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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十大将军传-第27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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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瑞卿挂上电话，重新走进屋里，对在坐的几个人说：“经过考虑，最高最活的说法不确切、不好理解，外国人也不好翻译。
再说，最高最活，难道还有次高次活吗？顶峰的提法也不科学，到了顶峰了，难道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不再发展了吗？从辩证法原理上，这话难讲通。“参加会议的几个人都点头称是，大家就把”最高最活“等词语删掉了。
此时，林彪、叶群正在呼和浩特休养。罗瑞卿反对“最高最活”提法的话，林彪、叶群很快就知道了，又给他记了一笔帐。但表面上却依然保持着对罗瑞卿的亲热。有7 月7 日叶群与罗瑞卿办公室通话记录为证：①见点点著《非凡的年代》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193 —194 页。
②肖向荣时任总参办公室主任。
7 月9 日，叶群来电话：我们前天到大连，林总的身体比较好，吃饭比较好一些，因为怕水，没有住海边，住大连招待所。想在夏天不回去了，家里可以施工，我的喉咙全好了，是点甘油点好的，和总长说的一致。谢谢总长和郝治平同志的关心，问候他们。
7 月22日，叶群来电话：总长去看豆豆、老虎，他们很高兴，第二天就给我们打了电话。我把这件事告诉了林副主席。他很高兴，说天这样热还去看小孩子，要总长位意身体。豆豆到空军工作，思想有进步，老虎也很好。请总长放心。
8 月27日，叶群打电话给罗瑞卿：林总身体还好，还出虚汗，虚弱一点。公勤人员秘书三人患感冒，已隔离休息，林总还未发生有传染。已把李科长留下，另由刘震副司令从空五军疗养院调来两个人帮忙。豆豆已回空军宿舍去住，老虎也很好，感谢总长、郝治平同志对他们的关心。请总长和郝治平同志注意身体。……
与此同时，林彪却从6 月间开始加紧了搜集罗瑞卿的“材料”的工作，以后由海政的×××、作战部的×××等随时报告，材料越集越多。有时，为了表示对提供材料的人信任，在罗瑞卿汇报工作时，还让那人藏在另一间屋子里窃听罗瑞卿说些什么。
特别是在9 月份、 10 月份，林彪的这种手法运用得更圆孰了。
9 月份，林彪要转移到苏州休养，经过北京时住了几天。在未回北京时，就通知罗瑞卿说，林副主席身体不好，什么人都不能见，要罗瑞卿不要去看他。罗瑞卿为了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做好通气工作，便采用写信或送文件的办法去“通气”。他让秘书将要汇报的内容用毛笔写成工工整整的大字，给林彪送去。叶群几次打电话对这种办法作出表扬：“总长，林总说这个办法很好，文件送得不多不少，写信字很大，容易看，林总说以后不能来的时候，就用这个办法。”
9 月13日，林彪从大连转移到上海后，便派李作鹏等人整理一份份“材料”，哪怕是捕风捉影、鸡毛蒜皮，统统搜罗，其中10月25日由作战部副部长×××给林彪送去的一份材料的附信上是这样写的：林副主席：最近期间，我多次想向你报告一件事，但因事关重大，来找到适当的机会，不便轻率。
我觉得罗总长骄横懒散，心怀不测，值得警惕。
我这个感觉，是经过六年的观察得出的。六年来，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1962年5 月去上海修改“关于战略方针的建议”以前，我对罗总长极为信任和尊敬，认为他是坚决执行主席和你的指示的人，是主席和你最信得过的，因而也是最好的接班人。
1962年5 月到今年7 月，从一些主要的事情上，我对他产生了怀疑，感到他的一些作法不对头，甚至他对你的指示也不是心悦诚服的。特别是你作出突出政治，他是不赞成的，实际上是带头抵制的，只是采用了两面手法，搞了一些伪装。但这个时期，我对他的本质还看不透，虽有上述怀疑，总是从好的方面去想他……
直到今年7 、8 月，在参加写《人民战争胜利万岁》和修改罗总长9 月3 日的讲演稿时，我才大吃一惊，才发现他是心怀不测的人……
……
总参谋长罗瑞卿是怎样“反对”突出政治的呢？不妨摘一段10月11日罗瑞卿在军报送审的社论《突出政治必须抓好活的思想》清样上的批示：请考虑在适当的时候写一篇好的政治统帅业务、带动业务的社论。把业务槁精，这是突出政治的重要目的之一，也是突出政治的主要成果之一。（要把）在突出政治、政治挂帅、群众路线的前提下，搞好业务，同单纯业务观点在原则上区别开来。
总参谋长罗瑞卿又是怎样“骄横懒散”的呢？不妨看看9 月份发生的一件事。一天，总参作战部的一位领导干部向罗瑞卿汇报工作。在谈话中，罗瑞卿专门谈了整理文风问题。针对送审的文件、电报稿，有的经过改划，字迹不清，有的表达不准确、不精炼，甚至词不达意，对工作造成一定影响的现象，罗瑞卿指出：“这不单是个技术问题，也是思想作风、工作作风问题……把文风搞好，草拟文电，字要写清楚，写工整，文字要通顺、确切。……这些本事，参谋人员要经常操练。办事一定要认真，不能马虎。首先要作到对重要的事情不马虎，当然次要的事也不应马虎。作战文书多写一个字和少写一个字大不相同，写错一个字影响很大。”
接着他举了两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一件是1963年处理跃进号事件时，海军某舰队下发的电报把北纬31°32＇，误为31°52＇，致使前往的舰只向北多航行二十海里。另一件也是在同一时期，某岛屿守备部队的一位参谋把上级通报的我机经过北纬30°40＇进行飞行的预报，误为32°40＇。结果，当我机经过该岛上空时，守备产队即误为敌机下令射击。
“这些都是一字之差的结果。如果办事不认真，就会误事。”罗瑞卿总结说。
而就在别人告状的时候，罗瑞卿于10月间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后，听说陶铸要去上海，考虑到此时林彪规定的两月不见的期限已过，也想同去，向林彪“通气”。在打电话请示，被林彪处告知身体不好，不要来后，又径直去广东看地形了1965年11月。上海。
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已点燃了。
这篇文章是这年2 月，由在党内除担任毛泽东秘书外没有其他职务的江青找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张春桥，组织上海市委写作组的姚文元写的。整个写作活动是在一种很不正常的秘密状态下进行的。文章点名批判当时的北京市副市长、著名历史学家吴晗，毫无根据地把他于1960年为响应毛泽东提倡海瑞精神而写的《海瑞罢官》一剧中描述明朝历史上海瑞所进行的‘退田“、”平冤狱“，同1962年受到指责的”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对剧本进行猛烈的政治攻击，说它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这种阶级斗争的反映。文章实际上涉及了1961年以来中央领导层在许多重大政策问题上的分歧，攻击的矛头并不限于吴晗。文章发表后，《人民日报》和北京其他各报在十多天内没有转载。
眨奕鹎渑阃芏骼蠢吹缴虾！Ｉ虾Ｊ懈涸鹑顺仑愿嫠呗奕鹎洌？毛主席对北京各报不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很不满意；并且告诉上海市的人说，他不转载，你们出单行本，看他转载不转载。罗瑞卿听了后，叫秘书要了一本单行本来。26日下午，罗瑞卿陪同毛主席接见柬埔寨副首相朗诺，在朗诺到来前，罗瑞卿对主席说：“评《海瑞罢官》的文章，我要了一本，还没来得及看。”
毛泽东只笑了笑，未说什么。
晚上，罗瑞卿去看江青，江青对他说：“北京各报至今都不转载姚文元的文章，不知为什么。……现在在北京看家的是彭真。”
回到驻地，罗瑞卿即给彭真打电话：“姚文元的这篇文章我同主席提起时，主席笑了。估计主席是看了这篇文章的。我已要《解放军报》转载，请你也考虑。如果北京的报纸不能同时转载的话，就先指定一个报纸和《解放军报》同时转载。”
在此同时，周总理也给彭真打了招呼，所以， 11 月29日，《解放军报》和《北京日报》同时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11月28日，罗瑞卿准备离开上海，向主席汇报时提出，他准备到苏州去看林彪。毛泽东含笑点头说：“去看看好，要他好好养，要养得像七千人大会的时候一样，能够作三个钟头的报告。”毛泽东把这句话重复了好几遍。
在苏州，林彪不动声色地接见了父亲。听说父亲的到来，叶群星夜从搞“四清”的地方赶回来，在近旁的一间屋子里偷听。父亲向林彪汇报了工作。临走时，林彪问父亲身体怎样。父亲说，还好，只是最近常闹牙疼。林彪说：牙疼要吃莲子炖鸭子，一吃就好。豆豆几次牙疼，一吃这个就不痛了。
整个谈话过程，父亲没有感到林彪有什么不满意和不高兴，反而觉得这次和林彪的谈话显得比往日轻松些。
母亲不放心，稍后曾在电话上问父亲：“谈得怎样？”父亲说：“谈得很好。”母亲又问林彪的身体怎样。父亲说：“比我们在大连时见到的样子好多了。”
这时候，离上海会议仅仅九天。
父亲离开苏州，就去西南看地形去了。①在这期间，林彪做了些什么呢？
11月18日，林彪在苏州发出了《1966年全军工作的五项原则》。五项原则即是：学毛著，坚持四个第一，抓基层，提拔干部，苦练过硬的军事技术。林彪着重指出：“毛主席的建军思想，从来都是把政治摆在第一位，政治领导军事，统帅军事，军事只是政治的一个组成部分，政治包括更多更多的东西，有更大的范围。”并且说：“什么是最好的新式武器？不是飞机，不是大炮，不是坦克，不是原子弹，最好的武器是毛泽东思想。”
同时，他派人给毛泽东送去一份兰州军区党委《关于五十五师紧急备战中突出政治的情况报告》，并附了一封短信。
11月30日，林彪又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全文如下：主席：有重要情况需向你报告，好几个主要的负责同志早就提议我向你报告。我因为怕有碍主席健康而未报告，现联系才知道杨尚昆的情况，觉得必须向你报告。为了使主席有时间先看材料起见，现先派叶群送呈材料，并向主席作初步的口头汇报。如主席找我面谈，我可随时到来。
此致敬礼！
林彪11月30日同日，叶群携带着这一封信和十一份长达五十一页三万余字的材料（除一份是刘亚楼给罗瑞卿的信外，全部是揭发罗瑞卿的材料），乘由空军司令吴法宪从上海派的飞机秘密飞到杭州，向毛泽东作了六、七个小时的汇报。
汇报完毕，毛泽东收下了送来的材料，吩咐她不要在杭州停留，立即返回，并派汪东兴乘专列送她回去。
12月2 日，毛泽东对林彪11月18日来信及所附兰州军区的材料的批复，大意是：完全同意你的看法，五十五师的情况，可能和各师、各军部、各兵种大同小异。可否将此件转发到各军区，各军种各兵种、各军，到师党委为止，供他们参考。“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表示了对罗瑞卿等人的不信任。此时，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以一些无中生有的罪名被调离；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也受到诬陷，并被停止工作。
1965年12月8 日至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上海召开，史称上海会议。
会议是在极不正常的气氛中召开的。除毛泽东、林彪外，会前谁也不知道具体内容。在会议前半段，连中央委员也不是的叶群，作了三次共约十个小时的发言，历数了罗瑞卿的个人野心，反对林彪、反对突出政治，向党伸手的“罪行”，其中最耸人听闻的一段话是：刘亚楼对我说：“六三年以来，我几次想和你谈几点意见，是罗交代的。四点意见是：一、一个人早晚要出政治舞台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我看林彪同志要上政治舞台的。
二、你的任务很重，应保护林的身体。
三、再不要干涉军队的工作了。
四、放手让罗总长工作，信任他，一切交给罗负责。“
我对刘说：“每个人都上了政治舞台。林荣誉很高了，无意再进。这是中央决定的问题，不是我们应谈的问题。”刘说：“你怎么这么迟钝，你如果办到了，林进入政治舞台，不管军队，让罗干，总长不会亏待你的。”我说：“这是对我最大的污辱。”回来路上小孩都说：“刘讲得不对，你答得对。爸爸又没有野心。”回家后林说：“你答得对，今后不准讲这个事，这是违背原则的事。”
……
诸如此类严重的指责加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身上，又没有原始的材料可凭，与会人员大都表示怀疑。刘少奇会前听了叶群的汇报，立即说了句：“难以置信。”
邓小平感到叶群所讲要害在于所谓刘亚楼的“四条”，而刘已去世，是“死无对证”。并表示了强烈的不满。朱德怀着沉重的心情参加会议，当康克清怕他是不舒服问他时，他摇头不语。有时他又自言自语地说：“如果这样搞下去，面就宽了，要涉及到很多人，怎么得了呀！”于是，会议决定把罗瑞卿召到上海。而此时的罗瑞卿正在昆明考察地形。罗瑞卿同志的夫人郝治平回忆当时情形时写道：1965年12月9 日，我和瑞卿一起到了昆明。瑞卿作为全军的总参谋长，每年都有巡视部队的计划。此行是计划的一部分。10日，他和昆明军区的领导干部见了面。谈话的时候，阎红彦、周兴都在场。大家请瑞卿同军区的一般干部见个面，作个报告。瑞卿说没什么报告好作，不过见个面和大家谈一谈，我是很愿意的。就去同大家见了面。回到住所，秘书就来说中央来了电话，通知瑞卿去上海开会。开什么会，没有讲。
我觉得有点突然，开会的事情怎么事前一点都不知道呢？原来中央开会可不是这个样子的。
那时书记处的几个人，小平同志、李井泉本来都是在昆明的。他们想去看看三线的建设情况。知道瑞卿也来昆明，电话联系好了在昆明碰个头，然后一起去看工厂。可是瑞卿还没有到，邓、李二人就被叫到上海开会去了。可见，开会，开什么会，他们事先也不知道。
我们问阎红彦关于会议的情况，阎也说不清楚。为了给会议做些准备，瑞卿只好打电话回北京。北京只有彭真同志在家。彭真同志说：“只知道开会，不知道开什么会。”后来，彭真同志打电话问总理。总理大概是知道会议内容的，而且可能向彭真同志吹了一点风。彭真同志又打电话给瑞卿说，你去吧，去了就会知道了。我们就猜，也许是军事上的事？因为这样神密和紧急。
贺老总当时也在北京。接到开会的通知，贺总问：开什么会？回答也是：到上海就知道了，飞机已经安排了。秘书问贺总会议上要带点什么文件？贺总说：带上地图去。可见，贺总也猜想开会是为了军事上的事情。到了上海，下午，刘少奇同志就跑来找贺总问开什么会。贺老总说：奇怪，你都不知道，我怎么能够知道呢？……
罗瑞卿夫妇到上海后的情形如何呢？我们还是接着引述郝治平同志的回忆吧：我和瑞卿是12月11日去上海的。平时外出，飞机起飞时间都是由瑞卿定。这次空军却打电话通知飞机定在十点钟起飞。我们问为什么订在十点呀？空军说上海虹桥机场上有英国人的飞机降落，碰上了不好办。瑞卿也觉得没什么关系，十点钟飞就十点钟飞吧。
在飞机上，瑞卿还像平常一样看文件，一刻也没有停。飞机开始盘旋下降，上海市已经在脚下了，我说：“不要看了吧，就要到了。”他这才让秘书把文件收起来。到上海的时间是11日下午两点多。
机场上，陈丕显同志和吴法宪在等候我们。这使我们又感觉到奇怪起来。因为中央规定开会是不准迎送的。平时到上海，也只有公安局的工作人员迎候。
和我们同行的还有一位领导同志的爱人，在我安排她坐车子进城的时候，吴法宪在旁边一连声地说：“不要你管，不要你管，有人来接她的。”
吴法宪这个人有个特点，他平日里见了总长总是殷勤得过分。开关汽车门和脱大衣、穿大衣这样警卫员份内的小事，他都要亲自去做，而且次次如此，年年如此。有一次他甚互还跟我说过：“苏联人把斯大体称做他们的父亲。其实我们这些人还没资格称毛主席为父亲，我们只能将林总和总长这样的人称做父亲。”我就对他有点儿反感。这次一反常态，直挺挺地站着，一个劲儿地催我们上车，态度生硬得很。我心里想，这个人怎么了？一下子又成了这个样子。但是我仍然没有去想他。
我们和陈丕显同志同车进城。瑞卿总想知道开会的情况。可陈丕显同志显得很不自然，就是不谈开会，老和瑞卿东拉西扯地谈些庄稼啦，雨水啦，工业生产情况啦等等。后来，陈丕显同志告诉我们，他是奉了命令不准和瑞卿谈会议情况的。
瑞卿这个人平素喜欢和大家在一起。以前到上海开会，我们都住在锦江饭店，那里人多热闹。快进城的时候，陈丕显同志告诉我们这次不住锦江了，锦江饭店人都住满了，住不下。另外找了一个单独的地方让我们去住。我心里疑惑起来，这才觉得有点不对劲了。
但我们仍然没有多说什么，看瑞卿，他也沉默。汽车很快就到了一个小院子（后来知道是建国路618 号。现在是波兰领事馆），这时，陈丕显才告诉瑞卿说总理和小平同志都在房子里等他。一听到总理和小平同志在等，瑞卿就有些吃惊，我也很紧张。但这时已经不容我们再考虑了。陈丕显同志的话音未落，车子已经停在一座两层的楼房前。瑞卿下了牟，就直接急步走进了楼下的会客室。
我没有看到总理和小平同志，就被人叫到楼上去了。这时候，空气显得十分紧张。会客室、楼梯上都站了一些公安人员。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王鉴也在场。看样子我们已经被看管起来了。
我在楼上心里万分焦急，百思不得其解，这是出了什么事情。我想到楼下看看，不准。
我只好又回到楼上。过了一会儿，秘书找我说不让安电话（当时因为工作关系，瑞卿走到哪里，都要先安电话的）。我说，不让安就别安吧。我心乱如麻，那些秘书更感到糊涂。
我在楼上等啊，等啊。天黑了，我也没有心思去看表。大约是七点钟的样子，听到院子里汽车发动的声音，我知道，这是总理和小平同志走了。我就往楼下跑。正好瑞卿从会客室里出来要上楼。王鉴同志走上来要扶他，瑞卿推开他，可是自己怎样也没有力气上楼了。我搀着他上了二楼的房间。我们两人面对面地坐着，一句话也没有。看着瑞卿的神态，我已经猜到了事情的严重性。只觉得像当头被人打了一闷棍。好一会儿，我向瑞卿：“这是怎么了，到底什么事呀？”
瑞卿说：“开会了，说我反对林彪，封锁他，对他搞突然袭击，反对突出政治。说我伸手。我没有！我没有伸手。我的工作都是党中央和毛主席任命的。我没有封锁他。我该和他讲的都和他讲了。就是有些问题我向总理主席直接讲，听他们的指示，这是应该的。
而且林彪知道，谁都知道的……。“
我看见，瑞卿流泪了。我心里难过极了。看着瑞卿痛苦的样子，又加上这几天碰上的一连串莫名其妙的事情，我也不禁病哭了一场。但是，这不能使我稍微轻松一些。面对着这个我无法理解的突然的变故，我想我们大概是遇上了一生中最严重的事情。
整个上海会议期间，没有让瑞卿参加会议。说是要背靠背。瑞卿要求去见毛主席和林彪，把问题说说清楚。总理对瑞卿说，不要去见主席，也不要去见林彪。瑞卿当时想见的就是这两个人，不让见，别的还见什么人呢？所以，哪儿也没去，就在那个小院子里。从11号到上海，一直到17号离开，这期间哪里也没有去，就在家里等着。参加会议的那些领导同志，谁来了就和谁谈。我不能参加他们的谈话，只能谈完了，听瑞卿讲一讲，他说多少，我就知道多少。
在这几天里，看得出来，瑞卿从一个生龙活虎、坚定自信的人一下子变得无可奈何。
不能参加会议，又不能去见主席，受着天大的委屈，无法辨白，真是说不出的味道。这五天里，我们唯一可以做的事情就是在院子里走一走，那个院子有一条不到二十米的通道。
我们就从住房的门走到院子的门，到了收发室往回走。就这样一来一回地走。那时已经有人在监视我们了。我们自己也根本没有心情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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