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大变局:影响近代中国的十一个关键人物-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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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常对人说：“吾学三十岁已成，此后不复有进，亦不必求进。”言语中透着一股少有的偏执炫耀与固步自封。他的失败，在于学术方向虽然不断变换，但其思想理论体系一旦形成，就基本没有什么发展了。社会不断前进，康有为置身其中，没有调整早期的思维定式与思想框架，不仅无法与时俱进，无法融入时代主流，无法与历史发展的节律合拍，反而向落伍的方向转化，将新生事物套入自己的思维定式、思想框架向后逆转。

当然，无论后期行为显得多么可笑，康有为也足以称得上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改革家、教育家。他所坚持的尊孔复古、君主立宪，我们也不能简单地视为顽固反动，应从他一生的理想追求、思想脉络中加以理解。他托古改制，有借用孔子的功利主义味道，但其态度是真诚的，对孔子本人是虔敬的，对儒教也是信奉不二的。从《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到成立孔教会、以定孔教为国教，是其思想向一种特定方向掘进、发展的结果。封建政体、传统思想在革命的暴风骤雨中受到摧枯拉朽的打击，原有的秩序不复存在，新的伦理规范没有形成，人们在一种无所归依的思想迷惘中行为失控，社会动荡不安，康有为所做的，便是重拾孔子，恢复旧的道德秩序。他的失误在于忽略了社会的前进，还有另外一种选择，那就是创造建设新的社会规范。以他渊博的学识、深刻的认识、广泛的影响，完全可以致力于后者，然而，他却“驾轻就熟”地顺着自己的思想发展轨迹，选择了尊孔复古。

康有为崇拜孔子，信奉孔教，但其“长素”的野心又使得他不断地做着突破孔子、超越孔教的努力。晚年的康有为仍继续努力不止，只是这种努力不是转向新的领域，失却了早期前往香港上海实地考察、大购西书而归、刻苦钻研探索的锐意进取精神。他以一种机械般的惯性在昔日的学问轨道上滑行，以成名作《新学伪经考》为序幕与开端，破除沿袭了一千多年的历史迷途；以《孔子改制考》为发轫，建立起个人的思想雏形；而最后建设的巍峨大厦，构筑的思想体系，便是死后八年才全部出版的《大同书》（全书三十卷，约二十一万字，分为十部，生前仅在《不忍》杂志上登过两部）。

《大同书》才是他真正的代表作，从酝酿而创作、修改，到最后完成，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的历程，前后长达二十年之久。早在戊戌变法之前出版的《孔子改制考》一书中，他以孔子“三世说”为基础的大同思想就已形成。他给三世的定义是：文教未明为据乱世；渐有文教的小康社会为升平世；文教全备，远近大小如一的太平世，便是人类最高，也是最后的理想社会——大同之世。

框图既备，康有为“以勇礼义智仁五运论世宙，以三统论诸圣，以三世推将来”，开始了“添砖加瓦”的搭建、修筑工程。他不仅吸取了中国古代，特别是儒家的学术成果，还以西方自然、社会科学为参照，并根据自己周游世界的所见所闻，中西对比，博采众长，苦心经营，不断修订，最终完成了具有完备形态体系的《大同书》。著名史学家范文澜对其思想渊源与学术构架作过一番概述：“混合公羊三世说、礼运篇小康大同说、佛教慈悲平等说、卢梭天赋人权说、耶稣教博爱平等自由说，还耳拿一些欧洲社会主义学说，幻想出一个‘大同之世’。”

《大同书》是一部超越了狭隘的民族视野，超越了中西方文化，从世界整体的角度进行论述的著作。康有为以其丰富的想象，独特的思路，列举人类社会现存的一切重大问题，力图予以详尽的分析，提出解决的途径，给出理想的答案。《大同书》认为据乱世的封建制度是“恶浊乱世”，升平世的资本主义社会虽比据乱世有所进步，但仍然弊端丛生，他所向往的，就是属于大同世界的太平世。这一人类的理想社会，是以“公产”为核心，以“公政府”为中枢，以“平等”为要旨，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家庭，没有国界，没有军队，人人充分享受着高度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极乐世界。

按照康有为的设计，大同社会是一个拥有最高福祉与终极完善的精彩社会，从辩证哲学的角度而言，这样的社会根本不可能在人间实现，只存在于康有为的想象之中，带有明显的乌托邦意味。这一乌托邦既受到基督教中的理想天堂以及佛教中脱离了苦海的西方极乐世界的影响，又是传统儒家思想地地道道的体现。他所描绘的大同世界，是一个政治组织化的世界性国家，就其实质而言，并非生命本质与世界本身的否定，只是对现存社会秩序的否定，是尘世幸福的扩展，是道德完美的体现，是天人合一的追求，属于儒家型的乌托邦。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将《大同书》视为康有为“文化身份的认同”，正如他经常暗示的那样——大同学说标志着孔子最高理想的复兴。

面对西方文明强势话语的霸道与挑战，作出积极回应的中国仁人志士可谓多矣，但从人类文明的角度出发，以整个世界的命运为旨归，高屋建瓴地进行阐述，康有为即使不是唯一，至少也是国人中第一个进行这种思考与探索，并撰成论著的先行者。《大同书》的出版，对国人而言，无疑有着相当重要的建设意义，它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在国外流传，受到日本、美国、苏联、德国等国学者的高度重视，特别是美国学者汤普森，更是认为康有为的《大同书》是东西方古今所有著作中最为杰出的一部。

无论是立功，还是立言、立德，康有为都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以事功而论，他一辈子最为轰轰烈烈的维新变法事业归于失败，君主立宪变成梦想，复兴孔教破产。就立言来看，《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缺少学术价值，主观臆断的色彩相当浓厚，不少证据、资料看似有理有据，实则缺乏严密的学理基础，经不起考究与推敲，刚出版就遭到学术界的非难与批驳，两书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当时的现实政治意义；而《大同书》就其整个体系而言，带着明显的空想性质，大同社会只是一种思想的演绎，一种理论的呈示，一个永远也不可能在人类实现的乌托邦。从立德而言，康有为想将自己打扮成一名圣人，结果文过饰非，制假售假，适得其反，常为人所诟病，史学家大多不相信康有为自己的陈述，认为他有“倒填年月的毛病”。此外，他的一些言行常常自相矛盾，授人以柄：他提倡众生平等，晚年却使用奴婢数十人；赞美西方的一夫一妻制，却五次纳妾，六做新郎；他口称戒杀，却每天吃肉；他喜欢西学西器，而礼俗器物语言皆以中国为要；他歌颂民主政体，而专行君主立宪；他宣传世界大同，却事事以中国为核心；他学习信奉西方的自然科学，比如在桂林讲学时突遇雷电风雨，便临时改变教学内容，从声学、光学、电学的原理原则，为学生现场讲解宇宙自然现象，破除雷公电母之类的迷信思想，但又非常迷信天命、风水、扶乩、占卜之类的“国粹”，以为人的一生皆由上苍安排造作，比如对戊戌之变的死里逃生，就曾言道：“身冒十一死，思以救中国，而竟不死，岂非天哉！”

纵观康有为的一生，虽然总在失败的打击中挣扎浮沉，且有过两次小丑之举，但他并非近代历史的悲剧性人物。梁启超曾评价康有为道：“若夫他人有著二十世纪新中国史者，吾知其开卷第一叶，必称述先生之精神事业，以为社会原动力之所自始。”又说：“世人无论如何诋先生，罪先生，敌先生，而先生固众目之的也，现今之原动力也，将来之导师也……中国不患无将来百千万亿之大政治家、大外交家、大哲学家、大教育家，而不可无前此一自信家、冒险家、理想家之康南海。”其实，康有为更多的，是唤醒了中华民族的自信，促成了晚清政治的改革，抒发了世界的大同理想，激发了人类的高贵情愫，描绘了传统乌托邦的美妙图景。他既有维新变法的实践，也有传统保守的顽固；既有西方民主的启蒙，又有封建专制的愚昧；既有圣人的气势，又有庸人的流俗；既有天理的纯粹，也有人欲的泛滥……他是一个失败的改革家、守旧的政治家、空想的哲学家、独特的思想家、成功的教育家，一句话，康有为集成败毁誉于一身，是一位悲剧与喜剧兼而有之的正剧人物。

梁启超：“少年中国”的呼唤者

提及梁启超，时人总是“康梁”并称。

康有为排列在前，并非他的光芒，遮住了梁启超的丰采，而是一种习惯性的师生排序。“长江后浪推前浪”，作为学生的梁启超，显然达到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境地。如若比较，自然是康有为光灼于先，梁启超闪烁其后。

认识康有为，是梁启超人生的一大关键性转折。

那是光绪十六年八月（1890年9月）的事情。

与梁启超一同在学海堂求学的陈千秋得知康有为敢于上书皇帝请求变法，南归后携眷迁到了广州布政司前惠爱街的云衢书屋，禁不住慕名前往谒见，立时为康有为的渊博学识与新颖思想所倾倒，毅然退出当时名列广州五大书院之首的学海堂，改投康有为门下继续学业。不久，陈千秋又热情洋溢地向同窗挚友梁启超介绍康有为的孔子改制、维新变法、救国救民等主张，梁启超一听，也被这些未所未闻的崭新思想所吸引。在陈千秋的鼓动下，梁启超决定前往云衢书屋，拜会一下康有为。

此时的梁启超虽然只有十七岁，但他少年得志，十一岁成为秀才，十六岁考中举人。天资过人、聪明绝顶的他，看起来似乎是一位比昔日神童康有为还要神童的人物。于时流推重的训诂辞章学又颇有研习，自以为装了满肚子学问，有意无意间，免不了流露出几分沾沾自喜的味道。就年龄而言，康有为比梁启超大十五岁，但其“职称”却要低他一个档次，只是一个相当于秀才资格的监生。就这监生的名分，也不是康有为自己考来，是受祖父因公殉职的荫庇而获得，称荫监生。按照一千多年的科举习惯，梁启超应是康有为的“前辈”。可想而知，身为举人、自命不凡的梁启超前去拜访一名“准秀才”，多多少少肯定会有那么一种枉驾屈尊、不以为然的派头。然而，两人初一见面，稍加交谈，康有为“乃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梁启超顿感“冷水浇背，当头一棒”，只觉昔日所习，全是一些无用的旧学，一块应付科举考试的“敲门砖”。

梁启超“且惊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惧”，当天晚上，竟然通宵未眠。过去不知花费多少精力与心血才“颇有所知”的训诂、辞章之学，根本不是什么学问，转瞬间在他眼里就成了一堆废而无用的垃圾。凭借与支撑轰然倒塌，自得与自喜荡然无存，一时间，他心头迷惘不已，茫茫然无所归依，又如何能够安然入睡？第二天，梁启超又再次谒见康有为，虚心请教“为学方针”。“先生乃教以陆、王心学，而并及史学西学之梗概”，于是，梁启超“决然舍去旧学”，像陈千秋那样自动退出学海堂，“遂执业为弟子”，成了康有为的第二名学生。

康有为开设的讲学内容——“以孔学、佛学、宋明学（陆王心学）为体，以史学、西学为用”——于梁启超来说，简直就是一场脱胎换骨的彻底改造，他认为自从“请业南海之门，生平知有学自兹始”。

先是陈千秋，然后是梁启超，此后又有翁同龢、光绪帝，以及许许多多的热血青年、朝廷大臣，在康有为的感召下成为维新变法的骨干与生力军。可见康有为身上，的确有着一股强大的磁铁般的吸附力。当然，即使神灵也非万能，康有为也常被那些无法进入其磁场的顽固守旧人士视为“癫狂”，称作“疯子”，骂为“叛逆”，时时受阻，事事受挫。

可以想见的是，如果没有结识康有为，梁启超的人生，不外乎循着千百年来一以贯之的轨道，在旧学的迷宫中兜圈子，经由科举之途捞个一官半职，成为封建官僚机构中的一颗“螺丝钉”。然而，康有为如一道炫目的闪电出现在他的眼前，于闪电所照耀、指示的学问之真谛，梁启超无法回避，也不可能放弃。这既是一种偶然与幸运，也是一种必然与宿命。他不得不听凭心灵的召唤紧急转向，让那神奇的酵母在他的身上不断发酵，催化出矫健生命所必需的丰富养料。

梁启超师从康有为，在万木草堂一学就是四年，度过了一段相当重要、富有意义的青春时光：他每天记下康有为的讲义，“一生学问之得力”皆有赖于此；康有为创作《公理书》、《大同学》等著述，常与陈千秋辨析入微地商榷不已，梁启超在一旁默默“听受”，获益非浅；此后，康有为撰述《新学伪经考》，梁启超帮助校勘；又著《孔子改制考》，他则从事大量的“分纂”工作……

1895年2月，梁启超虽然结束了万木草堂的学习生活，但在此后的几年时间里，他一直是康有为思想上的服膺者与政治上的追随者。作为康有为的得意门生与有力助手，梁启超帮忙做了许多事情，分担了大量工作。比如轰动一时的“公车上书”，康有为于一天两夜匆匆草就的长达一万八千多言的《上清帝第二书》，便主要由梁启超誊抄，然后又帮着联络、组织在京举人签名；他积极参与创办强学会、南学会，先后担任《中外纪闻》、《时务报》、《知新报》等报主笔，用那支生花妙笔全面而系统地论述维新变法思想，对洋务派的专注练兵与购置机械等不知本源的做法提出尖锐批评，主张从“根本”上进行变法，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1897年10月应湖南巡抚陈宝箴之聘，担任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为维新变法培养了一大批中坚和骨干力量，蔡锷、唐才常、林圭等出色人才，全出自时务学堂，十多年后他曾自豪而伤感地回忆道：“当时学生四十人，日日读吾所出体裁怪特之报章，精神几与之俱化。此四十人者，十余年来强半死于国事，今存五六人而已”；百日维新期间，他以六品衔专办译书局事务，虽未担任重要职务，但许多重要的变法奏折大多出自他之手，被康有为倚为左右臂膀……

自“公车上书”起，梁启超的天才与勤奋、踏实与能干、宣传与主张不仅赢得了康有为的赏识与器重，也开始崭露头角、脱颖而出。特别是《时务报》上连载的政论文章《变法通议》，更使他声誉雀起，“名重一时，士大夫爱其言语之妙，争礼下之。自通都大邑，下至僻壤穷陬，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作为戊戌变法的纲领性文集，《变法通议》不仅达到了开发民智、启迪民众之功效，在维新变法过程中，也起到了一定的指导作用。1898年7月3日，光绪召见梁启超，命他呈上《变法通议》，此后光绪皇帝颁布的一百多道变法条令，便时时闪现着《变法通议》的“影子”。

尽管成名作《变法通议》给梁启超带来了极大影响，声誉直逼乃师，渐被人们称为“康梁一体”，但他宣传与论述、阐释与发挥的，不过是康有为的政见与思想，尚未形成自己的思想理论体系，几乎完全笼罩在康有为的光芒之中。

戊戌变法失败，年仅二十五岁的梁启超仓皇出逃，侥幸得脱，抵达日本东京后，为安全与方便起见，给自己取了个日本名字——吉田晋。不久，康有为经香港辗转而至，经过一番戏剧般的逃亡历程，师生俩在异国他乡重逢，不禁热泪盈眶、感慨万端。康有为告知梁启超，他在广东新会的老家被抄，一乡人奔走逃难，宗亲中一孕妇突遭惊吓竟至堕胎而死，所幸其父、其妻已携全家逃至澳门。师生俩惨遭劫难，不仅没有心灰意冷，反而坚定了君主立宪的政治目标。有家难归，有国难回，便将目光与行动放在海外，与世界各地华人联系，尽可能地争取广大华侨与国际友人的支持。

日本自明治维新三十年来，资本主义蓬勃发展，已由一个不甚起眼的蕞尔岛国跻身西方列强行列。梁启超置身其间，目睹并感受着日本的先进与发达，深受刺激，更加坚定了奋发图强的意志与信心。经过近半年的学习与努力，他终于攻克了日文这道“难关”，开始阅读大量翻译成日文的西方著作。中文译著偏重于西方兵学与工艺，而日本则“广求智识于寰宇”，政治、哲学、宗教、经济、文化等，几乎无所不译，无所不备。梁启超发现了一个在国内无法想象的西学宝库：“其所译所著之书，不下数千种”，“皆开民智、强国基之急务也”。他像一个饥饿之人，开始忘乎所以地大嚼大咽，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自居东以来，广搜日本书而读之，若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脑质为之改易，思想言论与前者若出两人。”

坏事变成了好事，逃亡反让梁启超眼界大开。以日文作“拐杖”，他漫步于人类先进文明绵绵不绝的知识山峰。日文译著、西学宝典，成为继康有为之后又一新的“酵母”，引导他开始一番新的探索与转型。于是，过去无数受阻的路径、未通的道理突然间变得畅达与显豁，由此引发了一场思想观念的巨变：由过去的今文经学，转向西方资产阶级的学说精髓，以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塑造新的国民，建设新的国家。

自1899年12月20日始，梁启超乘船由日本横滨起航，先后访问、游览了檀香山、澳大利亚及美国本土。出行的主要目的，欲在世界各地发展康有为创立的保皇组织，尽力促进维新变法。每到一地，梁启超的活动范围，主要集中在海外华人圈，不外乎交游、集会、演讲、筹款、组织，宣传救国的改良主张，考察当地的风土民情。日本仿行西法而获成功，已令梁启超眼界大开、感触深刻，一旦踏上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原创国家，梁启超在不断的比较中更是叹服不已：“从内地来者，至香港、上海，眼界辄一变，内地陋矣，不足道矣。至日本，眼界又一变，香港、上海陋矣，不足道矣。渡海至太平洋沿岸，眼界又一变，日本陋矣，不足道矣。更横大陆至美国东方，眼界又一变，太平洋沿岸诸都会陋矣，不足道矣。”真是“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梁启超在“吓”与“跳”中，详细考察美国的社会状况，旁及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探究美国民主自由、繁荣富强的内在缘由。“成功自是人权贵，创业终由道力强。”他得出的结论，是因为美国有十分完备的宪法、运行良好的国会、切实可行的制度以及震慑人心的精神指导。

以美国民主现状反观中国，自是不可同日而语，仅就生活在当地的华侨而言，以梁启超有限的了解，不禁窥见了华人勤劳节俭、进取不息的背后，实有着令人叹息的短绌与缺陷：¨wén　rén　shū　wū¨无政治能力（有族民资格而无市民资格），有村落思想而无国家思想，保守心太重，只能受专制不能享自由，无高尚之目的等等。“余不忍道，又不忍不道。”他发现旧金山的华侨社区环境肮脏，团体松散，打架斗殴屡见不鲜，每逢会馆选举，更有凶案发生，远不如美国白人社区。关于华人在美国的群体形象，他在《新大陆游记》中形象地描绘道：“试集百数十以上之华人于一会场，虽极肃穆毋哗，而有四种声音：最多者为咳嗽，为欠伸声，次为嚏声，次为拭鼻涕声。吾尝于演说时默听之，此四声者如连珠然，未尝断绝。又于西人演说场剧场静听之，虽数千人不闻一声。”“西人行路，身无不直者，头无不昂者。吾中国则一命而伛，再命而偻，三命而俯。相对之下，真自惭形秽。”“西人行路，脚步无不急者，一望而知为满市皆有业之民也，若繁忙者然。中国人则雅步雍容，鸣琚佩玉，真乃可厌……西人数人同行者如雁群，中国人数人同行者如散鸭。”对此，他借用一位友人的话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人未曾会行路，未曾会讲话。真非过言。斯事虽小，可以喻大也。”又借一位法国学者之口予以评述：“国民之心理，无论置诸何地，皆为同一之发现，演同一之式。”

一番比较，梁启超不禁由美国华人的生活方式及生存现状，对中国国民性展开了深层的思索与探究。置身美国这样的民主发达国家，华侨华人尚且如此，而在有着几千年封建专制统治的中国本土，就国民的教育程度与人格素质而言，民主共和恐更难实行。由此得出的结论，差不多影响了梁启超后半生的思想与实践：“觉我同胞匪唯不能自治其国而已，乃实不能自治其乡，自治其家，自治其身。”因此，中国不能行革命，不能实行美国、法国的民主共和制，只宜于英国、日本的君主立宪制，甚或是稍逊一等的开明专制。正因为国民素质低下，实有必要作振聋发聩之语，唤醒国民内心深处那潜藏已久的激情与活力，刷新旧貌，以新民风、振民力、造新人。

梁启超精力旺盛，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社会活动家、实践家，但以其兴趣及所长，更是一个宣传家、教育家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