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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雄师-第6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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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文华的轿车开出来之后，门外巷子里的特务拦阻无效，立即向毛人凤报告。
毛人凤命令：“总裁命令，追到郊外，鸣枪告警。若潘文华再不停车，可以开枪射击。务必生获其人、死见其尸。”监视潘公馆的特务们立即架起摩托，向西追击潘文华的专车。
在特务们向成都西面急追潘文华专车的时候，潘文华在卫士们的簇拥下，从潘公馆悄悄潜出，出了小巷，转身向东，扬长而去。
次日晨，在成都至灌县的公路一侧，停有一辆被枪弹打成蜂窝似地“福特”牌轿车。车内有个被打死的国民党少校军官。
同一时刻，潘文华安全抵达由邓锡侯九十五军控制的灌县城。
潘文华出走后，蒋介石加紧了对刘文辉、邓锡侯的控制。二人虽未被囚禁，但行动已失去自由，在他们的公馆前后，大街小巷，布满了特务。
12月6日，即潘文华出走的次日，白天还算安静，到了晚上，张群突然闯进刘文辉的公馆，直奔内室。
张群告诉刘文辉，他衔蒋之命，明天要去昆明，察看云南卢汉方面的动静。他也向刘透露了心中的些许不安，生怕一去难返。张群是有名的孝子，特意来嘱托刘替他照顾居住在成都的80岁的老母。刘文辉慷慨应允。
张群离开刘公馆前，刘文辉突然心生一计，向张提出是否可以借用张的轿车一用。张问用车去往何处，刘笑而未答。因张对刘有所求，也不好拒绝。
送走了张群之后，刘文辉又给邓锡侯打了电话，让邓赴刘公馆一叙。邓锡侯即赴刘公馆，当晚宿在刘的会客房。
次日晨6时许，张群的副官和司机驾着张的专用汽车开到刘公馆。
刘文辉用自己的司机换下了张群的司机，并给了副官和司机每人一个红包。
不多时，刘文辉、邓锡侯、张群的副官以及刘文辉的副官杨德华和司机等人，钻入了张群的豪华车。
在快开出小巷时，被两个挎着盒子炮的特务拦住。刚才来刘公馆时就被阻拦一次，此时，张群的副官很是恼火，他把挡风玻璃向下摇了几下，伸出脑袋喝道：“张长官你们都不放心是不是？查过来查过去的。”小特务被吓唬住了。张群是何等人！毛人凤都怕他三分，他们还敢滋事。
后面的特务头子见是张群的副官，坐的又确实是张院长的车，便连连赔不是：“对不起，例行公事。”说着扬了扬手，示意放行。
汽车加大油门，风驰电掣，扬长而去。
当日，即12月7日上午7时，刘文辉一行安全到达彭县隆兴寺。
12月9日，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在彭县隆兴寺发表通电，宣布起义，电文是：北京毛主席、朱总司令并转各野战军司令暨全国人民公鉴：蒋贼介石盗窃国柄20载于兹，罪恶昭彰，国人共见。自抗战胜利而还，措施益形乖谬，如破坏政协决议各案，发动空前国内战争，紊乱金融财政，促国民经济破产，嗾使贪污金王横行，贻笑邻邦，降低国际地位，种种罪行，变本加厉，徒见国计民生枯萎，国家元气渐绝。而蒋贼估恶不俊，唯利是图。在士无斗志、人尽离心的今天，尚欲以一隅抗天下，把川康两省八年抗战所残留生命财产，作孤注之一掷。我两省民众，岂能忍与终古。
文辉、锡侯、文华等于过去数年间，虽未能及时团结军民，配合人民解放战争，然亡羊补牢，古有明训，昨非今是，贤者所谅。兹为适应人民要求，决自即日起率领所属宣布与蒋、李、阎、白反动集团断绝关系，竭诚服从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朱总司令，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刘司令员、邓政治委员之领导。所望川、康全体军政人员，一律尽忠职守，保护社会秩序与公共财产，听候人民解放军与人民政府之接收，并努力配合人民解放军消灭国民党反动派之残余，以期川、康全境早日解放。坦白陈词，敬请维垂。
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叩刘、邓、潘很快收到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朱总司令的复电：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诸将军勋鉴：接读12月9日通电。欣悉将军等脱离国民党反动集团，参加人民阵营，甚为佩慰。
尚望通令所属，遵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本年4月25日约法八章。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木年11月21日四项号召，改善军民关系与官兵关系，为协助人民解放军与人民政府，肃清反动残余，建立革命秩序而奋斗。
朱德刘、邓、潘宣布起义后，紧接着又有20几起四川军队来电响应；刘、邓、潘所辖政府也纷纷来电拥护，并宣布脱离国民党政府。甚至跟蒋介石很紧的杨森和董长安，也派代表去隆兴寺，进行过试探性接触。
在刘、邓、潘宣布起义的当日，曾经力劝李宗仁、刘文辉活捉蒋介石的国民党云南省主席卢汉，率部在昆明通电起义。
11日，早与共产党有关系的国民党第二十二兵团司令官郭汝槐，率第七十二军在宜宾宣布起义。21日，国民党第十九兵团副司令官王伯勋率第四十九军残部在黔西普安地区宣布起义。与此前后，国民党第十五兵团司令宫罗广文和陈克非也率残部宣布起义。
刘文辉出走的当天晚上，刚被任命为成都卫戍总司令的盛文（胡宗南的亲信），奉蒋介石之命袭击刘公馆。用15辆大卡车载了两个连的兵力，在盛文部二五四师师长陈岗陵指挥下，将刘公馆秘密包围。
当盛部向公馆内冲时，遭到院内猛烈火力的抵抗，原来是刘公馆内警卫排的人员，在省警察局侦缉大队长汤国华的带领下，自觉保护刘公馆的。
但终因寡不敌众，汤国华率部进行一阵抵抗后，率部越墙撤离。
刘公馆失去抵抗后，盛部蜂拥冲进刘公馆。刘文辉广有钱财，富可敌国，时人皆知。盛部官兵大肆抢劫，他们翻箱倒柜，逐屋搜寻，终于发现金库。
那是院中花草坪边上一座很不起眼的平房。被炸塌的一侧墙壁上现出钢板。
钢板上铸有“成都银箱厂监制”字样。这些人一哄而上，先用枪托、石头砸，未果；再用利斧劈，也不行。陈岗陵立刻派卫兵驱车到华兴街协成银箱厂找来一名技工开了钢门。
金库打开了。金条、银元、珠宝、翡翠、鸦片、名画、宝墨、古董。。
令人眼花瞭乱。
盛部的官兵看到如此多的金银财宝，立刻进行抢夺。有的往口袋塞满了金条，再抱上一箱银元。有的还弄到了大口袋，把珠宝玉器往大袋装。手脚慢的弱者也捞到了珍玩古董和珍贵药材。。在一阵你争我夺中，还有大量未铸成金条的沙金黄澄澄洒满了一地；撕烂的珍贵字画，一片狼藉。此晚，有不少发了大财的官兵，弃枪趁夜脱离军营，远走他乡去了。
盛文得知后，即令陈岗陵将两连官兵严加看管，又成立了以他为首的“清查委员会”，带领警卫连奔赴现场，对刘公馆进行“挖地三尺”的大搜查。
竟又得保险柜七个，内装黄金400条，玉器古玩多件；皮箱20个，里面装满上等衣料；外国听装香烟一卡车。。
盛文不敢独吞，向胡宗南作了挂一漏万的汇报。胡在盛上报的财物清单上批示：“金银财物奖励官兵，鸦片派人监督焚毁。”并要盛文督办具报。
盛文办理的结果是：士兵每人银元三元，他得黄金70条。明知不实，胡宗南睁只眼闭只眼，因为他的桌上也已堆满了金牛、金马、金狗之类，都是观赏价值极高和价值连城的黄金铸品。
焚烧鸦片，则更是象征性的，多被官兵私藏暗分。大兵们对文物最不感兴趣。熊熊烈火烧掉了若干名人字画，有据可查的有：文徵明的山水一幅，唐伯虎的仕女一幅，王原祈的山水二幅；董其昌的行书横幅一件，郑板桥的竹子画屏一件，刘石庵的单条、对联各一幅。还有丈二大横推一幅，上面描有松林中的白鹤999只，它们或飞翔或揍栖，形态各异，栩栩如生。此外，还有张船山、张大千、齐白石、徐悲鸿等现代著名书画家的珍品多件，皆葬身火海。
蒋介石在大陆举行最后一次记者招待会。中共成都“临工委”深夜派出“敢死队”。1949年12月10日，历史在这里打上了一个庄严的句号。
刘伯承、邓小平下达成都作战的最后一道命令。胡宗南从腹腔里挤出一丝硬气：“不打到西昌去，我们将死无葬身之地！”李文：“拼光亦光，不拼光亦光！都给我冲！”邓小平电告杨勇：在贺总进城之前，我们哪个都不难进成都！
共和国未来的卫星城，此时正经受血与火的洗礼！西昌战役结束，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后一支部队被消灭！
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和卢汉等人的起义，使蒋介石陷入极度的不安之中。他在大陆、在成都，哪怕是多呆一分钟，就可能招来杀身之祸。大陆如此广袤的疆土，已找不到蒋介石安身的一寸土地。
12月8日上午，向来深居简出、讨厌记者的蒋介石，在励志社会议大厅，搞了个“中华民国总统”的盛大记者招待会。
蒋介石一上台，就向大家宣布了从来不可能事前宣布的重大新闻：“诸位，我在此郑重宣布，并借诸报端昭告全国人民，中正将于今晚离蓉飞台，去草山主持革命实践学院。。”在大陆的政治生命已经完结的蒋介石，此时依然侃侃而谈：“我早说过，共产党打不垮我们，打垮我们的是我们自己。1936年，是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让共产党起死回生。八年抗战，是日本人帮了共产党的大忙。政府领导全国人民浴血抗战，而共产党游而不击，抢占地盘，扩充武力，养精蓄锐。抗战胜利，共产党又发动全面武装叛乱。政府迫不得已，忍痛勘乱。在四年的时间里，党国阵营里出了多少见利忘义、背叛党国的不屑之徒。远的不说，眼前就有云南的卢汉、四川的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还有郭汝槐。。”说到这里，他表情十分痛苦。“是他们出卖了党国。毫不讳言，是他们的叛变，使我们精心策划的‘川西决战’流产了！”“要战胜共产党，就要建设起一支不为做官，而愿毕生从事三民主义的干部队伍。我们的党已失去了灵魂。必须重振国民党！为此，我们在台北草山创办了一所革命实践学院，由我亲自主持校政。以后党国干部需轮流送去学习、训练。这个学院能否办好，关系到党国能否新生，最终实现勘乱救国的大计。
中正去台后，西南反共之重担，军事上借重胡宗南长官，行政上仰仗于王陵基主席。诸位！”蒋介石说到这里，话锋一转，“现在虽然形势维艰，但政府还不是毫无办法。请诸君记着我在抗战时就说过的话‘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失败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失败。’成都万一不保，我们还有西昌反共基地。几十万国军精锐之师可以在凉山与共军周旋。我们已作了妥善安排。只要我们在大陆上再坚持三个月，就会出现转机。而坚持三个月对于我们是决无问题的。诸位，历史上不乏虽经百厥九死一生而最终挽狂澜于既倒之事实。中正深信，时间和事实终将证明，一个浸润、继承了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文化传统的国民党，在与苏俄支使的中共的斗争中必将取得彻底胜利！”得知蒋介石要溜的消息，中共成都“临工委”，立即派出了早已精心准备刺杀蒋介石的“敢死队”。这个“敢死队”，就是王陵基非常欣赏的，成都自卫总队队长乔曾希精心训练出来的那支“敢死队”。用这支部队刺杀蒋介石，这恐怕是王陵基连做梦也不会想到的事。
成都有凤凰和新津两个军用飞机场，“临工委”不知道蒋介石的车队去往哪个飞机场，只好将这支200人的“敢死队”分为两路行动，埋伏在去凤凰山机场和新津机场的险要处，准备在蒋介石的车队来时，实施突袭。
在去往飞机场的路上，还有一支部队也在等着蒋介石车队的到来。这支部队就是刘文辉部二十四军的董旭坤团，在得到中共成都“临工委”提供的紧急消息后，董即率2000人的队伍，趁夜埋伏在诸葛武侯词，占领所有制高点，把机枪对准了公路。
上半夜，整个成都死一般的寂静。子夜刚过，成都中央军校的两扇大铁门突然洞开。随即鱼贯而出一队钢铁长列：15辆坦克车昂起炮筒在前面开路；坦克之后，紧跟着足足有几里长的百多辆十轮大卡车队，车上坐满了头戴钢盔、荷枪实弹的胡宗南部队；在钢铁长列中间，是几辆豪华型轿车，其中一辆是流线型防弹高级轿车——委员长的专车；钢铁长列的最后，是15辆装甲车压阵。
整整六个团的主力部队保护着蒋介石向城南方向疾驰而去！
车队卷过东城根街，卷过了南大街，来到了武侯祠。但还没等董旭坤团发动进攻，好象预先计划好了似的，车队立即从四面把武侯祠团团围住，在前面的15辆坦克猛烈开炮，强大的火力一股脑儿向武侯祠泼去。
董团英勇还击，但很快被敌人的火力所淹没。不到半个时辰，武侯祠枪炮声渐止。车队重整队形，开上川藏公路，向新津机场方向呼啸而去。
正当新津机场可望，胡宗南庆幸护送任务完成时，突然，猛烈的子弹从右边河滩上暴风雨般狂扫而来。这是中共成都“临工委”率领的“敢死队”。
车队赶紧组织还击。瞬时，坦克车、装甲车、机枪、冲锋枪、卡宾枪。。
六个团的的火力一齐向河滩、芦苇丛猛烈射击。但此时，“敢死队”早已无影无踪。护送委员长的军队开进了重兵把守的新津机场。
机场灯光忽然暗淡下来。影影绰绰中，只见委员长的座车门打开，委员长下了车。他着一身戎装，披着黑斗篷，军帽的帽檐压得很低。蒋快步登上舷梯，身后似乎还跟着蒋经国、曹圣芳，鱼贯进入早已发动了的“中美”号专机。关上舱门，搬上舷梯，飞机起飞，很快消失在夜空。。
与此同时，在机场深处突然“轰轰”两声巨响。这是特务们奉蒋介石之命，将500Q吨无法带走的飞行器材全部炸毁。
“号外，号外，看蒋委员长离蓉赴台！”“号外，号外，看中共地下武装突袭委员长车队！”整个成都，人声鼎沸，600多条大街小巷的人们，都在抢购“号外！”其实蒋介石并没有走，昨晚的离蓉赴台以及上午的盛大记者招待会，都是蒋介石放的烟幕！
此时，蒋介石正在成都猛追湾的公馆里。
现在，更证明，一切尽在他意料之中，昨夜的行动起到了一石二鸟的作用：借机拔掉了刘文辉安在武侯祠内的“董团”，算是出了口恶气；更重要的是将中共的注意力引开了去——他确信，他在成都期间，中共地下武装力量一直没有停止过“谋杀”他的准备和努力。这下他可以放心地走了。
12月10日黎明，三辆一模一样的豪华型“克拉克”流线型轿车，从北较场后大门悄悄溜出，转弯，上街，然后开足马力，向凤凰山机场飞驰而去。
在三辆车中，中间的是辆防弹车，里面坐着蒋介石。在三辆“克拉克”的后边，有一个不很大的轿车队，远远地追随着。
蒋介石到达凤凰机场时，“中美号”专机已经发动。稍事休息，蒋的高级幕僚陶希圣、谷正纲、沈昌焕、曹圣芬先后登机。
蒋介石最后一个登上飞机，站在机舱门口，向飞机下的胡宗南、王陵基摇了摇手，忧伤地进了机舱。
“起飞！”蒋经国下令。
“中美”号专机在跑道上滑动加速，然后呼啸着腾空而起。朝着东南方向飞去。
四个小时以后，“中美”号专机飞出了茫茫的中国大陆。
1949年12月10日，蒋介石终于被“赶到了一群小岛上去。”历史在这里打上了一个庄严的句号。
正当蒋介石企图在成都及其地区作困兽斗时，人民解放军各路大军迅速向成都逼近。
至12月20日，第二野战军第三兵团、第五兵团，解放了乐山、彭山、邛崃、大邑等城，切断了国民党军队向西的退路。至此，对胡宗南集团构成了东、南、西三面包围，拉开了成都战役的序幕。
在二野三、五兵团向成都挺进的同时，北面的解放军十八兵团和第七军，在秦岭地区完成了抑留胡宗南的任务后，于12月7日，兵分三路，对胡宗南部队追击南下，形成对该军之南北钳攻形势。右路：第六十二军（军长刘忠、政委鲁瑞林），攻占武都，国民党军第一一九军于11日宣布起义。随即六十二军沿着三国魏将邓艾入川灭蜀的路线，进占入川要冲碧口，渡过白龙江，翻越摩天岭，18日解放青川，直逼江油，进入川西平原。左路：第六十一军（军长韦杰、政委徐子荣），翻越大巴山主峰天池子，以日行50公里的速度前进，边战边追，解放巴中。中路：第六十军（军长张祖谅、政委袁子钦）
及第七军（军长彭绍辉、政委罗贵波）一部，沿川陕公路追击，过关斩将，直逼绵阳。
到21日，第十八兵团三路大军，在川北地区歼灭胡宗南部第十七军、第七十六军、新五军、新七军等部，迫使孙元良部之第一二七军投诚。至此，胡宗南集团余部及川境其它各路敌军数十万人，全部被南北解放军大军包围于成都地区，成了瓮中之鳖。
在我各路大军完成对胡宗南残匪的包围以后，21日，刘、邓首长又给第三、第五乒团发出重要指示：1。我十二军已占邛崃，至此，胡匪向康、滇逃窜之路业已截断，势必依托成都周围作困兽之斗。我军追击阶段业已结束，对当前之敌绝非一两个冲锋所能消灭，严防轻敌乱碰。
须知敌尚有反击的力量和局部进攻的可能，我们必须十分慎重。尔后各军应就现地调整态势，掌握部队，恢复体力，调集火力，鼓励士气，瓦解敌军。要特别加强对敌作精密的技术侦察，提出你们的作战意见。今后的作战方式，仍用先打弱点，和集中力量割开敌人，一点一点吃的办法。千万不可进行无准备、无把握的战斗。十一军攻新津（敌人有一、二十七、三十六、六十五等四个军番号），既无十分把握，即应停止攻击，免伤部队元气，至要。
2。为使各军密切协同，决定由杨勇、杜义德两同志统一指挥三、五兵团共五个军，并望杨（勇）潘（焱）即率兵团指挥机构，赶赴杜义德处会合，并召集各军首长开会，提出作战方案，报告我们批准施行。
在刘、邓发布准备围歼成都地区残敌的命令的同一天，胡宗南在新津召集第五、第十八两兵团的军长以上人员，举行紧急会议。与会者有20余人，个个愁眉苦脸，精神沮丧，或则相对苦笑，不作一言，或则埋头抽烟，会场气氛异常沉重。
在这个会议上，胡宗南除了鼓励部属在成都进行负隅顽抗外，着重研究了向西撤退的问题。面对解放军大军压境，胡部残匪已是瓮中之鳖的险恶形势，胡宗南的傲气也不见了，垂头丧气地坐在桌旁说道：“不言而喻，我们现在的处境十分险恶，但战也是死，不战也是死，我们不能作领袖的逆臣，而是要作顶天立地的男子汉。现在只有一条生路，就是打出去，打到西昌去。到了西昌就有办法。在那里，以云南、缅甸为靠背，进可攻，退可守，不然就死无葬身之地了。”关于西退的办法，胡宗南让他的参谋长罗列向大家交待，罗列说：“胡长官的意见，我们应先向东打，在适当时机再向西进。第五兵团在简阳以西攻击前进，十八兵团在简阳以东攻击前进，把共军的兵力吸引之后，立即向西撤退。”声东击西，本是兵家致胜的妙计，但对此时成都的国民党残兵败将来说，这实在算不上是什么妙着。第十八兵团司令李振的看法很有代表性，他认为现在四面都是解放军重兵，逃向西昌要走十多天的路程，解放军岂能让我们一走了之？沿途尽是荒山野岭，没有后勤，最后必被解放军生擒。
虽然李振在胡宗南召开的军事会议上，并没有提出反对意见。会议一结束，便找他的参谋长商量后路。李振说：“共产党虽然很难打交道，但眼前是唯一的生路了。为国家保存点元气，为百姓减少些损失，为双方减少伤亡，还是照北平的办法，部队集中在成都，一方面构筑工事，一方面派人与刘伯承和谈，不成功，就与成都共存亡。”十八兵团参谋长何沧浪，对李振的意见基本倾向是支持的，但该兵团有的军长反对。
胡宗南在蒋介石走后，在成都也就多呆了十几天。
早在各路大军把成都包围的12月19日，曾多次向蒋介石拍着胸脯要“死守成都”的胡宗南，并不愿死在成都，向蒋介石急电要求撤退：（一）将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的高级人员以及主要职员，带同重要文卷档案及电台等，乘飞机往西昌；（二）集中兵力往雅安、蓑衣岭和雷（波）马（边）屏（山）
峨（边）地区三个方向突围，目标是雅安、西昌、泸定及雷波。
胡宗南要弃成都而逃的电报，蒋介石一直拖到第三天，才回电：要胡宗南率部突围，并准派20架运输机运送逃往西昌的人员。
蒋介石给胡宗南的电令是“率部突围”，胡宗南对这四个字的含义是清楚的。但他更清楚这“率部突围”对于他来说会意味着什么。他开完紧急会议的次日，即12月23日，对部属连个招呼也没打，便高飞远走。
在胡宗南不辞而别的当日，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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