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十大将军传-第4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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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吧！我服从组织安排！”徐海东说，“前些时日，我去武汉农民运动讲习所见到过一个老乡。他说，我老家黄安、麻城有共产党，那里的农民协会闹行挺红火。我回家乡去吧！”

胡增欲说：“好！祝你马到成功！”

半壁燃烧着的大别山等着徐海东去加油：成千上万的窑工雇农等着徐海东去领导。

打土豪夺盐卡　威名扬窑家1927年6　月。黄陂县城。

店铺大多关着门，街上行人稀省少。摆地摊的小贩和卖柴的农夫三三两两蹲在街头，显得十分冷落。一个头戴草帽，身穿蓝布大褂，大褂里面偶尔露出北伐军灰布戎装的青年，跨着大步，汗流满面地步在大街上，给这被灼热空气欲要闷死的小城带来了生机。

“元清！”突然有几个人几乎是异口同声地向那青年打招呼，随后七嘴八舌地问，“你从哪里来呀？”

“好久不见你进城了，是不是这两年发了财，不做窑工了？”

徐海东一扭头，只觉得面熟，却记不清他们是谁了，便点点头应酬几句。他想：我这次回乡，特意路过县城，主要是打听党的县委机关是不是还在这里。因为自从“四一二”蒋介石叛变后，共产党被诬为“异党”，转入地下了。对眼下这些人不摸底细，不能随便暴露身份。还是打听一下农民协会在哪吧！因为它始终是个公开的组织。徐海东蹲在一个卖小吃的老人跟前，悄悄问道：“您知道农民协会在哪里吗？”

老人用疑惧的目光看了他几眼，向一个门指了指，一句话也没有答。

徐海江怀着激动的心情进了老人指的小院。使他失望的是，喊了一圈，一个人也没有。他呆呆地站在一堵墙前，墙上贴着两张红标语，那红纸虽已褪了色，但上面写着的“劳农神圣”、“打倒土豪劣绅”几个大字却依然十分清晰、醒目。

“嗨！从哪里来的？”一个穿大褂的中年人边进院边向徐海东打招呼。

徐海东随口说：武昌。“

中年人又问：南京政府是不是要和武汉政府开战？“

徐海东有些警觉，便摇摇头说：不知道。“徐海东意识到，蒋介石叛变的消息，已经传到了偏僻的小城。还是先回家去，找个熟人摸摸情况再说。他和那中年人哼哈了几句，便离了县城。

大别山的草木的情，似乎在欢迎游子的归来。家乡的村落依旧，茅草屋比过去变得颓败一些，山冲里的瘠地薄田，稀疏的麦子黄了，而插下不久的稻秧还来不及返青，像是有气无力地耷拉着脑袋。

最使徐海东心动是陪伴他十一年的徐家老窑，那徐家七代人在这儿当过窑工的大土堆子，此时正昌着滚滚浓烟。徐海东加快了脚步，赴向了窑场。

“元清回来了，元清回来了！”

烧窑的、做坯的、挖土的窑工们吵吵嚷嚷叫着，停下手中的活计，迎着徐海东，围扰过来，问东问西。

四哥徐元江说：去年，北伐军打到武汉后，黄安、麻城两县闹农会。咱们这儿也闹起了农会、把夏店区的李阳亭老财主打死了，可喜庆了。

“闹农会，谁是头儿呀？”徐海东没等四哥说完，就急切地打听领头的是谁。他想，这个“领头”的肯定是共不党员，找到他，也就与党组织联系上了。可是，乡亲们对详细情况就不知道了。

一个窑工说：当时吹来一阵风，说是参加农会的人，就像那太平天国的长毛，决没有好下场。接着，由地主、老财领头又闹起了红枪会，农会就再没听说了。“

此时的徐海东已不是从前的窑工，见过世面，是个共产党员。他在与亲人团聚的同时，没忘自己的任务：找党组织，继续闹革命。可惜，刚的点线索，又断了。他想：只好一边在家干活，一边打听消息了。

傍晚。徐海东家里。

房，还是那座破茅草房：床，还是那张旧木板床。

从目失明的老母，伸出一双颤抖的手摸着徐海东的肩和胸，直问到：“还走吗？”

徐海东理解做娘的心情，安慰着说：不走了！“

“这就好，这就好！我们徐家人，就是你不恋家里那座破窑，可是，树叶总归要往树底下落，回来不走了就好！”

老人的心思，徐海东是能体谅的。可是，当妈的不了解，儿子是共产党员，还有更大、更重要的事要做。

媳妇田德载见完婚不到半年就出走的丈夫回来了，高兴得直流眼泪，脸红红的，忙里忙外，为丈夫张罗着茶水和饭食。

徐海东在家里暂住，一面到徐家窑做些活计，一面四处打听，寻找县委领导。日子一天天过去了，还没有线索，他总是闷闷不乐。妈妈虽看不见儿子的愁容，但已发现儿子不像从前那么爱笑了。她以为儿子吃不下粗米杂粮，便告诉儿媳妇每天做点可口菜，饭前再倒一盅酒，让儿子吃得高兴点可是从前一次能喝半斤白干的徐海东，如今一滴酒也不沾了。他是怕“借酒消愁愁更愁”！他脑子里一直在翻腾的是：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翻脸了，共产党变了非法组织，被迫转入地下。然而，党指示他，要奋斗下去，要尽全力来挽救革命。可是这革命如何挽救法？这会儿又能做点什么呢？必须找到党组织。可是，去了两趟县城，私下了解一下农会的事，但都一无所获。

阴雨连绵。几天过后，徐海东站在大门口，伸着懒腰，正准备再去趟县城，打听情况，迎面碰上一个青年人，身穿白褂蓝裤，头戴草帽，斯斯文文，看那样不工不农，倒像个教书先生。徐海东还没有认出他是谁，他却叫了一声，“海东！”

徐海东迟疑了一下，细一看，“这不是田道生吗？！”

原来，田道生在武昌与徐海东分手之后，一直在大别山活动。两人互诉离别之情之后，田道生兴奋地说：“黄陂县委书记陈金台，在河口一带，组织农民自卫军，正需要你这样的军事人才呀！”

知道了地方党组织的下落，徐海东像是失落的孩子找到了亲娘。一刻也不能停留，马上前往河口。

1927年6　月28日。河口区的一个小村庄。

村庄不大，但很整洁，零散地分布着十来户人家。

中共黄陂县委书记陈金台和徐海东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海东同志，你来得正好。你在北伐军干过排长，你来组织训练农民自卫军吧！”瘦削的县委书记高兴地说。

“农民自卫军现在有多少人？有多少支枪？”徐海东急迫地问陈金台。“；四'　一二”反革命政变，教训太深了，共产党人如果没有自己的武装，只能遭受屠杀。

“没有枪，只有梭标和大刀。农民自卫军有十三人。”陈书记似乎有点抱歉，“不过我这里有一支手枪，十四发子弹。海东同志，县委希望你能担任河口区农民自卫军的队长，这手枪就交给你。”

徐海东愉快地接过手枪，庄重地说：“陈书记，没关系，有了这支枪，又有县委的领导，我有信心拉起队伍。没有枪，我们从敌人那里夺。”

陈金台满意地望着徐海东，默默地点了点头。

徐海东又回到了行伍之列，开始了为中国的贫苦百姓、为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而进行的武装斗争生涯。

农民就是农民，自由散漫是他们的天性。再加上没武器，梭标、大刀算是“硬家伙”了，有的用红布包块木疙瘩，插在腰间，算作手枪，也有赤手空拳的。

徐海东按照军队的操典来训练他的农民自卫军，做“立正”、“稍息”、齐步走“，严格军事纪律和生活作风，还给他们讲革命道理。不料，牢骚话不时的蹦出来：”这像个什么军队，连支钢枪也没得！“

“没有枪，镇不住地主豪绅，更不要说打仗了。”

“还不如先散伙，等以后发了手枪再集合！”

结果，十三个人有一大半不愿意干了。不干就不干，革命靠的是自觉自愿，不能强迫。但是隐伍一定要扩大。

大革命时留下的火种还在，刚刚被压下去的农会热还没散尽。

徐海东东奔西走，举事实摆道理，进行发动，窑工中兄弟们，特别是徐家窑的兄弟，纷纷加入农民自卫军。队伍扩大到四十人。

钢枪，在农民自卫队员的心目中是稀世珍宝，也是徐海东日暮途穷思夜想东西。他盯上了驻夏店区盐卡民团的一个班，有七支长枪。徐海东决定打民团夺枪。

徐海东装扮成个卖窑货的，这是他的老本行。他挑着窑货，戴着遮住眉眼的大草帽，在于堂寺盐卡周围，边叫卖，边侦察情况，根椐对各方面情况的分析，得出结论：只可智取，不能强攻。

7　月21日下午。于堂寺盐卡。

盐卡坐落在省城武昌通往黄陂县城的公路上，是进入黄陂县城重要的哨所之一。公路两旁，高山险峻，绿树成荫。

太阳光懒洋洋的，照得守卡团丁也懒洋洋的。

两名团丁倒背着长枪，站在卡子边。

没戴帽子的高个团丁打了呵欠，口水流了出半尺长。

“妈的，这天头难熬啊。口里寡淡，多久没见荤了。连个小鸡也抓不来。”

矮个子团丁眯着老鼠眼，听了高个子团丁的话，咕嘟吞了泡口水，条件反射地也伸个懒腰，打个呵欠。

“是该吃点什么了。妈的，上个月的饷钱还没发，吃介屁！”

咯吱，咯吱，咯吱，一阵响声传来，从武昌方向的公路上，移动过来一乘滑竿。有一管家模样的人，一颠一颠地跑在前边，滑竿后跟着两个挑东西的人，一个担行李，一个挑两个箱子，走得汗流浃背。两个脚夫抬着绑的竹靠椅的滑竿，走得很起劲。竹椅上坐着个人，因凉篷遮掩，看不太清脸。但，宽檐凉帽、黑绸裤子，白绸衫子、手特文明棍，却清晰得很。从中透出了气派和地位，令人一看便知。

“是个有钱的！”两个团丁几乎异口同声。

“干什么的？”高个团丁有些讨好地喊道。

“老总辛苦了，”管家模样的人忙上前，不卑不亢地说，“我家‘老爷’从省城回来，看望刚上任的县太爷。他们早年共一个先生发蒙，情同手足。”

滑竿上的‘老爷’从竹椅上下来，迈着四方步，踱到一棵白果树下，拉着长声说：“嘿，老七呀，这树下倒挺凉快，歇歇吧！”

被称作老七的管家忙点头应道：要得，要得，‘老爷’。“

“既然是县太爷的朋友，那就歇歇吧。”高个团丁把纸烟夹到耳后说。

矮个团丁笑嘻嘻地说：要得要得，不碍事！县太爷的朋友能在我的这个卡子多停留一会儿，那是我们有福气呀！“

“阿福，到那边搬几个西瓜来，解解渴。”“老爷”。“老爷”吩咐着。

不一会儿，那个挑行李的阿福就从盐卡边小街上买回来两个大西瓜。

阿福把西瓜开成好几瓣，递给“老爷？一块，瓜瓣红艳欲滴。两团丁咕嘟着吞涎水。

“老爷”不失时机地说：“老七，让两个老总也来吃瓜吧！”

老七对不时向这边看的两个团丁说：“老总，我家”老爷“请你们吃瓜，别客气，我们”老爷“仗义得很。”

“莫客气，莫客气，多谢多谢。”两个团丁边说，边一溜小跑似的来到大树下，各捡一大块西瓜，迫不及待地啃起来。瓜皮盖住了脸，顺着腮帮子流西瓜汤。

“干什么？你们不好好站岗，呃！”从盐卡边的房子里走出一个人，边说边向树荫下走来。

高个团丁比较机灵，忙站起来说：“报告班长，这位‘老你’从省府来，是咱县太爷的朋友。他请我们吃瓜！王头儿，你吃瓜！”

老七连忙送上一块瓜：“王班长，我家‘老爷’请您吃瓜。”

王班长看了看对面的“老爷”，点头微笑。

王班长暗想：现在兵慌马乱的，蒙骗人的事很多，我得盘查。于是，他接过西瓜，边吃边说：“谢谢。欢迎在我们卡子这儿歇脚，听说武汉有过北伐军，你说北伐军啥样？”

一谈起北伐军，“老爷”的兴奋劲来了。从北伐军的创建、规模，说到北伐的口号、纪律、打胜仗的喜庆……“老爷”正说着，转念一想，这家伙是在考察我，别露出马脚来。

“你在省府里干什么事？”王班长有些信服，但为了拖延时间，多吃几块西瓜，还不停地问。

“我家”老爷“是交通大队长。”老七忙搭腔。

王班长端详一下“老爷”的脸膛，黑黑的、胖胖的，不像整天坐办公室，确像总是外出的。他心里有了底。

“妈的，这上好的西瓜，只有当官的才能吃上，老子们在这里守卡子。”王班长说。

“老爷”心领神会，顺杆说：“王班长，你领兄弟们在这里守卡子，大热天的，好辛苦呢！老七阿福，你们再去拣大的多抱几个西瓜来，咱们都是为党国效力的。王班长，你把其余的弟兄们喊出来，我替你们的县太爷请你们大家吃西瓜。”

没等班长表态致谢，高个团丁捷足先登，跑到房子跟前大叫：“兄弟们，快快快，到那边吃西瓜，真甜（口也）！”

房子里在睡觉的团丁趿拉着鞋，衣衫不整地跑了出来，老七和阿福领着两个挑西瓜的也刚巧回来。后边还跟几个手握空绳卖柴归来的樵夫。

“老爷”说：“你们几个樵夫也来吃瓜吧！算你们的运气好。”

大家一起在树下大吃西瓜。

抬滑竿的两个脚夫，找地方解手去了。

王班长吃完第五块西瓜，打了个嗝，说：“嗯，饱了，肚子的点胀。”忽然，他觉得腰间被硬硬的东西顶住。低头一看，霎那时，两腿发软，瘫在地上。

“‘老爷’徐海东正用手枪顶住他，压低了声音说：”给我老实点，下命令，叫你的兄弟们乘乘举手投降，不然我要你的命。“

“‘老爷’别开枪别开枪，我投降。你们都给我别动！”王班长举起双手冲着团丁们嚎道。

老七阿福等马上拿起菜刀，樵夫们拾起绳子。

正在吃瓜的团丁们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就被捆住了胳膊，乘乘作了俘虏。

房子里的枪，早被两个挑夫和赶来的农民自卫军缴了。再加上外边这两支，共七支枪。临走时，徐海东对团丁们说：“老子就用这七支钢枪和你们的主子斗到底，直到彻底消灭他们。”

徐海东用他的智慧和胆略，不费一枪一弹，干净利索地收拾了于堂寺的盐卡，缴获七支枪，立即在黄陂境内传开了：黄陂有共产党的队伍啦，领头人是徐海东。

要求参加农民自卫军的人越来越多，很快发展到三百多人。

8　月12日晚，陈金台书记家。

县党委正在开会，讨论当前的形势和任务。徐海东也参加了会议。

“党中央派军委主席周思来同志，于本月1　日，在南昌领导了武装起义。在三小时内，占领了整个南昌，给蒋介石国民党以有力的打击。现在。起义部队正在按原计划向广州转移。”陈书记激动介绍着，“这是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重要开端。黄安、麻城等县区的党员，都积极地活动起来了，我们黄陂县也要以徐海东智夺盐卡为契机，积极发动窑工、贫苦农民，组织农会、扩大农民自卫军，准备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

陈书记接着强调指出：“首先把现有的农民自卫军训练好，要加派几名共产党员到里边去，把自卫军整编一下，挑选几名当过兵且又聪明能干的人当连排长。徐海东你是个难得的武举，这个重担只有你能胜任。”

然后，徐海东向县委汇报了智夺盐卡的情况和现在农民自卫军的基本情况，接着，亿说：“根据县委要求和农民当兵的表现，我向这支队伍提出四条纪律：（一）集合不准说话；（二）不许穿长袍；（三）不许吃乡亲的东西；（四）不许打骂乡亲。请讨论通过。”

这是徐海东独立思考出来的。这和后来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能比拟，但它也可算得是一个创造。

陈书记半开玩笑说：“我以前也当过兵，给我的印象，军官打骂下级，似乎是一个指挥官必须具备的‘一种威风’、‘一种治军的手段’。海东同志你怎么认为？”

徐海东似乎明白了陈书记问话的用意，直率地说：“湖北二师的军官中错误地流传着‘兵是苦虫，不打不行’这么一句话。我看，应该是‘不打好人，狠打坏人’就对了。比如，我这根北伐军的宽皮带就是专门打坏人的。”

“你的‘娘卖匹的’口头禅也专门为环人准备的喽！？”

“是的！”

“听说你爱喝酒，今天我做东啦！”

说起喝酒，这是徐海东的嘟好，他侃侃而谈：“我是个老酒徒。从十二岁做窑工开始已有十五年酒龄了，在北伐军时曾戒了酒，回到家乡又开了戒。做窑工时，每天泡在水里、泥巴里，许多人身上都有个小酒瓶。冷了喝口酒暧暧身，累了喝口酒解解乏，困了喝口酒提提精神。我喝酒的时候，不要杯，不要菜，抓起酒瓶嘴对嘴喝，喝上一两瓶不碍事！”

说不碍事，有时还真碍事。

第二天。寒流袭击了大别山区，但是丝毫没的给徐海东首战告捷的成功喜悦降温。他喝完半（）白干，躺在床上想心事。

“队长，四班正在炖鸡，你不快点去吃？”一个外号叫“金豆”的传令兵跑进屋说。

徐海东忙问：“哪来的鸡？”

金豆说：“那谁知道，反正不会是掏钱买的。”

“娘卖匹的！”徐海东拍桌而起，摔碎酒瓶，解下皮带，摇摇晃晃往外走。

金豆聪明伶俐，一看要环事，马上前去挡拦，并说：“鸡是买的，还是偷的，我也……”

“让开！”徐海东一挥手，扬起皮带要抽，金豆两手捂住脑袋，跑开了。

徐海东来到四班住处，煮鸡味果然喷香扑鼻。

四班长笑着迎上说：“队长，你……你来……来得正巧！”

“我问你，鸡是偷谁家的？”

“偷……偷……偷……”四班长外号“九哥”，平时说话还顺溜，一急眼就结巴。

“娘卖匹的！让你偷！偷！”徐海东抡起皮带，对着四班长连打带骂。

四班的队员正高高兴兴等着吃鸡肉，喝鸡汤，队长这顿皮带，人全跑散了。徐海东摸起烧火棍，正要捅煮鸡的锅，金豆一把从背后抱住喊：“队长！这锅是老乡的，不能砸啊！”

徐海东此时虽醉意大发，但好环话还分得清。这时，房东大妈跑进来，问怎么回事。金豆吞吞吐吐说，队长生气，是因为四班偷了鸡。

“谁说偷的。”大妈搬出装铜板的罐子，抓出一把来说，“这不，这是他凑的钱！鸡是我叫他们吃的。九哥他们说什么也不肯吃，还凑钱给我……

徐海东一听，傻了眼，真是不分青红皂白，发酒疯，冤枉了弟兄们。回到住处，心中暗暗后悔。

四班人自己掏钱买鸡吃，反被看成“偷鸡贼”，受了污辱，大家纷纷不平，有的不辞而别了。

四班长“九哥”是上次偷袭民团搞枪、打头阵的功臣。他在武昌当过兵，因不堪忍受打骂，才跑回家参加自卫队。没想到这自卫队长这么凶！他提着枪，来找队长辞别。徐海东正在睡觉。九哥把枪交给传给了金豆，惋惜地说：“我……走……走了。回家种地。”

“九哥，你别走，是我不好。”金豆挽留说。

“没……你的事！我来的明……明白，走走……走的光明。这枪，还有子……子弹……交给队长！日后，自卫队若用得着我，会……会回来的。”

徐海东在屋里没有睡着，听了九哥的话，心里越发内疚，很想跑出来认个错，留住九哥，又一时拉不下面子。

金豆含着泪把枪交给徐海东，只说了一句：这是九哥的枪，他请假回家了。“徐海东沉默着，什么也没说出来。

当天晚上，徐海东带着那支枪找到九哥家。徐海东简短地说明来意，“九哥”的父亲佩服而焦急地说，“队长啊，请你多多包涵，等九哥回来，我带他找你认个错赔不是。”

“老人家，九哥没错，是我不好，我打了他。”

“唉，那也没啥，俗话说，官打民不羞，父打子不耻。”

“老人家，我不是官，我和九哥都是一起闹革命的同志，不该打他我向他赔礼！”说着徐海东躬下身去。

“使不得，使不得。九哥回来，我叫他回去就完了。革命好，革命兄弟亲，他常说徐海东队长是好人哩！”

“好！我等他回来！”徐海东红着脸走了。

徐海东又主动到四班说：是我错怪了大家。我脾气不好，请兄弟们多包涵，我决心戒酒了。“

革命队伍就是革命队伍，就这么几句话。九哥和其他走的几个队员，都回到了自卫队。队员们打心眼儿里喜欢他们的队长。

1927年9　月12日，夏区李家祠堂。

祠堂占地面积不大，但很讲究：雕梁画柱、吊灯长明，九代牌位依次排列，最近又新添了“李旭亭之位。”

“三十八老子”还乡团、附近两区红枪会和从武昌请来的国民党反动军队一个排等三伙首领正在紧张地开会。

“最近共产党活动颇繁，徐海东组织的农民自卫军更是咄咄逼人。不但人数多、声势大，还四处打击我们，开仓放粮、抗租抗捐。如不除掉，我们名门望族、乡绅贵人就要大难临头。”李旭亭的儿子，自称“三十八老子”中的“李大老子”愤慨地说，“今天把各位请来，就是商量一下，尽快消灭徐海东的队伍，抽掉穷人的主心骨，为死难的长辈和同仁报仇，保住我们望威望福的平安日子，有徐海东这块臭豆腐一日，大家就永无安宁之时。要活捉徐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