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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古大变局:影响近代中国的十一个关键人物-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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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不能将此等余毒铲除，正所谓养痈成患，将来遗害民国之种种祸患未有穷期，所以正为此忧患者也。”
认识是一回事，而行动则又是一码事。作为一位有着丰富阅历与经验的仁人志士，孙中山既能深入其中，又能超乎其外地分析、审视中国社会，常能透过现象窥其内里，抓住实质。他深刻地认识到中国的事情只能慢慢来，急不得，改造得有一个过程，但他又是一个被人称为“孙大炮”的急性子，总希望革命能够毕其功于一役，恨不得中国转瞬间与英美比肩，甚至超乎其上，重现汉唐中华帝国之风采。急躁之时，不是被人利用，就是走向事情的反面，常令后人为之扼腕长叹。
孙中山身单力薄地仓促北上，作为闻名全国、享誉世界的反清第一斗士，很快就以十七省代表投票，共得十六票的结果，当选为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的临时大总统，由非法、秘密、在野的中国同盟会革命党领袖，第一次公开亮相，正式登上中国近代政治舞台。他以一己之力，在任内尽可能地铲除封建余毒，如颁行《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以国家法典的形式第一次宣布人民享有的各种自由权与政治权，废除行跪拜礼及“大人”、“老爷”等称呼，提倡男女平等，限期剪辫放足，禁止种族歧视、刑讯逼供、乱捕仇杀、贩卖人口、蓄养家奴、吸食鸦片等。
然而，孙中山北上组建临时政府，在深得广大民众欢迎的同时，却激起了长袖善舞的袁世凯的强烈反弹。南北正在议和，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无疑打碎了他逼退清帝、赞同共和、出任总统的美梦。于是，袁世凯马上改变态度，由赞成共和退为过去的拥护君主立宪，并作出武力南侵的姿态。
此时，身为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所遭受的压力除了外部的袁世凯之外，还有来自内部的各种纷争。当他从海外归来时，纷纷谣传他带回大笔资金。当得知他“不名一钱也，所带回者，革命之精神耳”，各方人士不免大失所望。进入南京临时政府核心领导层的，只有黄兴、胡汉民等极少数同盟会员全力支持孙中山；反正的旧官僚与立宪党人根本就瞧不起孙中山，他们推选孙中山，只是利用他的声望稳定社会秩序而已，所以他们不可能大力支持他，有的还公开与他对着干；哪怕同盟会中的部分革命党人，也对孙中山阳奉阴违。临时政府没有经费，孙中山想借款或是发行债券，议案不是遭反对，就是被“看冷”不予合作，无法通过。孙中山主张北伐，“革命之目的不达，无和议之可言也。”其态度之坚决，真可谓斩钉截铁。然而，社会普遍厌战，大部分革命党人也希望南北议和逼清帝退位，如汪精卫就公开支持袁世凯出任民国大总统。孙中山要钱没钱，要人没人，事事掣肘，“政令不出南京，甚至出不了总统府”。同盟会老成员冯自由自海外归来，拜访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时祝贺道：“我辈夙昔志愿，竟成事实矣，何等痛快！”孙中山听了，真是有苦难言，不由得皱着眉头回道：“何来痛快？直苦恼耳！”
各种苦恼与压力积在一起，孙中山只有附和众议，向袁世凯伸出橄榄枝，多次公开表态：只要袁世凯赞同共和，清帝退位，他愿将临时大总统一职让出。
此后的结果众所周知，孙中山向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提请辞职，袁世凯以十七票的“满分”成绩（比孙中山还多了一票），全票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其实，革命目的未达，旧社会势力未除，孙中山是极不愿意让出临时大总统之职的。而迫于无可奈何的现实，又不得不主动辞职，这将成为他心头一辈子永难弥合的伤痛。
辛亥革命后，两大事件激起了孙中山后半生的巨大转变，使得他不断向集权与左倾过渡：一是因“宋案”引发的“二次革命”，二是部下陈炯明的叛变。
袁世凯当选为民国正式大总统后，孙中山与他有过一段短暂的政治蜜月期。应袁世凯之邀，孙中山于1912年8月24日抵达北京，民国初年的两位伟人，似乎握手言和、开诚布公地坐在了一起。当晚的接风宴会刚一结束，袁世凯目送孙中山远去的背影，情不自禁地说道：“不图中山如此透亮！”而孙中山刚回府邸，便对人说道：“袁总统可与为善，绝无不忠民国之意，国民对袁总统，万不可存猜疑心，妄肆攻讦，使彼此诚意不孚，一事不可办，转至激迫袁总统为恶。”在北京期间，孙中山与袁世凯会晤十三次，谈话时间一般自下午四时至晚十时或十二时，有三四次更是谈至凌晨两点方告结束。内容涉及国政外交，两人相谈甚欢，大有相见恨晚之意。据有关资料记载，孙中山与袁世凯曾在两次宴会上高呼对方万岁，袁世凯所呼分别为“中山先生万岁”、“孙中山先生万岁”，孙中山回应的呼声分别为“袁大总统万岁”、“大总统万岁”。两人虽为一时激动所致，但显然不是在作秀，而是出乎内心的真情流露。
就孙中山当时的本意而言，他的确想告别革命，从事国家建设，并不再过问国民党党务，一切全部交由宋教仁负责。国家经济命脉在于交通运输，铁路又是交通运输的重中之重，因此，孙中山想从事全国铁路建设。他在一次宴席上说道：“让项城（袁世凯字）做总统十年，练兵百万，我经营铁路设计，把铁路线延长二十万里，民国即可富强。”袁世凯回道：“建设铁路，君自有把握；若练精兵，百万恐非易耳。”孙中山是一个浪漫的理想主义者，袁世凯则是一个干练的现实主义者，他由小站练兵起家，自然知道练兵不易，而他特授孙中山以“筹划全国铁路之全权”，并说“君自有把握”，要么是不知建设铁路之艰难，要么就是有意恭维孙中山。孙中山说他修筑二十万里（十万公里）铁路，就当时的条件而言，实难达此目标，不过他心中的宏伟蓝图而已。据统计，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全国七十年共修铁路二万公里；截止2005年底，全国铁路实际运营里程七万五千四百三十八公里。也就是说，直到今天，全国铁路也未达十万公里。
实际情形是，孙中山在上海组织了一个铁道协会，视察费用耗去百十万两，铁路却是一公里也未修成。
1913年2月，孙中山一行考察日本实业及解决经营铁路经费问题。3月20日晚，宋教仁被刺，正在长崎的孙中山获悉，立即中止活动，于23日启程回国。
孙中山的建设理想由此化为泡影，不得不回到过去，继续投身政治革命，发动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袁世凯则“看透孙、黄除捣乱外，别无本领。左是捣乱，右是捣乱……我即举兵伐之”。
“宋案”爆发，昔日互相欣赏、对呼万岁的两位巨人立时“翻脸”，成为不共戴天的一对死敌。
不到两个月时间，各地讨袁相继失利，独立省份纷纷宣布取消独立，南方残存的革命势力几乎被袁世凯全部摧垮。“二次革命”惨遭失败，死难革命党人一万多人，被通缉或捕杀的旅长以上武职人员及厅长以上文职人员不计其数。孙中山、黄兴、陈其美等革命党人纷纷逃难日本。
检讨、反思“二次革命”，孙中山将失败之由归咎于内部不团结，行动不统一，纪律涣散，革命党人不能听从他的意见与指挥。“癸丑之役，文主之最力，所以失败者，非袁氏兵力之强，实由党人心之涣散。”特别是对国民党第二号人物黄兴，孙中山更是责备多多，他每提一议，比如“宋案”爆发后孙中山主张以武力先发制人，要到日本借款，拟亲赴南京兴师讨袁等等，都遭到黄兴的极力反对。为使革命党恢复到同盟会时期的战斗精神，以进行“第三次革命”，孙中山决心严格整肃国民党。1914年春，革命党重要成员聚集日本东京，孙中山决定改弦更张，将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于志愿加入者，必须亲书誓约，严肃宣誓，接受“附从孙先生，再举革命”，“永守此约，至死不渝，如有二心，甘受极刑”等条件，并加盖指模。《中华革命党党章》还以入党时间之先后，将党员分为“首义党员”、“协助党员”、“普通党员”等地位不同的三种党员，并以“元勋公民”、“有功公民”、“先进公民”区别对待，享受不同的权利。与此同时，又严格划分党员与非党员界限，规定非党员在革命时期不得有公民资格，造成党员与党员、党员与非党员之间的不平等，形成人为的党内隔阂与党群隔阂。
孙中山此种实行党权高度集中、党魁个人负责制的做法，将民主制度下的政党拉回到专制集权下的旧式会党，等同于混迹于江湖上的秘密会社，于一位长期追求民主与自由的领袖而言，无疑是一种严重倒退。
孙中山的做法遭到了黄兴等党内部分人士的强烈反对。其实，他们也并非从民主的角度提出异议，而是觉得宣誓、打手模之类的仪式有损人格尊严。
中华革命党成立后，在铁的纪律与管理下，革命党人深入各省联络讨袁，举行暴动，施行暗杀，策动兵变，虽令地方军政要员闻风丧胆，却没有获得一次成功，就连声势最大的上海“肇和之役”，在1915年12月5日起义当天，就惨遭失败。
尽管如此，孙中山对反袁依然充满必胜信心，哪怕片刻的灰心犹豫，也不曾有过。他在给美国友人的一封信中写道：“我深信不疑，我一定能比推翻满清更容易推翻袁氏政权，那一天为期不远。”
孙中山预言的“那一天”真的说来就来。袁世凯恢复帝制，在梁启超的策划下，蔡锷等人在云南率先发动护国起义，陷入四面楚歌的袁世凯在忧虑惶恐中病逝。讨袁护国成功，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所起的作用，只是部分协助而已。当然，与其说袁世凯败于他人，不如说他败于自己。如果不是他本人昧于时势，倒行逆施，最终落得个众叛亲离的下场，无论孙中山怎样下力“发功”，恐怕也一时难以将他拉下“马”来。
袁世凯一死，一切问题似乎迎刃而解。孙中山马上下令“罢兵”，停止一切党务活动，解散革命党领导的军队，“当息纷争，事建设，以昭信义，固国本”。再造共和成功，孙中山念念不忘的，仍是建设之事。千头万绪之中，仍“以交通便利为第一要着”。
然而，孙中山是怎么也回不到国家建设之路上去了。此时的他，又犯了一个相当天真而自信的错误，以为只要袁世凯一倒台，共和就有了保障。殊不知袁世凯之死，也就意味着北洋凝聚力的失去，中国社会，将陷入各路军阀纷争不息的混战时期。孙中山没有留下一支以作维持共和之用的强有力军队，等到事件猝发，形势窘迫，也就悔之晚矣——精兵强将解散易，组织难。于是，促成孙中山后半生的另一巨变即已潜藏其中。
于南京临时政府起草的《临时约法》之后，袁世凯曾于民国三年（1914年）又公布过一个符合他个人利益的《新约法》。《新约法》规定总统有如君主，可以独揽一切大权，参政院不过总统的一个咨询机构，总统只要经过参政院同意，就可解散立法院。在国人心中，《临时约法》已成为民国象征，“拥护民元临时约法，即所以拥护民国。”鉴于袁世凯之后的北京执政府以《新约法》为准，孙中山不得不重举大旗，再次发动护法运动，维护辛亥革命带来的民主共和制。
维护约法必以实力为基础，孙中山没有军队，缺乏实力，只有寻找合作伙伴，利用军阀反对军阀。1917年7月17日，孙中山借助陆荣廷、唐继尧等西南军阀势力，率章太炎、朱执信、廖仲恺、陈炯明等人南下广东，在广州召开非常国会，组织护法军政府，被推选为大元帅。孙中山力主北伐，恢复约法，但西南各省军阀只是借重孙中山的影响，与北京政府分庭抗礼，“顺时势以保地盘”。孙中山处于西南各省军阀的要挟与“夹缝”中举步维艰，当他深刻地认识到南北军阀如一丘之貉后，不得不愤而辞职，前往上海。
护法战争虽然劳而无功，但在运转过程中，孙中山也拥有了一支看似属于他的军队，这便是陈炯明的粤军。护法军政府成立后，孙中山事事遇阻，唯有作为革命党人的广东省省长朱庆澜真心实意地拥戴孙中山，将他直辖的二十营警卫军拨给孙中山作为护法军的基干队伍，孙中山又以援闽名义，将这二十营人马交给部下陈炯明前往潮汕扩充整编，然后开赴漳州屯驻。孙中山为其提供枪炮，典押自己的房屋维持部队军饷。1918年4月，他离开广州前往上海途中，又专门视察这支队伍，对其经费与弹械供应作出妥善安排。陈炯明不负所望，以八千人的队伍为基础，加强训练，不断扩编，在短短的时间内，终于打造成一支能征善战，拥有两万人之众的粤军。1920年10月，粤军挥师西进，一举击溃占据广州的军阀陆荣廷、莫荣新。孙中山得以从上海返回广州，重组军政府，1921年5月5日，出任广东革命政府（非常）大总统。
孙中山对民国元年迫不得已的辞职耿耿于怀，心中一直存有难以抹去的“总统情结”。哪怕与袁世凯处于“蜜月”时期，准备一心从事经济建设之时，对总统一职也心向往之。一次，孙中山对袁世凯说：“十年以内大总统非公莫属。”有人问：“十年以后呢？”孙中山毫不掩饰地答道：“维持现状，我不如袁；规划将来，袁不如我。为中国目前计，此十年内，仍宜以袁氏为总统，我专尽力于社会事业；十年以后，国民欲我出来服役，尚不为迟。”
不料孙中山的话真的应验了，辞掉临时大总统的他，十年之后，出任非常大总统。只是此时的“服役”就职，他将面临比民国元年更加严峻、复杂、凶险的政治局势。
于是，一种奇怪的现象出现了，中华大地一时间出现了两个中央政府——北京北洋政府与广东革命政府，双方都标榜自己为正统，视对方为非法；都以武力为手段，以消灭对方、统一全国为目的。
有了广州这一大本营，又讨平了广西的陆荣廷桂系势力，两广联成一体，1921年10月8日，孙中山向广东革命政府非常国会提出北伐议案，并获通过。
然而，就在孙中山紧锣密鼓地成立北伐军大本营，以大元帅名义下达北伐令，分军出师北伐并取得节节胜利之时，却发生了一件令他做梦也没有想到的非常事件——陈炯明叛变！
陈炯明在思想认识上与孙中山有着严重的分歧，他不主张北伐，认为“以广东一省之力，而抵抗全国武人，殊非易事”。陈炯明的本意，是想从广州着手，将广东建设成方方面面起表率作用的模范省，推及西南，然后影响全国。基于这样的思想，陈炯明对孙中山的出师北伐，武力统一中国极不以为然，认为是一种冒险，绝无成功希望，对其命令常常阳奉阴违或有意阻挠。比如孙中山要求调动四十营粤军参加北伐，由广东承担北伐军费，陈炯明不便公开反对，就以不作明确答复的方式回避拖延。作为广东人的陈炯明，以为广州由他率领的粤军打下，便将广东视为个人地盘，既不容他人染指，也不愿损耗自己为孙中山出力。如果将他们两人作一比较的话，孙中山是一位名符其实的政治家，他高瞻远瞩、胸怀远大，着眼点在于全国乃至世界；而陈炯明充其量只是一时得势的政客，他的着眼点，是脚下的地盘与目前的蝇头小利。
近来部分书籍、文章为陈炯明“辩诬”，说陈炯明是想推行美国式的联邦制，实行联省自治。其实，所谓的联邦制、联省自治，在中国这块有着几千年封建专制土壤的国度，只能起离心力的作用，那就是各路军阀占地为王，将整个国家分裂成无数小国，给西方列强特别是日本的各个击破、瓜分瓦解、乘机吞灭带来便利。联邦制于列强环伺的中国而言，只会加速崩溃的进程，带来亡国亡种的惨剧。
即使认识有别，不予支持也就罢了，然而，以势力范围、个人利益为重的陈炯明忘了自己的实力资本，其实源于孙中山，更忘了孙中山对他的栽培提携之恩，竟然发动武装叛变，炮轰总统府，欲置孙中山于死地而后快。
陈炯明的这一举动实在出乎孙中山意料之外，他想粤军由自己一手培养，主要将领陈炯明、叶举等人跟随他多年，即使不赞同北伐，也不至于向他动武。然而他错了！孙中山一辈子在很多事情上都显得十分天真，或是过于轻信他人，或是将事情看得过于简单，结果犯下无以更改的错误。当然，也正因为这种天真，使得孙中山始终葆有着一股浪漫的革命激情与纯粹的理想情怀，全身透射着一股特殊的人格魅力。
陈炯明叛变后，马上派人联系吴佩孚，欲对孙中山南北夹击。此举一旦施行，北伐军将陷入全军覆没的境地，孙中山此后东山再起的一点火种也将全部扑灭。幸而吴佩孚不屑与他联合：“竞存（陈炯明字）太无人格了，别人可以打中山，你不能打中山。”就连吴佩孚手下的将领曹锟、王承斌、熊秉琦也鄙视陈炯明，认为与他联合，今后自己的部下效仿这种犯上作难怎么办？
陈炯明叛变孙中山，于公于私，都无半点可取之处。于私是犯上作乱，违反传统人伦，德行有亏；于公则破坏内部和平，阻挠统一大计。对此，笔者以为李宗仁的一段话说得最为到位：“陈氏最大的错误，在于其为人有欠光明磊落。他身为革命党员，受中山厚托，揽军政大权于一身，如以中山计划为不可行，大可剀切陈词，力辩此计划的非计。如中山不纳，也大可洁身引退，以见一己的坦诚无私。做一个革命党人，原应以国家民族为重，不能盲从领袖。而陈炯明既不敢公开提出自己的主张，对中山的计划又口是而心非。到了最后关头，竟至唆使部曲叛变，不论公谊私交，陈氏都不应出此下策，沦为叛逆，实不可恕。”
于陈炯明的叛变，孙中山可谓痛心疾首、后悔莫及：“文率同志为民国而奋斗垂三十年，中间出死入生，失败之数不可偻指，顾失败之惨酷未有甚于此役者。”
因此，继承孙中山北伐政策，统一全国后的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可以原谅他过去的一切政敌如吴佩孚、段祺瑞、曹锟等人，而对陈炯明，却一直持不予宽恕的立场，不予理睬的态度。
一次，陈炯明部下兼好友马育航问他，如果让你重新选择，是支持北伐，将联省自治的理想推迟三五年，还是与孙中山决裂，让联省自治变得遥遥无期？陈炯明闻言，睁大眼睛，木然呆坐，长久默然。此时的陈炯明，心中是否产生了一丝悔意？然而，他也是一位极富个性的人物，一般不会轻易表露自己内心的真实情感。
1933年9月22日，年仅55岁的陈炯明在贫病交加中郁郁而终。
陈炯明叛变造成的直接后果，是中断了北伐进程，但内里的深远影响，却一直为人们所忽略：由孙中山个人及其领导的革命党人，到中国社会的未来发展变化及走向，都或深或浅打上了因陈炯明叛变而留下的历史烙印。
为肃清内乱，孙中山一方面联合部分滇军、桂军等军阀势力组成讨贼军；一方面目光向外，获取俄国援助，以俄为师，联俄联共，重塑国民党，“改组党务，创立党军，宣传党义”。
作为权宜之计，孙中山联合军阀讨陈，便在某种程度上等于将自己降低到了军阀的水准，与“树立真正之共和”的目标越来越远。随着形势的好转，又不得不回过头来驱逐、消灭那些曾经与之合作、利用过的军阀。孙中山向西方列强呼吁援助，却没有任何一个西方国家支持他。即他在广州成立的南方革命政府，也得不到他们的承认。唯有苏联，不仅主动废除过去强加在中国头上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并愿意在外交上、物质上给予孙中山以实质性的帮助。这是他一生中得到的唯一一次国际援助，不得不十分珍惜并加以利用，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就像一个溺水之人抓住了一根救命的稻草。但联俄的结果，则使得孙中山在“向后转”改组中华党，崇奉一个领袖的基础上，变得更加左倾倒退。对此，史扶邻在《孙中山：勉为其难的革命家》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他愈了解布尔什维克的胜利，便愈决意要落实其一党专政的计划。”梁启超也说他“晚年已整个做了苏俄傀儡，没有丝毫自由”。其结果是逐渐远离英美主流文明，形成“一个领袖，一个政党，一个主义”的威权政治体制：成立黄埔军校，学习苏联红军将党凌驾于军队之上组建党军；又将党军制度推而广之以建立党国，而党国统治在某种程度、某些方面甚至要比皇权统治更加专制、更加残暴……这样的发展结果，恐怕是一辈子崇奉“天下为公”，追求民主自由的孙中山所万万没有想到，也万万不愿见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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