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大变局:影响近代中国的十一个关键人物-第18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四十岁时，严复经海军保荐“免选知府，以道员选用”。知府为四品官员，道员比知府高半个级别，属正四品。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已是道员身份的严复仍因未能获取正式功名而深感不安，又一次跑回福建参加乡试，结果仍然落选。堂堂北洋水师学堂校长，中西文化的饱学之士，连一个举人都无法考中，这既是严复的悲哀，更是封建社会取仕的悲哀，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传统的科举制度已是穷途末路，走到了它的终点。

严复四次落第，还会继续参加第五次、第六次乃至更多次的科举考试吗？难说得很。然而，一件改变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事件彻底打碎了严复的“科举梦”——就在他参加第四次科举考试的第二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了。泱泱大清帝国，竟然败于蕞尔岛国日本之手。北洋舰队全军覆没，中国陆军一败再败，日军直逼京畿，不知所措的清廷不得不派李鸿章赴日签订《马关条约》，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控制，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澎湖列岛，赔偿军费二亿三千万两，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允许日本在中国通商口岸开设工厂。

如果说败于英国、法国等西方列强之手尚能让人继续“优哉游哉”，而此次，竟然败于昔日的学生，且人口、领土与清朝简直不成比例的小小日本，这无疑扯掉了所谓天朝大国的最后一块“遮羞布”，国人不禁目瞪口呆，实在难以接受这一无可挽回的败北事实。如果说战争本身给国人造成的只是痛苦折磨的心理伤害，而《马关条约》带来的则是欺人太甚、迫在眉睫的生存危机。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也只是割让了当时国人并不知其地理位置在哪里的小小香港与九龙，赔款也不是太多；而《马关条约》一下子就割去一个台湾省，且赔款二亿三千万两，简直就是一笔天文数字了！亡国亡种的危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来得紧迫而强烈，每一个关心国事、富有良知的中国人心头，都悬着一把达摩克里斯利剑。

面对甲午海战的彻底失败，严复比他人有着更为深刻的切肤之痛。壮烈殉国的“致远”号管带邓世昌、“超远”号管带黄建勋、“经远”号管带林永升、“扬威”号管带林履中，悲愤自杀的“镇远”号管带林泰曾、“定远”号管带刘步蟾以及因“临阵退缩”罪而斩首正法的“济远”号管带方伯谦，全是福州船政学堂培养出来的一代优秀海军将领，其中大多与严复一同留学英国，却在甲午海战中如流星般陨落了。

甲午一战，严复任教的北洋水师学堂也有不少学生战死海疆。皮之不存，毛将附焉？既然北洋海军全军覆没，为其培养人才的北洋水师学堂将不复存在。不唯北洋水师学堂，就连洋务派苦心经营长达三十年之久的自强事业，也因此而毁于一旦。甲午之战震醒了国人自我沉醉的天朝大国迷梦，更是惊醒了严复的“科举梦”。他为民族的命运、国家的前途不禁忧心忡忡，一股强烈的悲愤积郁于胸，不吐不快。于是，沉下心来伏案疾书，在短短的时间内连续创作、发表了《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等四篇极具影响力的论文。

在这些文章中，严复批判韩愈的“君权神授”论、“圣人创世说”，介绍达尔文的“进化论”以及斯宾塞的社会学原理，提倡“自由、平等”观念，阐述“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自强原则，要求引进西学，创立议院，希望通过符合国情的渐进变法，成为英国资本主义式的君主立宪国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在《救亡决论》中，对科举制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由汲汲以求一变而为猛烈抨击，视“六经五子”（“五子”指孔子及理学家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为“华风之敝”的根源，剖析“八股”摧残人才的三大害处：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提出“如今中国不变法则必亡，然则变将何先？曰：莫亟于废八股”；由自身的感受与认识，严复将废除科举八股制度视为国家变法维新的第一件头等大事。

四篇掷地有声的文章如同一出大戏、好戏的序幕，开启了严复“盗取”西方文明“火种”，“煮”华夏民族之“肉”，以达强国富民之效的翻译、启蒙伟业——马上着手翻译《天演论》。

《天演论》为英国生物学家、哲学家赫胥黎1893年在牛津大学的一部讲稿，原名《进化论与伦理学及其他》，内容相当深奥。为便于读者阅读理解，赫胥黎又补写了一篇导言介绍该书内容。赫胥黎是达尔文的朋友，达尔文的进化论为生物学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贡献，被恩格斯誉为19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之一（另两大发现为能量守恒定律与转换定律与细胞学说）。赫胥黎对达尔文的进化论特别推崇，不遗余力地加以介绍、传播。

严复没有直接翻译《物种起源》，而是以间接的方式通过译介赫胥黎而宣传达尔文的进化主张，是因为赫胥黎在讲稿中以达尔文学说为基础，指出生物从古至今，都在发展变化，这种变化缘于“物竞”与“天择”，并将达尔文的进化论由有机界、自然界、生物界推而广之，认为弱肉强食的动植物法则也是人类社会的真实写照。

面对列强瓜分、亡种亡国之危局，清廷尚未真正觉醒。“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强者、智者自能生存，弱者、愚者必遭淘汰，这是中国古籍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进化公理”。严复翻译、介绍《天演论》的目的，就是要棒喝、警告晚清当局，唤醒广大民众，以求上下一心，奋力抗争，救亡图存，保种救国。

《天演论》名为翻译，实为著述。严复选取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及其他》一书中的序论、本论两篇，意译其主要内容，并依据中国国情、传统文化及个人识见予以取舍，但凡原文与自己观点不同之处，严复或加案语予以反驳，或按己意进行改写，以警醒当局，力求自强。他对“天演”一词的解释，是指宇宙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之中，这种变化并非简单的“变动”，而是由单纯到复杂，由流变到凝聚，由笼统混乱到定形分类。因此，《天演论》开宗明义，指出自然界及人类社会长期处于不断发展、不断变化的历史进程之中，并借赫胥黎之口，批判了中国几千年来的“退化论”、“不变论”与“循环论”。

《天演论》的主要内容是物竞天择、优胜劣败、适者生存、合群保种、黜旧扬新、世道必进的自然与社会进化规律，这也是达尔文主义的基本内容。自然万物存在着谋求生存的严酷斗争，人种的竞争同样残酷无情，即使同种之间，也存在着激烈的竞争，强者胜，劣者汰，既要保群，就要变革图强。严复在译文中，赋予古代“人定胜天”思想以新的内涵，那就是以人持天，“与天争胜”，用以鼓舞国人奋勇前行的斗志。

受甲午战争、马关和约的强烈刺激，严复心中的激愤如地底奔涌的岩浆，他借翻译西方文字找到了一个适当的突破口，“火山”终于爆发了！他边译边著，只几个月时间，很快就完成了《天演论》译稿。根据有人发现1895年的刊本而论，说明《天演论》最迟已在1895年就已脱稿。然而，对出版之事，严复则十分慎重，经过多次修订，才于1898年由湖北沔阳卢氏慎始基斋木刻正式出版。

《天演论》刚一印行，便如一颗威力巨大的炸弹扔进一潭死水之中，震撼了整个中国。广大民众，早就不满于日渐衰微的满清朝廷，面对一系列丧权辱国的失败与条约，于压抑苦闷之中，也在苦苦地寻找，以期图强振兴，一展盛唐雄风。然而，四周似乎全是关闭的门窗，只有老大帝国的腐朽弥漫空中，民众看不到半点亮光。他们在等待，在盼望，在苦苦地寻找自强的崭新之路。就在这时，严复的《天演论》问世了！它第一次挣脱了古老的“不变论”、“退化论”与“循环论”，不仅阐述了物竞天择、强国富民的“公理”，还推崇西方社会政治制度，伸张民权，提倡民主，崇尚自由，强调发展科技、教育的重要性，并涉及人口及生态变异等内容……这些从未有过的观念，给长期封闭的古老帝国，注入了一股新鲜的空气与强劲的活力，给传统哲学思想带来了一场深刻的革命，奠定了出生在19世纪末期的一代先进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基础，从根本上改变了国人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作为一部划时代的伟大作品，《天演论》成为中国近代思想转型的一道分水岭。此后，不论是资产阶级改良派、革命派，还是激进民主主义者，几乎都把进化论视为人类发展的普遍规律，作为他们最基本的思想武器，为民族的发展与国家的强盛注入了一股强劲的内源性动力。

康有为称赞严复“译《天演论》为中国西学第一者也”；梁启超在《天演论》尚未出版时就借抄阅读，当即著文宣扬，认为“进化论实取数千年旧学之根柢而摧弃之，翻新之者也”；蔡元培在《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中写道：“五十年来，介绍西洋哲学的，要推侯官严复为第一……他译的最早、而且在社会上最有影响的，是赫胥黎的《天演论》。自此书出后，‘物竞’、‘争存’、‘优胜劣败’等词，成为人人的口头禅”；陈独秀在《青年》杂志上反复宣传进化论，认为“优胜劣败，理无可逃”；胡适在《四十自述》中回忆，当年求学上海澄衷学堂时，使用的教材就是严复的《天演论》删节译本，一次的作文题目也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试申其义”；鲁迅对《天演论》更是爱不释手，“一有空闲，就照例地吃侉饼、花生米、辣椒，看《天演论》”；毛泽东早年的知识结构除了私塾学习的《四书》、《五经》及一些中国古代历史人物传记、小说，就是在新学堂里读到的《世界英雄豪杰传》。他在湖南省立图书馆自学时，才较为系统地接触西方政治学说，当时读得最多最受启发的，便是严复翻译的西方名著……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近现代几乎所有仁人志士、爱国英雄都受过进化论的熏陶与影响。《天演论》也在出版后的十余年间一版再版，拥有三十多个不同版本，这在当时的中国出版界，简直就是一个奇迹，严复也因此被人称为“严天演”。

严复以翻译家著称，他翻译的数量、质量、系统性、广泛性及深远影响，他人无法企及；他提出的“信、达、雅”译书三要求，长期以来为学界所认可信奉。然而，严复定位并镌刻在中国近代历史不朽丰碑上的，却不是翻译家，而是“启蒙思想家”的身份。

翻译介绍西学者多矣，因翻译而以启蒙思想家享誉后世的，似乎只有严复一人。

严复之前，自明末徐光启、李之藻介绍西方天文水利知识，到洋务派健将容闳、徐建寅等一大批知识分子翻译西书，据有关资料统计，仅上海机器制造局历年销售的西书，便多达一万一千多部。只是这些西书，少有反映西方社会政治学术理论的，绝大部分属工艺、兵法、医学、宗教之类。西学在这批翻译家手中，不过是一把工匠的凿子。他们的努力，局限于传统的眼光与方法。就拿与严复属于同一时代的著名翻译家林纾而言，他译过《茶花女》、《鲁滨逊漂流记》、《黑奴吁天录》等许多轰动一时的西方文学作品，据张俊才《林纾著作系年》统计，林纾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已出版者一百七十八种，未出版者十七种，北京图书馆尚存手稿七种，共计二百零二种，被人称为“译界之王”。他与严复同为福州人，也在苍霞洲生活、学习过，他们两人不仅有着共同的文化背景，还是一对肝胆相照的朋友，但林纾所能担当的，仅仅是一个翻译家的角色而已。“药治不了的，用铁。铁治不了的，用火。”只有严复，才将西学变成了照亮古老中国沉沉黑夜的冲天火炬。

严复之所以因翻译西学而被称为启蒙思想家，除了译中有著，阐发自己独特的思想见解外，还在于译书的选择。他因《天演论》“一炮走红”，尔后又继续精进，翻译了亚当·斯密的《原富》、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穆勒的《群己权界论》与《名学》、甄克思的《社会通诠》、孟德斯鸠的《法意》、耶芳斯的《名学浅说》、卫西琴的《中国教育议》等十多部著作。严复之所以选择这些作品，一则因为它们都是西方当时最有影响、最具代表性的思想巨著，二则这些著作对改造中国社会、弥补历史缺憾、重铸国民性格，有着极强的针对性与现实意义。每一部译著，严复都在序言与注释中寄托自己的思想倾向与政治态度，“致力于译述以警世”。严复翻译《原富》的动机，是希望中国发展经济，以达富国强民之效，针对中国专制集权泯灭个性的传统，再三强调国家的富强只有解放个体，通过个人的活力与能力才能达到；中国缺少法治，以道德伦理为社会基础，于是，严复翻译《法意》一书，向国人介绍西方的法律制度与观念，宣传自由平等、法治民主，并将民主政治视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制高点；严复看到，在西方科学取得巨大成就的背后，蕴藏着深厚的逻辑学基础，正如培根所言，逻辑学“为一切法之法，一切学之学”，而中国思想重视经验，相信先验，崇奉直觉，却长期缺失逻辑学说，为此，严复翻译《逻辑学》（即《名学》）一书，成立了近代中国第一个名学会，力图用逻辑学修残补缺。作为中国第一个系统介绍西方逻辑思想（主要是形式逻辑）的学者，严复从逻辑方法论的角度对中国古代旧学进行反思，对中西逻辑学进行比较，为后人对中西逻辑学说的分析研究开了先河……

严复的译著涉及哲学、经济学、教育学、社会学、法学等领域，成为完整地将西方哲学与科学方法论介绍到中国的第一人，开创了建立在西方自然科学基础之上的中国近代思想革命的新纪元，成为“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代表人物”。在这些译著的序言、按语及注释中，严复认为中国落后之因，在于传统文化阻碍了历史的进化与发展，只有注入并接受西方知识，国民才能摆脱受苦受难的无知状态，国家才能走向民主、繁荣与富强。严复所有译著的字里行间，全都透出一股浓厚而强烈的“全盘西化”倾向。

严复的翻译事业中，一个至今并未引起我们足够重视的社会现象，那就是自《天演论》轰动一时之后，他的其他译著，就质量而言，自然是一部胜过一部，但其影响似乎呈递减趋势，一部不如一部，一部弱于一部。人们提起严复，论及他的翻译，似乎仅只一部《天演论》，于后面的其他重要译著，总是有意无意地略而不谈、避而不论。其实，《天演论》所提供的不过是一种笼而统之的进化论原理与社会价值观，而《法意》、《名学》、《原富》、《中国教育议》等，才是彻底改变中国社会的具体路径。就当时的紧迫的社会形势而言，救亡压倒了启蒙，人们局限于某种激昂的情绪，未能进行脚踏实地、认真细致的社会改造与建设工作，启蒙思想也有待于继续深入、广泛传播。

日本也在19世纪中叶被美国佩里舰队叩开国门，也曾将严复翻译的这些西方名著译介到国内，但其影响却截然有别。日本顺应时势，成功地开展明治维新运动，使得西方思想文明与物质文明一同顺利进入日本，国力顿时大增，也就少了亡国灭种的切肤之痛，因此，进化论在日本并未引起犹如中国类似的轰动效应。而日本启蒙学者中村正直翻译的约翰·穆勒名著《自由之理》（严复译《群己权界论》），却受到知识界特别是青年人的热烈欢迎，“当时知识青年几乎人手一册”。《自由之理》动摇了日本旧的思想规范，传播了反封建专制、倡民主政治的思想，“将世人从蒙昧中唤醒”，为日本全国性的自由民权运动之先声。而严复翻译的同一著作，在中国“却非常遗憾地毫无反响”，正如李泽厚先生在《中国近代思想史论·论严复》中所言：“在广大农村小生产的社会基础和农民革命为实质的中国近代，这种微弱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理想和要求，根本得不到任何力量的支持，只好消失在漫漫长夜了，连思想领域内的影响也微不足道。”《原富》、《法意》、《名学》等巨著的遭遇也相差无几，书中所倡导的西方民主政治思想及实践，在中国“没有任何可以称道的社会力量作依靠”，也就免不了沉寂落寞的命运。

严复翻译《天演论》，很大程度上出于悲愤、危机、责任与紧迫，根本就没有想到出版后会产生如此巨大的反响。于是，他一鼓作气，贾勇而进，希冀以西方文明对中国社会进行系统而彻底的改造，雄心不谓不大。然而，现实对他的努力作出的回响，却是无动于衷。所谓希望越大，失望也就越甚。面对自己耗费心机进行的系统改造工程所落得的寂然局面，严复肯定黯然神伤不已，不由得进行深刻的剖析。越反思，就越是觉得中国的历史与现实远非西方所能比拟——社会太复杂，文化太保守，思想太顽固，封建积淀太深厚，专制集权太残酷，而民众的识见又囿于沉重的历史束缚，显得那样短浅而愚昧……而民主制度的施行，人民的富裕与国家的富强，只有建立在广大民众的觉醒，科学知识的普及，文化水平的提高等基础之上，才有可能实现。在剖析与反思带来的客观与清醒中，面对几千年封建文化的传统与广大民众混沌未开的现实，严复不得不感叹维新变革的无望，甚至怀疑自己全身心投入其中的启蒙工作有何价值与意义。

置身古老的中华大地，谁也不能摆脱历史、超脱现实，更不可能变更基因、改换血统。看似熊熊燃烧的启蒙火焰，不期然而然地遭遇到一场场狂风暴雨，团团阴湿与弥漫而呛人的青烟阻隔了严复与历史的深度推进。于是，社会的改造，贲张的血脉，只能几千年一以贯之地局限于循环的表面与浅层。

一百多年过去了，中华民族不再有亡国亡种之虞，加之严复当年翻译《天演论》时，用的是文言，虽则精粹典雅、声韵铿锵，但作为一种不再使用的文字，今天的读者已不易读懂，即使能够读懂，也颇费力气，难以通读。于是，《天演论》离我们似乎已经十分遥远了。然而，只要我们回首历史，就不能不正视《天演论》曾经卷起的巨大风暴，曾在华夏大地留下的深深印痕。如果没有《天演论》问世，没有新的思想观念作指导，没有一批批热血志士的奋斗，今日之中国，也许早就被列强瓜分得四分五裂了。而《天演论》中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等主要思想，不论何时何地，也不会过时。中华民族如果不思上进，不图富强，不竞争不求胜，随时都有被开除“球籍”的危险。

在英国皇家海军学院学习期间，一件事对严复的刺激很大。

那天上课，教师带领全班几十个学生练习挖土筑垒——按照有关规定，必须在一小时之内，筑成一个深入地面三尺左右，能够屏身自蔽的堞形掩体。到达目的地后，大家身穿短衣一字排开，但见一声令下，包括教师在内，全都挥动铁锹，开始一个劲地挖掘。大伙儿较着一股劲，谁也不愿落后。一个小时很快就到了，教师所筑掩体已按要求顺利完成，其他英国同学挖了一半，唯有严复等六名中国学生挖得最少，并且早已累得气喘吁吁、精疲力竭。

年轻的严复，由此认识到中国人与欧洲人在身体素质方面的差异。这种差异既有遗传因素，但更多的则是后天形成，与西人从小注重体育锻炼、合理的饮食结构及良好的生活习惯密不可分。

由身体素质的比较，引发了严复对中西社会、制度的思考。读书之余，他经常到格尼林茨的大街小巷认真观察。高耸的建筑，洁净的街道，各种设施齐全的公共服务体系，英国市民生活其中，严谨的秩序里分明透着一股向上的活力。这与当时中国农村、城市的贫穷、肮脏、混乱景象，形成一种强烈的对比与反差。中华民族不是有着几千年的文明历史与传统么？为何连一个此前我们从未放在眼里的小小“英夷”也不如？不仅是不如，而是相差甚远呵！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形呢？严复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政治制度的不同——中国实行的是专制统治，英国属立宪政体。专制政治摒弃广大民众参政议政，老百姓只是官僚机构的苦力与工具，他们漠然政治，远离时事，“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上下离心，政治因此变得越来越糟糕。而西洋各国的立宪政治、民主政治，上有议会代表之制，下有地方自治之规，官民一体，齐心协力，“合同为治，于以合亿兆之私以为公”。两种体制，孰优孰劣，立时可判。

与此同时，严复还经常到英国法庭参观了解，每每看到庭审时的精彩辩论，想到中国县官老爷升堂办案，所谓一言九鼎的弊端，他就感到深深地不安，喟然长叹不已。由英国的律师辩护、陪审制度等司法审判程序，严复渐渐悟出良好的法制，也是西方各国繁荣富强之由。

一番长期观察，苦苦思索，严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