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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一个人的革命-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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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没有理会，继续朝楼下走去。
“舒砚姑娘，别来无恙啊。”一个看似正经的男人给她作揖道。
她微微颔首，但没有说话，继续朝楼下走去。
“舒砚，赵公子来了，你也不来伺候伺候！”老鸨在她身后喊道，但她置若罔闻。
她走出门去，站在门口朝远处伫望。
男人已经走远了。
随着灯火渐上，人群渐渐稀少，路边的店面纷纷插上了门板，伙计们忙活着收拾着一天的尘灰，少有人注意到这个衣装艳丽却双目无神女人穿过市街，缓缓走向昏暗混沌之中。
她走到富贵山脚下的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
踉跄着，她沿着难以立足的小径朝山上走着。唯一能给她照明的惨淡月光，照得那不远处的“一断崖”森森然。
她望着前方那绝壁，低声一笑，继续迈步向前。
“姑娘。”突然，一个声音从她背后传来。
她停了一下，但没有理会，马上又抬腿朝前走。
“姑娘，请留步。”那男人又说道。
女人的脚步还是没有停，反而加快了
但她感觉到手臂突然被人拽住，让她动弹不得。
那是一个40岁左右的男人。
“让我走。”女人有气无力地说着。
男人抬头望了一眼不远处的悬崖。他望着这个女人泪水模糊的面庞，说道：“姑娘，上天有好生之德，你……”
“他不会回来了……”女人喃喃道。
“什么？”
“他，他不会再回来了……”
“谁？谁不会再回来了？”
“慰庭……他，他走了……”
男人似乎明白了。
“你为什么不留着他？”
“他是个能干大事的人，不应该留在我身边，我这样的人……”
男人端详了一下她的衣着打扮，又明白了些许。
“来，先坐一下吧，姑娘。”男人用袖子拂去了一块石头上的尘土，扶着女人坐了上去，接着自己也在一旁坐了下来。
“他去哪儿了？”
女人摇摇头。
“你怎么知道他不会回来了？”男人又问道。
女人摇头苦笑道：“我知道，我知道的……”
“你把他的生辰八字告诉我。”
女人一愣：“为什么？”
“我学过一些卜卦之术，你把他的八字告诉我，或许我能算出他的将来。”
女人抹了一下泪水，想了想，还是把那男人的八字告诉了眼前这个人。
那人闭上眼，掐着指头，紧锁双眉，双唇嗫嚅，似在演算天机。
女人止住了泪水，望着男人，眼中甚至有着一线期待。
男人睁开眼，点了点头。
“先生，怎么样？”女人问道。
“你真想知道？”男人一脸严肃道。
女人迟疑了片刻后，点了点头。
“他会去京城。”
“京城？”
“是的，他会……”男人似乎在苦苦思索着什么，“会做大官。”
“大官？”女人眼中泛出光芒，但只是一瞬间，接着，那光消失了，复归黑暗，“那，那他会回来吗？”
“不知道。”男人摇摇头。
女人低下了头。
“不过我知道一件事，”男人继续说道，“因为你，他的人生发生了完全的改变，如果不是你，他的将来暗淡一片，就是因为你，他才前程似锦。”
“真的？”女人有些欣喜地问道。
“教我占卜的师傅在十年前算到我会遇电母之福。”
“电母之福？”女人不解道，“电母也会赐福。”
“呵呵呵。”男人笑着点点头。
“那你遇到了？”
男人没有回答，只是指着远处的一根高高的木桩，说道：“看到那根木杆了吗？”
女人顺着他的手望去：“嗯，看到了。”
“那根杆子是为了架电报线而立的。”
“电报线？”
“是的，”男人点点头，“那是洋人带来的玩意儿，只要有一根线连着，大老远地就能跟别人通信，不用人，不用马，只要一根线，一封信带到京城，只要一眨眼功夫。”
“一眨眼功夫？”女人不相信地说道，“这么短时间就能收到信函？”
“是的。”男人稍露得意之色，“这电报线正是我架的，朝廷拨了巨资在这上面。”
“先生是朝廷的大人？”女人慌忙站了起来。
“不是什么大人，只是买卖人，”男人笑着也站了起来，“你看，这算不算我的电母之福呢？”
“算得，算得。”
“那你相信我说的话了？”
女人点点头。
“你想不想看到他做大官，衣锦还乡的那天？看着他因为你而成为人中之龙，难道这不是你最大的期望？”
女人不语。
男人继续说道：“如果他还有良心的话，等到他平步青云之日，能够在他一旁享受荣华富贵的，恐怕就是姑娘你了。”
女人呼吸急促起来了。
“如果你相信我的话，那就请耐心等待一段时间，如果他没有我说的那么有出息，也没有来接你，那就当我算错了，到时候姑娘再做了断也不迟啊。”
女人微微颔首。
男人满意地笑了：“姑娘，那就快下山吧，天气已凉，多多保重啊。”
女人听话地走了。
走到半路，她回头喊道：“还不知道恩人如何称呼？”
“盛杏荪。”男人应道。
女人很快消失在夜色中。
男人坐在刚才坐着的石头上，继续望着那根电线杆出神。他脑中萦绕的，除了电报局的事务之外，还有刚才那女人和那个叫慰庭的男人。
李鸿章的左膀右臂
“生平知己，文忠而后莫如我公。”这是盛宣怀在一份电报中对袁世凯所说的话。如果照直翻译的话，就是说，除了他的恩公李鸿章之外，盛宣怀觉得这辈子与他最知心的朋友就是袁世凯了。对于李鸿章，他早就被盛宣怀“引为毕生第一知己”，其在盛宣怀心目中的地位是难以动摇的，但袁世凯凭什么会被他提高到仅次于李的规格呢？
盛宣怀的这句话说在他的父亲刚去世不久之时，神伤之余，他难免会有一种急于寻找知己作为依靠的潜意识，但要说这句话完全是他一时冲动所说，看来也未必。
他与袁世凯之间纠缠不清的关系我们会慢慢道来，因为这种以清政府的悲惨命运作为附属品的关系，不是一日一夜间形成的。
作为李鸿章麾下文武两员大将，盛宣怀与袁世凯，一个捧着他的算盘子，继承了他的经济实力，一个握着他的枪杆子，继承了他的政治、军事势力，他们恰似他的左膀右臂，缺一不可。19世纪末期，在他们两人的努力下，李鸿章一系的势力无论是在政治、经济还是军事上，在朝廷中都是如日中天。
这两个人都是在各自领域内达到登峰造极的权势的人物，倘使这两人真的能精诚合作，将李鸿章一心维护清王朝的努力贯彻到底，他们没准真的能够把这个垂朽不堪的朝廷从鬼门关拉回来。
但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虽然我们不知道，如果给他们一次机会再重新来过的话，他们是否能够拯救得了清廷，但我们知道，最后真正把清廷踹进阎罗殿的就是他们两个人。
回想到一手栽培这两人的正是为了清王朝披肝沥胆、鞠躬尽瘁的绝对忠臣，大清朝最后的中流砥柱李鸿章李中堂，历史有时候真的是很让人抓狂。
也因为李鸿章，这两个人的命运永远地交织在了一块儿。盛宣怀是因为家世与李“雅故”，通过走后门的方式到了李鸿章幕府的，好在他能力超群，很快得到李的赏识。李在向清廷保荐盛宣怀一事上是不遗余力的。他多次上书朝廷，推荐盛宣怀，称他办招商局“历年与洋商颉颃，挽回中国权利，关系通商大局……为力任艰巨，为人所不能为”；办电报“规画精审，调度适合机宜”；在外国商人想要侵犯中国利益时，他也多方“设法抵制，相机操纵”，“保我自主主权，尤于国体商情，所关匪细”，企业经营业“成效昭著”。
由于李的提携，盛宣怀在朝廷中的地位越来越显赫，掌握的实力也越来越强大，到了1896年，他先后督办了轮船招商局、天津电报局、铁路总公司、华盛纺织厂、汉阳铁厂、中国通商银行、北洋大学堂，还被授予了太常寺少卿和专折奏事特权，清廷所办的洋务实业，有一大半都体现在他一个人身上。
袁世凯与李鸿章的关系较之盛李的亲密程度要稍逊一筹。但他一样受到了李鸿章的器重与提拔。这个比盛宣怀小15岁的后辈要成为李鸿章眼里的“红人”，家庭背景还是起了点作用的。袁世凯的祖父袁甲三是镇压捻军的功臣，1863年在他病死前因“剿捻有功”而被擢升为钦差大臣、漕运总督。他还曾一度督办安徽、河南、江苏三省军务，多次得到清帝的嘉奖。早在道光末年，袁甲三就与曾国藩和李鸿章有着不浅的交情。太平天国起事之后，袁甲三与李鸿章精诚团结，分工合作，一个在淮南，一个在淮北，相互呼应，工作关系十分亲密。后来，李鸿章去了曾国藩的幕府，但与袁甲三依然保持联系，书信不断。
灭了太平天国之后，李鸿章率淮军北上剿捻。这个时候，袁甲三已经死了，而他的部众大多都归并到了李鸿章的手下。李也开始与袁世凯的父辈有了更多的接触。袁世凯的叔父（袁世凯三岁那年过继给了这位叔父）袁保庆曾负责为淮军采购粮食，而他的堂叔袁保恒也一度也在李鸿章手下做事。在这样的家庭背景下，袁世凯即使想要和李鸿章撇清关系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大凡有点家世的人，总是想要在祖荫之下走走仕途的。但有科举这个全国性“高考”的硬杠杠横在那边，对想走后门的人也是一个考验。袁世凯一开始也是想抄书山捷径直奔顶戴的，但他似乎不是一块读书的料，1876年和1879年，袁世凯两次乡试都没有考中。“高考”失意，难免令他失望和落寞。不过好在家里面很多人都是拿刀枪而不是拎笔杆子的，照样混得挺滋润，这启发了袁世凯，文的不行，就来武的。1881年，他投奔了山东登州的淮军统领吴长庆，开始了军旅生涯。
袁世凯的发迹史
吴长庆是袁保庆的拜把兄弟，虽然袁保庆英年早逝，但吴长庆对袁家还是厚爱有加，对于袁世凯，他自然是会不遗余力提拔。就在袁世凯入伍第二年，朝鲜发生了“壬午兵变”，吴长庆奉命去镇压，袁世凯自然同行了。也就是在这个事件中，袁世凯得以大显身手，打响了名号。
抵达仁川后，士兵们乘不惯船，多数晕船，大家伙儿都躺在舱里赖着不动。吴长庆大怒，立刻把先锋营的管带给撤了职，又立刻宣布让袁世凯接任指挥。袁世凯没有浪费这次机会，他充分显示了自己的军事才能，在两小时内就完成了登陆和战斗准备。受到吴长庆夸奖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袁世凯治军极有方法。吴长庆的军队入朝后，纪律十分涣散，“奸淫掳掠，时有所闻”。袁世凯见了很不满，说：“前来戡乱的王师，军纪如此，贻笑藩封，玷辱国体”，就向吴长庆请令严肃军纪。吴长庆发给他治军令符，让他全权处理。袁世凯立刻传令各营，“有擅入民居及军营者斩。恰好有违犯命令者，于是立即处斩数人传首示众”。
有人报告说某人强奸了朝鲜妇女，袁世凯竟然徒步前往查办，亲自监督搜捕，最终查获了人犯，还把他亲手处决了。这种杀鸡儆猴的手段果然收到了不错的效果。
袁世凯还向吴长庆建议，不能只惩罚士兵，要整顿败坏的军纪，必须管束军官，必须对治军不严和违反纪律的军官予以严惩。平日里，吴长庆总觉得自己手下的军官随自己打了那么多年仗，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总是不忍心对他们严惩。但来了朝鲜之后，军官们的劣迹昭彰，再不惩办就实在辱国体了。于是，吴长庆同意了袁世凯的整风请求。袁世凯当众查饬知法犯法和治军松懈的军官，并把罪状公之于众，而且当即就行处罚。这种雷厉风行、大刀阔斧的作风，慑服了官兵们，使吴长庆军队的军威大振。
袁世凯明白“恩威并施，宽猛相济”的道理，虽然他执起法来十分严格，但平时对下属却是十分厚道的，对他们的训诫劝告不绝于口。他常常挂在嘴边的话是：“服从命令者是我手足，违抗军令者就是贼寇仇敌。”
他同时也非常关心士兵的伙食和日用，下令衣食和日用必需品全部要充分供给。要是有士兵病了，他会亲自前往抚慰探视，发给他们药物。晚上巡查军营时，看见有人在外面露宿，他都会招呼他们进屋休息。对阵亡的官兵，他会亲自去祭奠他们，对负伤者他也会监督医疗救治，每天都要亲自去探视一次。不仅是对中国官兵，即使是对待朝鲜的军民百姓，他也主张要宽厚体谅。所以有人说，朝鲜人对袁世凯的爱戴“就如同对待父母，连妇女小孩子也都知道尊敬爱戴他”。
在平乱中，吴长庆派袁世凯剿灭聚集在汉城城郊的变兵和饥民。袁世凯轻松搞定了这些乌合之众，但他只杀了十个凶悍匪首，把其余的人都遣散了，不加追究。在这样得当的处置之下，事变迅速得到平息。
兵变平息后，朝鲜王室辞去了原来的日本教官，而改让袁世凯来统筹编练新军。袁世凯很重视这个机会，特意为此起草规制，选拔壮丁，逐步编练，不到一年，就受到了不错的成效。朝鲜的王公大臣、各国使节前来参观检阅，都交口称赞袁世凯编练的朝鲜新军，说他们“堪称劲旅”。
袁世凯的出色表现，受到当事者多方面的高度赞誉。
朝鲜外交大臣金允植自壬午兵变后与袁世凯过从甚密，“未曾一日相离”，他目睹了袁的内外作风，对他崇拜得五体投地。他给袁世凯写了一首诗，诗中称赞袁世凯“豪慨似宗悫，英达类周郞”。
原来在登州的张謇与袁世凯比较接近，两人一同赴朝之后也是每天杵在一起。他对袁世凯的军事天才、指挥作风也极为赞赏，说他是“谢幼度一类的人物”。
而吴长庆更是毫不保留地夸袁世凯这位年轻有为的心腹爱将“英达夙成，志气轩豁”，“慰庭是中州有数男儿”。
光绪十年（1884），吴长庆奉命调回大连金州防卫。他临走前保举了仍然只不过是个五品候补同知的袁世凯总理留驻朝鲜的庆军营务处，兼领庆字营，而且还给了他总理庆军营务处和会办朝鲜防务的头衔。不但如此，军事之外的外交使命，清政府也让袁世凯兼带着办理，让他去与朝鲜官方和各国驻朝外交官打交道。
由于袁世凯在平息兵变过程中的表现，使朝鲜当局对他非常器重。袁世凯在朝鲜与朝鲜政府及各国使臣的沟通，远远超过了清政府驻朝鲜的外交官。时间长了，总理衙门和主掌外交的北洋大臣李鸿章，都把袁世凯当做了实际上的驻朝外交官。李鸿章认为“袁公不但懂军事，而且熟悉外交”。经过李鸿章的奏荐，袁世凯不久被任命为“总理营务处会办朝鲜防务”，摇身一变，成了驻朝鲜清军的举足轻重的大员。
袁世凯在朝鲜的军事表现让他平步青云。朝鲜人好像是怕太平世道会让袁世凯没机会表现，1884年，他们又搞了一个“甲申政变”，再次给清政府出了一道难题。但袁世凯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镇压了发动政变的“开化派”，恢复了保守派的政权，也暂时巩固了清廷的宗主国地位。不过因为这次政变背后有日本作祟，所以袁世凯这样果断的行动也让日本人很不是个滋味，他们想要跟清廷讨说法，要求“惩袁”。同时，清廷内部也有人指责袁世凯做过了头。在这样内外夹击下，袁世凯的地位一时风雨飘摇，幸亏有李鸿章多方斡旋，极力庇护，拒绝了日本人的要求，只是以私人名义“戒饬”了袁世凯，最终平息了这场差点断送袁世凯前途的风波。
但李鸿章对袁世凯的照顾还没有完，半年之后，也就是1885年，李鸿章又选定了袁世凯护送朝鲜大院君回国，然后又以护送有功为名，奏请委派袁世凯担任朝鲜商务委员。李鸿章在奏折中极尽溢美之词，说他“两次勘定朝乱，厥功甚伟”，建议委以“办理朝鲜交涉通商事务”头衔。这个头衔比他的前任陈树棠的名号只多了“交涉”二字，但分量却大了很多，这是李鸿章给袁世凯铺的路，给予他更多的权力，也可以让他多多接触外交方面的事务。看来，李鸿章对他的栽培可谓是不遗余力的。不久清政府就任命袁为“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全权代表，加三品衔。从此，袁世凯坐上了李鸿章开的官场高铁，急速蹿升。
于是，在李鸿章的提携下，袁世凯与盛宣怀一同，先后登上了掌握中国命运的权势顶峰。在李鸿章的统筹安排之下，二人文武分工，相得益彰，为李鸿章的势力打下了一片江山，成为了李系势力的顶梁柱。
另寻靠山
天有不测风云，即使老而弥坚如李鸿章者也会有触霉头的时候。甲午战端开启之后，李鸿章苦心孤诣打造的北洋舰队全军覆没，他手下的数万湘军、淮军也是一触即溃，经营多年的老本蚀了个精光。清政府自己搞不定状况了，只能把李鸿章拉出来做挡箭牌。谁让你的舰队和军队这么没用呢？那残局也就拜托你收拾吧。李鸿章拖着被日本刺客的枪击致伤的病躯签下了《马关条约》，一下子就来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他的权势也开始下滑，不久就离开了位同宰相的直隶总督的位子。
王文韶（1830—1908）
李鸿章的失势，直接影响到了盛宣怀和袁世凯的命运。为了谋发展，另寻靠山是在所难免的。
盛宣怀的目标是继李鸿章任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王文韶。因为这两个职位是晚清军政要务的中枢，掌管对外交涉、洋务企业和京畿防务的大权。谁占有这个位子，谁就等于是掌握决策机构的宰相或者说政府总理。与此同时，
另外一位洋务重臣和朝廷的封疆大吏张之洞也是盛宣怀的拉拢对象，他掌控的铁厂资源令盛宣怀垂涎不已，而张之洞在铁路上的发言权也是他所要借重的。盛宣怀果然没有看走眼，王文韶和张之洞支持了他的铁路事业，并让他主办了汉阳铁厂和通商银行，让本来随着李鸿章势力的减弱应该走下坡路的盛宣怀反而在1896年达到了事业的顶峰。
与在李鸿章手下干活不同，王文韶以及他的继任者荣禄和裕禄都极少干涉盛宣怀的经济活动，这与自己本身就很重视洋务实业的李鸿章去职前对盛宣怀的洋务企业经营严密监督的做法相反。这种大权在握的快感和自由大大激发了盛宣怀的工作劲头和创造力。盛宣怀的工商企业事实上已经从北洋大臣的控制下分离出来了。
可能是这种对比照成的反差，盛宣怀一度反思了原来在李鸿章手下干活时的委屈。1896年，他在给友人的一封信里，诉尽了对李鸿章的怨言：“弟事合肥（指李鸿章）三十年，从“从不争牌子”，合肥亦抑之使不得进。同患难而不能效指臂之力，可长太息也……合肥用人，唯恐功为人居。此得人失人之不同也。”
盛宣怀觉得自己追随了李鸿章将近30年，“从不争牌子”，但还是受到李的压抑而“不得进”，有点气不过。不过从我们后人的角度看，盛宣怀也未必是“从不争牌子”的人，在轮船招商局里，他争过几次，为了办电报局，又跟胡雪岩争，要办铁路了，他又跟容闳争过。而李鸿章要是时时压抑着他，哪里来他当时的地位？
虽然李鸿章有时会对他管得紧一点儿，也很严格，但他有自己的道理。他早在70年代就评价盛宣怀：“机智敏达，而乏毅力，其条陈固欲办大事，兼作高官，官既未操左券，事又无从着手。”这种批评态度是告诫盛宣怀不要好高骛远，要有毅力，沉下心来，从一点一滴做起。可能是与生俱来的极度自信作祟，当时年轻气盛的盛宣怀并没有体会到李鸿章的逆耳忠言。
李鸿章对他的严格要求的一个原因也是因为他自己是极端重视洋务的内行，当然不允许三分钟热情的表现，而要求手下能沉心干事，他对盛宣怀的洋务事务是要看门道的；而王文韶和荣禄等人本来就不熟悉业务，自然也懒得去管盛宣怀手里拿一大堆难缠的破事，更不会想到从育人的角度来提高洋务事业的成熟度，对他们来说，占了这个高位，能看个热闹就足够了。
所以，盛宣怀要通过这些对比来怨恨李鸿章，对他落井下石，是有点小心眼了。当然，这是抽取出了当时背景的断章取义，或许幕后还有我们不知的事情呢。
相较比较坦率的盛宣怀而言，生来就是要搞政治的袁世凯就老练地多了。虽然他也在拉拢王文韶和荣禄，但他对李鸿章还是恭敬有加，以“傅相”、“恩师”相称。他和李鸿章的矛盾不多，也有可能是因为他和李的关系没有盛宣怀与李30年的交情那么深。距离产生美，在这里可能也解释得通。不过袁世凯是明白人，他知道无论如何，李鸿章已经罩不住自己了，而自己这个时候又被指为是诱发甲午战争的“罪魁祸首”和临阵逃脱的叛逆贼子。他急于要躲避风头，那新的靠山是必须要有的。于是，他开始巴结军机大臣李鸿藻。
这个李鸿藻听起来和李鸿章很有裙带的嫌疑，其实却是毫无瓜葛的两个人，DNA上完全没有共享。不仅如此，他们两人还是朝中的对头。李鸿藻是“清流派”的主将，比较保守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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