指出了根本的出路。接到毛泽东的来信，谭政烦乱的心绪似乎透进了一缕清新，信心和勇气也增加了，接着便和莫文骅、傅钟等讨论印刷问题了。
“发到连部为止，要印上千本！”谭政说道。
“可我们的纸张、印刷油墨都紧张。”傅钟说。
“是啊，敌人封锁严密，从外地搞纸进来很困难。”莫文骅说。
“就用边区生产的草纸吧，印好后，要求大家爱护课本，我看一样。”谭政说。
“那好，我明天去油印厂联系一下。”莫文骅说。
“关于下通知，要求各连学习，是以联防军政治部名义还是以总政治部名义呢？”傅钟问。
“就以总政治部吧！”莫文骅毫不迟疑他说。
“我看，两个政治部都下通知吧！”谭政说。
“那也好，总政先下，我们联防军政治部后下。”莫文骅说。
“什么先下后下，两个机关的人马已在一起喽！”傅钟说。
很快，《古田会议决议》本印成并下发到各连队的干部手中。军委总政治部在谭政主持下发出了关于军队干部教育的指示，要求各部队克服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倾向，重视业务知识、文化教育和军事教育，不要仅仅抽象地去学马列主义一般原则。同时，联防军政治部在谭政主持下，又拟定了具体的学习教育方针、计划、内容、时间分配等。谭政由原来在总政间接领导改为双重的直接的具体领导，变成了指挥、决策和实际操作者，他的任务确实更重了。
1942年4 月19日，在谭政等直接布署下，八路军三五九旅举行了《古田会议决议》第一次学习报告会。王震说：“现在有一种现象，就是忘了我军的性质。我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执行党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这是人民的军队，时刻为人民利益而奔走。听从党的指挥，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是人民军队的天职。现在，有些人搞军阀主义、山头主义、教条主义、本位主义，这些都是与人民军队不相容的，也是不符合我军优良传统的，通过古田会议决议的学习，我们了解了我军光荣历史和优良传统，明确我军宗旨、性质和任务，自觉地为实现人民军队的任务而努力。各连党支部在学习中都有不少体会。我们以后的任务就是要认真落实自己的行动，团结合作、讲大局、讲团结、拥政爱民、为人民服务，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帮助农民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改善增进与人民的关系，是我军取得胜利的力量源泉。”王震的讲话，赢得广大指战员的热烈掌声。许多连指导员都分析了本连存在的缺点，找出改进办法。王震说：“像这样的报告会，我们还要举行多次，希望以后边学习边思考边行动，保证质量地完成总政及联政交给我们的任务。”
在学习中，联防军政治部还要求各级组织与政治机关抽调干部，深入连队，调查研究，帮助指导工作。谭政又组织了各团政治处的干部相互检查、交流、取长补短，促进了联军政治工作的开展，对提高联军政治素质、克服各种错误倾向，加强军政关系、军民关系都有很重要的意义。
1942年春，中国共产党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了一次整风运动。中心任务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党的高级干部集中在延安，学习毛泽东、刘少奇等领导同志为整风而作的文件、文章，对照自己的实践，找出思想上和实践上的缺点与问题，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以达到统一思想、统一认识、提高水平、加强团结的目的。1942年12月的一天，延安凤凰山麓，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大礼堂。冬天的陕北，寒风刺骨，凤凰山上银装素裹。参议会的礼堂，也披上了银色的服装。礼堂内，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议，正紧张而热烈地进行。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联防军政治部主任谭政正在作关于克服军阀主义倾向的报告。谭政沉稳、有理有据，有分析、铿锵有力的报告，震撼了整个礼堂，激动着每个与会者的心扉。台下有西北局党政机关县团级以上干部二百六十六人，在中央党校学习的高干二百零九人。会议就整党、整军、整政、整财、整党政军民关系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谭政从留守兵团的政治工作实际情况出发，分析与检讨了兵团的政治工作。自1942年谭政接手留守兵团即联防军政治工作以来，他就敏锐地觉察到，留守兵团即后来的联防军中的军阀主义、分裂主义、山头主义等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残余还相当严重，特别是由此而造成的边区中紧张的军政关系、军民关系等不良倾向，深深地困惑着专做军队政治工作的谭政的头脑。问题迭起，迫在眉睫。在军政关系上，留守兵团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主流基本是融洽的，但留守兵团出现了不尊重陕甘宁边区地方政府的现象，对西北局的领导，留守兵团的领导未能经常向他们汇报、请示工作，有关领导间关系紧张，不团结，部队中也存在一些不尊重地方政府，和地方政府闹纠纷的事情。
对此，毛泽东曾多次指示留守兵团有关领导，要尊重西北局，尊重地方政府，搞好军政关系。他指出：“军政关系出了问题，军队首先要做检查。军队和地方闹矛盾，军队首先做自我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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