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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晋枭雄:阎锡山传-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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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手下的亲信不会弃他而去，对于部下也多次安慰和鼓励说“我们是有办法的，不要以为我们就此完结了”，但面对茫然的未来，他还是禁不住忧伤和恐惧。晚上，从大同上火车时，没有进客车厢，悄然登上了漆黑一团，伸手不见五指的锅炉车。次日天黑时，车到北平。阎等下车，在等待换乘往天津的列车时，突然看见车站上正调来一列装修豪华的列车。那是当年西太后坐过的花车，专用于要人乘坐。阎在讨伐唐生智时曾坐过，因此颇为熟悉。派随从上前打听，车站的人说：“这车是奉蒋的命令前往石家庄，接阎总司令到天津出洋的。”原来，这正是蒋介石按阎报告的日期派出的专列。阎听说后，感到后怕却又惊喜，庆幸自己谋算正确，有先见之明，又逃过了蒋狠毒的一着。否则，登上专列，被蒋严密控制，就只有彻底完蛋的下场了。
当晚，阎锡山顺利到达天津。
蒋介石确实是做好了准备，要趁阎出石家庄到天津之际，在途中将阎捉拿归案。只要将阎控制在手中，山西的割据之患就可彻底消除。为此，在接到阎锡山报告的时间后，立即命令张学良作好辑拿阎锡山的部署，要求务必将阎逆擒获。张学良为此也颇费心机，发出三道命令：令陆军部队严查列车，查获后格杀勿论；令宪兵部队随时随地加强巡逻盘查，一旦查获，迅速押解到司令部；令铁路警察在车站和列车上多加注意，一旦发现，“严加保护”，不得让其逃逸。应当说，这一番部署算得上天罗地网，密不透风，却居然被阎锡山巧妙化装又打一个时间差，轻松蒙混过去了。
阎锡山秘密到达天津的消息，首先由《大公报》披露出来，立刻引起国内各方面的关注。蒋介石闻讯后，对阎锡山如此耍弄自己而自己竟然被小小的计谋所骗又恼又怒，拍案大骂不已。但不管怎么说，这一个小小的回合，阎锡山是凭着他的机智狡猾，得了重要而珍贵的一分。
阎锡山在天津居住了一段时间，亲信和家人也陆续来到。但蒋介石和张学良都不能容忍他长期留住天津，就不断施加压力，频频干扰，阎锡山于是决定移往大连。因为事前已与驻大连的日军有过勾结，日本人特意与天津的法租界联系好，让阎要搭乘的日船“武昌丸”号在法租界停泊，并由法租界派巡捕在码头警戒保护。阎锡山顺利登船后，才将悬着的心放了下来。
阎在船上，特意给《大公报》记者写了一函，继续对外施放行将出洋考察的烟幕。信中说：“大公报先生鉴：鄙人此次过津，原承中外诸先生过访，不克延误，至为抱歉。现因下野之初，闭门谢客，当荷原谅。兹已定于本日离津，经大连，续游欧美，自问行能无状，何荣获得闲暇，身亲西洋文化。专此奉上，顺颂撰祺。阎锡山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倚装留赠。”
阎锡山到达大连，就不再有出国之语。大连处于日本人的控制之下，蒋介石的势力不及，特务也不便活动，对阎一时无可奈何。不过，蒋认为，大连与山西距离遥远，中间须经过张学良所治区域，谅阎也不好继续对山西进行控制，所以，逼阎出国一事也就暂停下来，而委托张学良对晋绥军进行改编。期望消除掉阎的基础，也就从根本上灭了这一心腹大患。
阎锡山离开山西后，省内的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原大战开支浩大，大量客军退居山西，经济上造成极大压力。晋绥的势力范围扩张时，晋钞在省外大量流通。失败后，外流的晋钞又大量返回山西，导致贬值，使山西百姓转眼间丢失了辛苦积存起来的财富，民怨沸腾，社会动荡。原晋绥军由张学良主持进行编遣，原有的14个军，40多个师，一下子被砍掉大半，只剩下了4个军，8个师。虽然经过激烈争吵，讨价还价，又增加了一个正太护路军及骑兵炮兵独立旅，但比起昔日风光，还是差之千里。阎锡山离开太原，也给长期遭受压制、被解散的国民党山西省党部重新抬头造成了空档，恢复后的山西省党部，利用各种场合大肆反阎。“山西善后促进会”等反阎组织也活动频繁，图谋从政治上将阎锡山彻底搞垮。
阎锡山虽然亡命大连，寄人篱下，在日本人的庇护下过着寓公的生活，失去了往日的权势和威风，但他并没有从此消沉，更不会轻易放弃。离晋前，他对山西事务作了精心安排，靠着多年培养起来的亲信势力，他满有把握要东山再起。他从山西省银行支出一大笔款子，对追随多年的文武官僚，按等级分别给予三千元到三万元不等的慰劳费，用以安定人心。他决心还要回到山西。但这次失败，的确也使他十分痛心。他利用在大连闲居的这段时光，回顾总结了这些年来的起伏坎坷，沉下心来作了一番研究，把他的理论和策略推向一个更加系统精致的层次。他在日记中写道：“一个人从高山掉到万丈深沟里，身体摔得粉碎，此时还有什么，还想什么？”他的日记，就是在大连开始记的。他声称自己的日记是“记理不记事”，显示出一种反思和检讨的意向。他在大连呆了八、九个月时间，请了一帮文人学者，研究他的“物劳学说”、“中的哲学”等理论。通过对实践经验的总结，更明确和坚定了他“在存在中求生存”的理念。在经过一番研讨和沉思之后，他对进一步奉行“中的哲学”也有了新的领悟。他在日记中写道：“何谓智圆？初以为不必求解亦解，继则深求而不解，今则解之矣。打得过滚，才叫圆。”
三、殚精竭虑 苦心经营 打造独立王国
天下大乱之时，山西能成为独立王国，除去其独有的地理条件外，确实需要经营有术；军队，军火，由军火而涉及的近代工业的发展；在落后的以山区为主的偏僻小省，发展农业，加强农村的社会建设；推行十年建设计划，发展近代工业，靠本省的力量建筑铁路，使经济实力大大增强；重视意识形态，重视理论文化，重视组织构建。笼络和迷惑人心，实行思想专制，控制干部队伍，强化了独裁统治的基础；所有这些方面，在同时代的军阀中，如果说不是独有的举措，也是阎锡山特色鲜明的设计和行动。
从辛亥革命到抗日战争前夕，这二十几年，是阎锡山的势力蓬勃发展的时期。从以上的叙述中，已经可以看到，他的势力范围由山西扩大到晋绥，再扩大到晋、绥、察、冀四省和平津二市，由蜷缩一隅的小股地方势力成为敢与蒋介石争雄的一大军阀，确实体现了阎锡山本人善于利用时机求得一逞的本领。但更重要的是，在他统治下，山西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有了极大的发展。没有实力的发展，再聪明机智、狡猾多变的谋略也会架在空中，毫无用处。
阎锡山比其他一些军阀更高明也更值得肯定之处，在于他不是如蝗虫一般只知道掠夺和吞食人民的财富，而是在取得统治权之后，相当重视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当然，说这是他为了巩固专制统治，攫取更大利益而采取的措施，也符合事实。但相对于腐败没落的清政府和为争夺权力不顾百姓死活的旧军阀而言，应当说，阎锡山的作为还是顺应社会发展潮流，也给山西人民带来了不小实际利益。
阎锡山统治下的山西被称为“独立王国”，一方面是说，他利用山西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把山西搞成别人无法进入的一方土地；另一方面，也应当说，他是一直把山西当作一个独立国家来治理的，不受外界的指挥和干扰，政策和措施都有着鲜明的独特印记。
阎锡山打造这个独立王国，可谓殚精竭虑，苦心经营。既有如历代统治者一样的胡萝卜大棒，也有不少适应时代发展的新举措，还有一些独特的创造。
大力扩军 发展军火工业 加强军队建设
阎锡山深知，军队是他的命根子。他的生存和发展，都需要军队作强有力的后盾。辛亥革命初期，他被推举为大都督的时候，山西军队不过只有区区的一个混成旅，辖两标人马。太原起义后，虽然将原有的两标扩充为四标，但在与清军的战斗中已经损失不少。1912年3月，当他终于得到袁世凯的信任，回太原就任都督的时候，可指挥的军队只有一千余人马。于是，他把扩军和加强军队建设作为头等大事。他在日本留学时，就对军国主义很感兴趣，曾经下过一番功夫认真钻研，后来把自己的学习心得整理成一本书，名字就叫《军国主义谭》。书中声称，以武力为基础实行军事专制的军国主义是支配人类社会的最高法则。如不实行军国主义，“则国权不张，国力不固，国家之经济政策无可发达，国民之生命财产亦不可保护矣”。留日的经历，使他对军国主义崇拜备至，同时也使他接受了近代军事思想的熏陶。因此，与那些“土包子”出身的军阀不同，他重视军队的正规建设。北洋军阀建军的过程中，正是清军旧军绿营与新军交替的时代，绝大多数派系的头子，都墨守成规，拒绝录用学校出身的人充当军官。认为学生不仅不能冲锋陷阵，而且脑筋灵活，不易控制。即便录用几个，也只是点缀门面地参与幕后事务而已。但阎锡山从一开始就与这些军阀不同，对军校毕业生，他广为延揽，在用人方面比较进步开明。
这一年，阎锡山将山西军队编为一个师，除了步兵之外，还组建起了炮兵、骑兵、工兵和辎重兵。而且他特别重视培养军事干部，认为有了干部，扩军才有基础。他先后成立了将校研究所，培训高级军官；军事教育团，培训基层班排长；精武社，以练武为宗旨，提高学员的军事素质。利用这些军事教育组织，招收学员，进行比较严格也比较正规的军事教育和训练。前后轮训的学员达到1000多人，成为山西后来多次扩军的基本干部。从中，阎锡山还挑选出一批忠诚的亲信，为巩固自己在山西军队中至高无上的的地位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917年，在反对张勋复辟，支援段琪瑞重新执政的战争中，阎锡山的表现受到了段的赞赏。在段的大力支持下，他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扩军。步兵由两个旅扩充为四个旅；晋南、晋北镇守使各辖一个团；骑兵两个团，工兵营、机关枪营、宪兵营、卫队营各一个。不久后，又以学兵团干部训练队为基础，成立两个直属于督军署领导的步兵团。扩编后的山西军队，总兵力达到了2万人。通过这次扩军，阎锡山初步建立起了山西军阀势力的体系。
阎锡山留日期间，亲眼目睹过日本先进的武器装备，懂得武器在增强军队战斗力中的重要作用。当时的中国，各路军阀的武器大都由国外进口，对外依赖性很强。山西是个偏僻的内陆省份，四周不是山就是河，对外交通极为不便。阎锡山于是便下决心建立自己的军火制造业。而山西的军火工业，当时是一片空白，清军留下来的唯一的一个陆军修械所，仅能修理枪械、制造刺刀而已。阎锡山一方面邀请当时国内最大的汉阳兵工厂的专家来晋指导，另方面招募专业人员派出去学习，并建立实习工业学校，从培养自己的技术人才开始起步，逐步建立起了山西的军火工业。
1925年，阎锡山又趁参加第二次直奉战争获利的时机，进行第二次大规模扩军。原有的十个团扩编为十个旅，其后又成立两个师，增建一个步兵旅，一个手榴弹旅，一个迫击炮团。通过这次扩军，兵力增加比原来增加一倍，达到了4万人的规模。
与扩军同步，山西的军火工业也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具备了大批量生产手榴弹、手雷等短火器的能力；仿照日本的山炮，制成了最大射程达到5000米的一二式炮兵炮；改制出了不用骡马驮运可用人力拖挽、射程达4000米的一四式步兵曲射炮；造出了击发精确性更高的一三式山炮，并大量制造轻重迫击炮，重山炮和野战炮也已经研制成功。至于各种轻重枪支和枪炮弹，产量和质量都已达到国内的高水平。山西的军火工业完全能够满足军队的需要，也成为阎锡山拉拢和要挟其他军阀势力的工具。山西军队的炮兵规模堪称一流，手榴弹团则别具一格，在参加的历次战争中，无论攻守，都对敌手造成极大威胁。到1926年，太原兵工厂已设有炮厂、枪厂、炸弹厂、炮弹厂、枪弹厂、炸药厂、铜壳厂、引信厂等专业分工很细的多家分厂，并且一度建立起飞机厂，装配过几架教练机。太原兵工厂和山西火药厂共有设备3800余部，工人15000多名，与当时全国规模最大的汉阳兵工厂和沈阳兵工厂并列。由于山西的兵火工业突飞猛进，弹药充足，阎锡山曾下令官兵在打靶时，一律用实弹。这种情况，在全国军队中可谓绝无仅有，晋绥军的射击水平大为提高，多次在全国比赛中名列第一。
建立和发展军火工业，不仅显示了阎锡山对军事现代化的重视，而且也为带动其它工业的发展，建立山西的近代工业体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辛亥革命后的七、八年时间，在山西省督军公署属下的企业就发展到了十几家。除兵工企业外，还有银矿公司，煤矿公司以及几家银行。
阎锡山重视军火工业，可谓目光远大，具有雄心壮志。早在1920年，他就着手为发展航空工业创造条件，准备凭借自己的力量制造飞机。他先后几次向法国派出留学生，学习航空技术。并在军工厂内设立组装飞机的机构，对外挂牌称“太原汽车修理厂”，厂内专门辟有一个秘密车间，组装飞机。当时，阎锡山从德国高薪聘来工程师、机械师，带领中国技术工人，用几个月时间，将从国外进口的部件装成两架双翼教练飞机。到1925年，阎锡山引进法国的飞机制造技术，组装出了自己的飞机，以“鹏程万里”四字编号。以此为基础，宣布成立了“航空兵团”，尽管全团只有二十来个人，却显示出用现代技术武装军队的巨大努力取得了成效。到1930年底，阎锡山先后投巨资从英、法、德、日购进或组装了飞机二十多架，成立了“晋绥军航空大队”。这在当时，也是一件令人瞩目的新鲜事情。
通过联直、奉反冯的战争，阎锡山又获取了巨大的利益，势力扩展到绥远，于是晋军于1926年改编为晋绥军，紧接着进行了第三次扩军。这次扩军，阎锡山仍然从培养军事人才入手。这年10月，成立山西军官学校，学校开设步、骑、炮、工四科，大量招收中学毕业生，经过严格的军事培训和教育后，分配到部队充任下级军官。同时，又设立了辎重训练所，作为专门培养后勤人员的基地。后来还成立军官教导团，负责收容训练编余军官并轮训在职军官。经过教育训练的军官和专门人才，素质自然比较高，从而使扩编后的军队也有较高的战斗力。1927年春，晋绥军扩编为17个师。次年，阎锡山又接受改编了原属冯系的徐永昌带领的国民第三军。此后不久，再次把晋绥军的师扩充为军，与第三军系列相适应。扩充之后的晋绥军，编制有8个军，另有8个炮兵团，兵员超过了13万人。
1929年，阎锡山趁着蒋介石与冯系、桂系鏖战之时，又进行了第四次扩军。步兵由8个军扩充到10个，另外还组建了4个保安纵队，骑兵和炮兵也进一步增强，使总兵力达到了20万。
阎锡山扩军的步伐一次比一次急，规模一次比一次大，十几年的时间里，就使山西军队的数量翻了四、五番，充分反映了他不断膨胀的野心，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山西的综合实力有了巨大的发展。正是依靠这一支军队，他才得以从山西走向华北，才能够充当各方盟主，向掌握南京政府大权的蒋介石发难；也正是依靠这一支军队，他才能在三晋大地上干出一番轰轰烈烈抗战的业绩；当然，也还是依靠这一支军队，他企图与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解放军对抗。待他失去这支军队之后，他就变得几乎一文不值。从走上军阀这条道路起，他的命运就与军队紧密相连。正是兴也军队，败也军队，中国自古以来，无数军阀都栽在自己倾尽心血打造培植的军队手中，看来这也是命定的规律。
推行“六政三事” 加强基层社会建设
为了实际推进和落实各项措施，还专门成立了“六政考核处”，作为检查督导机构，并将推行“六政三事”的成绩，作为官吏升迁的标准。阎锡山特意发表了《六政考核处宣言》，指出：要充分利用和发挥山西的地力，就要兴修水利，种桑养蚕，开垦荒地；要充分利用和发挥山西的人力，就务必除去吸食鸦片、女子缠足等危害人身的旧习。地力和人力都发挥出来，才能多方开辟生利之途，有益于国计民生。政府为了支持扶植这些事业，也采取了不少措施。例如，在水利建设中，采用先贷款后偿还的办法，解决民间开渠打井的资金不足的问题；在发展蚕桑业时，设置专管蚕桑的机构，厉行督促之外，负责提供技术和管理服务；而为了推动社会各界重视参加植树，政府特意规定每年清明为植树节，要求人人参加植树，对完不成任务者予以处罚。
以上三件发展生产的事，尽管也有人反对或者消极怠工，但总体上进展顺利。但另外三件事，天足，禁烟，剪发，因为涉及到多年的陋习，这些陋习又已经成为某种生活常规，开展的阻力则甚大，还出现过不少风波。开始时，阎锡山禁烟的决心很大，措施也比较严厉。曾有人警告说，今吸食洋烟者遍布各地，人数众多，硬性戒烟，惹起众怒，怕是不好收拾。阎锡山表示：洋烟对人的毒害太大，不戒不足以振民气，就是冒再大的风险也要戒了它。他派出大批警察到各地检查，并规定查获抽大烟者可以从罚金中大比例提取“奖赏”。所谓重赏之下有勇夫，警察查烟的积极性高涨，大抓大扣大罚，一时间各县的看守所中塞满了被查罚的烟鬼。山西的鸦片主要从陕西、绥远等种植地运进，而洋烟金丹料面，则主要通过正太铁路从天津租界运进。为了打击运销的毒贩，对这两条通道也进行了严厉的查禁。阎锡山本人不吸食大烟，在他的家训中也把不准子弟吸食大烟作为重要家规。对于民间社会，他可以采用严峻办法，但是，他却没有办法治理手下大批军政要员吸食或贩卖大烟的积弊。戒烟遭到重重阻力，几经曲折，阎锡山本人只好退却。他对前来诉苦或要求辞职的戒烟官员们说：“为政不要得罪巨室，你们要学得灵活一点。”如此灵活之后，戒烟之事也就日渐夭折。更有讽刺意味的是，后来阎锡山自己也以兵垦屯田的名义，大肆种植鸦片，并挂着戒烟的名目，公开卖开了烟土。年轻时为社会谋福的理念，终于难敌扩军、捞钱的重大利益的引诱。人生天平的这种倾斜，有时谓之成熟老到，对阎锡山来说，也不例外。
至于天足、剪发，这是辛亥革命以来全国都在进行的有反封建意义的大事。但山西由于交通闩塞，人们观念落后，虽然民国初年以后，政府多次命令剪发、放足，但响应者只有城市中一些知识分子和接受革命影响的为数不多的人群，大部分平民百姓并不予理会。实行“用民政治”，阎锡山认真抓了这项根除封建陋俗、移风易俗的大事。在宣传、号召之外，组织起专门的督查机构，要求和强制各地组织起“剪刀队”，见辫子就剪，不得有例外。而为了推行放足，则派出人员，到农村中挨家挨户检查，凡不放足的妇女，要罚款；对放足的妇女，则奖励小洋二角，作为买袜子钱。这种小事，阎锡山本人也积极介入。他说：“女人们放了脚，不缠裹脚布，也得穿双袜子吧。有钱人家好说，穷人家的女人也不能叫光着脚板走路。每人发给两毛钱，扯上三尺土布，够做一双袜子。”从一个侧面，说明了阎锡山对此事的重视。但是，推行放足，还是遭遇到了严重的抵制。为了给全省做出一个样板，阎锡山让自己的老家五台县带头。即便是老家的父老乡亲，对他的革新措施也并不认帐。当时，在五台、定襄一带就流传开这样的顺口溜：“初三、十三、二十三，河边出了个阎锡山；阎锡山，灰拾翻（方言，不务正业胡折腾的意思），剃了辫子留了洋，搬了神像立学堂。”尤其是让女人放足，更是引起极大的震动和强烈的反抗。河边村有几个练武的“标头”（即武术师傅），强烈反对让女人放足，就带头组织了手下的徒弟及群众千余人，把阎锡山的老家都包围起来，扬言阎锡山不下令停止放足，就要打进阎府，把他的老窝烧掉。经人劝解，虽然没有真打进去，却又挟持了阎锡山的父亲阎书堂游街，并打到离河边十几里的东冶镇，扬言要杀死留日学生，同盟会员，负责在五台监督剪发、天足的康佩珩全家。康佩珩带领十多个保安，退守到房顶上苦口婆心地劝说。但闹事的人群并不买帐，双方僵持不下，发生械斗，各有死伤。此事报给阎锡山后，阎立即从省城派人来，将带头闹事的两名标头逮到太原，下令将其中一人正法，另一人陪桩。经过这一番真刀真枪的流血冲突和坚决镇压，五台的剪发、天足等事才顺利推开。封建观念和习俗的势力就是如此顽固，阎锡山在这些事情上保持和发扬了反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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