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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雄师-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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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指挥下，强渡黄河后，先在鲁西南地区求歼敌人，尔后逐步向豫皖苏边区和大别山地区进击，在长江以北的鄂豫边区实施战略展开。为协助陕甘宁我军击破胡宗南系统，同时协助刘邓经略中原，原拟转用于陕北战场的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和新组成的第九纵队，由陈赓、谢富治统一指挥，改自晋南强渡黄河，在豫陕鄂边地区实施战略展开。陈毅、粟裕指挥华东野战军的六个纵队组成华东野战军西线兵团，并指挥晋冀鲁野战军第十一纵队，在豫皖苏边地区实施战略展开。以上刘邓、陈谢、陈粟三军的主要任务是：挺进中原，在中原地区以“品”字阵势协同作战，机动歼敌，创建新的中原解放区，调动敌军主力回援，以此策应内线兵团作战。
中原地跨苏、皖、豫、鄂、陕五省，南临长江，北枕黄河和陇海路，东起运河，西迄伏牛山和汉水，面对南京、武汉等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城市和江南统治区，人口4500余万，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判断，我军只要能在中原地区立足生根，就可东慑南京，西逼武汉，南扼氏江，直接威胁敌长江防线以及长江以南的广大统治区，迫使敌人的主力自山东、陕北回援，从根本上改变战局。
以华东野战军四个纵队组成东线兵团，由许世友、谭震林指挥，西北野战军由彭德怀指挥，继续在南线的两翼——山东和陕北战场钳制敌人，策应
刘邓、陈谢、陈粟三军的中央突破行动；在敌人主力回援中原地区后，即逐批寻歼留下的敌军，收复失地，并扩大山东、陕北老解放区。
这次会议还研究决定了加强西北战场的措施。早在靖边小河村会议前，毛泽东等人分别同前来参加会议的彭德怀、贺龙、陈赓等，研究太岳纵队的使用方向。中央军委原先准备调陈赓纵队由晋入陕，和西北野战兵团一起歼灭胡宗南部集团，解放大西北。鉴于晋冀鲁豫刘邓野战军强渡黄河实施战略突破后，战局已有重大变化，所以，靖边小河村会议改变了在陕北打大仗的计划，决定陈赓纵队南渡黄河出豫西，协助刘邓经略中原，从相反的方向牵制敌人，配合陕甘宁边区军民击破胡宗南的进攻。
毛泽东指出，现在决定边区、陈赓两部分打开，从战略上与粮食上均有利。对蒋介石的斗争，计划用五年解决。西北战场今年只能削弱胡宗南，到明年可以造成消灭他的条件。陕甘宁边区在军事上与财政上均以依靠晋绥为主。现在由贺龙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的身份来统一指挥后方，实行精简节约，开展地方工作。处处从全面长期着想，这个口号非常重要，要在全党全军中解释。敌人寄希望于我们不能长期支持这一点上，我们的对策就是主力转入外线，内部精简节约。
彭德怀完全赞同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战略决策，他在发言中说：“陕甘宁、晋绥两个区统一，很有必要，财政统一也很重要。精简非厉行不可，以90万人养9 万人，甚至不能维持三个月，农村粮食枯竭，人力浪费太大，前后方均应有严格的编制与制度。有人寄希望于陈赓部来陕，而不认真准备艰苦奋斗，这种思想必须切实解决。”他还建议，野战部队成立党的前线委员会，以讨论重大方针政策和执行战略任务。毛泽东当即表示同意。
7 月31日，中央军委给彭德怀来电，同意以彭德怀、习仲勋、张宗逊、王震、刘景范5 同志组成中共西北野战军前委，彭德怀为书记，同时宣布西北野战部队定名为西北人民解放军野战军，简称“西北野战军”。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习仲勋任副政委，张宗逊任副司令员（翌年2 月，中央军委任命赵寿山为第二副司令员），张文舟任参谋长，徐立清任政治部主任，王政柱任副参谋长。西北野战军成立之初下辖第一纵队、第二纵队、第三纵队（原晋绥军区第三纵队，8 月调归西北野战军建制）及教导旅、新编第四旅等部队，约4。5 万人。
第一纵队由张宗逊兼任司令员（后由贺炳炎接任），廖汉生任政治委员，贺炳炎任副司令员，王绍南任参谋长（同年12月7 日，陈外欧升任参谋长），冼恒汉任政治部主任，张国声任政治部副主任。下辖第三五八旅、独立第一旅。
三五八旅旅长黄新廷，是湖北省洪湖县人。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任过红三军第九师营长，第四师十二团长。抗日战争时期，任过八路军一二○师三五八旅七一五团团长。
独立第一旅旅长王尚荣，是湖北省石首县人。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任红三十二军第九十六师师长。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师三五人旅七一五团团长，独立第一旅副旅长兼晋绥军区第四军区司令员，陕甘宁边区绥德警备区副司令员。
第二纵队由王震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绍辉任副司令员（1948年3 月19日，郭鹏接任副司令员），唐健伯任参谋长，王恩茂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独立第四旅、第三五九旅。
独立第四旅旅长顿星云原名叫顿新银，是湖北省石首县人。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任红二军第六师十六团团长。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师三五八旅七一四团团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晋绥军区第八军分区副司令员，晋绥军区独立第四旅旅长。
三五九旅旅长郭鹏是湖南省醴陵县人。1927年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任红六军团第十七师五十团团长，红二军团第六师师长，红三十二军参谋长。参加过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师三五九旅参谋长、副旅长，晋西北军区第五军分区司令员兼武装部部长，晋绥军区塞北军分区副司令员，八路军南下第一支队干部大队大队长、支队副司令员，湖南抗日救国军副司令员。
第三纵队由许光达任司令员，孙志远任政治委员，李夫克任参谋长，杨尚高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独立第二旅、独立第三旅、独立第五旅。该纵队是于7 月下旬奉军委之命由晋绥军区西渡黄河进入陕北的。
独立第二旅旅长唐金龙是湖北省汉川县人。 1931 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任红二方面军第五师十五团团长。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师三五八旅七一五团副团长，独立第二旅四团团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晋绥军区三五八旅副旅长。
独立第三旅旅长杨嘉瑞是陕西省兴平县人。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任红二方面军第九师二十七团团长。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师特务团团长，晋绥军区第三军分区副司令员、代司令员。
第三纵队参谋长兼独立第五旅旅长李夫克是江西省莲花县人。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任国家政治保卫局保卫队大队长，陕北红三十军参谋长。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同人民抗日军政大学训练部军事教育科长，八路军一二○师三五八旅参谋长，晋西北军区参谋处处长兼第一军分区副司令员，教导团团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晋绥军区第三纵队参谋长。
以上三个纵队是西北野战军的主力。
除此之外，野战军还辖有教导旅和新编第四旅等部队。教导旅，旅长兼政委罗元发，副政委饶正锡，参谋长陈海涵，政治部主任刘绍文。新编第四旅，旅长张贤约，政委黄振堂，参谋长程悦长，政治部主任赵光远。
10月9 日，以教导旅、新编第四旅组建成第六纵队，司令员罗元发，政委徐立清，副司令员张贤约，参谋长王政柱。教导旅，旅长陈海涵，政委关盛治，参谋长谢正浩；新编第四旅，旅长程悦长，政委黄振堂，政治部主任赵光远。
第六纵队司令罗元发是福建省龙岩县人。 1929 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任福建龙岩列宁青年队队长，红三军团第五师十五团政治委员，红一军团一师一团政治委员，一师政治部主任。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独立团政治处主任，独立第一师政治部主任，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政治部主任、政治委员，雁北支队政治委员兼中共雁北地委书记，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教导第二旅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教导旅旅长兼政治委员。纵队副司令张贤约是安徽省金寨县人。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任红四军军部通信队队长、第十二师三十四团副团长、团长、十二师师长。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教导团团长，先遣支队支队长，太行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新编第四旅副旅长、旅长。
西北野战军成立的同时，中央军委为了加强西北地方军区和人民武装的建设及对后方工作的领导，决定将晋绥军区再度划归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建制（翌年2月，改称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仍由贺龙任联防军司令员，习仲勋兼任政治委员，王维舟、阎揆要任副司令员，张仲良任副政治委员，张经武任参谋长。下辖晋绥军区及直属关中军分区（警备第一旅兼）、绥德军分区、延属军分区、三边军分区（新编第一旅兼）、陇东军分区、警备第三旅和骑兵第六师。
贺龙兼任晋绥军区司令员，李井泉任政治委员，周士第、续范亭任副司令员，陈漫远任参谋长，甘泅淇任政治部主任。下辖吕梁、绥蒙两个军区。9 月中旬，由警一旅、警三旅、骑六师组成第四纵队，王世泰任司令员，张仲良任政委，阎揆要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李宗贵任政治部主任。警一旅，旅长高锦纯，政委左爱，副旅长刘懋功，参谋长李振华，政治部主任胡友之；警三旅，旅长黄罗斌，政委高维嵩，参谋长刘殿英，政治部主任刘昌汉；骑六师，师长胡景铎，政委李宗贵兼，副师长杨拯民，参谋长张涛，政治部主任师源。
彭绍辉任吕梁军区代司令员，罗贵波任代政治委员，马佩勋任副司令员，解学恭任副政治委员，张希钦任参谋长。下辖第一军分区（司令员陈漫远兼，政治委员刘长亮）、第二军分区（司令员李文清，政治委员朱明）、第六军分区（司令员孙超群，政治委员梁仁芥）、第七军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马佩勋）、第八军分区（司令员侯俊岩、政治委员甘一飞）、第九军分区（司令员黄忠学，政治委员贾长明）、第十军分区（司令员何辉燕）。1948年7 月彭绍辉出任第七纵队司令员，该纵队下辖独立第十旅，独立第十二旅。纵队成立后先留山西作战，1949年6 月从晋西开往西北。
姚喆任绥蒙军区司令员，高克林任政治委员，王长江任副司令员，张达志任副政治委员，樊哲祥任参谋长，饶光任政治部主任，曹正之任政治部副主任。下辖第五军分区，司令员左齐，政治委员李登瀛；第十一军分区，司令员黄立清，政治委员沈毅忱；骑兵旅，旅长康健民，政治委员王再兴。1948年9 月成立第八纵队，姚喆任司令员，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由王长江担任，政治部主任由斐周玉担任。下辖晋绥十一旅、十四旅、骑兵旅。纵队成立后配合华北野战军进行了绥察战役。
第八纵队司令姚喆是湖南省邵阳县人。 1928 年参加平江起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任红三军团特务团营长，第一师三团团长、师参谋长，瑞金保卫局总队部总队长，红三军团司令部作战科科长，红二十六军第七十八师参谋长，北路军参谋长，陕甘宁独立师师长。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师三五八旅参谋长，大青山支队参谋长，骑兵支队副司令员、司令员，绥察行政公署主任，塞北军分区司令员。
西北野战军成立，标志着西北战场的我军无论从编制体制上，还是作战形式上，都朝着正规化方向前进了一大步。这支部队将在中央军委的统一指挥下，积极配合全国范围的战略进攻，将国民党胡宗南集团牢牢牵制在西北地区，并且逐步地、规模一次比一次大地歼灭敌人。
“小河会议”后，彭德怀经常在盘算：西北战场是战略牵制区，一定要把蒋介石的战略预备队牵在这里，把敌人拖住在陕北，不让他走。我们拖他，毛主席、党中央也在这里拖住他，胡宗南的部队就难以走脱了。
因此，彭德怀决心攻打榆林，调动胡宗南集团主力北上，以策应陈赓、
谢富治纵队南渡黄河，挺进豫西，并取得兵员、物资补充，巩固解放军后方。
榆林是国民党政府“北平行辕张垣绥靖公署晋陕绥边区总部”的所在地，西与宁马集团，南与胡宗南集团相呼应，北与绥远傅作义相依托，是绥远、陕西的重要门户，该地有“晋陕绥边区总部”总司令邓宝珊部第二十二军、胡宗南的一个旅及地方团队等部共1。5 万多人守备。
1947年7 月30日，彭德怀指挥西北野战军由大、小理河向榆林开进。8 月6日，对榆林外围进行攻击。战至7 日，肃清了敌军外围据点，但攻城战斗一度受阻。
蒋介石得知西北野战军围攻榆林后，坐立不安，担心榆林不保，则宁夏孤立，而胡宗南一旦失去北面的作战配合，将会影响整个西北战局。即令榆林守军坚守待援，急调在安塞、保安地区的胡宗南主力整编第一、第二十九军共八个旅，分两路开往绥德、佳县方向。又命钟松的整编第三十六师组成“快速兵团”，日夜兼程，进抵榆林。
国民党整编第三十六师是胡宗南进犯延安的主力师之一。它共编有三个整编旅，即：整编第二十八、一二三、一六五旅。每旅各辖三个团，为半美械化装备。进犯延安时，该师只率领着整编第一二三、一六五两个旅，而每个旅亦只带着两个团。胡宗南的整个部队进入陕甘宁边区以后，被解放军牵着鼻子在陕北高原上、山坳里乱撞乱窜，尤其是第三十六师，从无定河到三边，从西兰路到古长城，每个角落都几乎窜到过，有的地方还到过三四趟。
全师官兵被拖得晕头转向，精疲力竭，逃的逃，伤的伤，死的死，士气一天天低落。该师想同解放军决一死战，但大部队打不上，小部队被吃掉。大队人马深入山区，交通困难，给养不足，于是到处抢夺老百姓的牲畜作运输工具，挖掘群众埋藏的粮食补充给养，拆毁民房作柴烧。边区民众对其恨之入骨。
敌整编三十六师接到援榆命令后，马不停蹄赶奔榆林。该师师长钟松十分狂妄，声言：“共军可以吃掉别的军队，就是吃不掉三十六师”，决心要“一战结束陕北问题”。
8 月9 日，彭德怀获悉援敌急速赶来后，立刻向中央军委请示：榆林城坚，东、北两面沙漠，西、南两面水坑水道，不易进行攻城。现钟松增援甚急，决心以两个旅继续围城，集中六个旅先歼灭援军再攻城。当天，中央军委同意彭总作战方案。
随后，西北野战军得悉整编第三十六师在8 月9 日进抵距榆林320 里之龙州堡，10日继续向横山前进。于是，彭德怀决心争取先拿下榆林，而后再打援。8月10日和11日，西北野战军对榆林进行两次爆破与强攻，但攻击未能奏效。
此时，钟松率整编三十六师绕走长城外的沙漠地驰援，避过西北野战军的阻援部队，于8 月11日进抵横山以北地区。敌军逼近，围城打援的战机已失，西北野战军的处境变得险恶了。为争取主动，另行寻机歼敌，彭德怀决定部队12日撤离榆林。有的指挥员要求再攻一次，彭德怀斩钉截铁他说：“说不打就不打，再有一个钟头能打下也不打了。再打下去就要被动，撤出来是主动的。撤出去，打的机会有的是，还可以打援兵，问题不在邓（宝珊），而在胡（宗南）。我们要放长线钓大鱼，把敌人来回拖，找准时机再钓他上来。”
我军虽未能攻下榆林，但达成了吸引敌军北进的战略目的，给陈、谢渡
河南进造成了有利形势。我军从榆林撤围后，中央军委指示西北野战军在榆林、米脂间休整待机，隔断刘戡、钟松两部，吸引该敌，以利陈赓、谢富治集团行动。彭德怀为了保障后方机关安全，并进一步迷惑敌人，诱使胡宗南在指挥上再犯错误，摆了一副东渡黄河的架式。他命令中共西北局和各后方机关从佳县移至黄河以东，指示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带一些电台过河，同时派出一部分兵力佯动。
敌军果然上当。胡宗南的测向电台及侦察兵报告说，西北共军正“仓皇逃窜”，共军到了佳县已经弹尽粮绝，把大炮都埋了。胡宗南断定西北野战军主力将渡河东去，严令各军“迅速追击，勿失此千载良机”。令刘戡率五个旅向佳县急速前进，于8 月16日进到绥德义合镇地区；又令钟松率整编三十六师由榆林南下，与北进主力会台。胡宗南企图迫使我军于两河（黄河、无定河）之间决战，在榆林、米脂、佳县三角地区歼灭西北野战军。
敌三十六师这次援榆，经过长途的急行军，沿途掉队人马很多，到达榆林时官兵极度疲乏，打算在榆林附近“喘口气”。但在第二天的下午又接到胡宗南的命令：迅速从榆林南下，以便南北两面部队配合行动，把解放军主力压迫到米脂、佳县地区，一举围歼。命令还说要派飞机于翌日早晨将熟食给养空投于榆林飞机场，补给三十六师。该师当时既缺粮又缺钱，临时向驻榆林的国民党中央银行分行借了一部分急需款，并把各旅的辎重营和团的运输部队留在榆林接受空投，而后追送前线。可是，三十六师眼巴巴盼到的给养却少得可怜。西安只是在14日的早晨9 点钟左右，派出四架运输机，投下一些发酵酸臭的熟食大饼。这点给养，杯水车薪，无济于事。三十六师只好饥肠辘辘地踏上南下的道路。当行至归德堡附近，遇到我军抗击。该师处在敌情不明、地形不熟、民情不了解的情况下，既不敢进，又不敢退，亦不敢留在原地，怕中了解放军的圈套。钟松只好决定当晚全师赶至鱼河堡附近露营，并严禁部队闯入堡内，以防不测。第三天，三十六师在南下的途中，与我当地武工队打了一阵后，才攻占了镇川堡。使钟松兴奋的是，堡里还有没运完的一部分存粮。然而，钟松万万没有想到，得到这一部分粮食，使他改变了原先准备在镇川堡等待补给的计划，加快了三十六师的下一步行动，从而加速了它的灭亡。
彭德怀对这个三十六师特别“关注”，下令准确侦察其编制、兵员实数和轻装程度；部署部队严密监视它和刘戡部队的行动方向。他认为这个师虽是胡宗南三大主力之一，但经过长途行军，严重减员，已是疲惫之师，而且钟松利令智昏，孤军冒进，成为一支“骄兵”。彭德怀说：“‘骄兵必败，！
要利用三十六师的弱点消灭它。“彭德怀把野战军主力隐蔽集于镇川堡东北地区待机，命令各部观察地形，准备战场，计划首先吃掉这个师。
南北对进的刘戡、钟松两军加快了行军速度，相距只有百里左右了。如南北之敌会合：东向封锁黄河各渡口，并控制无定河及米脂、佳县之线，我中央机关和野战军主力便会被挤压在米脂、榆林之间南北三四十里，东西五六十里的狭小地区内。这片地区，北面是浩瀚的沙漠，东面是滚滚黄河，西、南是无定河和敌军，我军将处于侧水侧敌，回旋余地很小的困难境地。中央领导的处境则更危险。
面对这种严峻形势，彭德怀有些担心。他在与参谋长张文舟等人研究如何保障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安全时，不禁满头是汗。他把军帽摘下来放在桌子上，时而细看地图，时而来回踱步，沉思了一会对张文舟说：“必须切实
保障党中央的安全，要给中央以安全感。“
为确保万无一失，他命令许光达率领第三纵队，到乌龙铺、曹庄一带接应和掩护中央机关。然后，他又急电中央军委和毛泽东，请他们向佳县西北方向转移，靠近野战军主力。
8 月14日8 时，中央军委来电询问彭德怀：钟松明日进攻目标是米脂；刘戡五个旅16日上午可到绥德，我明日可集中八个旅在归德、镇川线以东、以北的山地歼灭钟松，不知部署来得及否。
同日14时，彭德怀向中央军委报告：刘戡令第三十六师向米脂前进，我们准备歼击该敌，总的意图是，集中二、三两纵，教新两旅，由西北向东南歼击第三十六师于李家沟、鱼河堡、上盐湾及其以北地区。
按此意图，我三纵14日晚集结于庙儿梁附近，二纵15日晨集结于石窑坪附近，均在镇川堡西北。教导旅15日集结于西岔东北地区，一纵在归德堡、鱼河堡之线，另派出小部兵力在三岔、归德一线节节佯败，引敌前进至上盐湾东北高地。
8 月17日，刘戡率主力北进至吉镇以南地区。同日，钟松将第三十六师分为两个梯队，以第一二三旅为第一梯队，由镇川堡向佳县西的乌龙铺突进。
依据钟松分路前进情况，彭德怀断定其主力必将经过沙家店地区，便决心在其未与刘戡靠拢前，运动中将其歼8 月18日3 时30分，彭德怀发布“以伏击姿态歼灭该敌三十六师”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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