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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那些范儿-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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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年轻的考古人员大都是在李济的指导下经历了整理人骨的训练，后来著名的考古学家高去寻、尹达、夏鼐等都谈过此事。
80年前第一锄
取得博士学位后，李济如期回国。起初，他应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之聘，任社会学和人类学教授。1924年，已是南开大学文科主任的李济，和鲁迅、王同龄、蒋廷黻等人，一起去西北大学讲学，由此结识鲁迅先生。1925年4月，清华国学研究院成立，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被聘为教授。29岁的李济，受聘为唯一讲师。
这年，美国、法国、瑞典等国的考古队，纷纷来中国“寻宝”。其中，美国史密森研究院弗利尔艺术馆委员毕士博，听说李济是中国第一位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即来信邀请李济参加他们的考古队。李济回信提出了两个条件：一是在中国做田野考古，必须与中国的学术团体合作；二是在中国掘出的文物，必须留在中国。毕士博回信道：“我们可以答应你一件事，那就是我们绝不会让一个爱国的人，做他所不愿做的事。”
1926年5月，毕士博与清华校长曹云祥商定了合作事项，即弗利尔艺术馆与清华国学院合作，由李济先生主持，经费主要由弗利尔承担，发掘报告中英文各一份，所得文物暂由清华保管，今后交中国国立博物馆。
1926年10月，李济率队来到山西省夏县西阴村。这年初春，李济曾和地质学家袁复礼沿汾河流域进行了一次旅行调查。在西阴村，他们发现了一片布满陶片的地方。这片区域很大，有好几亩地。他们俯身捡拾几片暴露在地面的碎片，仔细一看：不得了，全是史前的陶片。回来后，李济决定将西阴村作为第一次考古挖掘的现场。从10月15日到12月初，考古队在西阴村不仅发现了10多万片史前陶片，还出土了大量石器、人骨、兽骨、贝壳片等。最有意思的是，发现了半只被利器切割过的蚕茧壳。这一发现表明，中华民族在史前就家养蚕茧。1995年9月，为纪念李济先生诞辰百年，台湾“故宫博物院”举办了一场为时8天的“特展”，所展文物仅一件，即半个蚕茧壳，可见这半个蚕茧壳的“分量”。
这次发掘，捡拾起中华文明一段重要历史——西阴村仰韶文化遗址，更标志着现代科学考古进入中国。他们制定了《山西省历史文物发掘管理办法》，明确“发掘所得归国家所有”；在西阴村，他们没有将整个遗址挖开，而只是选择了一小块面积。挖掘中，李济创造的“三点记载”、“层叠”、“探沟探坑”等田野科学考古工作方法，奠定了现代科学考古的基石，今天仍被考古界沿用。
我国著名学者、“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李学勤先生曾说过：“现代考古学真正系统地在中国展开，是从1928年李济出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史语所）考古组主任后，主持对殷墟进行发掘开始的。”
殷墟文化遗址，20世纪中国重大考古发现之首。使殷墟——今天的河南安阳走向世界的，当属李济先生。
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对殷墟的15次挖掘，有14次是在李济先生主持下完成的。1928年10月，正在美国的李济收到傅斯年的电函，希望他尽快回来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主任。这时，由中央研究院组织的对殷墟的第一次挖掘正在进行。年末，李济回国。第二年3月，中央研究院对殷墟进行第二次挖掘。以后，差不多每年的春秋两季，研究院都要在李济的主持下对殷墟进行挖掘，直到1937年抗战爆发。
安阳殷墟考古，最初的目的是寻找有文字的中国古代史，即人们通常说的“甲骨文”。1929年，李济主持的殷墟第3次挖掘，出土了著名的“大龟四版”。这是在殷墟首次发现的大块甲骨，龟版上刻满了殷商时代的占卜文字。1936年6月，对殷墟的最后一次挖掘，获得了至为重要的成果：12日是这一“战役”的最后一天，下午4时，在小屯村的一个地下贮藏坑里发现了龟版。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地一块块取出。谁知，当取出3760块时，还只是一个面上部分。于是，决定再延续一天。第二天，当太阳下山时，他们的工作还没有结束。后来，又用了4个昼夜，才将埋藏珍品的土块整体起出。经过几个月的整理，这次共发现有字甲骨17096片。
在殷墟，与甲骨文同时出现的还有青铜器、玉器、日用器具、人兽骨、建筑遗迹等等。1935年的第11次挖掘，清理了10座大墓、1200多座小墓。大墓中有大量刻纹石器、玉饰品、青铜器等，小墓中的埋葬躯体，呈俯身、仰身、屈身等不同姿势，还有一跪着的人体残部。显然，小墓是陪葬墓，这是一处殷商王朝的王陵。1936年4月的第14次挖掘，则发现了一个埋有完整马车和四匹马的车马葬坑。这是第一次发现商代交通工具，又一次轰动中外学术界。一个失落3000年的殷商王朝，天降般地出现在世人面前。
在《中国上古史之重建工作及其问题》一文中，他说：“中国的史学家把中国古史看作长城以南的事，长城不只是疆域的界限而且成为精神的界限；要找中国人的民族和文化的原始，在北方的一面，都被长城封锁了。”“总之，我们若把中国历史看作全部人类历史的一部分，它比传统的历史远得多。”“我们讨论中国历史最要紧的一点，与过去不同的一点，是我们感觉到，并已证明，上古史的史料除了文字记录以外，还有另外的来源；由这些来源所得的新材料，已经引导出了不少新的问题，并且已经是一般史家所接受的了。他们必须收纳考古学与民族学的资料，这些新资料，不但帮助他们解决旧问题，而且启发新问题。”
在《再谈中国上古史的重建问题》一文中，他说：“中国历史是人类全部历史最光荣的一面，只有把它放在全体人类历史的背景上看，它的光辉才更显得鲜明。把它关在一间老屋子内，孤芳自赏的日子已经过去了。”
他还阐述了新史学家应该达到的四个境界：第一个境界就是地质学家丁文江先生告诉他的朋友的话，他说：“中国境内作现代学术工作，真是遍地黄金，只要有人拣。”这是讲要尊重本国的学术资源。第二境界可以说是“百闻不如一见，靠别人不如靠自己”，这是讲作为新史学家应该重视从实践中去获取知识。第三个境界应该是“宁犯天下之大不韪而不为吾心之所不安”，原始资料遇了这种有勇气的人，庶几乎可以相得相辅了。第四个境界，姑称之为“无用之用是为大用”。这最后一个似含有为历史学等学术之境遇辩护之意。他最后总结说：“在这一境界中作历史学语言学的工作，可以说和生物学家地质学家的工作情形是同样的。”
文物在哪里，人就在哪里
抗战胜利后，李济以中国赴日代表团顾问的身份，前往日本东京、京都、大阪等地调查战时被日本掠夺的中国文物文献。回国后，李济撰写了《抗战后在日所见中国古物报告书》，向有关部门报告。这次调查，追回了周口店遗物、中央图书馆藏经典书籍等重要文物文献。但是，李济一直遗憾，没有找到“北京人头骨”。
1937年，在殷墟第15次发掘收工后仅18天，“卢沟桥事变”爆发。因为李济从1934年起接替傅斯年担任中央博物院（中博）筹备处主任，“史语所”与“中博”向西南搬迁之事，便由傅斯年交与李济负责。“史语所”搬迁的第一站是经武汉到长沙，在那里只停留了3个月，因为日机不断轰炸，决定继续西迁至昆明。
在搬迁西南之前，考古组发生了一件空前的事：好几位青年人纷纷投笔从戎，离开了“史语所”。李济为此心情矛盾：一方面安阳发掘的成绩太重要，但研究工作还未正式展开，人员散去了，将来怎么办？另一方面，大敌当前，连自己都萌生前线杀敌的念头，何况这些热血青年？1937年初冬的一天，在长沙公路边一个小饭店里，李济、董作宾、梁思永等全体人员都在这里喝了饯别酒，送走了尹达、祁延霈、王湘等人。他们大多数后来去了延安，所以这一次分手后他们就再也没见过面。
从桂林经越南辗转到了昆明后，“史语所”在这里安顿了两年。此间李济最欣慰的一件事就是吴金鼎、曾昭（注：曾国藩的曾孙女，60年代自杀）、夏鼐等从英国返回昆明，成为中国考古界的新生力量。
1940年冬，因滇越线战事吃紧，“史语所”、“中博”又迁离昆明，到达四川宜宾的李庄镇。
李庄六年，是抗战时期“史语所”和“中博”相对安定的一段日子。在李庄还有一段小插曲。一次搬运时，不巧撞坏了一个木箱，里面的人头骨和体骨标本全都暴露无遗。当时农民一片哗然，加之此前有位来自广东的同事打了条蛇吃以解馋，当地人便传说这个机关不光吃蛇“还吃人”。后来只好由李济与所长傅斯年等人出面，邀请当地官员和地方乡绅座谈，再三向他们解释研究人骨的意义，请他们对民众做些必要的解释，这才化解了一场危机。
1941年12月，日军侵占香港，“史语所”原存香港的文物，全部损失；次年3月，日军侵占长沙，“史语所”存在那里的文物也悉告损失，这让李济痛惜不已。不仅如此，因为医疗条件太差，他的两个女儿鹤徵和凤徵，分别在1939年和1942年在昆明和李庄病逝，凤徵去世时才17岁。对李济来说，那真是一段内忧外患的日子。李济夫妇一生生育了四个孩子，大女儿幼时便夭折，这样，只剩下了一个男孩子。他们后来把舅舅家的孩子过继来，取名“光周”，李光周后来也成为一个考古学家。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李济以专家身份被派参加中国驻日代表团，赴日本各地调查战时被日本掠夺的中国文物，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李济五次寻找“北京人头骨”而未果，他以此为终生憾事。
1948年12月，中研院史语所由南京直迁台湾，所里全部图书、仪器、标本共装了上千箱，连同故宫、“中博”的重要文物一并船运。那时许多文物刚从大后方运回南京，还来不及开箱，又要搬到台湾。
安阳殷墟文物也在转移之列，李济是这次的押运人。很多人反对文物搬迁，李济也很矛盾，但他的第一考虑是保护文物，他说：要文物是安全的，去哪个地方无所谓。有人劝他不要跟着船走，怕危险，但他不听。那时候很多知识分子还对国共和谈抱有希望，想着躲避一段战火，等安定后再继续从事自己的研究。
叶企孙：一个真正大写的人
叶企孙（1898。7。16—1977。1。13），上海人。中国卓越的物理学家、教育家，中国物理学界的一代宗师。1918年毕业于清华学校，旋即赴美深造，1920年获芝加哥大学理学学士学位，1923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24年回国后，历任东南大学副教授，清华大学教授、物理系系主任和理学院院长。他还是中国物理学会的创建人之一，曾任中国物理学会第一、二届副会长，1936年任会长等。
“事关抗日”，极力支持
1937年，卢沟桥事变，平津沦陷，叶企孙于8月中旬随清华大学师生秘密赴天津准备转道南下。就在等船的时候，叶得了副伤寒症，不得不住进天津医院治疗。在治疗期间，他得到了时任清华大学校长的梅贻琦从南京拍来的密电，令他在天津留守，组织部分人员负责接待经天津转道南方的清华大学教职员工。叶服从了这一决定，并于10月初出院后移住在天津“清华同学会”办公处，一边疗养，一边主持接待事宜。熊大缜作为叶的助手随侍左右，并出面署理食宿接待、买船票、送站等繁琐事务。旧历年过后，清华教职工大部分已经南下，叶的留守已无必要，遂准备赴长沙。正在这时，又听到已迁长沙的清华、北大、南开等组成的临时大学欲再迁昆明，叶决定稍缓行动，以便不经长沙而直达昆明。就在这个滞留的空隙，一个决定叶、熊二人命运的意外且有几分诡异的事件发生了。
1938年3月的一天，熊大缜突然对叶企孙说：“我要到冀中区去，帮助那里的人们进行武装抗日，那里需要科技人员帮助。”
叶听罢有些吃惊，便问：“是谁介绍你去的？”
熊答道：“是一位姓黄的，事情紧急，我这几天就要动身。”
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叶在后来的交代材料中说：“我起初是不赞成他去的，但因事关抗日，我无法阻止，也没有什么理由可以阻止他，就极力支持他。几天后，他动身了。我只送他到同学会门口，没有看到带路的人。”
他明知这学生在河北没有相熟的人，又没有政治经验，但是国难当头，他只能送他去。熊走后，他曾“约有十余天，神思郁郁，心绪茫然，每日只能静坐室中，读些英文小说，自求镇定下来”。
到了这年的端午节，熊大缜与一位北平工学院的毕业生结伴来到天津找叶企孙。师生见面，叶才得知熊到冀中后，在吕正操麾下的后勤部门工作。
吕正操时任八路军第三纵队司令员兼冀中军区司令员、冀中区总指挥部副总指挥、晋绥军区司令员等要职，率部在冀中地区与日军展开游击战，创建了共产党领导的第一块平原抗日根据地。
当时的冀中军区极需武器弹药特别是无线电收发设备。熊大缜安全到达预定地点后，很快被任命为冀中军区供给部部长，并着手筹建技术研究社，开展烈性炸药、地雷、雷管等研制工作，以炸毁从北平到沧州、石家庄一线的铁路，切断日敌的交通大动脉。同时研究、安装短波通讯工具，以保证军事通讯的畅通。要完成这一工作，就需要购买材料和寻找相关的技术人才，于是熊大缜于1938年的端午节来到天津寻求恩师叶企孙的帮助。
叶企孙利用自己留津的空隙秘密帮助自己的学生在后方搜购一些雷管、炸药等军用物资。同时按熊的要求，他先后介绍了汪德熙、李广信、阎裕昌、胡大佛等清华师生、职工和平津高校的毕业生去冀中军区参加了“技术研究社”，开展各种军火、通讯设备的研制工作。
熊大缜得到了叶企孙推荐的人才与购买的材料后回到部队，在制造炸药的同时，又用土办法、土设备成功地研制出了合格的枪炮弹药。1938年9月，熊大缜等几位技术人员与官兵一起，在平汉铁路保定方顺桥附近埋设了由“技术研究社”研制的含TNT烈性炸药的地雷，将驶来的日军机车车头炸得粉碎。自此，这种含TNT烈性炸药的地雷在冀中平原广泛应用，日军闻之丧胆，吃尽了苦头。
与“三钱”
“三钱”的事业道路受过多人指引，但如没有最初叶企孙的慧眼识珠和破格提携，就不会有后来的“三钱”。
钱伟长曾说过：“我有很多老师，而叶企孙教授是对我影响最深的老师之一。”钱伟长是1931年考进清华大学的，以历史和国文满分，数理化英语合计25分的跛脚成绩被破格录取。钱伟长1931年9月16日到清华大学报到，9月19日晨就传来“九·一八”事变消息，钱伟长决定弃文学理为国造飞机大炮抵抗日本侵略。当天他就找到吴有训教授要求转物理系，但吴教授不同意，因为当时物理系是热门，而钱伟长数理化成绩太差。吴教授还说学文史同样能救国。钱伟长在同学建议下向时任物理系主任和理学院院长的叶企孙求援。叶企孙热爱青年，尤其热爱有创造力的青年和敢于实践试验的青年，是一位人所共知的开明教授，华罗庚就是他拍板破格进清华的。钱伟长初到叶企孙家，出乎意料之外，叶企孙不是他所想象的那样是一位西装革履的教授，而是一位身穿灰色长袍，脚上穿着一双布鞋，身材不高的和蔼长者，说话有些口吃。一听见钱的诉说，叶就安慰钱说不要着急，你这点要求可以慢慢研究，说青年在国难当头，弃文学理，科学救国，无可厚非。当听说钱的数学和物理考得不好时，就鼓励钱说，听说你文史考得很好，如能学好文史，只要有决心，同样也能学好数学、物理。叶还以如何学史记为例，对钱说读史贵在融会贯通，弄懂它，不在于死背熟读某些细节。学物理也是一样，也是重在弄懂，不要死背公式，熟记定律，懂了自然就记得，会用就肯定忘不了。所以，能学好历史，同样也能学好物理。叶企孙这场谈话，使钱伟长学物理的信心倍增。叶企孙让钱伟长继续找吴有训磨，除吴有训外，还要疏通文史两系的学者教授，因当时陈寅恪、杨树达教授都非常欣赏钱伟长。叶企孙知道钱伟长叔父钱穆和燕京大学郭绍虞、顾颉刚教授关系较好，而郭、顾两教授都是当时开明爱国教授，估计他们一定也会同情钱伟长的志愿，通过他们对钱穆的劝说，一定能动员钱穆去疏通清华两系教授的。钱伟长遵照叶企孙的叮嘱去做了，居然取得各方的同情和吴有训教授的批准，以试读一年的名义进了物理系。如果不是叶企孙的破格和指引，钱伟长转系难以得到清华物理和文史三系同意，也许中国会多一个史学或文学大师，但“三钱”会少了一“钱”。
到物理系后，钱伟长自大三第二学期起就在叶企孙指点下从事北平大气的测定研究，克服困难，自己动手制作仪器，曾和北平每日天气的变化联系起来，连续9个月日以继夜24小时测定了大气电的强度。这一工作就是钱伟长的学士学位论文，论文长达200页，图表70余幅，曾在1935年青岛召开的中国物理学会上宣读。在物理系四年中，在叶企孙的直接指导下，钱伟长在数学、物理、化学和工程方面建立了较为广宽的基础，而且学到了一整套自学的科学方法并树立了严肃的科学学风，为钱伟长一辈子的科研教学工作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钱学森之所以能成中国航天功臣，是许多航空先辈对他精心培育的结果。其中包括叶企孙以及为他选派的三位导师的悉心指导。
1934年钱学森在上海交通大学铁道工程专业毕业后，同年考取了清华大学第二期留美公费生，与他同时考取的还有上海交大土木系毕业的张光斗，以及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的赵九章、王竹溪等20名。从清华保存的档案来看，钱学森考试的成绩与清华大学毕业的赵九章、王竹溪等人的成绩相比略有逊色，而且数学还不及格。其他成绩亦不理想，但是他在“航空工程”这门课程的考试中，却得了87分高分。当时清华大学负责招生选派留学生的是叶企孙，时任理学院院长、特种研究所主席。他发现钱学森这个航空工程天才人物，破格录取并且决定派往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攻读航空工程硕士研究生。按照清华大学的规定，凡选派出国的留学生，必须由学校指派导师补习一年的课程，于是叶企孙就为钱学森选派了三位教授组成导师组，对他进行具体指导。这几位导师都是当时中国顶级航空工程专家，由他们对钱学森的学业作了精心的筹划和严格安排，使其在国内补修了航空工程基础知识。钱学森仅用一年工夫顺利地获得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硕士学位，1936年又被冯·卡门选中，1939年6月取得了博士学位；并与冯·卡门一起在空气动力学研究方面占领了学术制高点，一举名扬天下。
1947年钱学森回国期间，曾于8月17日至9月1日到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讲学。由清华大学接待，住在他的恩师叶企孙家。8月29日，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致电钱学森，请他担任交通大学校长。朱又专电叶企孙敦促钱氏接掌交大。当8月29日叶企孙将朱家骅邀钱学森当交大校长的电文转达给钱学森时，问他意下如何？钱学森当时表示：“目前国内局势战乱不止，各级政府又腐败无能，在这种形势下，我不能回来为国民党装点门面。”于是叶先生告诫他说：“你要不愿意，那么就赶快走，晚了恐怕就走不成了”。钱学森听明了叶企孙话中的含义，当即于9月1日飞回上海。9月17日在上海与蒋英完婚后，于9月26日回到了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在波士顿安了家。等待时间将来再回国效力。
钱三强原来是准备当一名工程师的。1930年秋，17岁的钱三强以优异的成绩被北大理学院录取为预科生。在北大，每周都有各种学术报告会。钱三强带着浓厚的兴趣听讲，有一次听了清华吴有训讲授近代物理学。吴有训与众不同的讲法、生动的课堂实验，在轻松愉快中向学生传授了难懂的概念，使钱三强渐渐产生了对物理学的热爱，最后萌发报考清华物理系的念头。1932年秋，钱三强在北大预科毕业后，转而考取了清华物理系，师从叶企孙、吴有训、赵忠尧等教授。父亲钱玄同欣然题写了“从牛到爱”四个大字送给他。这成为钱三强人生的转折点。1936年，他以毕业论文90分的优异成绩毕业后，担任了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严济慈所长的助理。在严济慈的推荐之下，翌年通过叶企孙主持的公费留学考试，进入巴黎大学居里实验室做研究生。
1946年11月底，梅贻琦致函在法国的钱三强，邀请其回母校任教。1947年2月1日，钱三强接受聘请，并提出“甚望教学工作外，尚能树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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