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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十大将军传-第2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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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了淮南与苏中、苏南的联系，维护了淮南抗日根据地和上海地下党组织的联系。
此外，被俘日军10多人经过教育，组成了淮南反战同盟，帮助我搜集情况，管教日俘，散发传单，进行反战宣传。在一次反“扫荡”中，还识破了化装民工向我偷袭的一个日军大队，为淮南人民抗日斗争做了有益的工作。
（五）动员青年参军，壮大主力部队1944年12月至翌年初，在华中各抗日根据地逐步巩固和发展的大好形势下，为准备执行新的作战任务，我师四旅恢复了3 个团的建制；五旅免兼路西军分区，准备渡江南进，后因情况变化，南进计划没有实现；重建第六旅并兼路西军分区，旅长兼司令陈庆先，政委黄岩，副司令兼参谋长饶守坤，政治部主任汪少川。辖十八团、巢北支队、淮西独立团和定远、定凤怀、凤定嘉、滁全、定合等县总队，6 月又组建了第十七团。
为了壮大主力部队，1944年底和1945年初，淮南地区掀起了大规模参军热潮。路东、路西地委和军分区动员青年参军，模范队（基干民兵）上升为主力部队，仅参军的青年就有1。5 万余人。到1945年底，二师主力部队发展到3。5 万余人，地方武装为1。5 万余人。
两年多来，我淮南抗日根据地军民，经过艰苦努力，积极对敌作战，日伪被我压缩到津浦、淮南两条铁路沿线和一些孤立据点。顽军的不断进攻被我粉碎，部队得到了加强和发展，根据地得到了巩固与扩大。这一系列的胜利，为迎接战略反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参加战略反攻，夺取和保卫抗战胜利果实1945年8 月，抗日战争的局势发生急剧转折。8 日苏联对日宣战。9 日苏联红军开进我国东北，对日本关东军发起进攻，我党中央主席毛泽东发表《对日最后一战》的文告，10日日本发出乞降照会，同日朱德总司令命令八路军、新四军和抗日军民向日伪军发起进攻。新四军军部指示我师向津浦铁路南段和淮南铁路沿线出击，迫使日伪军向我投降，并与第三、第四师共同占领津浦线。17日，我二师集中路东部队，组成淮南独立旅，加强反攻力量，旅长罗占云，政委李世焱，副旅长兼参谋长谭知耕，政治部主任王敬群。
为了反对蒋介石垄断受降权利，夺取和保卫抗战胜利果实，根据军部的命令，我师一方面向日伪军开展政治政势，发出限期向我投降的通牒；一方面积极对日伪军采取军事行动，各部队分别向津浦、淮南两条铁路和长江北岸的日伪据点进击。四旅向滁县、全椒进击，攻克了陡岗、腰铺等10余处据点。五旅向蚌埠及其外围刘府、炉桥等据点进击，直逼蚌埠城下，歼敌200 余人，缴获山炮一门。六旅向淮南铁路沿线进击，攻克了朱家巷、柘塘街等据点，逼近了水家湖，歼敌100 余人。独立旅向长江北岸进击，收复了水口镇，消灭日军30余人，缴获步兵炮一门。三师第七、第八旅在师长兼政委黄克诚率领下，进到淮南津浦路西定远地区，与我师部队会合、准备与企图向我东犯的桂顽决战，后因情况变化，三师部队又回师苏北作战。各县地方武装向本县境内日伪据点出击。我淮南部队先后收复了来安、定远、盱眙、嘉山、六合、天长等6 个县城，拔除了日伪军的村镇据点，使淮南的广大地区连成一片。8 月13日，争取了伪警卫三师师长钟剑魂率部3000余人在六合起义。我师还组织了南京支队，曾兵临南京城下，准备配合一师接管南京。我师部队反攻持续了半个月，作战200 多次，歼敌（合起义）9000多人，在蒋、日、伪合流的情况下，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蒋介石为了抢占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在美帝的支持下，调集部队迅速向被我解放区包围的大中城市开进，并不断进犯我解放区。在淮南地区，1945年8 月，桂顽第七军3 个师进占津浦、淮南铁路沿线的蚌埠、合肥、滁县等城市。1946年1 月，国民党整编七十四师五十八旅攻占长江北岸的我六合县城，另两个旅进占南京到龙潭一线的长江两岸。因此，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已是十分紧迫的任务。
1945年9 月19日，党中央确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总方针。中央军委遂决定，山东大部主力调赴东北，新四军大部主力调赴山东。我二师师部和第四、五旅于1945年10月由罗炳辉师长率领，北上鲁南，与四师九旅合编为新四军津浦前线野战军第二纵队，司令员罗炳辉，副司令员韦国清，参谋长詹化雨，在津浦铁路中段作战，打击北犯之敌。同月，淮南行署分建为华中苏皖边区政府的第三（路东）、第四（路西）两个行政区。二师主力北上后，淮南区党委和淮南军区于1945年12月重新组建，周骏鸣任军区司令，肖望东任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委，梁从学任副司令兼参谋长，余立金任政治部主任，朱云谦任副参谋长，胡弼亮任供给部部长，阮汉清任卫生部部长。辖六旅、独立旅和华中第三（路东）、第四（路西）两个军分区。1946年1 月，津浦前线野战军第二纵队改称山东野战军第二纵队，司令员韦国清，政委赵启民，参谋长詹化雨，政治部主任邓逸凡。同年5 月中旬，国民党调集桂军9 个团的兵力，侵占了我淮南津浦路西地区。6 月，内战全面爆发，为准备反击蒋介石对路东地区的进攻，我师五旅于7 月初由山东回师淮南，组成新二师，师长周骏鸣，政委肖望东、副师长成钧，副政委赵启民，副师长兼参谋长梁从学，副参谋长宋云谦，政治部主任余立金，下辖五旅、六旅、独立旅、特务营和路东、路西两个军分区，共3 万余人。7 月中旬，国民党集中第七十四师五十八旅和新五军等部队大举进攻路东地区，我淮南部队经半个月的奋勇抗击后，于7 月底奉华中军区电示，除留下少数部队坚持淮南敌后斗争外，分别转到苏中、淮宝地区作战。
淮南抗日根据地是华中抗日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国19块解放区之一，到抗战胜利，淮南根据地拥有人口330 万，面积3 万平方公里，建立了17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我二师在巩固和发展淮南抗日根据地的战斗历程中不断发展壮大，主力部队从其前身算起，由一个支队的3100余人发展到4 个旅11个团共3。5 万余人；地方部队以一部分主力部队和游击队为基础发展到两个军分区15个县总队（独立团）共1。5 万余人；民兵20余万人。此外，二师还调给七师一个红军团，抽调了一个旅的各级干部到东北地区工作。二师在坚持淮南敌后抗战的斗争中，牵制和打击了军事上占优势的敌人，保卫了淮南人民。据不完全统计，二师（包括其前身）在抗战中，对日、伪、顽军作战大小3400多次，共歼日、伪、顽军6。1 万余人，并缴获了大量的武器装备与物资。二师和淮南人民在抗战中涌现了大批的英雄人物，同时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共伤亡2 万余人，其中先后牺牲和病故的县团以上干部就有高敬亭、文明地、徐庚、桂蓬洲、田丰、曾昭铭、刘树藩、王少香、何结荣、顾士多、徐世奎、刘景胜、高昆、漆承宏、凌云、纪正、方和平、郑行郯、林英坚、程式、汪立斌、余海青、陈世新、王枫、吴师孟、浦风、汪心泰、王凤岐、陈宗胜、李秉初、童汉章、陈之道、许言希、郑维发、朱茂绪、徐康明、刘述叙、许午阳、何于庆、王福生、桂本奎、梁明伦、王胜凯、彭济五、周传学等同志，他们用血汗和生命谱写了光辉的史章。胜利是来之不易的，先烈们的光辉业绩将永远激励后人奋勇前进。
淮南二年 邓子恢淮南抗日根据地是鄂豫皖红军改编的新四军开辟的。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先后长征后，鄂豫皖红军成立红二十八军，由高敬亭任军政委，领导整个鄂豫皖边区党政军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红二十八军和豫南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辖七、八、九3 个团，高敬亭担任四支队司令员。
新四军成立后，党中央的意图是要新四军到敌后去建立根据地，江南新四军向上海（京沪铁路两侧）挺进，江北新四军向津浦路东挺进。但高敬亭消极执行中央命令，坚持将部队留在皖中舒城、无为地区，中央派董老、郑位三去说服都说不通，1938年底，军部又派军参谋长张云逸率2 个连过江到江北，沿途见了高敬亭部下林维先（支队参谋长）、詹化雨（九团长）等干部，传达六届六中全会精神，他们都赞成中央路线，唯高个人反对，东进未成。1939年4 月底，中央决定派叶挺、我、赖传珠和罗炳辉带一人到达江北高部视察。并于5 月5 日在庐江东汤池成立了江北指挥部，指挥张云逸，副指挥徐海东（时在延安）参谋长赖传珠，我为政治部主任。解决高敬亭问题之后，重新改组了江北部队。以周骏鸣为团长的八团，加上新组建的十团、十五团成立五支队，罗炳辉任五支队司令员，周骏鸣任副司令员，郭述申任政委。
不久，我带了十余名干部到达津浦路东。当时路东有一个党的工委，领导来安、六合、盯眙、嘉山等县。我们到路东后，立即开办训练班，发动群众进行减租减息，发展地方武装。但是原长江局的右倾机会主义在江北影响很深，当时项英对我们在江北百般指责，要我们帮助国民党在当地搞保甲制度，搞合法工作，从而影响了皖东局面的打开。
1939年11月下旬，刘少奇同志率中原局来到淮南津浦路西，在定远县藕塘召开了几次会议。少奇同志在会上传达了党中央关于发展华中的指示，及时指出了长江局的右倾错误是一种“苦力政策”，不是中央的方针。他反复强调了中央的政策是放手发动群众，独立自主地发展抗日根据地，独立自主地发展新四军，新四军要向东发展，一直发展到东海之滨。他还及时提醒我们说，我们要发展，国民党肯定要同我们磨擦，必须提高警惕，以反磨擦对付磨擦。由于贯彻了党中央的正确路线，清除了长江局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影响，极大地鼓舞和振奋了皖东军民的抗日积极性，短短3 个月时间，根据地就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各地群众纷纷组织起来，自己筹款，建立抗日游击武装，没收汉奸财产，收缴地主武装。到1940年二三月间，江北新四军武装力量完成了发展3000人的计划。这时，整个皖东地区党的组织也有了迅速的发展。
1940年3 月，在国民党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中，桂系顽军从津浦路西向我初创不久的根据地发动进攻。当时，少奇同志和张云逸、赖传珠、罗炳辉、戴季英等同志率领四、五支队主力在路西对付桂顽；江苏国民党顽固派韩德勤部10个团兵力乘机向我路东进犯。少奇同志派我和周骏鸣、郭述申等同志率五支队一个营的兵力，在地方游击队的配合下，坚持路东半塔地区，牵制韩顽。我们在半塔整整坚守了7 天7 夜，最后在路西反顽获胜后，少奇同志及时指示把主力抽出来支援路东。陈毅同志在江南也派两个团来增援，才把韩德勤打败。4月9 日，我们赶到马坝，韩德勤部已逃过淮河，我们在马坝召开群众大会，宣传抗日主张，没收汉奸财产分给农民。后回到半塔集中全力发动群众，成立自己的抗日民主政权。先后成立了嘉山、来安、盱眙、天长等路东8 县抗日民主政府，独立自主地委派了自己的县长。当时，原来在大别山地区的领导同志郑位三、张劲夫等早已到了江北。我们把从大别山撤退下来的大批干部分派到各县，领导群众进行减租减息斗争，成立区、乡农会和农民抗日自卫队。4 月份成立了淮南路东各县人民抗日联防委员会（8 月份改选我和方毅为正、副主任）。接着召开各界代表大会，通过了减租减息条例，规定：三七分租；取消旧租；退回押租金；取消无偿劳动；取消债务；分半给息等等。同时还规定取消国民党的一切苛捐杂税，但抗日公粮照完，这些规定受到了根据地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
从此，津浦路东、淮河以南、长江以北、运河以西的苏皖边区，完全在我们掌握之下，成为敌人的心腹之患，也成为后来我军战略反攻的基地之一。
路西自反顽斗争胜利后，形势缓和下来。徐海东这时病情很重，离开四支队到路东半塔养病。四支队司令员戴季英、政委郑位三（中原局委员）。路西定远县是淮南最早成立县政府的，但形势不稳定，所以其余各县政权建设迟于路东。我到路西传达了路东工作情况和经验，路西也开展了各县政权建设和减租减息、发动群众的工作，在此基础上成立了淮南路西各县人民抗日联防委员会。
1941年初皖南事变后，党中央决定在盐城成立新的新四军军部。代军长陈毅、政委刘少奇，副军长张云逸，参谋长赖传珠，我被任命为政治部主任。淮南新四军统一改编为二师，师长张云逸兼、副师长罗炳辉，政委郑位三，参谋长周骏鸣。不久中原局改为华中局，华中局来电派我到淮北工作，任四师政委兼淮北党政军委员会书记，后改为淮北区党委书记。从此，我就离开了战斗2 年的淮南，赴淮北投入新的战斗。
注释：（1 ）本文系1960年访问邓子恢记录整理。
（2 ）邓子恢曾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江北指挥部政治部主任，淮南抗日联防办事处主任等。
回忆抗大五分校的建立和第一期学习情况 徐承连1940年9 月，淮南路东反“扫荡”结束后，在天长汊涧镇召开了总结大会，刘少奇、张云逸、邓子恢等领导同志在大会上都讲了话。这次会上还决定将新四军江北干校（校址在汊涧镇）解散。干校的二、三大队原址改为抗日军政大学第八分校，一大队前往苏北，成立抗大第五分校。
我是1940年7 月参加大马场战斗后调到江北干校一大队二中队学习的。汊涧会议后没几天，一大队在刘少奇、张云逸等同志率领下，经过四五天的行军到达盐城，先住在城内的海陆中学，后搬到北门外千佛寺。
11月初，抗大五分校在盐城正式成立，（这个分校是新四军抗大总校）。校址设在海陆中学。校长由陈毅同志兼任，政委由刘少奇同志兼任，副校长是张云逸、教育长是谢祥钧，后由冯定同志担任。分校编为5 个大队和一个机炮连，我们一大队仍编为第一大队；第二、三大队是从苏北干校和其它干校改编过来的；第四、五大队是从地方招收的学生队，五大队是女生队，对外叫鲁艺学校，全校干工、学员共3000多人。
分校成立大会和第一期开学典礼，是在海陆中学大操场上举行的，刘少奇、陈毅、张云逸、邓子恢等领导都出席了大会。刘少奇同志在讲话中说：抗日军政大学是为部队培养骨干的，你们都是各部队选送的优秀干部和老战士，毕业后就是一名大学生了，就是部队的基层领导和骨干了，你们学习很重要，任务也是很艰巨的，希望大家努力学习，刻苦钻研，尽快地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和军事技术水平，为打败日本侵略者而英勇奋斗！刘少奇同志的讲话，使我们明确了学习的目的，端正了学习态度。
5 个大队的学习重点各有不同，一、二大队为军事队，三大队为政治队，四、五大队是为部队培养文化、宣传、文艺骨干的队，我们军事队以军训为主，突出技术和战术训练。技术方面，主要是射击、刺杀、投弹、土工作业等；战术方面，主要是单兵动作和班排连攻、防训练，以及游击战术等。还学习一些其它军事常识，制式教练也是一项重要军事内容。军事队每周二、四用两个小时学习政治，主要是学习社会发展史，党的基本知识人民军队的性质，宗旨，任务，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还学习一些自然科学知识等，刘少奇还作了3 次《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演讲，对我们教育很深，至今还留下深刻的印象。当时，还把《论共产党员修养》印成小册子发给党小组，星期六党日活动时组织党员学习讨论。
此外，文化学习抓得也较紧。由于学员中大多数不识字，学校就组织这些同志认字，写字，教员们头天晚上写5 个字，叫大家认，再布置作业，次日下午收回作业本批改，晚上发给学员，再布置5 个字。那时，纸、笔、墨都很困难，只好每人做一支木笔，先在地上写，写熟后，再用铅笔抄到本子上，行军时也不放过学习机会，每个人背包上绑小板凳，上面挂个硬纸牌，也写上5 个字，让后面的同志边走边认，大家学习的劲头都很足。
那时，学校的生活既紧张又艰苦，冬季每天早上5 点半钟起床，一直忙到晚上9 点才休息。训练时，大家都懂得“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这句话的道理，不怕苦，不怕累，摸爬滚打，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都想多学点本领。星期六早上，大队一般都要进行会操，有时全校组织会操，刘少奇，陈毅等领导同志也常参加，有时还亲自进行讲评，周末都要开个生活检讨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互相间有什么问题，就当面锣鼓当面敲，大家的心情都很舒畅。文艺生活也很活跃，一周学会一首歌曲，部队一集合起来，就互相拉歌子，很热闹。
分校的校舍不足，又比较简陋，我们一大队的一、二中队和大队部都挤在一座庙堂里（三中队住海生桥，离我们两里多路），地铺一铺就没有空地方了。上课时把背包背出来，坐在外面地上听课，雨天就把地铺的稻草堆到墙角在室内上课，桌椅凳也没有，记笔记，写字就在腿上或扒在背包上。寒天里我们从来没有洗过热水脸，每天清晨总是砸开冰冻进行洗漱。伙食费每人每天8 分钱，但大家吃得都比较满意，那时生活都很苦，部队每人每天只有5 分钱伙食费，我们学员够优厚的了。
我们在学习期间，正值皖南事变。事变发生的第2 天早晨，刘少奇同志来到操场讲话向我们宣告这个消息，并动员我们做好战斗准备，等待中央指示，打到皖南去，营救军部的同志，后来，校领导几乎天天早上都要向大家通报军部被围情况。一天早晨，刘少奇、陈毅等同志站在大操场上，心情很沉重地说，军部已经与我们中断了电台联系，军首长和同志们可能遇到危急情况。我们听后，义愤填膺，纷纷骂蒋介石是一个反共、反人民的顽固分子，是最大的卖国贼。当时有许多同志把戴有国民党军队的帽徽摘下来，当场甩掉，有的气得连帽子也扔掉不要了，一致要求打到皖南去，消灭国民党反动派，营救被围同志。
那一段时间里，全校处于临战状态，每人准备了两双鞋子，15天的粮食，整装待命。当时我们除了加紧训练外，其它活动都围绕着“皖南事变”进行，如开会、学习、＇奇·书·网…整。理'提。供＇讨论等都是讲这个事，各个班还专门办起了墙报，把个人参战要求的决心书贴在上面。记得饶漱石还看了我们的墙报栏，并表扬了我们的求战决心。后来，听学校领导说党中央有指示，不去皖南了。
“皖南事变”后，蒋介石又大肆狂叫，宣布新四军是“叛军”，取消其番号，妄图彻底消灭新四军，针对蒋介石顽固派的罪恶阴谋，党中央采取了针锋相对坚决反击的方针，一方面揭露“皖南事变”的真相，一方面发布命令，重建抗战有功，驰名中外的新四军军部。1941年1 月底，重建新四军军部大会在海陆中学大礼堂召开，分校全体学员都参加了大会。会议由陈毅同志主持，刘少奇同志宣读了中央命令，任命陈毅为代军长，刘少奇兼政委，张云逸为副军长，饶漱石为副政委，参谋长赖传珠，政治部主任邓子恢。新四军各部队也进行了整编，我们不但没有被消灭而且扩大了，原5 个支队编为7 个师后，每个师辖3 个旅，一支近900 多人的抗日队伍，英勇奋战在各个抗日的战场上。
我们在学习期间，还参加了苏北抗日根据地保卫战。1941年2 月，日寇进攻盐城，并向苏北大举进攻，为保卫苏北抗日革命根据地，保卫刚成立的新四军军部，我们全校师生都参加了这场保卫战。我们一大队奉命到盐城北的上岗镇阻击南下之敌，部队刚到镇西，鬼子已占领了镇东头，我们立即占领有利地形，阻击敌人，虽然敌我力量悬殊，不少同志受了伤，有的已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但同志们发扬了不怕流血牺性的革命精神，与日寇进行殊死的战斗，连续阻击了7 天7 夜，没有后退半步。后来，军部调来特务团增援，学员队与特务团的指战员一道，一举击溃了日本侵略者的进攻，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
上岗战斗胜利后，我们二中队又奉命奔赴九里窑守卫，后又调到秦南仓的五里窑十字河口，控制日军的船只活动，敌人知有我军把守，始终未敢从这里通过船只，使敌人的进攻受到了一定限制。
3 月初，我们从战场回到学校继续学习，回城不几天，日本侵略者不甘心他们的失败，又派飞机轰炸盐城，妄图配合蒋介石反动派消灭新四军，海陆中学和军部的房子都被炸毁了，军首长们住的小院里，落下了几枚炸弹，几栋小楼亦被炸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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