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十大将军传-第26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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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瑞卿是参加了这次大会的。当今天主席谈起会上的情形时，他还沉浸在活跃民主的良好气氛中。

毛泽东弹了弹烟灰，话锋一转，问道：“瑞卿同志，林彪那篇讲话，你讲不讲得出来？”

罗瑞卿略一迟疑，不好意思地搔搔头说：“我怎么讲得出来？恐怕永远也不可能讲得出来。”

原来，在七千人大会上，林彪也发了言。在会前，林彪的讲话稿是罗瑞卿找人替他准备的。林彪看了觉得不能用，就自己亲自拟定了讲话提纲，并打电话告诉罗瑞卿，说替他准备的稿子根本不能用，他自己亲手拟了提纲。

在会上发言时，林彪又是像自从担任国防部长主持军委工作以来那样旗帜鲜明，独树一帜。他说：“三面红旗是正确的，是现实生活中的反映，是中国革命发展中的创造，是人民的创造，是党的创造。要使我们党从胜利走向胜利，必须按毛主席的指示去做。”“毛泽东思想在任何工作中永远是第一位的，是起决定作用的，是灵魂，是命根子。有了它就一通百通，旗帜鲜明，方向正确。”林彪还有所指地强调指出：“过去的工作搞得好的时候，正是毛泽东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凡是毛泽东思想不受尊重，受到干扰时，就会出毛病。几十年的历史，就是这个历史。”

当时坐在台下的罗瑞卿听着林彪的讲话，觉得他就是比自己高明。自林彪主持军委工作以来的一幕幕浮现在他的脑海里：1959年9　月，离庐山会议结束刚刚一个月的时间，林彪就在全军高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庄严地指出：“毛泽东同志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且说要以主要精力学习毛主席著作，标新立异他说学习毛主席著作“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捷径”，而且，“学了马上就可以用”。

30日，林彪发表了《高举党的总路线和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红旗阔步前进》。他在文中指出：“1958年以来的国民经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高潮显示了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无限光芒……不要群众运动，抓住一些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而且是迅速克服了的缺点反对群众运动，就是不要前进，不要革命。”

1960年1　月，在党中央的会议上，林彪把毛主席在延安提出的三句话：“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八个字发挥而成我军的“三八”作风，作为军队革命化的标准。并且在此后进一步提出“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的学习方法，提出“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的响亮口号。

1960年9　月，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林彪又提出了“四个第一”，即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并在他的主持下，通过了《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这个决议，不仅在内容上恢复了古田会议的精神，而且在文字表达上也尽量学习古田会议决议。

林彪还俏皮地把自己的这种创举称为“复古”，即恢复古田会议的精神。

罗瑞卿曾经不无赞赏地把林彪的这一套做法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表示了很大的喜悦。

而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发言后，把他的讲话稿送给了在武昌的毛泽东。

毛泽东就要罗瑞卿、田家英、王任重几个人把稿子又做了一些文字上的处理和个别问题上的推敲。整理稿出来后，毛泽东很快看了，并批示说：“这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令人大为高兴。”“要发给党内干部学习。”

尔后，毛泽东要罗瑞卿送给林彪看。当时林彪在上海，罗瑞卿就将定稿和主席的批示派专人送去了。

毛泽东看着罗瑞卿若有所思的神情，眨眨眼说：“讲不出来，要学嘛！”

罗瑞卿点点头。毛泽东继续说：“这次你们给他准备的稿子不能用，还不是他自己写出提纲去讲的。我也是这个方法，在会上边听边想边写提纲，最后就按提纲去讲了一遍。”

罗瑞卿专注的听着。毛泽东顿了顿，把烟蒂放进烟灰缸里扭灭，稍微提高声音说：“要懂得一些马列主义，要认真读几本马列主义的书。现在军队这些人，萧华，杨成武，大区司令员政委，军兵种的，都搞个学习计划，三五年读十来本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回去后，你可以去找伯达，同他商量开出二十本马列经典著作的书目来读几年，学习五年十年也好，在军队里提倡学一下。”

罗瑞卿在曙色初现时离开了毛泽东的住处。回到北京后，罗瑞卿就按毛泽东的指示，去找陈伯达，开出了马恩列斯著作书目单送毛泽东审定时，毛泽东说：“缺点是自然科学、基础科学、文艺、历史方面的少了，也要。”

他又加了普列汉诺夫的《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和《论艺术》，共三十本书。毛泽东指出，军以上干部，凡有阅读能力的，都可选读几本。又指示罗瑞卿去找陆定一同志，要他出线装的，供高级干部阅读。并说：“印出线装的，我也很想看。”

罗瑞卿忠实地执行了毛泽东的指示，建议高等军事学院立即举办军以上干部参加的读书班，学习《共产党宣言》等四本书。三个月后，第一期结业，高等军事学院写了总结报告，罗瑞卿将报告转呈毛泽东，并且写道：“办读书班是根据主席指示在军队高级干部中提倡读几本马列主义的一种办法。军队中还有一些特别的办法，例如每周抽一天时间读或在一个星期或两个星期内每天读半天，每次读一本或两本，并请专人辅导。”

在总政治部领导和组织推动下，全军高级干部普遍进行了选读马列著作的学习活动。后来，林彪在上海会议上将这件事诬陷为罗瑞卿以学习马列来破坏学习毛主席著作，作为罗瑞卿所谓“反对毛主席”、“敌视毛泽东思想”的一大“罪行”。这是后话。

1962年11月。北京。

中央召集的专门研究总结东南沿海反小股武装特务窜扰广东的会议正在进行。罗瑞卿向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同志详细地汇报了战斗的进展情况。

原来，大陆解放后，国民党军队经常派兵在东南沿海袭扰大陆。到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台湾国民党当局认为形势对他们有利，准备大举迸犯大陆。

为了粉碎他们的图谋，　1962　年6　月，中共中央发出准备粉碎国民党军窜犯东南沿海的指示，大批部队入闽严阵以待。国民党被迫放弃了原来的计划，改为派遣小股武装进行袭扰。这一斗争，在调部队入闽阶段由林彪指挥，到下半年，林彪再次称病后，具体指挥由罗瑞卿负责。他曾经数次深入沿海部队，调查研究，总结反武装特务斗争的经验教训。罗瑞卿兴致勃勃地说起最近的一场斗争的情况：“10月下旬，广东电白县全歼两股武装特务并缴获了电台，我即建议公安部启用敌电台，与台湾联系，将敌人引诱前来，予以歼灭。经过电台的紧张工作，月初，就同国民党情报局长叶翔之联系上了。我就指示公安部给他一些假情报，就说缺粮食，共产党盘查很严，空投以后再报。为了确保工作顺利进行，我们对报务员交代清政策，给予优待，奖励一万美金。这个办法很奏效。一个月的时间，‘大鱼’上钩了。一名少校组长带领的六人小组及部分军用物资，在电台的指引下按照预定时间和地点空投到广东阳江县山区。第二天，台湾国民党特务机关来电称：”我机冒炮火已将人员物资空投原定地点，在不影响兄等本身安全的原则下，请设法联络空投人员，并寻找空投物资。‘根据这一情况，我们给敌人编好了天罗地网……“

罗瑞卿说到这里，公安部一位负责同志插话说：“罗参谋长的安排很细致，他说，现在的关键是如何取信于敌。我们可以多从敌人方面想一想，敌人都可能有哪些想法，可以多设想几种可能的对策，要搞一点策略，使敌人感到特务分队不是非常顺利的就可以开展活动。同时，这次投下那么多降落伞，敌人会想到有可被我发现，也会由此想到（先派来的）特务分队的行动有可能被我发现。因此，电台是否可能暂停一两天再出现，或先发一条电报，告敌发生情况，正在转移，过一两天再告敌与我民兵遭遇，是否还可以编造情况，说发生了一点伤亡，现正摆脱我民兵、转移到新驻地，给敌人以这股特务正在流动、正在慢慢转移的印象。将来还可以考虑再设计一个新的空投场……”

在座的中央领导同志都频频点头。

罗瑞卿接住话头说：“总之，到现在，九股国民党武装特务已被彻底歼灭了。国民党在大陆建立‘游击走廊’的计划又破产了。这是中央的正确领导，军队和公安部同志努力工作的结果，也是沿海广大人民群众团结努力的结果。我建议将这一消息在报纸上公布，并发表社论，以打击敌人的气焰，鼓舞人民群众与广大指战员的斗志。”

刘少奇点点头，补充说：“公布前再发两个电报给美特叶翔之，切实想几句话，挖苦一下。”

周恩来风趣地接住话头：“对‘运输大队长’还得照打‘收条’嘛。”

周恩来话音刚落，整个会议室便充满了爽朗的笑声，洋溢着欢乐的气氛。

会后，罗瑞卿立即打电话安排公安部一位负责同志，要他草拟两份电报槁，用缴获的特务电台分别发给叶翔之和他们的美国顾问。第二天，这位负责同志即把电报槁送给罗瑞卿。

电文是：一叶翔之先生并请转达你们的蒋总裁：随送礼物已全数收到，今后如蒙继续输送，我们仍将照例接收。NACC处已专电奉告。

二NACC处并请转达你们的麦索局长：承送礼物已全数收到，今后如蒙继续输送，我们仍将照例接收。叶翔之先生已专电奉告。

罗瑞卿读着电文，脸上充满了笑意。这位负责同志又请示：“参谋长，怎么署名呢？”

罗瑞卿略一沉吟，抓起钢笔，在署名处大笔一挥写下了“知名不具”四个字。

两人相视而笑。

到年底，中央决定，公布打击国民党之特务案件，同时关闭了利用电台。

电报也发了出去。从1962年至1965年1　月，共歼灭国民党武装特务四十股，计五百九十四人，反敌特窜扰斗争取得了巨大胜利。

1962年底。中印边境自卫战期间。北京。

罗瑞卿此时的工作已进入最紧张的状态。他在指挥东南沿海进行反国民党武装特务斗争的同时，又担负着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的战略实施任务。在西南边境，有些刚刚取得独立的前殖民地国家，沿袭了原宗主国的做法，不断越过实际控制线，占地设点，蚕食我国领土，并向我国政府无理提出大片领土要求，多次挑起边界冲突。我国政府多次提出以谈判解决争端的建议，都被对方拒绝。1962年10月20日，印度军队在中印边界中、西南段同时向中国发动进攻。中国军队在抗议无效、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迫展开了自卫还击。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的决策者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军委战略小组组长刘伯承在战前和战役中曾作了许多重要指示，罗瑞卿作为总参谋长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在战斗最紧张的10月和11月，他的工作已经没有了时间、地点的界限。他的家里也好像成了一个临时的作战参谋部，许多房子里都挂满了地图。他的女儿点点回忆这一段日子时写道：那时候我已经十一岁了，已经不合适再和弟弟住一间房，母亲本来要给我一个单独的房间，但是因为前面提到的情况，只给我在一间房子里搭了个临时的床，我晚上睡在那里，白天还是归临时参谋部使用。我记得挂在我那间房子里的是一张比例尺非常大的占满整个墙壁的亚洲地图。……反击战最紧张的那几天，父亲常常很晚还在家里召开紧急会议。每晚……我听着参加会议的人们在前厅留下的脚步声，窗户里透照进来许多汽车的灯光，我看见他们的活动着在墙壁上描画出许多奇妙的影子而安然入梦。这情景已经成了我关于父亲的回忆中的非常独特的和亲切的一慕。

罗瑞卿常常在深夜仁立在作战地图前，细致地观察着西藏和新疆部分，把各次紧急会议上综合分析情况得出的结果，向毛泽东、周恩来和各位元帅报告，为他们作决策提供依据，同时把他们的指示，具体化为一道道命令，发到边防参战部队。

10月24日和11月21日，中国政府在自卫战获得胜利后，两次提出举行和平谈判，解决中印边界问题。11月22日，中国军队单方面实行停火。

从12月1　日起，中国军队又主动从1959年10月7　日中国实际控制线一边后撤二十余公里，　1963　年2　月28日全部完成撤退计划。战役宣告结束。

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结束以后，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到北京向中央军委汇报工作。他在谈到人民解放军取得胜利的主要原因时讲了两条，第一条叫不怕苦，从上到下没人叫苦；第二条就叫不怕死，前仆后继。罗瑞卿听了很高兴，对张国华说：“这是我们军队的老传统了，只要有了这两不怕，什么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反动派、原子弹、氢弹都不怕！你无非是毁灭嘛。哪里毁灭得了？我们的观点是：不是原子弹消灭人类，而是人类消灭原子弹。”

罗瑞卿在随后一次外事活动中将张国华所说的“两不怕”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听了很高兴，说：“是呀！过去岳飞讲‘文官不要钱，武将不怕死，天下太平矣！’但是他这句话有点片面性，似乎文官可以怕死，武将也可以要钱。我们解放军，文官也不要钱，也不怕死：武将也不怕死，也不能要钱，天下不更太平点了吗！不是讲‘饿死不抢掠，冻死不拆屋’吗？这是岳飞讲的。所以和他作战的人就讲‘撼山易，撼岳家军难！’”

说到这里，毛泽东又加重语气说：“撼山易，撼解放军难！”

不久，罗瑞卿在全军政工会议上着重讲到这件事，他还讲了“南京路上好八连”。他说：“不是敌人要撼我们吗？讲我们三个月就要趴在南京路上，要发霉、烂掉，红的进去，白的出来，我们是红的进去，红的出来！”

1963年5　月，罗瑞卿到舟山等地，视察海军东海舰队基层部队。他一下去就向所在单位申明，这次了解情况不要下面长篇累犊地汇报，不在文字报告上兜圈子，采取现场办公的方法，边看，边问，边听，能解决的问题当场解决。

这天，罗瑞卿来到了桃花岛上。他没有坐在办公室里听汇报，而是走进战士宿舍，坐在战士的床头，询问他们学习、生活情况，听他们谈守岛生涯的感受，请他们给部队领导和军委工作提意见和建议。

在与干部战士的促膝谈心中，他听到了一件令他震惊的小事：岛上的战士站岗全班轮穿一双棉鞋，轮穿一件大衣。罗瑞卿听着，心情越来越沉重。

这么多年他从未在会议上或文件中听到和看到这种反映，他为自己没有发现和纠正它而感到心情沉重。

在视察的几天里，这件事一直萦绕在他的心头，渐渐感到是部队后勤工作中形式主义造成的。在几天后的该守备区团以上干部会议上，他用深沉的语调讲道：“由于我们工作的疏忽，使战士们受苦了。我们多年来采用量经纬度的方法来发服装，如多少度以南不发，以北就发等。事实上这很难符合实际。

什么事情都有一个一般与特殊的区别。平地按纬度划，高低按什么划呢？每高二百米气温就要降低一度，还要加进水和风的影响。没有经过调查研究在办公室里定的政策，往往与实际不相符合，我们不少同志讲起辩证法来头头是道，与实际的差距太大。今后三总部下连当兵代职应先到海岛和边防。海岛至少两年来一次，一个月的当兵或代职，一个月的调查研究。总参今年就要来，先通知各二级部长。海岛有难解决的问题，可以直接打报告给总参，这样面貌改变得会快一些。“

他顿了顿，看看专心听着、记着的干部们；加重了语气说：“从今年冬季起，沿海岛屿除闽南、两广外，每人发一双棉鞋，一件大衣，山上的部队是否增加棉被的重量由军区定。一定要保障守岛干部战士起码的物质条件，这样才能为完成毛主席今天提出的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的号召奠定基础。”

与会同志对总参谋长实事求是的精神和对基层战士的关心报以热烈的掌声。

1963年6　月中旬。福州。

此时，正值荔枝成熟的季节，紫红色的荔果挂满枝头，清新甜美的荔香在罗瑞卿匆匆奔忙的路上洋溢着。

罗瑞卿是按周总理的指示来到福州军区的。今年5　月，他在南京军区检查工作时，福州军区在反蒋匪小股窜扰斗争中连续发生问题。在前埔，应该堵而没有堵住，让敌人从容来去；在镇海，应该放而没有放，反而从正面把敌人堵回去了。于是，周恩来告诉正在北京的杨成武，让罗瑞卿回到上海后，到福州军区抓一抓这项工作。

罗瑞卿来到福州军区后，深入到发生问题的前埔、镇海前沿哨所了解情况，每天忙于下基层，和干部战士谈话，开座谈会，听取基层干部战士的意见，然后在福州和厦门召开了反敌小股窜扰的座谈会，帮助部队总结经验教训，提出了“放进来再打”和“截断后路再打”的作战方针，并且要求把这一方针贯彻到连队、班排小分队，以至单兵。指导思想明确后，沿海军民反敌小股窜扰斗争开始摆脱了被动局面。

在考察和开会期间，罗瑞卿每每穿行在“千串万串压枝底”的荔枝树下，他每每油然而吟起苏东坡的两句话：“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但由于工作忙，他连在荔枝树下尝一尝的时间都没有，只是吟一吟而已。

到了漳州，招待所的同志给他端来一盘西瓜，鲜红的瓜瓤使罗瑞卿又想到了荔枝。他问服务员：“为什么不搞点荔枝来？”

服务员笑笑说：“怕首长吃坏了肚子。”

罗瑞卿点点头，以开玩笑的口吻道：“噢？既然是这样，我倒要吃几颗喽。”

从漳州回到上海后，罗瑞卿发现他的房间里摆着荔枝。他感到很意外，问工作人员，才知是漳州招待所的同志送的，无论怎样推辞也推辞不了。

罗瑞卿感喟道：“还是我们不坚决嘛。”

他把荔枝分给了随行的同志一道品尝，并且交代工作人员把这些荔枝按照市场价格折款，把钱寄给了漳州招待所。

1963年6　月15日。上海警备区。

这天，在上海警备区政委秦化龙陪同下，罗瑞卿来到上海淮海路好八连驻地。这是罗瑞卿特意安排的一项工作。今年，总政治部建议树立上海警备区某部八连为四好连队，4　月25日，国防部授予驻上海市南京路某部八连“南京路上好八连”的荣誉称号，全国军内外报刊相继介绍了“好八连”的先进事迹和连队建设的宝贵经验。他对军队中树立典型的工作一直抓得很紧。今年年初，当沈阳军区工程兵驻抚顺某部运输连四班班长雷锋同志因公殉职后，他就在军队中大力倡导向伟大的战士雷锋同志学习的活动，督促《解放军报》与《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等各大报纸密切配合，在全军全国掀起向雷锋同志学习的热潮。应《中国青年》杂志的请求，毛泽东同志欣然为雷锋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接着，《解放军报》又请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题了词。毛泽东的题词在3　月4　日由新华社发了通稿，3　月5　日各报在头版刊登。这一举措，大大推动了学雷锋的群众运动，使建国后形成的良好的社会风气得到继续发扬。罗瑞卿对雷锋精神这一新生事物的发现和支持，来自他对表彰典型的重大意义的深刻理解，他在给《中国青年》半月刊撰写的《学习雷锋》一文中写道：雷锋同志的英雄事迹，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毛泽东的时代，是我国人民特别是青年的大显身手、大展宏图、创造奇迹的时代。在火热的、急风暴雨的斗争中，在激烈的战斗中，固然可以产生像董存瑞、黄继光那样的英雄。在日常的工作和平凡的劳动中，也同样可以出现雷锋这样的英雄。尽管每个人的工作岗位和所处的环境是不同的，但是，只要照着雷锋的榜样去做，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每一个人，在每一个工作岗位上，都可以为祖国、为人民、为革命建立不朽的功勋。完全可以相信，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之下，在我国广大青年中，在人民解放军的广大指战员中，必将涌现出更多的雷锋式的英雄人物，涌现出更多的雷锋式的红色接班人。

虽然这次来南京军区视察的时间很紧，他的足迹走遍了定海、普陀、桃花、岱山、大衢、泗礁、南通、启东、如东、射阳、滨海、淮阴和崇明等地区，他仍然没有忘记南京军区的“南京路上好八连”这一雷锋式典型。

罗瑞卿在八连连长张宝、指导员王经文的陪同下，走进荣誉室，看到桌上摆放着的许多群众来信，就问道：“最近收到多少群众来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