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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十大将军传-第18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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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的认为，渡海作战就是“九死一生”，“有去无回”。甚至个别相当级别的干部也说：“听天由命”。第三，幻想等待，侥幸依赖。面对艰巨的任务，有的同志不是立足于自己的苦练、实干与将来的硬拼，而是产生了幻想等待、侥幸依赖等心理。他们或是认为：“上级一定有办法，一定会派飞机、军舰来配合！”或是认为：“兄弟部队可能来换我们的防，我们先练着！”
也有的根据北平、湖南和平解放的经验，盼望“海南岛上的敌人最好自己投降、起义或跑掉！”上述各种思想顾虑，其核心或焦点，集中在生死问题上。
当时部队提出许多怕，这些怕除了经验不足的原因外，主要是怕死。有的战士怕过海打仗，认为这次渡不好就到海底了。有的战士吃饭的时候，用筷子指着盘中的鱼说道：“鱼呀！鱼呀！今天我吃你，明天轮到你吃我了！”三八一团一连有一个排长说：“我是二八”，即二成活，八成死。连长讲：“我是三七”，即三成活，七成死。副连长说：“我不是二八，也不是三七，我是把死放在心头里！”根据渡海部队的这种思想状况，根据四野谭政先前的多次指示和经他亲手培育起来的四野各级军政领导政治工作的成功经验与优良传统，参加渡海作战各军各级，首先进行了二十余天专门的政治工作、政治动员与阶级教育。其方法是先干部后战士，先党员后群众，召开营以上干部会议和连排干部会议，然后在全军开展普遍教育，分析和充分肯定渡海作战的诸多有利条件，提高渡海作战必胜的信心，认识渡海作战的光荣和重大意义，研究渡海作战的方案和各种应急措施，充分发动广大指战员，让其既明确渡海作战的光荣，又让其做到心中有数，一旦出海，能做到临阵不乱，临危不惧，英勇顽强，一往直前。在进行思想政治工作、解决存在的思想问题，部队各级政工领导的普遍作法，主要是采取“三把钥匙开一把锁”教育。
第一把钥匙，是形势任务教育。在十余天时间里，参战部队全体指战员举行了各种形式的大、小会议，进行形势教育，认真学习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精神和毛主席《将革命进行到底》等文章。两个军都召开了有团以上干部参加的党委扩大会议，进行短期集训。师一级召开营以上干部会议，团集训连排干部。一般是五至七天。在这些会议，主要是查准备：思想准备、物资准备。
联系党性和责任心检查：你对这次任务是否采取积极负责的态度？问题暴露之后，就展开分析：这些思想对执行任务、对党、对己有什么危害？最后表示自己的态度。各级党委作出执行渡海作战任务而练兵的决议，每个干部作出个人的思想鉴定，并把个人的决心计划交给党委审查备案。这些会议和轮训班，一般是在思想教育和解决战术问题结合起来，收效比较大。根据当时部队思想状况与时间状况，想彻底解决一切个人主义思想问题是困难的。讲明道理，提高觉悟，首先把思想集中在完成任务上，则是必须解决与可能解决的问题。在使部队认识了解放海南岛的一般意义和条件以后，各部队都联系了历史上的一些惨痛教训（如李闯王），有系统地批判了“半途而废”思想。同时，启发部队认识：“海南岛不打行不行？”“不行，否则敌人要卷土重来。”“不行，怎么办？”“要打！”“你不打，我不打，叫谁去打呢？”
这样，通过逐步启发部队的求战情绪，再说明：“现在全国人民还过着艰苦的生活，我们要享受，应该不应该？”“中国的南大门不在我们手里，胜利果实保不住，你想休息享福，行不行？”这样，从个人前途、人民利益、国家命运关系等方面，深入浅出、具体实际地进行教育，启发指战员的阶级觉悟和激发对敌仇恨心，从而使部队很自然地打开了偏狭的想法，自觉地树立了执行任务的正确思想。通过检查责任心不强的问题，许多干部感到惭愧，以致痛哭流涕，特别是回想起党对自己的培养，烈士的英勇奋斗和自己所担负的责任时，更加内疚。通过典型人物介绍，树立“阶级硬骨头”的战斗作风，使部队有具体的学习目标。各师都选择了一些能表现这种作风和高度阶级觉悟的戏剧组织演出，其中以《刘胡兰》给部队的教育最为深刻。演出后，组织座谈：“刘胡兰为什么这样英勇顽强？”大家一致承认：“刘胡兰有为人民服务忠贞不屈的精神！”有的战士说：“刘胡兰是个女同志都能这样，我们打海南岛更不能装孬种！”纷纷表示：“死要死个有价值。”大多数立功决心书上都写着：“打下海南岛，为刘胡兰同志报仇！”有的连在上党课时，还讲了人民英雄董存瑞的故事，用英雄人物的事例教育广大党员。
通过宣传、学习英雄人物，使广大指战员自觉地克服个人主义打算，服从人民与党的最大利益。第四十三军指战员，还专门进行了“评生死”活动，说明有几种生，几种死。经过这一教育，广大指战员更加坚定了执行渡海作战任务的决心。第二把钥匙，是诉苦教育。广大参战部队，发扬谭政以前在四野倡导的诉苦教育政治思想工作的好方法，结合新的任务，运用不同形式对部队进行诉苦的阶级教育，启发广大指战员忆苦，比苦，加深部队指战员对解放海南岛人民的阶级感情。各部队还组织指战员访贫问苦，开展了军民同诉苦的活动。通过这种形式，通过广大人民群众的诉苦，极大地激发了广大指战员的阶级义愤，纷纷表示：“坚决将革命进行到底，誓死飞渡琼州海峡，解放海南岛，解放全中国！”第三把钥匙，是立功运动。在阶级教育的基础上，部队各级领导和政工人员，反复把阶级义愤引导到对渡海作战的荣誉教育，通过这种教育，使广大指战员认识光荣，回忆光荣，保持光荣，创造光荣，并把渡海作战，作为创造光荣、再造辉煌的契机。与此同时，广大参战部队还对全体指战员进行三个纪念章教育，号召他们保持“东北解放纪念章”、“中南解放纪念章”的荣誉，争取“海南岛解放纪念章”，争创渡海英雄、英雄船、英雄连队。广大参战部队，按着谭政等指示精神，运用谭政倡导的政治工作的经验、方法，结合部队的任务与思想实际，有的放矢的开展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在时间紧迫、任务艰巨的情况下，极大地改观了参战部队的士气和精神面貌，极大地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从而为海南岛的解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样，经过二十多天的专门政治教育与政治动员和两个多月的海上大练兵，所有参战部队的政治、军事素质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渡海作战的时机成熟了。
1950年3 月5 日下午7 时，夕阳的彩霞，伴着穿飞的海鸥，慢慢飘向天际。四十军某师渡海先锋营，在起航地点——雷州半岛西南灯楼角的一块空地上召开的海南战役誓师大会，正在庄严而热烈地进行着。落日的余辉，映红了墨绿的大海，映红了飞舞的战旗，映红了八百名出征勇士们张张坚毅、果敢的充满必胜信念的脸。前进的号音刚从指挥所里发出，乘坐八百名勇士的十三只船，便徐徐开动了，伟大的、惊心动魄的海南岛战役，揭开了序幕。此次战役，共准备船只二千一百余条。自3 月5 日至4 月1 日，第十五兵团以八千四百余人乘船二百余只，利用夜暗和顺风，分两批（四次）实施偷渡，在长期坚持海南岛武装斗争的琼崖纵队有力配合下，登岛成功。4 月16日晚，四十军、四十三军两军主力近十万人强渡琼州海峡，于17日凌晨在海南岛北部海岸胜利登陆。经十余日激战，至5 月1 日解放全岛，歼敌三万三千余人，其余七万余敌逃往台湾或溃散。
谭政的政治工作，又一次在关键时刻，发挥了其特有的巨大的作用。
第十三章受重任入北京政工再建勋1953年6 月1 日。广州军区司令部会议室。一个四十岁开外、沉稳、老练的英武滞洒的年轻将军，正在主席台上慷慨激昂地作总结报告，会场不时响起阵阵掌声。此人正是谭政。他报告的题目是《关于整理党的支部工作问题》。原来，自全国解放后，部队大规模频繁作战的情况已经改变，在随之而来的战后和平环境中，部队的斗志已有些涣散。特别是1950年3 月，四野第十五兵团在准备海南岛战役过程中所暴露出来的思想问题，使谭政十分震惊。为此，谭政（当时在武汉）除通过各种方式催促渡海部队抓紧思想教育、政治工作外，自迁到广州后，特别着重抓紧对所辖部队思想教育。谭政对新形势下部队存在的问题，十分重视。他认为，这种情况、问题的出现，不仅战士中有，干部队伍里面也有，而且主要在于部中；不但非党群众中有，党员中也有，而且主要在党员中。因此，他针对上述问题，决定先抓部队各级党委的思想建设和连队党支部的整理。谭政用眼睛扫了一下与会者，用宏亮的湖南话说道：“鉴于目前部队的思想状况，党的支部急需整理，不整理就不能增强其基层堡垒作用。而加强支部工作，不单单是为了解决当前干部中所存在的问题，而且也是为部队正规划建设所需要的。办法是：在上级机关派人帮助和指导下，实行逐个的、分期的和实现一定要求的整理。”谭政停顿了一下，喝了一口水，接着提出了整理支部工作的四项要求。他高声地、格外引起大家注意、重视地强调说：“为整理好党的支部，必须明确四项要求：第一，明确支部工作的范围和职责，改善党内关系，加强集体领导；第二，健全组织与民主生活，加强批评与自我批评：第三，提高党员的模范作用和活动能力，改善党群关系，密切党与群众的联系；弟四，加强对青年团、俱乐部的领导。”在报告的最后，谭政又画龙点睛式地强调：“我们整理党的支部工作的中心，就是要增强党内的团结和党群的团结。因为这是支部工作中的两个重要环子，抓住了这两个环子，解决了问题，支部工作就能提高，支部就能成为战斗力量的堡垒，团结的核心，在执行任务中的保证者作用，就能发挥出来。”
谭政报告的新思路、新举措，在会议上引起了轰动与强烈的反响。与会者一致认为，谭政政委所提出和要解决的问题，是目前部队问题的症结，问题的提出与解决，是完全必要的，及时的。这样，在谭政直接领导、亲自上马，通过各种形式大力抓紧基层支部整理、建设的基础上，部队的思想状态和精神面貌有了较大的改观，各方面都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富有生气的景象。1954年8 月下旬。广州东山留园。广州军区司令部谭政住所。
红日高照，金秋送爽，在广州军区司令部谭政住所，电话铃声急促响起。谭政接过电话，一个熟悉的声音在耳旁响起。原来，电话是北京彭老总打来，他要谭政速来京开会，作为六十名军队代表之一参加一届全国人大，人大召开时间是9 月15日，并做好调京准备。
谭政放下电话，凝视窗外蔚蓝的天空，心中充满了无限的遐思。此次电话是彭老总第二次打来。此前不久，彭老总的第一次电话，已与谭政打过调其进京的招呼。至今，成行已在眉睫。
自1951年初谭政随中南军区司令部由武汉迁入广州并更名为广州军区以来，至今三年过去了。三年里，谭政在广州经常深入部队和基层百姓之中，他与中南地区的军民已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今天，中央催他进京，即将告别朝夕相处的地方，谭政心潮起伏，犹如珠江滚滚的浪花，澎湃不已……
9 月初，汽笛一声长鸣，一列从广州开往北京的火车缓缓起动了。谭政在他的机要秘书秦兴汉的陪同下（暂未带家属），匆匆离开庶田、椰林的南国之乡，驰往四季分明、六代古都的北京。
谭政到京后，经组织分配，立即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第一副主任，协助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同志，主持总政治部的常务工作。同时出席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其实，早在谭政调京前，他就已参与了总政治部的工作，参与了修改、审定和印发《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的工作。
1952年12月中旬，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委秘书长、代总参谋长聂荣臻主持的各大军区、各特种兵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的联席会议上，就提出了从1953年6 月起，人民解放军开始学习苏联，实行正规化、现代化的军事训练，实行义务兵役制、军官薪金制和军衔制（简称“三大制度”）。在准备实行“三大制度”的过程中，有的干部认为搞正规化建设，苏军有现成的条令、条例，我们照搬过来，一切按条令、规章办事就可以了，不必再强调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他们主张，可以按苏军的做法，取消政治委员制，实行单一首长制。例如，在1953年5 月颁布的以苏军条令为蓝本制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中，就只规定营长、连长是营、连的首长，而忽略了教导员、指导员在营、连中的地位与作用。还有人主张把政治委员改为副职，或各级政治委员都兼任政治部（处）主任，只管具体业务工作。
在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的积极建议下，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军委副主席彭德怀（1952年7 月开始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等，一致否认了上述右的倾向，并于1953年12月7 日至1954年1 月26日，由彭德怀主持，召开了军事系统高干会议，会议基本否定了上述右的倾向。会后，中央决定，由国务院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国防委员副主席陈毅与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一道主持《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草案）》的修改。在此期间，恰值党的七届四中全会于1954年2 月6 日至10日在京召开。作为七届中央候补委员的谭政，赴京参加了七届四中全会，参加了反对高岗的斗争。会后，经陈毅、罗荣桓的建议与请求，参与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草案）》的修改、审定和印发。谭政根据自己多年部队政治工作的丰富经验，强调了部队政治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强调了部队各级政工人员的地位、职责与作用。在谭政的积极参加、参与下，修改后的《条例》总结了我军所特有的丰富建军经验，简明而系统地阐述了毛泽东提出的我军一整套政治工作的方针和方法，对我军政治工作的性质、任务、职责、组织形式、工作作风以及与各方面的关系，都作了明确的规定。为了实现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条例》规定：“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设立党的各级委员会，作为部队统一领导的核心；并确定党委统一的集体的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为党对军队的领导制度。”《条例》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政治工作就是党的工作。”在《条例》中，关于“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一语，原先草案中有，因干部认识不统一而被删去。经谭政的坚持与建议，毛泽东在审阅《条例》时，又亲笔将其加上。《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的修改与制定，是我军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将毛泽东提出和总结的我军一整套政治工作的方针、方法、经验，制定为我军的重要法规。它的出台，标志着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迈出了学习外来经验与我军实践相结合的新的一步。它不仅保证了我们“三大制度”的顺利贯彻，而且还保证了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有了一个正确的道路和方向。主持起草和修改《条例》的陈毅、罗荣桓在这方面起了主导作用，参与、参加修改、审定、印发的谭政，在这方面起了重要作用。1954年4 月1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经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批准，正式在全军颁布实行。
1956年3 月中旬。北京某地。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春节刚过，积雪己逝，古城北京的街头巷尾、城郊山湖，便已显现春意盎然的自然景观。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的会议室里，继彭德怀、叶剑英、黄克诚报告之后，谭政以《关于军队肃反工作的总结报告》为题，作了生动的报告。他在对军队内的肃反工作，做深入、系统的经验总结。
自谭政来京， 1954 年9 月5 日参加了一届全国人大（9 月27日一届一次会议上，被选为一届人大委员）。 1955 年3 月21日至31日参加了于北京召开的以清除“高饶集团”为中心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并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书记是董必武，另一副书记刘澜涛，委员、候补委员共二十一人）。在军队开展的这些政治运动中，谭政始终掌握“批判错误从严，定案、处理时从宽”的原则，尽量做到少出偏差和不出偏差。
当时，也有人反映说他思想右倾，但他还是坚持他的一贯主张：“给一个犯错误的同志定性做结论，总还得给他个改正错误的机会，不要一棍子打死嘛！”从1955年7 月中旬开始，全军分批开展了军队的肃反运动。谭政对军队的肃反工作，既严肃又认真。在运动中，他始终遵循党的方针、政策，既打击了真正的反党反革命分子，又保护、挽救了一大批干部。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谭政在此次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才以此为题作为报告。谭政在谈到军队肃反运动的基本情况时说道：“运动的发展基本上是健康的，在运动的全过程中，我们始终遵循中央的指示、方针行事。”在谈到运动中出现的偏差时，谭政讲道：“只是在某些单位，发生了打人、体罚、逼供、诱供等错误，但时间很短，很快便得到纠正。”在谈到运动后期的处理与政策时，谭政说道：“在甄别定案处理中有关政策界限的掌握上，对于实际工作中出现的偏向，必须批评纠正。”谭政的报告，受到了与会者的一致赞同。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谭政结束了自己的肃反总结报告，信步走下主席台。谭政在肃反运动中，掌握党的方针政策，不搞扩大化，给每个与会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与此相关，人们还清楚地记着谭政在参与和直接领导政治运动中，纠正“左”的倾向的另外一些感人肺腑的事例。有一次，谭政下去检查工作，某省军区政治部向谭政汇报了该部下属有一位政工科长， 1947 年伪造了一份入党志愿书和一封党员介绍信，利用分配到一个新工作单位之机，“混进”了党的组织。汇报该问题的同志并告诉谭政，这个人的问题已全部调查核实完毕，本人也如实作了交待。现在，他准备将这个人定为混迸党里来的政治骗子，作清除出党的处理。谭听取汇报后问道：“他入伍后表现如何？”汇报的人回答说：“一贯表现较好，作风正派，能联系群众，工作上有一定成绩。”谭政又问：“根据他的一贯表现，你看他是否具备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条件？”汇报人回答说：“可以说基本具备。”问明详细情况后，谭政表示：“我看这个同志，既不能定为混迸党内的政治骗子，也不能清除出党。”在座的军区领导干部都惊愕了。接着，谭政不紧不慢富有哲理地解释道：“他当时采取的那种手段混到党内来，做法上当然是错误的。但事实证明，他到党里来不是别有用心，想干坏事，这和政治骗子完全不同。如果1947年他不那样做，根据他在部队工作的八九年的表现，也可能早就入党了。我看还是为他补办一个人党手续，帮助他成为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他会为党继续努力工作的，对党有益而无害。”谭政这种以党的事业为重，一切从大局考虑，历史地、实际地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一切为了调动每个人的积极性，化消极为积极，对人的处理十分慎重的工作方针，使在场的每个人赞叹不已！后来， 1957 年在反右期间，某军一领导同志向谭政汇报说，“内定”的师团职干部“右派分子”的定性标准不好掌握。过后，谭政便派出工作组帮助工作，并对派出的工作组当面交待说：“对划为右派的复查定案，是件很细致的工作。对人的问题一定要慎重对待。要注意接受历史的教训，打击面不能太宽。”这样，工作组通过逐人逐事复查，将原来“内定”的若干名师团职干部“右派分子”的名单刷下来一大半。谭政又很好地保护了一批党的军队干部。1956年9 月中下旬。北京西城太平桥大街。政协礼堂。酷暑刚过，金秋已临。今天，北京西城区太平桥大街新落成的政协礼堂，红旗招展，卫兵凛然。具有划时代重大历史意义的党的“八大”，在这威武雄壮、富丽堂皇的政协礼堂里隆重举行。来自全国各地一千零二十六名代表，佩带精制的代表证，代表着全国一千零七十三万名党员，洋溢着胜利、喜悦的笑脸，秩序井然地步入会场。来自五十多个国家的外国共产党、工人党的代表，国内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应邀出席了会议。整个会场，热烈庄重，呈现出团结、兴旺的活跃气氛。谭政，这位“七大”时期的中央候补委员，在“七大”后十一年中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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