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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一个人的革命-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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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限，他概不承认，并让唐辞职，声明以后和谈的事由他自己和伍廷芳直接商量。
1月5日，他致电伍廷芳，气势汹汹地提出质问：“刚听说你们在南京突然组建了政府，而孙中山受任总统时，宣誓要推翻清政府，这显然与以前说的由国会讨论解决国体问题不符嘛。我倒要问问贵代表看，你们这次选举总统是什么意思？”伍廷芳知道他是对本来据说属于自己的总统之位给了孙中山很不满，当即回电进行了反驳。然后袁世凯又回电驳斥了一番。就这样，两人你来我往，争辩十分激烈。因而被人称为“滑稽议和”。
和谈虽然在表面上陷于停顿，实际上，经过暗中接洽反而在加速。唐绍仪卸去清政府议和专使一职后，转而成为了袁世凯个人密使，与革命党人频繁接触，不过这时的议题不再是国体或者国民议会的问题了，而是集中在让总统位给袁世凯一事上。1月14日，梁士诒致唐绍仪密电：“清廷正在商量退位的办法，以前孙中山说要让位给袁大人，有多大的把握，还请详细道来。”唐绍仪把这封电报交伍廷芳转达孙中山，要求孙中山明确表态。
列强们也全力支持袁世凯，他们都不承认南京临时政府，在他们看来，这些激进的革命党人“非常缺乏管理国家的经验”，很可能把整个国家搞乱了，这么一来，他们在华的利益必然会受到莫大的损害，所以他们一致赞同由袁世凯来“统一”南北。南京临时政府中的立宪派和旧官僚，也乘势而起，交相呼应，大肆渲染帝国主义要来进行干涉的恐怖气氛，逼迫孙中山让步。同盟会中的妥协派和立宪派沆瀣一气，天天鼓噪个不停，埋怨孙中山太理想主义。汪精卫甚至对孙中山说：“你不赞成和议，难道是舍不得总统的位子吗？”
孙中山本来就抱有“天下为公”的理想，视总统为国民公仆，如今被指责恋栈，真是肺都要气炸了。他之所以对和议持审慎态度，完全是出于对袁世凯的不信任，现在看到临时政府内外交迫，为了保存革命成果，不至大好局势毁于一旦，只能做出让步了。他于16日致电伍廷芳转告袁世凯：“如清帝实行退位，宣布共和，则临时政府决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布解职，以功以能，首推袁氏。”
得到了孙中山的再次确认，袁世凯放心了。接下来，他要做的就是让早被自己玩弄在股掌之间的皇帝连带着他的整个朝廷乖乖退出历史舞台了。
登上大宝
在革命浪潮的冲击下，清廷早已奄奄一息。它之所以能苟延残喘，完全是由于袁世凯别有用心的维持。因此，关于清帝退位问题，袁世凯早已成在胸，而且在派唐绍仪南下议和之前，他已密令梁士诒等“预为布置”。11月27日、12月3日，顺直咨议局和直隶保安会两次给载沣发电报，要求清廷“早行揖让”，“宣布共和”，“示大公于天下”。在眼皮底下的京畿地区出现这类激烈言论，身为直隶总督的袁世凯竟然不闻不问，显然是因为这些话与他的意旨是相吻合的。没过几天（1月3日），驻俄国公使陆征祥联合驻外使节也电请清帝逊位，这些类似的通电，都是梁士诒在幕后策动的结果。这么看来，在清帝退位的问题上，袁世凯不想由自己来采取强硬措施，而宁愿让其他人来出面张罗，除了怕落个“逼宫”的臭名之外，最主要的，还是因为他仍然需要拿这个清廷来逼迫革命党人交出政权。
袁世凯秘密地把退位的优待条件告诉了比较好说话的奕劻，说武力镇压实在没有把握，为了清室和满人的安全计，还是自行退位为上策。奕劻只能赞同。于是，他就开始“为民请命”，率领全体阁员上奏隆裕太后，全说其“召集皇族，密开果决会议”，“速定方针”。
隆裕太后接到奏折，马上就于1月17日、18日接连召开皇族御前会议，讨论退位问题。但除奕劻、溥伦等少数人主张接受共和外，良弼、铁良、载沣、载涛、载泽、溥伟、善耆等一帮少壮亲贵都极力反对。袁世凯想要让清廷统治者自己把话说明白，可这些人就是不肯说出口，这是非常令袁世凯感到头痛的事情。
另外，要坐在革命党人把控的南京临时政府总统的位子上，让袁世凯总觉得不太靠谱，所以，他打算不经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选举，在天津成立一个由自己一手包办的政府。他派赵秉钧、梁士诒、胡惟德为代表列席第三次御前会议，提出了所谓“内阁所拟解决时局方案”，主张北京政府和南京临时政府同时取消，在天津另立一个“临时统一政府”，主持召开国民大会，议定国体。他一相情愿地认为：这是一石两鸟，既可打掉革命政府，又能消灭清廷。
清廷方面，良弼等少壮派亲贵，已经看穿了袁世凯要拿清王朝作为自己的登上总统之位的筹码，于是组织起了一个的宗社党活动起来。他们用“君主立宪维持会”的名义，发布激烈言论，攻击袁世凯。并要求清廷“齐同振作，与‘革匪’决战”，以巩固“圣清万万年邦基”。
南京临时政府方面也觉察到袁世凯似乎除了要让清政府退位之外，还想要民国政府也下台，于是伍廷芳立刻回电责问他。而孙中山也发表声明说：我说的清帝退位时我就辞去大总统的职位，是以袁世凯断绝与清政府的一切关系而成为中华民国的国民为前提的，到那个时候，我们就推举袁世凯为总统。言下之意是你袁世凯要是把民国政府都解散了，那你就不是民国国民了，怎么来做民国的总统呢？接着，他又提出五项具体办法：一、清帝退位，由袁同时知照驻京各国公使；二、袁世凯必须宣布政见，绝对赞成共和主义；三、孙中山接到清帝退位布告后，即行辞职；四、由参议院举袁世凯为大总统；五、袁世凯须宣誓遵守参议院所定之宪法，乃能接受事权。这几条办法就是要袁世凯向世人表明态度，不能再骑墙了。
袁世凯要做共和国总统，过去一直是半公开的秘密。孙中山的声明发表后，这种秘密默契转变为公开讨论，袁世凯就再无法故弄玄虚了。他既不敢与革命党人翻脸，也不愿在清廷面前公开承认，陷入了十分尴尬的窘境。宗社党人因为袁用清廷去换自己的总统位子，而对他越加仇恨。有人以“直豫鲁晋奉吉黑七省文武官员绅商兵民”的名义指责他“欺负孤寡，卖国求荣”，“甘为曹、莽之后裔”。更有忠于清廷的“义士”写信给他说：“欲将我朝天下断送汉人，我辈决不容忍，愿与阁下同归澌灭。”
袁世凯见少壮派亲贵情绪激动，单凭口舌难以令他们就范，于是就以“维持北京治安”为幌子，调来曹锡率领的北洋军第三镇一部进京，驻扎在东城及天坛一带，用来威慑亲贵。同时，为了麻痹政敌，他又一本正经地对中外记者宣布：“现在外间多疑本大臣有谋充共和总统之志愿，揣测之词，殊属可笑。虽北方人民及各军队不免有此思想，而孙逸仙及一般民党亦屡次以皇上逊位即以大总统推戴为言，然本大臣断不肯担此责任。”这就等于说是公然否认了与革命党达成的协议。孙中山一听，那个气啊！本来我就是为了满足你的权欲，才把总统的位子让给你的，你现在反打一耙，说是我们硬塞给你。于是他再次通电，把袁世凯与大总统之位的恩恩怨怨昭告天下。
袁世凯眼看舆论不对，就以在丁字街被刺为借口，称病不朝，把自己隐蔽在幕后，“所有面奏及请旨事件”都交给了赵秉钧、梁士诒、胡惟德等心腹。
1月26日，段祺瑞率领前线北洋将领46人联名电奏清廷，要求“明降谕旨，宣示中外，立定共和政体以现在内阁及国务大臣等暂时代表政府，担任条约国债及交涉未完备事项”。说白了就是说要清廷把政权交给他们的党魁袁世凯。2月8日，段祺瑞又发来第二个奏电，历数“皇族之败坏大局”罪状，暗示他们如果再不肯退位，北洋军就要攻打北京了。接着，由署直隶总督张镇芳领衔，署两江总督张勋、署湖广总督段祺瑞、安徽巡抚张怀芝、山西巡抚张锡銮、河南巡抚齐耀琳、吉林巡抚陈昭常、署山东巡抚张广建等袁世凯一党的人联名电奏，一致要求“速降明谕，宣布共和”。与此同时，北方各省咨议局、驻国外各公使及地方官吏，要么是接到了袁世凯一党的通气，要么是自己揣摩迎合，纷纷请求共和，奏电如雪片一般飞到北京。
在“请愿共和”的喧闹声中，一个叫彭家珍的革命党人帮了袁世凯一个大忙。1月26日，最顽固的宗社党头子良弼被彭炸死。宗社党失去了主心骨，朝廷亲贵们个个心惊胆战，便纷纷离京出逃。隆裕太后还想做最后的努力，为了笼络袁世凯，她下诏封他为一等侯爵；但袁世凯眼里哪里还在乎清廷的封官晋爵，就一口拒绝了荣典。梁士诒、赵秉钩、胡惟德秉承袁的旨意，时不时地入宫恐吓皇太后。
最后，可怜的女人家隆裕被一帮大男人折腾地不行，无可奈何之下，只得于2月3日给了袁世凯全权，让他与南京临时政府磋商退位条件。多日称病不朝的袁世凯，这时立刻抖擞精神起来入朝，提出了优待皇室的条件。2月12日，清廷接受优待条件，下诏退位。至此，统治中国268年的清王朝宣告结束。
清帝退位后，袁世凯可以抛去清廷的负担，做一个堂堂正正的“革命人”了。他于13日致南京临时政府的电报中又按孙中山提出的条件娓娓动听地说：“共和为最良国体，世界之公认，今由帝政一跃而跻及之，实诸公累年之心血，亦民国无穷之幸福”，“从此努力进行，务令达到圆满地位，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
清帝退位和袁世凯赞成共和的消息传到南方，立宪派及一些右倾的革命党人都兴高采烈，认为大功告成。孙中山为了实践让位诺言，于13日向参议院提出辞职，并推荐袁继任临时大总统。15日，参议院举行临时大总统选举会，由十七省议员投票，每省一票，全体一致选举袁为临时大总统，并于这一天发电报给袁，称他为“中华民国之第一华盛顿”。第二天，袁世凯回电欣然接受，说道：“凯之私愿，始终以国利民福为目的。当兹危急存亡之际，国民既伸公义相责难，凯敢不勉尽公仆义务”，“以一己之意见辜全国之厚期”。为了表明立场，他立即把自己的发辫剪去，并通令自2月18日（阴历正月初一日）所有军官、官吏一律剪发，表示“咸与维新”，喜庆共和。
孙中山和革命党人想要让袁世凯和整个国民政府都搬到南京，以便控制。但袁世凯哪里肯乖乖就范，他以北方局势不稳为由，想要在北京就职。南京政府于是派了蔡元培等人来接驾，但却被北京城的一场兵变吓得不轻。袁世凯就以兵变为理由，反对马上迁都南京。孙中山不得不再次让步，于3月6日提请参议院通过一项决议，允许袁世凯以电报方式向参议院宣誓，在北京就职。
袁世凯遵照参议院所定办法，于8日打电报给参议院，宣誓效忠共和国，信誓旦旦地说：“世凯深愿竭其能力，发扬共和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谨守宪法，依国民之愿望，蕲达国家于安全强固之域，俾五大民族同臻乐利。”
第二天，参议院回电对其上任予以承认，并通电布告全国。10日，袁世凯在北京石大人胡同前清外务部的公署内宣誓就职。蔡元培代表参议院接受誓文并代表孙中山致祝词。
袁世凯答词说：“世凯衰朽，不能胜总统之任，猥承孙大总统推荐，五大族推戴，重以参议院公举，固辞不获，勉承斯乏。愿竭心力，为五大民族造幸福，使中华民国成强大之国家。”参加就职典礼的人大都是北洋军阀和官僚。“朱迩典亦亲至观礼”。据当时在场的记者报导：“光景甚为寂寥”。礼毕，袁世凯对他的一个亲信得意地说：“吾生五十三年，今日为妄举。”说罢竟情不自禁地狂笑不已。
在“南北统一”的欢庆声中，袁世凯终于坐上了民国大总统的位子。不论袁世凯日后如何对待革命党人，而革命党人又如何看待袁世凯，不论“二次革命”、“护国”、“护法”等频繁运动制造的袁世凯与革命意识形态有多么不和的舆论是否属实，不论袁世凯手中的民国究竟是共和的成分多一些，还是所谓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成分多一点，辛亥年的革命算是到此结束了，而革命的主要目的——推翻清王朝，也算是达到了。
袁世凯就任大总统
谁的功劳？
袁世凯总算是度过了革命的风波，从清廷的大员摇身一变，成为了民国的大总统。他这一步一步走来，是以其强大的政治军事实力为后盾的。他的这种举世无双的实力是与盛宣怀的鼎力相助脱不掉干系的。
尽管表面上盛宣怀在1911年让他再次出山的过程中出了很大的力，但事实上，他在这其中扮演的真正的是一个历史随意安排的中介角色，如果不是他来牵线搭桥，那可能是奕劻、王文韶、荣禄或其他在朝廷里说得上话的人来扮演这个角色。无论是谁来充当中介，袁世凯凭借在朝中独一无二的政治军事实力，上台是迟早的事。真正显示盛宣怀在辛亥年的意义的倒是他在庚子年的动乱发生后力推袁世凯上台。正是那次统揽北洋大臣、直隶总督等要职的大发迹，让袁世凯在之后的7年时间里培植了自己无人可敌的势力。所以说，盛宣怀在庚子年，已经提前替清王朝找到了掘墓人。
我们可以假设一下，如果没有袁世凯，那1911年的整个局势会有什么不同？没有他统帅的北洋军的强大攻势，革命党人会不会与清廷议和？没有他在朝廷中威逼利诱，清廷会不会同意与革命党谈判？如果不是袁世凯对大总统的位子感兴趣，清廷会不会在他的驱赶下迅速下台？
对这些假设的历史情境，我们无从判断它们的真伪，但可以肯定的是，盛宣怀在袁世凯的大变脸和辛亥年的这场革命中扮演了一个关键性的角色。这不仅仅是因为他把铁路收归国有的事情搞砸了，还在于他让一个足以阻止中国进一步被卷入混乱的漩涡的人登上了历史舞台的中心，成功地让江山在最小的血与火的洗礼中变了颜色。虽然袁世凯个人的权欲和一些作为并不太被世人所看好，但他毕竟让中国在从君主制迈入共和的时刻避免了法国人遭受的莫大的痛苦。
但可能也正因为如此，没有经历痛苦的人们始终不知道珍惜这种宝贵的和平，他们将继续去追逐并体验这种后来令他们悔之莫及的痛苦。
袁世凯的戏份在我们的书里已经告一段落了，该回到我们的主角盛宣怀身上了。
盛宣怀把袁世凯推到前台，是想让他拯救清政府于狂澜之中的，但结果是弄巧成拙，反倒成全了革命党的共和意图。但他个人对于袁世凯的看法却没有改变，他始终把袁世凯当作中国的华盛顿和拿破仑。袁世凯出山后，盛宣怀更是积极向他靠拢。他对袁的支持可谓是全心全意的。盛宣怀在致孙宝琦的信件中断言：“项城到京，中外属望。”几天以后。又说：“近日。伏睹项城一举一动，无不令人五体投地，为其下之国务之臣，何修而得此。”
即使是被免了职，盛宣怀依然对朝廷的命运以及袁世凯的举动依然牵挂在心，他逃到青岛后，还向袁世凯献计，要他重施李鸿章从上海入手进攻太平天国的故伎，以“奇兵向上海进”，他说：“上海彼（指革命军）甚空虚，只须精兵三千人，购买轮船数只，暗藏军器洋旗，渡过吴淞炮台，分队一由浦西杨树浦上海，一由浦东上岸，先收制造局，执数十人，规复易如反掌。便可乘火车攻苏州，直达镇江，与张勋夹攻。”他还拿出了轮船招商局来为袁世凯效劳，似乎忘记了几年前那场争夺招商局的不愉快，他说：“此事最难在轮船。京奉铁路有轮船三只，时近封河，招商局必有数船在。”他还建议“不惜重价买英法船两三只”。
当盛宣怀东渡日本避祸时，他仍不失时机吹捧袁世凯，当时有人认为袁“道德不足”，他却说：“项城实一世之雄，论其才识经验，断无其匹。黎孙皆不足虑，惟中外皆恐其道德不足，人人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盛宣怀对袁世凯的吹捧，并非虚情假意，他感激袁世凯应该是出于真心的。而他们之间除了在当年在争夺轮船招商局和电报局时有较大矛盾外，辛亥年后，他们之间再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了。当然袁世凯也没有忘记盛宣怀的好意，他对盛宣怀及其财产，是尽量保护的。1912年夏，盛宣怀在日本获悉：“总统谈及，南来诸人尚多满意于庆、泽、那、盛，总统力辟之，姑息。目前不如暂在日本，所有财产，岂仅一人一家之私谊，足以感动人心。”盛宣怀对袁世凯保护其财产则是倍加感激。
这种感激不是出于奉承。在这场革命的风暴中，盛宣怀损失惨重。宜统三年九月五日（1911年10月26日）的一道上谕革去了他的邮传部大臣一职，并认定：“祸乱之源，皆邮传大臣盛宣怀欺蒙朝廷，违法敛怨，有以致之……该大臣实为误国首恶……盛宣怀受国厚恩，竟敢违法行私，贻误大局，实属辜恩溺职。盛宣怀著即革职，永不叙用。”
他不但丢了官，财产也难以保全。除了袁世凯控制下地区对盛氏财产的保护外，江苏、安徽、湖北、湖南各省的革命军政府成立以后，对他的财产，包括汉冶萍公司在内，都进行了查封或接管。江苏查封了他在苏州的典当行、商铺、住宅、花园以及在镇江的汉冶萍公私煤焦分销处；安徽查封了芜湖的汉冶萍公私的煤焦分销处；湖南接管了汉冶萍公私的锰矿局。湖北因为汉阳一度光复后又被清军攻占，所以没有对汉阳铁厂采取行动；他们曾派人去调查大冶铁厂，准备接受，但是受到了日本人的干涉，而没有成功。
盛宣怀对各省查封或接管他的财产当然不能坐以待毙。他一面指使他的手下该换户主姓名，事先隐瞒逃避；一面向外国人列强求救，请他们出面干涉；他甚至还用报效军饷的名义直接贿赂革命军政府，要求把查封的财产收回来，他向江苏都督程德全“报效水利经费”20万元之后，他在苏州的所有公私产业就都被发还了。
但不管怎么说，在中国，盛宣怀是待不下去了。他不得不远渡东瀛避难去了。除了日本人高木陆郎等人随行外，儿子恩颐、重颐都一同陪他出走。到了日本，他们暂居在神户的盐屋山。
盛宣怀在日本一住就是10个月。其间中国社会发生了一系列重要变迁。盛宣怀自离开北京之日起，就一直在关注政局的变化，其政治态度也随着清王朝的迅速崩溃和革命的蓬勃发展而发生了一些变化。
赴日之前的一段时间，盛宜怀有点不知所措，眼看朝廷大势已去，无力回天，想与“革党调和”，又怕得罪“袁党”，只好采取了一种静观世态发展的明哲保身策略。1911年12月，盛宣怀妻庄碗玉的一封家信，披露了盛宣怀此时的矛盾心境：“与革党调和之事，日内由朱子尧与其开议，朱已允其十万元。彼党未允。据朱云，极少须二十万元方能议妥。我须待此事结束后，始能赴东。惟闻陈都督（指陈其美）权力不足，恐结束后别处又生枝节耳。此事准由众师爷出名，你只作不知。缘现在唐少川（指唐绍仪）又在沪，我们一举一动，袁党无不悉知，故不能不慎重行事。”
这么看来，盛宣怀想要调和“革党”，不过是形势所逼，不得已而为之。清王朝把他当作“替罪羊”抛了出来，“革党”将如何对待他，可想而知。更重要的是，他担心庞大的私产及公司产业有可能被“革党”悉数“充公”。所以，在与“革党”的关系方面，他格外小心，表现得恭顺随和，让人以为他已经是“革党”的同路人。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新政权面临严重的财政困难，为解燃眉之急，打算拿汉冶萍公司财产作抵押，向日本借款。当南京临时政府代表把这件事转告了在日本的盛宣怀，想让他帮忙。盛宣怀表面上表示“义不容辞”，实际上并没有诚心相助。后来黄兴不得不以十分严厉的口吻责斥盛宣怀说：“前电谅悉。至今未得确切回答，必执事不诚心赞助民国。兹已电授全权于三井洋行直接与执事交涉，请勿观望，即日将借款办妥，庶公私两益，否则民国政府对于执事之财产将发没收命令也。”
孙中山倒是对盛宣怀采取了十分宽容的态度，他表示，“民国于盛并无恶感情，若肯筹款，自是有功，外间舆论过激，可代为解释”。对于盛宜怀要求将其私产及公司产业“已充公者一律发还”的要求，孙中山承诺“动产已用去者，恐难追回，不动产可承认发还”。
然而盛宣怀对孙中山和民国政府依然采取了一种阳奉阴违的态度，他恭维“孙、黄皆英雄，谅不肯食言”，“公以一手变天下如反掌，即以一手让天下如敝屣，皆以为民也”，只不过是为了争回已被“充公”的财产。1912年3月，上海义赈会函请盛宣怀参加捐款办振，盛宣怀当即表示，被民国政府没收的“典当一日不还，捐款一日难付”，并函告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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