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和他的"顾问"-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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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化若说，大家注意，现在集合。矿工们都在原地不知怎么动作。郭化若便连讲带纠正地告诉大家怎样集合及立正、稍息、向右看齐等基本动作要领。集合后宣布了干部名单，郭化若回忆说，班长名字记不清了，只记得当时宣布一个代理队长叫李桂生，是矿上的锅炉工，个子很高，外号李长子。他还反问了一句：“大家同意吗？”全体齐声回答：“同意。”于是，郭化若带工兵队的同志在警卫连食堂吃了饭，令各自回家，次日上午到操场集合，只领李桂生去见了朱德。朱德对郭化若说：“工兵队就编在直属队，暂时由你管。”

26日上午，工兵队一面搞训练，学点集合行军的基本动作，一面购置炊事用具，中午就单独起火了。训练时，班以上干部先练一个小时，再分开训练，这批工人接受能力较快，训练热情也挺高。下午便进行紧张的准备工作，并且搞到了100担炸药，总部领导很满意。

27日晨，工兵队就随总部出发了，10月3日攻打吉安城时，工兵队在架设云梯、爆炸敌碉堡时起了重要作用。

10月7日总部下达了工兵队的正式编制，仍编在军团直属队。当天在吉安后河草坪召开了成立大会，毛泽东、朱德都到会讲了话。正式任命了队长和党代表。红军队伍中正式有了工兵，这个工兵队据说就是现在工程兵第2团第1连的前身。

○九、毛泽东善于把握战争全局，提出正确的战略方针

郭化若认为，毛泽东是世界罕见的伟大统帅，具有用兵如神的指挥艺术，他在一、二、三次反“围剿”作战中，指挥红军以少胜多，粉碎　敌人“围剿”的战例，在世界战争史上堪称奇迹。

1930年10月底，国民党反动报纸上大喊大叫，蒋介石兴兵10万，分8路向中央苏区进行第一次反革命“围剿”，声称3至6个月内消灭红军。从此，红军战争进入反对敌人大规模“围剿”的运动战阶段。

当时敌我双方力量的对比，无论从全国看还是从当前战场上看都是敌强我弱。敌军情况是：蒋、冯、阎军阀中原混战刚结束，蒋介石下令武汉行营主任何应钦陆续拼凑了杂牌军约10万人，任命江西省主席兼第九路军总指挥鲁涤平担任“围剿”军总司令，张辉瓒为前线总指挥，向我江西苏区进行第一次反革命“围剿”。敌人处于外线作战地位，实行战略进攻，其指导方针是“分进合击，长驱直入”，也叫　“并进长追”。

我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是在同立三冒险主义进行激烈曲折的斗争取得胜利后，在毛泽东亲自设计、组织和指挥下进行的第一次运动战的战役。当时我军的兵力，一、三两个军团加总部直属队只有3万3千余人，把由红22军缩编成的第64师（师长粟裕、政委高自立）计算在内，共约4万人左右，其中红12军第35师负有佯攻诱敌任务，还经常分开行动。部队武器装备极差，有的还使用大刀梭镖。我军同进“剿”的敌人比，兵力、兵器都处于劣势。反“围剿”的仗怎么打，真正能够拿出主意来的是毛泽东。他提出“诱敌深入”，　歼敌于根据地内的战略方针，当时大多数人都不能理解。只有在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苏区军民才心服口服：毛泽东高人一筹，善于掌握战争全局，科学地确定战略方针，赢得战争的主动权。

毛泽东在6月间的汀州会议就预见到了新军阀将会大规模向红军进攻，并在保存和发展红军实力方面做了不懈的努力。可是到了10月份，打下吉安后，少数受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影响的指战员仍吵着要最火速去打南昌、九江，夺取南昌、南浔路以至湖口，对敌人的进攻麻木不仁。10月17日，总前委抵达峡江，开了全体会议，对时局估计、行动问题、土地问题、资本问题均有决定。在行动问题上，对是否打九江、南昌争论很激烈，毛泽东提出了策略性和灵活性的方案，决定“有计划有配合有步骤的夺取南昌、九江”，“先在袁水与瑞州河之间布置工作，以主力沿袁水配置，发动这一带的群众，筹措给养，竭力准备与敌决战的条件”，部队向袁水流域推进。

19日晚，毛泽东给湘东特委写了一封信，对时局做了精辟的分析，指出：我们认为统治阶级的军阀混战，暂时决不能调和停顿，但也不会继续扩大到底。这就是说，中国革命形势日益吃紧的条件之下，反动统治阶级中的任何一派都觉得需要来一改良主义的政纲，但这改良主义的政权的领导问题，决不是用和平的方法能够解决，最近的将来军阀混战，必有一场残酷的爆发。但是我们不能离开阶级立场来分析，以为军阀混战会扩大下去，继续到底，要知道阶级矛盾超过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时，反动统治阶级必定联合起来进攻革命。但是我们决不悲观。

10月20日，一方面军总部由峡江出发，21日到达清江县太平土于，察知国民党军队有从四面开来包围红军的迹象，总前委即果断决定总部后撤30里，10月23日移至新余县罗坊。毛泽东到罗坊后，根据收集到的国民党报纸和情报分析，得知蒋、冯、阎混战暂告结束，敌军开始对我军进攻，其先头部队已到了清江，与红军仅一江之隔，情况非常严重。

10月25日，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在新余县罗坊举行联席会议，讨论如何迎击敌军前来“围剿”之战略问题。

罗坊会议由总前委书记毛泽东主持，出席会议的有：朱德、彭德怀、杨岳彬、朱云卿、古柏、黄公略、林彪、罗荣桓、罗炳辉、滕代远、袁国平、何长工，江西省行委书记李文林、省苏维埃主席曾山、省行委宣传部长陈正人等20余人。中共长江局代表周以粟也出席了会议。会议于10月26日讨论通过了《目前政治形势与一方面军及江西党的任务》的决议，总结了两次攻打长沙和夺取吉安的经验教训，对李　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的理论和政策，从客观实际出发进行了批评。会议紧接着讨论粉碎敌人“围剿”的作战方针问题，也就是在哪里打敌人的问题，是前进打，是就地打，还是后退打？也就是在白区打，还是在红区打的问题。有人主张前进到白区打（包括前进到南昌、九江），反对在红区打，反对战略退却。他们不了解战略退却的目的是为了保存军力准备反攻。退却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处在强敌的进攻面前，若不退让一步，则必危及军力的保存。

毛泽东认为在革命根据地大发展之后，又面临敌人首次大“围剿”，应力求红军和根据地的巩固，以应付长期战争的需要。他提出“撒开两手诱敌深入”，歼敌于革命根据地内的战略方针，充分利用根据地的优越条件，实行人民战争。毛泽东费了许多唇舌反复说明了退一步以取得主动权的道理。他要求干部不忘井冈山的经验，要造成“敌疲我打”　的形势，实行战略退却。然而，战略退却，在干部和人民还没有经验时，在军事领导的权威还没有达到把战略退却的决定权集中到最少数人乃至一个人手里而为干部所信服的地步时，说服干部和人民的问题是一个十分困难的问题。毛泽东后来在谈到反“围剿”时说：“人民由于没有经验而不相信战略退却的必要，莫过于江西第一次反对‘围剿’的时候。当时吉安、兴国、永丰等县的地方党组织和人民群众无不反对红军的退却。”

会议于10月30日决定采纳毛泽东提出的“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否定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政策，用正确路线统一了红一方面军的思想和行动。接着的问题是战场选在赣江西岸好，还是东岸好？毛泽东考虑到往后的发展，认为赣江东岸比西岸好。这是井冈山斗争中被实践证明了的正确结论的延伸和发展，即主要的发展方向不是敌人力量较大的湖南，而是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闽浙赣边界发展。从江西一省看，赣江西岸和东岸地区大小虽差不多，但东岸连接福建、浙江边界广大山区，比起西岸回旋余地大得多。

罗坊会议决定的“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主要内容有：

一、退到革命根据地内作战；

二、主要战场不放在赣江以西，而放在赣江以东。

这是一个从实际出发提出的鲜明正确的战略方针，其实质是积极防御初期的战略退却。在强敌进攻面前，红军由白区退到根据地内，以便充分发挥人民战争的威力，迫使敌军分散、饥饿、疲惫、发生错觉、暴露弱点，造成对我有利的形势，然后我军集中最大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

在罗坊会议期间，毛泽东还抽空找新参加红军的兴国同志，调查了兴国、永丰区的社会情况，写了著名的《兴国调查》，这不但树立了调查研究这一马列主义的工作作风典范，而且也为尔后的反“围剿”　战略行动做了准备。后来的第三次反“围剿”，在高兴圩战斗后，红一方面军夜间撤出，就是依据这一调查很快分配了部队宿营地，顺利地转到永丰地区整顿的。

由攻打湖南的长沙，到回师东向、攻打江西的吉安，这是一个大的转折；再由峡江会议冒进思想要求北上攻打南昌、九江等白区大城市，到罗坊会议决定“诱敌深入”正确的战略方针，即承认战略退却东渡赣江，向东向南退到赣南红区，在红区内进行战略防御，待机各个歼灭敌军，这又是一个大的转折。这是第一次战略转变中的转折的过程。这一转变过程中，每一大小转折点，都经过耐心的说服和激烈的争论。这是红军在自己发展史上，从游击战向运动战发展的第一个战略转变的过程，同时它又是抵制立三冒险主义并取得胜利的斗争过程。这一斗争难就难在立三“左”倾冒险主义一时取得党中央的统治地位，所以同这一“左”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既要坚持马列主义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和适合中国红军当时的实际情况的正确的军事路线，又要遵守党的组织性和纪律性。这就要求斗争中既要有原则性又要有灵活性，要有把斗争的原则性和灵活性紧密结合起来的领导艺术。毛泽东领导中央红军和中央苏区同立三冒险主义作激烈的曲折的斗争过程，充分表现出他的领导斗争的艺术，保证了第一个战略转变走上正确的轨道，保证了后来反“围剿”斗争的胜利。

1。敌进我退

罗坊会议后，11月1日红一方面军总部在罗坊发出行动命令：“诱敌深人赤色区域，待其疲惫而歼灭之。全方面军立即收拢部队，东渡赣江，开向樟树、抚州、乐安、永丰地区；边工作、边筹款、边备战，主要是筹款。”命令中还写着“相机略取樟树、……相机略取抚州”字句，表现出我军战略进攻姿态和能压倒敌人的革命气概。当然这一部署也的确考虑到转到赣江东岸后，如果敌军急随尾追时，我军能发现敌军弱点各个歼灭之。由于这个东渡部署摆出迎战的架势，因而更能迷惑敌人。

命令下达后，全方面军经吉安及其以北地区东渡赣江，总部则在峡江渡江。毛泽东亲自从峡江绕道到吉安城去布置江西地方反“围剿”工作，对赣江以西地区如何坚持斗争（包括吉安等城市的撤退工作、在方针、方法、政策等方面，都做了极为详尽周密的指示和部署。当时，红三军团也有一部分人不想东渡赣江，提出“夹江而阵”。即红一军团渡江而东，红三军团在赣江以西分散活动，以团为单位在　湘赣边、湘鄂赣边、鄂东南地区打游击。这种意见显然不利于红军集中兵力打破敌人的“围剿”。11月4日，红三军团在太平圩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彭德怀批评了“地方主义”，提出“在政治上以朱、毛为旗帜，集中统一红军，一、三军团不再分开”，要执行罗坊会议决议和　总部命令，“做了决定的东西，不能随便改变”。会后；彭德怀亲自带　一个连侦察渡口，准备船只。11月5日，红三军团也全部渡过赣江。全方面军退到宜黄、新干、永丰一带进行备战筹款工作。

11月2日，鲁涤平将已到达江西的“围剿”军7个师又1个旅编为3个纵队，下令于5日前在下列各地集中：第1纵队第18师（张辉瓒）位樟树镇；第24师（许克祥）位丰城西北之赣江北岸；新编第13师（路孝忱）位临川；第2纵队第50师（谭道源）位万寿宫；独立第14旅（周志群）位靖安；第3纵队第77师（罗霖）位上高；新编第5师（公秉藩）位高安；总预备队第8师（毛炳文）位南昌。湖南军阀何键令第19师进驻袁州，配合鲁涤平行动。鲁涤平于11月5日向所部　下达了第一次总攻令（即第一期作战计划），企图消灭红一方面军于清江至分宜一带。11月7日至10日，敌各路进至罗坊、新余、分宜、清江等地，此时我军早已渡江东去，致使敌人第一次扑空。

红军东渡赣江后，立即紧张地抓紧时间打土豪筹款。总前委又召开了会议，研究退却终点问题。毛泽东经过深思熟虑后认为初次转入运动战，务须更为慎重，有充分把握才打，退到边沿区不如退到中心区，条件更为有利。但仍分两步走’使部队得到休息不至于疲劳过度。11月中旬我军从赣江以东的新干、崇仁、南城、吉水、南丰之间地区和赣江以西的路口、油田地区，实行第二次大踏步战略后退，逐次向苏区中部的东固、龙冈地区转移，待机破敌。并派红12军军长罗炳辉率红35师伪装红军主力迷惑敌人，诱敌深入。

敌鲁涤平发觉红军主力东渡赣江后，恐我军夺取樟树镇、临川，急忙改变部署，下令第3纵队继续在赣江西岸“进剿”，第1、2纵队于11月10日至12日渡过赣江，向东尾追红军，寻红军主力决战。11月16日，敌武汉行营又下达了“二期会剿”总命令，在吉安至南丰之间战略展开，企图歼灭红军于吉安、吉水、宜黄一带。11月18曰　至20日，敌第3纵队公秉藩、罗霖两师进占吉安，继占安福、泰和；第1纵队张辉瓒和第2纵队谭道源两师进占永丰、吉水；许克祥进占乐安、宜黄；总预备队毛炳文师之一个旅由抚州进驻崇仁。但红军主力早已向苏区中部战略退却，使得敌人第二次扑空。

12月1日，我军以红20军分散在富田、东固、龙冈地区活动，迷惑敌人，主力秘密转移至黄陂、小布、洛口地区隐蔽集中。7日，发生了“富田事变”，由于肃反扩大化引起内部矛盾激化，红20军少数领导人将部队拉到了赣江以西。红军主力为避免暴露，于15日移至平田、砍柴冈、安福圩地区隐蔽集中。然后抓紧时间休整、训练，并将第22军缩编为第64师。

12月上旬，蒋介石到南昌召开国民党高级官员会议，亲自部署对我中央苏区的“围剿”。蒋介石认为，赣南为红军主力所在地，“此股一经扑灭，其余自易解决”。他一面急电第19路军等迅速人赣参战，一面设立“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以鲁涤平为行营主任，指挥在赣各军进剿。由于敌人误将我在东固一带担负“诱敌”任务的红35师当作红军主力，12月7日，鲁涤平颁发了企图围歼我军于东固的作战计划。12月16日，各路敌军“以捣破东固匪巢，肃清各股匪为目的”，开始向苏区中心地区进攻。敌在两次扑空之后，以为我军不战逃跑，更加放胆进逼，公秉藩、张辉瓒两师前进尤速。19日，公师攻至东固附近之九寸岭，我红35师凭险抵抗一阵，给敌以重大杀伤后，主动撤出战斗，将东固山区让给了敌人。公秉藩进占东固，欣喜万状，得意忘形。因其与张辉璜素有不睦，进占东固后，没有向前线总指挥张辉瓒发报，而是直接向蒋介石报捷。蒋介石以为“匪巢”巳克，“特赏洋万元”，嘉奖“战绩颇著”的公秉藩，并将其新编第5师番号改为“正牌国军”第28师编制以“鼓励之”。当日，与公秉藩师夹九寸岭前进的张辉瓒率部攻至东固附近的火风坑、九斗湾、上下坊等处，因不知公秉藩已占东固，20日晨即倾全部兵力猛攻东固。公秉藩以为红军进行反攻，亦拼死抵抗。大雾漫天，两师激战四小时，听到双方号音后才知自家人打了自家人。事后，公秉藩认为张辉瓒负气与他争功，便赌气带领部队退到富田，张师留在东固。其时，我军主力已退到苏区后部，敌人进占东固，实为第三次扑空。

2。敌疲我打

敌人寻找红军主力决战，第三次扑空后，士气异常低落，内部矛盾重重，许多弱点暴露无遗。首先，敌军因深入我根据地，变成了瞎子、聋子，对我军情况一无所知，找不到我军主力，而且处处遭群众武装的伏击，搞得疲惫不堪。同时，由于苏区人民坚壁清野，敌军给养严重缺乏。其次，敌军兵力也异常分散。最西头是罗霖的77师在吉安，隔在赣江之西。最东头是刘和鼎的56师在福建之建宁，不一定入赣。两头相距八百里。这八百里的中间，敌军分两大路：右路军是张辉瓒的18师、谭道源的50师和公秉藩的28师共3个师；左路军是朱绍良指挥的毛炳文的第8师和许克祥的第24师共2个师。敌第19路军之60师进到万安，61师则进到泰和。在我军集结地北面的敌军，实际上只有3个师分占3处：西边张师进占我东固、南垄，公师在它后面的富田；中间谭师进到源头；东边许师进到洛口，毛师进到广昌，其先头进到头陂。

为了适时转入反攻，我军于12月21日到达黄陂、麻田地区集　中，隐蔽待机。派第12军之第35师在兴国东北约溪地区监视和迷　惑敌人，将敌之注意力吸引向西。总前委还在黄陂召开了军长以上　干部和地方党政负责人会议（称“黄陂会议”〕，具体研究了粉碎敌人　第一次反革命“围剿”的作战计划。中央关于批评立三“左”倾冒险　主义错误的文件也传到苏区，使红二方面军的思想更加统一。会上，　毛泽东科学地分析了国际国内、敌方我方的形势，指出粉碎敌人“围　剿”的“八个大胜利条件”。会后，苏区军民投人了紧张的反攻和粉　碎“围剿”准备工作。

我军经过集中整训和深人的思想动员，军政素质都有提高。同时战区的地形基本上是山地，交通不便，敌军左右联络和后方补给困难。我根据地内广大人民群众多巳组织起来，封锁消息，掩护和支援红军作战，并有若干地方独立团能配合作战。总前委在小布召开了军民誓师大会，毛泽东写了一副对联：“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大步进退，诱敌深人，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这是毛泽东的战略指导思想的高度概括。在动员大会上，毛泽东做了富有说服力和振奋人心的动员报告，详细说明了我军反“围剿”的有利条件，也反复说明了“诱敌深入”的必要和好处。

怎么打呢？毛泽东考虑到：正面三处敌军中，张、谭是“围剿”的主力军，如果打掉了张、谭，就把敌军“八百里连营”切断，使之成为　远距离之两群，敌人的“围剿”就打破了。从兵力上讲，张、谭两师各约14，000人，我则有3万多人、13个团的兵力，一次打它1个师，兵力数量上占优势，有把握。如先打毛、许，则因：第一，地区居民条件不够好；第二，打了以后再向西，则张、谭、公三师，势必靠拢集中，不　易取胜，全战役不易解决。因此决定先打张辉瓒或谭道源部。

为了达到全歼敌人的目的，最好是歼灭敌人于运动中。这里还有一个慎重对待初战的问题。许多资产阶级军事家都主张慎重初战，毛泽东改造和发展了旧的军事学，主张没有准备好不打，没有把握不打。要怎样才算有把握呢？主要是造成敌人的错觉，促使敌人兵力分散、离开工事，调动敌人进人于我有利的地形上来，争取在运动中歼灭敌人。12月24日，我们在黄陂得到情报，谭道源大肆拉夫，准备出发，向小布前进，这是个好机会。小布地形有利于设伏。方面军当即于25日拂晓前轻装向北前进，在小布埋伏。严格规定：白天不许煮饭，前线指挥员都不许带马，以求隐蔽和静肃。可是我军从早晨等到黄昏，等了一整天，敌人没有来，当晚撤回黄陂。第二天半夜又去，从拂晓一直等到天黑，仍未见敌人，只好再次忍耐撤回。这时候，有些怪话出来了。有的人不懂得在反攻中必须慎重初战，尤其是第一次反“围剿”更为重要。初战必须打胜。必须在敌情、地形、群众等条件都利于我，不利于敌，确有把握而后动手。否则宁可退让，持重待机。毛泽东就是这样坚持慎重的态度，耐心等待着。机会总是有的，不可率尔应战。后来在歼灭了谭道源一部后，在清查敌　军作战文件中，查明谭师确曾下令向小布前进。经询问俘虏，才弄清了谭道源全师原已经集合好队伍，准备向小布前进，其先头部队并巳出发，但因有一个反革命分子从苏区内部逃跑出去告密，说小布埋伏了许多红军，谭怕得要死，立即下令停止出发，并把已经出发走了相当远的前卫部队，叫了回去。事实证明，在小布设伏，是正确的。

3。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

小布设伏未能打到敌人。张辉瓒师由东固进到南垄，有东进之势。我军决定改换目标，横扫在我左翼当前之敌。遂于12月29日转移到黄陂西面君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