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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一个人的革命-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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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怀一看有望，急忙乘胜追击，紧抓袁世凯没有足够现金的要害，穷追猛打。1903年1月底，他电告袁世凯说：“嗣闻尊处筹款难足，愿令附股一半。当即将钧电摘要行之总董，谕慰股商……闻签名不急四分之一，其中愿领回票价者居多。其说曰，官办之后，一虑多提报效，一虑不能如商办时股票可随时押卖当做现银用也。”也就是说，你要用“附股一半”的办法欺骗股商，以摆脱困局，利用“商本”实行“官办”，股商们可不买账，同意的人四分之一都不到。他们之所以不相信你袁世凯，一是因为电局“官办”以后，因“多提报效”，再也拿不到过去那么多的红利了，二是因为“附股”的股票不能自由买卖，不能像在“商办”时那样“可随时押卖当作现银用”。总之一句话，电报局要“化商为官”不成，“官本官办”没钱，“商本官办”人家也不答应。
与此同时，盛宣怀利用各种关系，打通中枢关节，联络地方督抚，大造舆论，四面围攻袁世凯。王文韶致电盛宣怀称：“电线归公，户部恐难筹款，时局翻腾，尚不知伊于胡底也。”济南周馥在致盛宣怀的电函中，则干脆将“电线归公”一事提高到关系“商民心”的高度，明确表示了对提议“商电归官”之人的不满：“商电归官，不知谁创此议，请公与袁、张二公妥议，以顾大局，勿失商民心。”甚至连主持轮船招商局局务的沈能虎也从上海发来电报，把他的一些“观察”体会上报袁世凯，并向袁世凯密陈平息“远近滋议论”的良策：“电局一切事权专归督办之员已成多年局面，不过以股商资本，不得不以商线为名。实则大权早已在官，只在遴派大员，即是收管其事，亦合命意。倘可约略敷陈，则转圜无痕，远近自滋议自息，并请俯察。”
沈能虎是袁世凯的人，他在提醒袁采取迂回路线。既然电局收归北洋官办招来了这么多的非议，说明条件还不成熟，特别是张之洞也站在盛宣怀这一边，袁世凯不能不在朝廷里多有忌惮。张之洞提出，筹措解决电报局事宜的办法，应该以“不失商权，不夺商利”为原则，而袁世凯的所作所为，正是与这种原则南辕北辙。
面对来自各方面的压力，袁世凯不得不再退一步。他当即回复沈能虎称“卓见甚佩”。三天之后，也就是1902年12月29日，他正式电告盛宣怀：“香帅（指张之洞）来电，不以官收为然，议由商办。电事太烦，断非疆吏所能兼顾，北洋万难主持，将来必须设电政大臣，方免遗误。”表面上看，袁世凯是认输了，承认电报局的事情复杂，北洋是“万难主持”了，放弃了将电报局收归“官办”的企图。但实际上，他是耍了一个新花招，迂回到盛宣怀背后抄袭。因为如果朝廷专设一个“电政大臣”，那肯定非袁世凯莫属了。他这么做是退一步进两步。电报局还能归他，只不过是控制的方式换了一下而已。
果不其然，1903年1月15日，袁世凯就被委任为“电务督办大臣”。他随即就派遣他的亲信、原来的直隶布政使吴重熹为驻沪会办电政大臣，正式接管了电报局。这样一来，盛宣怀在与袁世凯的电报局争夺中又败下阵来。加上前面招商局已经被杨士琦掌控，至此，轮、电二局终于都被袁世凯拿到了手里。
第二个回合
第一个大回合，盛宣怀是输了。但是，他怎么能甘心服输？他苦心经营这么多年的轮、电二局怎么可能就这样拱手送人？这个回合，他错在一开始就认错了袁世凯的意图。所以当后来袁反戈一击的时候，他有些措手不及。接下来的几年中，他一直在窥伺时机，等待有朝一日，把这两家如自己亲生娃儿一般重要的产业夺回来。
1906年11月，机会来了。慈禧太后在一帮对袁世凯很不待见的少壮派贵族的怂恿支持下，决定改行新官制，袁世凯手头的兵权被削弱了，而他的各项“兼差”也变得有名无实。朝廷新设了邮传部统一管理全国的邮电路政，袁世凯的旧差“电务督办大臣”自然也就被撤销了。
盛宣怀一看形势有利，急忙站出来揭露袁世凯控制下的轮、电两局经营混乱、挥霍严重的问题。并向邮传部施加压力，要求取消“官本商办”，仍旧让两局商办，否则就应该“发还商本”，干脆实行“官本官办”吧，别人也没话好说。
1908年初，邮传部拟将轮、电两局从北洋控制转为真正的国家所有，随后又决定按照每股170～175元的价格收买电报局的股票。同年3月，盛宣怀因为对铁路、电报、轮船等交通、邮电业务比较熟络，因此被任命为邮传部右侍郎，分管电报局。而这个时候，恰好是袁世凯落魄之时，他在朝廷中的地位每况愈下，虽然当上了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却被剥夺了军权，实权是明升暗降。
在这种情况下，盛宣怀改变了“商办电线”的立场，开始主张“电宜官办”了。因为这个时候，他的身份已经变化了，他现在是管电报局的邮传部侍郎，代表着官，而“官办”就等于是他在办了。
但是，朝廷要收买电报局的股票来搞官办的决定受到了股商们的反对，其中粤商领袖、盛宣怀的老友郑观应等人的反对尤为强烈。他们一是要求坚持商办，“联名公禀邮传部，准其遵照商律注册，永归商办，以维商业”；二是提出如果一定要收归官办，股价连利息每股不能少于200元，他们电告盛宣怀说：“电股买价不顾将来利益，商情震骇……乞宫保维持咨部查照泰西办法，大局幸甚！”
身为官人的盛宣怀这时已经完全站到了他的商人老友的对立面上，他当即回电说：“电报归官，根于二十八年。今因推广边线，势难中止。部文规定给价连息一百七十元。初六，沪商先来筹议大概，仍候二十日股东大会议再行决定。弟系首创之人，国计商情，自当兼顾。承示查照泰西办法，容再酌核代请部示。”一个是“电报归官，势难中止”，看来商办是不可能了；一个是“国计商情，自当兼顾”，每股200元的收买价，是否办得到，现在还不能预决，大家伙儿先等等，少安毋躁。
郑观应（1842—1921）
那么股价究竟多少比较合理呢？盛宣怀是算过这笔账的：按当时账册，电报局存有资本银370万余两，合计银元530万元，按总股份220万股科派，每股应为240元；或者按照票价每年派息20元，以常年7厘计算，股票价格要290元。290于170之间的差距还是有点大的。盛宣怀于是折中说：“其有和平之论，则谓照上年票价每股二百元，万不可再减。”对盛宣怀这位手头持有900股的大股东来说，股价自然是多多益善了。但按照他的说法，他也有自己的难处：“若为商股请益，必有嫌疑；如竟照一七奏定，迹近抑勒，实于朝廷兴商之美意稍有窒碍。”从多方面考虑，盛宣怀倾向于按每股200元收赎。于是，他一方面给股商们“定拟给价二百元”的暗示，希望他们按这个数目进行要求，另一方面，他又将了袁世凯一军，说：“电政归官，根于项城（袁世凯）二十八年原议，此次非项城开口，终不能加至二百元。”这是要拿袁世凯当挡箭牌，价格低，商人们骂的是他，价格高，朝廷责怪下来，负责的还是他。
清政府与股商的矛盾很大，争论了一个月后，总算松口，决定增加10元，也就是按照每股180元收赎。盛宣怀感到很不满意，于是就给他的顶头上司邮传部尚书陈璧发电报说：“政府执定加十元为优待，华商执定票值连息不应短少，非特不认优待，直谓情同抑勒。似此两面受挤，何敢再赞一词！”
对他这个大股东来说，按200元一股收赎，他可多得很大一笔收入。然而，他毕竟是身居高位，需要带头做榜样，朝廷既然做了决定，就顺从办理，按政府规定的数字缴纳股票吧。但他毕竟是有点不甘心的，向陈璧道：“弟系电报创办人……所介于嫌疑者，只为自己执有九百股。先缴，则商诟；请加，则官疑。”在他看来，自己真正是“两面受挤”，夹在中间受气，两头都不是人。
不过，他毕竟还是眼光长远的人，不会为了自己手头股票的芝麻丢了西瓜。电报局归官，至少有两个好处，一可以把电局从北洋把持下解放出来，第二，他已经在邮传部当上了高管，电局归官，就是归自己。与自己苦心经营多年的事业相比，损失一些金钱算什么！最后，他决定舍股价而响应政府的号召，把手里的900股电报局股票按照清廷的规定，集齐先缴，打破了官商之间僵持的局面。于是，电报收官的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这样一来，他就又可以重掌电局大权了。在盛、袁二人旷日持久的电局争夺战中，因为各种机缘巧合，盛宣怀还是成了最后的赢家。
得到了电报局之后，盛宣怀开始了轮船招商局的第二回合争夺战。
招商局也是他经营了几十年的企业，而且从盈利水平上讲，更是高于电报局，他要是就这么让袁世凯就夺走了还能淡定处之，那才说不通呢。
1908年11月，慈禧和光绪帝先后亡故，3岁的末代皇帝溥仪登上了皇位，他的父亲载沣出任摄政王，掌握朝廷军政大权。载沣向来看不惯靠着逢迎慈禧而发迹的袁世凯，在这个自己手握中枢大权的时刻，他很快在朝廷元老重臣的支持下，于1909年1月发布上谕，以袁世凯“患足疾，步履维艰，难胜职任”为由，勒令他下岗回家养病去。
“久为项城屏逐”的盛宣怀终于迎来了夺回轮船招商局的绝好机会。不过话说回来了，瘦死的骆驼好歹也有点分量，袁世凯虽然被罢了官，但他的亲信、部将还担负着各部门的军政要职，新任邮传部尚书的徐世昌就是袁手下的得力干将，而且徐世昌同招商局中的港商也往来从密，而港商在又占了招商局里相当大的股份。看来，盛宣怀要夺回轮局也绝非易事啊。
盛宣怀知道一口吃不成胖子，所以决定一步一步、稳扎稳打。他先是大造舆论，说北洋官办招商局“专为剥削”，不事经营。这倒是事实。袁世凯控制招商局之后，为了发展自己的军事实力，就把招商局当做了钱袋子，极尽了搜刮之能事，经营腐败透顶，郑观应看不下去，说这个企业“官气日重，亏耗日巨”。从机构说，北洋大臣委任“会办五人，坐办二人，提调二人，稽查二人，正董事三人，副董事三人，漕务董事二人，帮办一人，其挂名文案领干薪者颇多”，尸位素餐者更不计其数。至于“亏耗”，以1908年为例，虽然名义上有2。03万两的利润，但于在自保船险项下拨出了30万两开支，所以实际上亏本了20多万两。
盛宣怀曾经拿被袁世凯接收后的轮局同自己任督办时的情况作了对照，说我1885年接办轮局的时候，只有华商资本200万两，1902年北洋从我手中接办时，资本额已经达到了2000多万两，增长了不止十倍。就在这样的基础下，北洋方面居然不给招商局增添船只，各口岸码头栈房也没有一处增添，不仅如此，上海浦东码头、天津塘沽码头、南京下关码头也都被卖了出去。就从这方面说，盛宣怀千方百计要把招商局夺回来也是可以理解的，哪个母亲能够忍受让自己的孩儿受到这样的虐待？
另方一面，盛宣怀还紧锣密鼓地物色合适人选，以对抗徐世昌等袁系人物。他的老友郑观应是广东股商的领袖，在港粤商人中享有很高的威望，而且他的观点也与自己相近，是抵制“徐党”的理想人物。1903年3月27日，他给寓居澳门的郑观应写信说：“现在沪上股商准拟呈请注册改归商办，但恐粤商又有误会……港多徐党，或愿放弃商权……吾兄为商务耆旧，既尚有心扶持大局，应请择同志同股愿列名公呈者，多则十余人，少则五六人，克日密寄弊处，以便凑集四五十人，即可办理。到京谒见商务大员前往。弟请公三月间来沪，以便偕弟北上，机不可失。”这么做，一来可以利用郑去做港粤股商的工作，以抵消“徐党”的影响，二来可以争取和组织商办的人员和力量。
郑观应接到盛宣怀的信后，立即联系了“同志同股愿列名公呈”的人，密寄给盛宣怀，并于1909年5月上旬到达上海。盛宣怀交给郑的一个首要任务就是大力组织招商局的商办事宜，而这个关键就是召开股东大会选举董事，且在选举中必须使盛宣怀阵营胜券稳握。
郑观应到上海不几天，就开始紧张地进行招商局商办的活动。他首先设立招商局股东挂号处，以挂号处名义刊登广告，请股东携股票或息折来挂号处登记，声明“挂号逾股份之半即开股东大会”，以便按照商律组织商办。挂号处实际上是起个了解情况、争取同志的作用。郑明确说，“挂号处应照广东办法，举定股东数人”作代表，“非同志兼有嫌疑者不取”。他认为，股东中的这种同志在江浙皖粤闽等省都是有的，预期的目的是能够达到的。
果然不出所料，挂号处的工作取得了成功。不到两个月，在上海股商持验票折陆续挂号的达2。4万余股。到宣统元年五月底止，“已得股份全额十成之六”，超过郑观应预期的“全数”之半的目标。于是，1909年8月15日，在上海静安寺路召开了股东大会，推选董事，讨论章程，会上选出盛宣怀、郑观应、施绍曾、谭国忠、严义彬、唐国泰、张允言、杨学沂、何声灏等九人为第一任董事。盛宣怀任董事会主席。这九名董事和查账员基本上都是盛宣怀战线上的人。这标志着盛宣怀与袁世凯争夺招商局的胜利。随即以郑观应为主拟定了招商局组织商办章程46条。这样，轮船招商局就真正成为了商办之局了。
干戈变成玉帛？
盛宣怀人生有两次大发迹，有趣的是，这两次发迹都肇始于他自称为“知己”的人失势之时。第一次是甲午战后，李鸿章下台，盛宣怀却在一年之中连得汉阳铁厂、铁路总公司、华盛纺织厂、通商银行等几项要职，又举办了南洋公学和北洋大学堂两所学校，在官场上他还得到了太常寺少卿衔并获专折奏事权。第二次是13年后，袁世凯被罢官了，盛宣怀时来运转，不仅夺回了轮、电两局，而且还当上了中国红十字会的会长、筹赈大臣。不久他又从邮传部右侍郎、帮办度支部币制事宜的位子上晋升为邮传部尚书。
这可能不是历史的偶然。因为这些“知己”对于盛宣怀来说，与其说是他升官发财的推手，不如说是抑制他平步青云的阻碍者。袁世凯自不用说了，一上台就翻脸要从他碗里夺食，即使是恩师李鸿章，也在各方面对他多加抑制，让盛的才能和野心没有办法最大程度地发挥出来。所以，对于这两位“知己”，盛宣怀都颇有微词，是可以理解的。
但对他来说，“知己”毕竟是“知己”，翻脸的时候可能是打得不可开交的对手，但是脸一转回来，还可以继续做朋友。这不是不可能的事情，尤其是在官场上，少一个敌人，多一个朋友，都可能是决定命运的关键，不太有人会为了旧仇陈怨而断送了自己的前程。而盛宣怀和袁世凯之间的关系正好是这一种复杂性的最好说明。
与庚子年的动乱让盛宣怀寄望于袁世凯一样，当辛亥年间的革命形势越来越炽热的时候，盛宣怀又想到了他的这位老战友。
早在革命前，率军入川镇压保路运动的川汉铁路大臣端方在致盛宣怀的电函中，就有“非有如慰帅（袁世凯）其人者，万不克镇压浮嚣，纳诸轨物”之言。盛宣怀虽然已经不太待见自己的这位同门，但是在军事实力方面，他还是不得不认可端方的看法。
武昌起义刚发生时，盛宣怀是最积极主动策划镇压的清廷重臣。起义发生后，身为邮传大臣的盛宣怀情报掌握得比较迅速而准确，他一方面要使在武汉的革命军无法夺取火车这个在当时是最迅速有效的交通工具，一方面又让清军能够最快最安全地利用火车，以保证调度的方便可靠。他以邮传部的名义急电上海轮船招商总局，要求准备运输兵马辎重的大轮船五艘，为清廷集中兵力，对革命军进行“水陆会剿”做好充分的后勤准备。同时，他还极力保护铁路桥梁的安全，保证南下清军运输任务的实现。他还通令各处严密稽查革命党人，要求江苏、江西督抚“通饬各处，专派巡警于船到时严密稽”，“通饬各税务司检查搭客行李夹带，俾匪徒难于混迹及私运军火炸药”。
但清廷对武昌事变的发起是始料未及的，当时新建陆军中约有三万多人已奉命到永平（今河北庐龙，北京以东）去参加“秋操”，其余的还在赴永平途中。起义枪声一响，清廷来不及调集大军。就临时匆匆忙忙地把那些在永平“秋操”的士兵和在保定的军队勉强凑了两镇，让荫昌率领南下，去镇压起义。这些士兵没有足够的作战思想准备，加之是正在参加“秋操”时临时给拉来上阵的，军械子弹也不充足。而统帅荫昌又是一个庸碌无为的人，碰上了这样一个岌岌可危的局面，总是有些犹豫加恐惧的。于是，他就把军队驻扎在远离武昌数百里之外的河南、湖北、湖南等地，在信阳、孝感之间徘徊来、徘徊去，拖延了不少时日，浪费了镇压起义的最佳时机。
对此，盛宣怀是极度不满的，他在《荫午楼宜电旨促其亲督进兵节略》中直截了当地提出对荫昌的批评，他说：“荫昌身为统帅，正宜乘此声势，率领大队节节进规，以寒匪胆……若复迟延不进，深恐前敌已到之军，以无后援不敢再战，或致挫失，匪焰更张。应请严旨电伤该大臣克日前进，必须信赏必罚。贼少兵多，且有海军截江而守，何难一鼓荡平？荫昌若再逡巡不进，贻误事机，岂能当此重咎！”但光指责荫昌是于事无补的，他进一步建议清廷“换马”，而这匹新马，就是已经下野一段时间的袁世凯。
虽然和袁世凯有过不少龃龉，他也知道袁是翻脸不认人的白眼狼，但毕竟，过去的都过去了。盛宣怀是商人，他不想太纠结于以往的陈案，说到底，被袁世凯夺去的轮、电两局，都已经拿了回来，而且袁世凯这个时候也貌似相当服膺地在家里做寓公。看起来，他应该会接受教训，不敢那么狂了。退一万步来说，他们俩好歹是同门，在和平时期，他们可以斗来斗去，但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清廷面临颠覆之灾的时候，他们应该可以摒弃前嫌，携手共挽狂澜的。何况，这个狂澜，在当今朝廷，也只有袁世凯有能力挽得住。
武昌起义爆发的第二天，袁世凯正在彰德的家里办自己52岁的生日。他在“养寿园”里酒宴正酣，突然传来起义的消息，满座的人都吓得面如土色。袁世凯立刻停止了祝寿活动。虽然他心里可能还是在替这个朝廷着急的，但他还不想这么轻易地前去救驾，他还想再谈谈价钱。在随后发给盛宣怀的电报里，他写道：“惟凯衰病侵寻，入秋尤剧。俟见电钞，拟请另简贤能。”
盛宣怀当然知道他是在等更好的价码，所以仍然很认真地恳请他早日复出，敉平叛乱：“此乱蓄之已久，若不早平，恐各省响应。公出处关系中原治乱，并请默念此身负环球众望，岂能久安绿野。与其迟一日，不如早一日。万勿迟疑。”
他这话说得很有水平，柔中带刚，既把袁世凯复出的意义提高到不能再高的地步，又一语道出了他“岂能久安绿野”的野心。而且那番不打草稿的“公出处关系中原治乱”、“身负环球众望”的吹捧，更是让袁世凯听得无比受用。当然，这话也不算完全的阿谀奉承，当时列强各国的在华代表对于武昌起义的恐惧不下于清廷，而起用袁世凯这位向来与各国关系不错的军界重臣的确是“环球众望”所归。武昌起义第二天，四国银行团的美方代表司戴德就说：“如果清朝获得像袁世凯那样强有力的人的襄助，叛乱自得平息。”
既然“身负环球众望”，袁世凯也就不能再不出山了，于是他一方面表示自己“忧心如焚”，一方面又把非常实际的钱饷和兵权这两个具体问题摆到了台面上：“径宥两电感悉。鄂军尽变，库款全失，赤手空拳，用何剿抚？除蜀军各有专帅外，各路援军在鄂境应归敝处节制者现有若干，祈饬查示至祷。忧心如焚，病益增剧。荫帅（指荫昌）过唔，踊跃从事，想不难指日荡平也。”
盛宣怀天生善于做穿针引线的协调工作，对于人家的一些台面上不能讲，但台底下很想表露的话特别清楚。他知道袁世凯托病，以及相信荫昌“不难指日荡平”的言论，不过是为了给自己出山再加点筹码。但这么一来，他要做工作的就不单单是袁世凯这方面了。他还要说服朝廷接受袁的价码。
1911年10月20日一天之内，盛宣怀就拟了迅速剿灭“革匪”的三个“节略”，竭尽全力为清廷出谋划策。在上面引述的第一个“节略”中，盛宣怀断言，“安危大局，决于迟速之间”，接着他谴责荫昌“畏缩不前”，同时建议朝廷给袁世凯足够的兵权，“为今之计，一再催荫昌进兵；一在命袁世凯赴鄂”。他的第三个“节略”，也就是名为《袁世凯宜明降旨催其赴鄂节略》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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