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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那些范儿-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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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学革命的大旗树立之初，旧文人们采取了漠视不屑的态度，一时间没人出来叫阵论战。因此，新文化人必须采取对策，引蛇出洞。正如鲁迅所言：“他们正办《新青年》，然而那时仿佛没人来赞同，而且也还没人来反对，我想，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
于是乎，经过商议，由钱玄同演“黄盖”，刘半农演“周瑜”，二人一唱一和，上演了一幕令守旧人士坐立不安的“苦肉计”。在《新青年》第4卷3号上，钱玄同化名“王敬轩”，站在旧文人立场上，如同作策论一般，罗织了许多有关新文学的罪状，以尖刻叫嚣的笔调，大放厥词地把新文人教训了一通。而刘半农立即回长信一封，借清新简练的笔锋，将王文中的观点驳得体无完肤，并且称旧文人就好比“那既要偷汉，又要请圣旨，竖牌坊的烂污寡妇”，既无气魄，也无意境，却处处掩饰，不许新文人露锋芒。他们的眼光又好似“乡下老妈子，死抱了一件红大布的嫁时棉袄，说它是世界间最美的衣服，却没有见过绫罗锦绣的面”，将旧文人之丑态刻画得入木三分，淋漓尽致。真可谓是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这等文章，措辞激越，议论精警，可以说是招招戳到旧文人痛处，让他们看了，不把他们鼻子气歪才怪呢！
果然，没过多久，旧文人阵中大将林琴南便坐不住了，他在上海《新申报》上写了一篇文言小说《荆生》，咬牙切齿地影射攻击了《新青年》的几位主要人物。其中当然便少不了“形友实敌”的钱玄同。在小说里，林琴南塑造了一个浙江文人金心异，金对钱，心对玄，而异对同，实际上就是暗指钱玄同。在林的笔下，金心异嗜财如命，常常“为伤天害理之言”，并且目光短浅，畏首畏尾，被所谓的“伟丈夫”荆生将军所镇压。可以说，小说里充斥着人身攻击与卫道谬论，透露出林仇视新文化的近似歇斯底里的心理。这也恰好说明封建顽固势力在理论和道义上已是无力还手，只能求助于谩骂和影射攻击，做最后的绝望挣扎，不过是困兽般的哀鸣罢了。
也就是自此之后，新文化派人士无论在气势上，还是在学理上，都已经明显处于压倒性优势，钱玄同和刘半农于此间的努力功不可没。
作为文学革命的声援者和呐喊者，钱玄同并不兼事创作，一生未做过一首新体诗。但是，钱玄同却有很深的文学造诣。早在清末留学时期他就跟章太炎先生合办《教育今语杂志》，用白话文撰写论文。坊间流行的《章太炎的白话文》一书，文章多出自钱玄同手笔。归国后他又在浙江办过《通俗白话报》。第一篇近于白话的论学书，就是钱玄同与陈独秀在《新青年》3卷6号发表的通信。《新青年》杂志从4卷1号起刊登白话文章，使用标点符号，也是钱玄同宣传、鼓动、争取的结果。此后，钱玄同用白话撰写了大批杂文，对守旧文人和封建遗老进行了不妥协的斗争。他的文风慷慨豪放，有如长风穿谷、奔流击石，在思想上和艺术上均有较高建树。
在废弃文言文、采用白话文的运动中，钱玄同则是当之无愧的先行者和最有力的推动者。作为海内知名的文字学家，钱玄同在改革汉字方面居功甚伟。1917年，他在《新青年》上发表《对文学刍议的反应》，激烈反对作文“用典”，倡导不用典的胡适主张“工者偶一用之，未为不可”，但钱玄同走得更远，他说：“凡用典者，无论工拙，皆为行文之疵病。”他提出“文学之文，用典已为下乘；若普通应用之文，尤须老老实实讲话，务期老妪能解，如有妄用典故，以表象语代事实者，尤为恶劣。”他还主张改革书写格式，提倡用标点符号，还采用和西方书写方式相同的左起横写的书写习惯，这一主张率先在《新青年》杂志得到应用。著名语言学家黎锦熙在《钱玄同先生传》一文中说：“《新青年》用新式标点符号，是从民国七年（1918年）4卷1号起的，这是中国直行汉字而用标点符号排印的第一本书，出版时，许多人一见就哈哈大笑……”蔡元培对这一成就，曾公允地评价说，这结果是出自“玄同提倡白话文的努力”。
当时不少学者都激烈偏执，但像钱玄同这么极端，还真不多见。他自号“疑古玄同”，对过去的大师，常持坚决否定态度。作为古文派大师章太炎的入室弟子，钱玄同受老师影响，有非常高的古文经学造诣，然而他后来也拜今文经学大师崔适为师，并自称“乃始专宗今文”。实事求是地说，对于古文和今文，钱玄同都是背离师门的逆徒。20世纪20年代初，钱玄同和大学刚毕业的顾颉刚讨论今古文，以《聊斋志异》上的故事举例，说明他们这一代学人治学应该有的态度。书生桑生先后接纳了两名女子，这两个不安分的女人，老是互相攻击，一个说对方是鬼，一个说对方是狐，桑生起初以为她们只是妒忌，说着玩玩，经过一段时间的考验，发现她们果然是鬼是狐，事实证明两个女人说得都对。这个故事正好可以用来面对今古文之争，今文学家说古文经过刘歆伪造，说得是对的；古文学家说今文不符合孔子的意思，也是对的。因此，现代学人今天要做的事情，就是用古文学家的观点来批评今文学家，用今文学家的观点批评古文学家，从相互指责之中，把各自的假面目戳破。
钱玄同的旧学十分了得，像他这样的弟子，做老师的想恨都恨不起来。他提倡废除古文，甚至要废除汉字，不是因为自己不行，而是为了要让后人学起来方便，是纯粹为后人着想。钱玄同能写一手漂亮的隶书和篆字，曾用小篆抄写章太炎的《小学问答》刻印出版，这事遭到了鲁迅的指责，认为像他这样激烈的人，不该这样复古。
钱玄同不仅呼吁提倡白话文，简化汉字，他还提倡世界语，因他的提议，北京大学一度还真的设立了研究世界语的研究机构。世界语的未来虽然至今还不好说，但世界越来越呈现出需要通用语言的趋势却是不争的事实。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可以说，钱玄同绝对是具有超前的世界眼光的大学者。
钱玄同曾说：“我所爱的中国是欧化的中国！”这很容易使钱玄同被误认为是一个崇洋媚外的家伙，但这显然不是事实，否则就不能理解钱玄同晚年的抗日行为。实际上，钱玄同不是当时普通的“全盘西化”论者，他对“欧化”有自己独特的解释：“所谓欧化，便是全世界之现代化，非欧洲人所私有，不过欧洲人闻道较早，比我们先走了几步。我们倘不甘‘自外生成’，唯拼命去追赶这位大哥，务期在短时间之内赶上。”他认为，只要不三心二意，左顾右盼，就一定能赶上这位大哥，到那时，我们就可以“和他们并辔前驱，笑语徐行”了。从这我们可以看出，钱玄同激烈的反传统行为，其实是对当时祖国的落后和混乱怒其不争，因爱之深才痛之切的正常反应。
《狂人日记》催生始末
钱玄同在向《新青年》撰稿的同时，也在为该杂志寻求合适、优秀的撰稿人。他自然不会忘记在东京的同窗好友周树人（鲁迅）、周作人两兄弟，认为他们是国内少有的文学人才。钱玄同经常到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绍兴会馆的补树书屋，劝说周氏兄弟为《新青年》撰稿。周作人很快就有稿子交来，而其兄鲁迅却迟迟没有动手。钱玄同做事是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为能约到周家兄弟的稿子，不厌其烦经常拜访他们。他与鲁迅又都十分健谈，常常是下午四五点钟开聊，一直要聊到深夜十一二点方散，中间的晚饭也从未使他们的谈话中断。
一天，钱玄同穿着长衫拎着一只黑色皮包来到绍兴会馆，看到鲁迅正在屋里埋头抄录古碑，便不解地问：
“你抄这些碑有什么用？”
“没有什么用。”
“那么，你抄它有什么意思呢？”
“没有什么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
在钱玄同一再催促下，鲁迅终于松口了。“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从此以后，一发而不可收……”（《呐喊·自序》）这件事，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也作了证实：“……鲁迅个人，从前那么隐默，现在却动手写起小说来，他明说是由于金心异的劝驾，这也是复辟以后的事情。”“这篇《狂人日记》不但是篇白话文，而且是攻击吃人礼教的第一炮，这便是鲁迅、钱玄同所关心的思想革命问题，其重要超过于文学革命了。”
“五四”时期，鲁迅与钱玄同过从甚密，不仅常常一起吃饭喝酒聊天，还经常书信往返。据沈尹默回忆，当年鲁、钱二人在一起高谈阔论，常常占据了说话的中心，别人只有洗耳恭听的份儿，没有插嘴的余地。鲁迅在日本时曾给钱玄同起了个“爬来爬去”的绰号，简称“爬翁”，钱玄同也给鲁迅起了个“猫头鹰”的绰号，可见两人关系非同一般。
然而，就是这样一对朋友，后来却因种种原因逐渐疏远了。
思想上的分野是他们彼此疏远的主要原因。“五四”以后，钱玄同钻入了当年自己所反对的故纸堆中，满足于当文字学家和音韵学家，潜心做学问，当年的战斗激情渐渐消失了。1924年《语丝》创刊，虽然钱玄同、鲁迅、周作人、林语堂等人都是创办人，但同人聚会时鲁迅却很少参加。鲁迅对钱玄同的不满主要是因为“他们已忘记了《新青年》时代的精神而成了学者了”。等到1926年鲁迅南下厦门时，二人关系已经十分疏远。
1927年9月12日，钱玄同40岁生日，他的几个朋友胡适、周作人、刘半农等人准备在《语丝》上为他编一本“钱玄同先生成仁专号”，以文人独特的方式为他祝寿，此事几乎弄假成真。这显然属于文人的雅玩。鲁迅认为这种名士作派十分无聊，非常反感，认为在当时情况下很不合时宜，便写了一首《教授杂咏》加以讽刺：“作法不自毙，悠然过四十；何妨赌肥头，抵当辩证法。”因为钱玄同身体肥胖，又曾发过“人过四十，便该枪毙”的怪论。鲁迅对钱玄同的不满已经跃然纸上。
钱玄同的老友黎锦熙说钱玄同确实署过“疑古玄同”，也印过这样的名片，但钱玄同后来没有承认。关于钱、鲁在孔德学校的偶遇，黎锦熙有一段文字很有意思：“钱先生不悦，适有一客来，是钱先生最要好的而鲁迅先生最不喜欢的，因此两人更愣住了。不久鲁迅匆匆离平，以后两人就更无说话的机会了。”（黎锦熙《钱玄同先生传》）这多少透露了二人疏远的某些信息。
“钱二疯子”
钱玄同出身于清末一个旧官吏家庭，所受封建礼教颇多颇严。所以，他对三纲五常等旧礼教最痛恨，反对也最坚决，激烈的言论很多，是一个敢于向旧礼教宣战的先锋大将。但是，他自己却是一个极守礼法的人。
钱玄同出生时，父亲已62岁，哥哥已34岁，父兄对他管教甚严。他少年时父母双亡，一直跟随兄嫂生活，凡事必禀命于兄长。他对兄嫂十分尊敬，每到阴历年必携妻、儿一起到哥哥家拜祖先。钱玄同到晚年，已80高龄的嫂子编著关于清代闺媛诗文，他亲自去复印、校对，并为此书编了一个依“广韵”排列姓名的索引。他对与自己年龄相差无几的侄子们也十分友爱。
钱玄同反对包办婚姻，主张自由恋爱。但他与由哥哥包办的妻子徐琯贞关系非常和谐。妻子身体不好，他关心体贴，照顾周到。旧社会文人嫖娼、纳妾都是平常事，钱玄同从不嫖娼，说“如此便对学生不起”。有人以他妻子身体不好为由劝他纳妾，他严词拒绝，说：“《新青年》主张一夫一妻，岂有自己打自己嘴巴之理。”他还说：“三纲像三条麻绳，缠在我们的头上，祖缠父，父缠子，子缠孙，一代代缠下去，缠了两千年。新文化运动起，大呼解放，解放这头上缠的三条麻绳。我们以后绝对不许再把这三条麻绳缠在孩子们头上！可是我们自己头上的麻绳不要解下来，至少新文化运动者不要解下来，再至少我自己就永远不会解下来。”
章太炎是“五四”时期公认的国学大师，影响广远，桃李天下。其间分为门人、弟子和学生三种。据周作人称，1932年章太炎北游时，章门弟子印《章氏丛书续编》，共有14人参加，大约算是章太炎认可的弟子，其中最受章太炎器重的一个是黄侃，另一个便是钱玄同。“弟子中自然当以黄季刚居首，太炎也很看重他，可是说到真是敬爱老师的还须以钱玄同为最，虽然太炎曾经戏封他为翼王，因为他‘造过反’，即是反对古文与汉字。”（周作人《琐忆钱玄同》）
钱玄同是在日本留学时认识章太炎的。钱玄同1906年赴日留学，当时章太炎流亡日本，在东京创办同盟会机关报，钱玄同在《民报》社结识章太炎，因为此前就读过章太炎的文章，对章太炎极为佩服，遂对章执弟子礼。据周作人回忆：“钱玄同从太炎先生听讲，最初是在东京大成中学的国学讲习所，后来在《民报》社特别听讲《说文》，有时便留下不走，与太炎‘抵足而眠’，彻夜谈论文字问题，结果逼得先生承认写字非用篆字不可。”可见章、钱师生关系十分亲密，第二年在章太炎介绍下钱玄同加入同盟会，不久为反清，给自己取名夏，意“中匡之人也”。
人本事大了，难免恃才傲物，章太炎就常常不可一世，他的几位弟子，老实说脾气都不小，搁一起便磕磕碰碰。先是大弟子黄侃和几位闹文学革命的师弟斗气。20世纪30年代初，章太炎带着黄侃到北京讲学，钱玄同对老师毕恭毕敬、小心翼翼，对师兄却根本不买账。有一天，在章太炎住处，黄侃开玩笑地对钱玄同说：“二疯，你来前，我告你！你可怜啊！先生也来了，你近来怎么不把音韵学的书好好地读，要弄什么注音字母，什么白话文。”钱玄同顿时翻脸，拍着桌子厉声说：“我就是要弄注音字母，要弄白话文，混账！”章太炎闻声赶来，哈哈大笑，排解说不许再争什么注音白话文，都给我念日语字母。章的意思十分明显，想想当年在日本一起学习的同门之谊，有什么好吵的。
钱玄同与黄侃虽同出章门，但志趣并不一致。回国后，钱玄同参加了新文化运动，主张白话文，与黄侃分道扬镳。一次，黄侃在一本杂志上填了一首词《北海怀古》，其中有：“故国颓阳，坏宫芳草，秋燕似客谁依？笳咽严城，漏停高阁，何年翠辇重归？”同人认为这首词有点“遗老”“遗少”的味道，流露出复辟的意思。钱玄同对此有不同看法，为此写了一篇随感录：“我知道这位某先生当初做革命党，的确是真心的；但是现在也的确没有变节。不过他的眼界很高，对于一般创造民国的人，总不能满意，常常要讥刺他们。”文章并未点黄侃名，还有替黄侃辨析的意思，黄侃看到后仍大怒不已，骂他们连词都看不通。钱、黄早年关系很好，也互相尊重，在音韵学方面合作也很成功，但“黄侃的脾气比较乖僻，有时说话随便，甚至在课堂上骂街。钱玄同虽然个性也很强，但和黄的性情、思想很不一样，两人‘时有违言’（钱玄同语）”。
1926年，钱玄同因妻子患重病，请假半年，请黄侃来师大国文系任教授。当时系主任是吴承仕先生，吴承仕也是章门弟子。吴、黄二人相处并不融洽，一次黄侃在课堂乱说话，女学生很有意见，吴承仕向他委婉指出了，黄侃与吴承仕遂生冲突，黄侃愤而写了一首诗讽刺，其中二句是“芳湖联蜀党，浙派起钱疯”，钱疯即指钱玄同。当初在日本留学时，黄侃曾戏称钱玄同为“钱二疯子”。黄、吴吵架，居然捎上了钱玄同，这正是黄侃性格乖僻的地方。
据说黄侃去世后，《立报》曾刊登了一篇《黄侃遗事》，上面一则《钱玄同讲义是他一泡尿》，中间有一段文字：“黄以国学名海内，亦以骂人名海内，举世文人除章太炎先生，均不在其目中也。名教授钱玄同先生与黄同师章氏，同在北大国文系教书，而黄亦最瞧钱不起，尝于课堂上对学生曰，汝等知钱某一册文字学讲义从何而来？盖由余溲一泡尿得来也。当日钱与余居东京时，时相过从。一日彼至余处，余因小便离室，回则一册笔记不见。余料必钱携去。询之钱不认可。今其讲义，则完全系余笔记中文字，尚能赖乎？是余一尿，大有造于钱某也。”此语北大国文系多知之，可谓刻毒之至。
周作人曾把这篇文章寄给钱玄同，钱玄同复信说：“披翁（按：黄侃在旧同门中，别号为披肩公）轶事颇有趣，我也觉得这不是伪造的，虽然有些不甚符合，总也是事出有因吧。例如他说拙著是撒尿时偷他的笔记所成的，我知道他说过，是我拜了他的门而得到的。夫拜门之与撒尿，盖亦差不多的说法也。”（周作人《钱玄同的复古与反古》）黄侃恃才傲物，性格乖张，他有一句名言“八部书外皆狗屁”，经常“泼妇式骂街，特别是在讲堂上尤其大放厥词”，他“不但是章太炎门下的大弟子，乃是我们的大师兄，他的国学是数一数二的，可是他的脾气乖僻，和他的学问成比例，说起有些事来，着实令人不能恭维”。（周作人《知堂回想录》）
1935年10月8日，黄侃因纵酒过度死于南京量守庐，时年50岁，被认为是国学一大损失，章太炎更是慨叹“天丧我也”！黄侃去世后，钱玄同并未因为二人之间过节而意气用事，仍满怀深情写下一首挽联：“小学本师传，更细绎韵纽源流，黾勉求之，于古音独明其真谛。文章宗六代，专致力深思翰藻，如何不淑，吾同门遽丧此隽才。”可谓情真意切，也显示了钱玄同宽以待人的胸襟。
从不判卷的教授
钱玄同不仅在经学研究和新文化运动中敢于引领风气，他在历史研究和教书育人方面的标新立异也毫不逊色。
众所周知，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中国史学领域崛起过一个新派别：古史辨派。该派的代表人物除了顾颉刚和胡适，另外一个重要人物，就是钱玄同。该学派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假说，推翻了旧有的由“盘古开天”、“三皇五帝”往下说的旧历史学说体系，取得了空前的成绩。钱玄同毫无疑问是这一学派的肇端者，而这发源于他对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两派的超越性思考。顾颉刚明确提及正是钱玄同的启发，才使他走上了疑古的治学道路。他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说：“十二（1923）年，玄同先生给我一封长信，论经部的辨伪。我和他已经一年多不相通问了，忽然接读这一封痛快淋漓的长信，使我精神上得着一种兴奋。我就抽出一个星期日的整天工夫，写了一通复书……”这封复信，正是顾氏多年来蕴积于心中的关于中国古代史的系统看法。后来以《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发表于胡适主持的《读书杂志》，正式向学术界提出了“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的学说。可见，这一学说之所以能出现，钱玄同居功甚大。更重要的是，当顾文发表后，钱玄同还给予了大力支持，马上在同一刊物上表态，称该学说“精当绝伦”，由此激发了当时的史学大论战。这一论战的后果是很明显的，至少，它瓦解了旧的史学系统，使中国的经、史研究可以跳出先入之见为准传统，而只把经学和史学当成单纯的学术来研究。
钱玄同在教学上极为重视引发学生的思考，而不重视学生的考试等技术问题。钱玄同曾先后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燕京大学等处任教，各校对这位大学者的这一“陋习”虽说无可奈何，但也各有对策。北京大学为此特意刻了一枚木质图章，上书“及格”二字。钱玄同收到考卷后，即直接送到教务室，由教务室统一盖上及格的图章，而后按照各人的名字分别记入学分档案。
北大的宽容态度，使钱先生对自己的做法愈发地得意，竟向外四处推广，及至他到燕京大学兼课时，仍旧照此办理。不料此番他碰了个钉子：学校方面竟将他送上的未判考卷原样退回。钱先生登时也来了脾气，毫不退让，又将考卷原封不动地退了回去。校方很是生气，警告钱先生，如再次拒绝判卷，将按照校纪对他进行惩罚，扣发相当数额的薪金。钱先生对此立即作书一封，言道：“判卷恕不能从命，现将薪金全数奉还。”信内附钞票若干。
这场官司的结局究竟如何，我们今天已不得而知，但钱玄同从不判卷的大名，却从此在北京城内四处传开。
钱玄同虽说在判卷方面架子极大，但说到治学求知，钱先生则是虚怀若谷，常常不耻下问，充分体现了一位著名学者严谨的治学风范。
钱玄同在北大讲授的是音韵学。他口才流利，思维敏捷，讲课时滔滔不绝，风趣诙谐，深受学生们的欢迎。但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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