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摇晃的中国-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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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én　shū　wū¨＇4月2日这天夜里，一个鸦儿胡同的居民到这边来解大便——按新政时期的法规，这是违法行为，北京的胡同已经设置了公共厕所，随地大小便要罚款的。但是，深夜上公共厕所，毕竟不方便，于是这个内急的北京人，就来到这个僻静之处出恭。没想到，蹲下来之后，居然发现小桥下面有俩人影晃动。这要是在别的地方，也许看见就看见了，害怕则换个地方，不怕则拉完屎走人就是，但是老北京人好管闲事，觉得深夜在桥下活动者，非奸即盗。于是，这人方便完之后，提上裤子，还大着胆子到跟前张望了一下，然后撒腿就跑，跑回大杂院就嚷嚷起来，随即，街坊们就通过街坊管理渠道报了警。警察过来一看，人早就惊走了，桥下已经挖好了一个大坑，坑里有一个二尺高的大铁罐，盖子上有一螺丝，拧着一根电线，一直通到旁边的一条阴沟里，连着一部电话机，明摆着是一件暗杀阴谋，想要炸人，炸的人十有八九是摄政王。案件层层上报，惊动了九门提督毓朗，警察内城总厅厅丞章宗祥（此人后来被列为五四三大卖国贼之一，被五四青年痛殴），以及内务部尚书善耆，即有名的肃王爷，后来更有名的川岛芳子，就是他的女儿。

炸弹起出之后，还是请了日本使馆的技师，才把引发装置卸下来。发现罐里的炸药，都是外国来黄色炸药，威力强大，取下一小块，试爆之后，居然炸出一个大坑。埋炸药的地点是摄政王上朝的必经之地，由此推定，如果摄政王从那里经过，肯定被炸得稀烂，连引爆者也必死无疑。拆弹虽然靠外人，但破案功夫，北京的警察却已经有了。毕竟，新式的警察已经办了五年，西方的刑侦技术，也学会了一些。警察们以物找人，找到了打造铁罐的铁匠铺，铁匠提供了订货顾客的线索。同时，在小石桥附近蹲守的暗探，也发现了前来探风的可疑外乡人。显然，暗杀者犯了大忌，出了事，不赶紧撤走，反而到事发地点探风。蠢得有点类似北大荒传说的傻狍子——说是狍子这种动物具有特别的好奇心，往往被猎人打一枪，如果没打着，狍子惊走之后，还会回来看个究竟，难免被补一枪。几位暗杀者都是广东人，即使打扮得再北京，相貌神情举止也跟北京人有太大的差异，事发之后回来探头探脑，不暴露才见鬼。但是，革命党弄进来这么多的炸药不容易，一时失手，还幻想着能不能挽回，故出此冒险的下策。于是，两条线索都追踪到琉璃厂东门火神庙西夹道胡同一个刚开张的照相馆，里面一堆革命党。汪精卫和黄复生就这样被抓了个正着。这些胆大包天的暗杀者，就是以这个照相馆为掩护，安装炸弹的。还好，出事之后，暗杀团的其他人，陈璧君、喻培伦、黎仲实都已经离开去找炸药了，因此只有两个“主犯”被捕。

这次行动，主导者无疑是汪精卫，黄复生和喻培伦都是作为炸弹专家，安装调试的，那天按电钮的人，也是汪精卫，他是存心了要跟摄政王同归于尽的。他们事先设计时，不是没想到更好的办法，但只有这样，才可能保证爆炸的可靠，当时还没有发明无线电引爆装置，只能靠手摇电话引爆，注定要牺牲一人，汪精卫就决定牺牲自己。可是，面对审讯，他们两个却竞相争做主犯，拼命地把对方说成自己的跟班。汪精卫的供词洋洋洒洒数千言，文辞之美，立意之正，加上互相争死之义，汪精卫又是一帅哥，令审讯者章宗祥和善耆感慨不已，爱才之心陡起，有心成全。加上清朝的刑律改革已经初见成效，原来十恶大罪，已经取消。所以，在善耆和章宗祥的斡旋下，两人居然没有被判死刑，而且在监狱里，还颇受优待。汪精卫在狱中的著名诗句：“慷慨歌燕市，从容做楚囚。引刀成一块，不负少年头。”也得以流出监狱，被人广为传诵。武昌起义，清政府亡羊补牢，大赦党人，汪、黄二人得以出狱，汪精卫直接参与了南北议和。据说，汪精卫出狱时，路人争睹风采，道路为之阻塞，大有看煞卫玠的古风。就这样，汪精卫和摄政王载沣，加上那位夜半出恭的市民，都好好地活了下来，历史，拐了弯了之后，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那个样子。历史之所以拐弯，往往会因为一些非常偶然的因素，比如那天夜里那泡屎。

【沈臧寿：诈取海门】

海门在清代，是一个直隶厅，跟府一个级别，但长官不叫知府，叫同知，官阶也低一些，从五品。这样的地方，原本是由省级政府的派出机构，久而久之形成独立的行政区，直属省府，其实规模就跟一个县那么大。海门虽然属于江苏，但与后来属于上海的崇明岛，只有一江之隔。上海也是江苏的，但自开埠以来，逐渐形成一个独立的区域，成为全国首屈一指的大都市，一举一动，影响整个中国。海门一直都属于上海的辐射区，生活习惯受上海影响甚大，基本上是亦步亦趋跟着走。太平天国期间，江南江北皆被祸，但海门却因为上海的庇护独以得免。江北士绅咸聚于此，人称天堂。但另一方面，由于张謇的存在，作为士绅领袖，整个江苏政界都受其影响，他的事业所在的南通，把能量也辐射到了海门，海门的多数乡绅，一向以南通的马首是瞻。不惟海门如此，当时长江三角洲的许多地区都这样。

革命起，对于多数参与者而言，就是改朝换代。大的鹿是北京，小的鹿散在各地，地方群雄逐鹿，政权抓到谁手里，就是谁的。革命党争，立宪党争，一些草莽英雄也争。一些眼疾手快但没有实力的野心家，也敢钻空子。扬州这样的地方，被一个街头混混孙天生带了几个混混，假冒革命党给“光复”了，美美地做了好几天“皇帝”。这样的好事，也被海门一个厅议员想到了。他的名字叫沈臧寿，从名字上看，要比孙天生少些江湖气，有点文化，但是他的活儿干得也跟孙天生差不多。自打动了抢权的念头，他带了几个人赶到上海，花钱刻了海门军分政府的大印，缮写了若干通告。但是，光有这些东西不行，还得要有人们传说的敢死队和炸弹，这两种东西，已经成了人们心目中革命党的标志，没这玩意，人家就觉得你是假的。于是他花十元钱雇了一个黄包车夫，没有革命军军服（他的确也想不出来该是什么样的），就让车夫穿上蓝白两色的号衣，假冒敢死队成员。炸弹怎么说也应该是个金属的吧，但他不知道，居然用两个口袋，塞满报纸，假装炸弹，让假敢死队员抗着。再借了一些刀枪，装备起来。一行人乘渡船返回海门，直奔厅署，一上来就将衙门里的摆设，砸了个稀巴烂，连同知老爷的坐轿也没放过。跟扬州的故事一样，在他们大张旗鼓杀进来之前，同知老爷早溜了。沈臧寿他们就逮住了厅丞，逼他把大印拿出来，然后到厅署上，必须摆开仪式，隆重交给沈臧寿。沈臧寿长揖接印，抚掌大笑，宣布担任民政长。权，就这样夺到了。

用假炸弹逼人就范，是革命期间经常发生的事情，谁叫清军没有这种武器，民间将之传得神乎其神，清政府中人对炸弹吓得要死呢？但是，别的地方用假炸弹，至少还有个炸弹的样子，有的还能冒上股烟，从来没有听说弄两口袋报纸假充的。但是，就是这种假得不能再假的玩意，加上一个雇来的车夫，就把权给夺了，部分原因是他们从上海来，让邑人误以为他们得到了上海军政府的授意。应该说，这是沈臧寿他们的聪明之处，其实办这点事，无论是找口袋还是塞报纸，在海门乡下，也完全可以办得到，只消雇个外乡人就是，但就是要去上海，雇一个上海人，从上海过来，让人们产生这样的错觉。

但是，不知是沈臧寿人缘不好，还是海门士绅不喜欢在政治上隶属上海，反正尽管当晚他就设宴招待邑内士绅，但大家对他却不感兴趣，没什么正经人参加。加上雇来的车夫，事毕拿了钱就立刻开溜，戏法被看破。任沈臧寿怎样解释，也没有人听。士绅们派了使节到南通要求派兵前来光复，南通遂派来一队士兵，于是，沈臧寿狼狈逃走，新政权二次建立。一场诈权事件，被上海革命党人办的《民立报》称为笑剧。

辛亥革命期间，我们看到清朝的各地地方政府，对于守土实在过于玩忽职守。听到点风声，即望风而逃。即使不逃，也只是守印而已，谁来要就给谁。严格来讲，即使在南北和谈告成，也不能说独立或者光复的省份就一定占了上风。在革命过程中各地官员的闻风瓦解，其实严格地说，不是随大流，而是早就对所属的王朝失去了信心。一方面是革命党人多年不懈的宣传，的确有了作用，满人“异族政权”的形象凸显，这种形象又被当家的满人亲贵极大地强化，合法性降低是自然的。另一方面，亲贵们有意在任官方面向满人倾斜，也大大伤了汉人官僚的心，而任职的满人官僚，也大多不争气，在逃跑方面，一点不让汉人。大部分汉人官僚，其实相当部分认同立宪党人的立宪主张，当然也对清廷假立宪、真抓权的做法，感到不满。在这样的氛围里，民间关于清朝气数已尽的传说，也随着《推背图》这样的民间谶书的流传，甚嚣尘上。所以，如果在1908年西太后未死之前，还有人乐意帮一把，但是，到了少年亲贵倒行逆施之后，只消有人站起来推，清朝这堵臭泥墙就没有人扶了。

清朝的覆灭，实际上是社会上层之间的事情，在朝的人对自己所属的朝廷没有了信心，在野的人又有心颠覆，革命党一点火，大厦即倾。其间有小玩闹趁机抢权，也是自然。当然，政权不是包袱，小玩闹抢是自然抢不成的，但抢不成，也过把瘾。

【袁世凯：遇刺与当国】

1912年1月16日，刚刚上朝从东华门出来的袁世凯，遭遇暗杀。

据参与策划的北方革命党人胡鄂公回忆，暗杀团共分四组，两组投弹，一组狙击，一组接应。由于组织严整，早就摸清了袁世凯的行动规律，行动计划相当周密。该日上午十一时三刻，袁世凯的车队从东华门出来，经过东华门大街与王府井大街的转角处，第一组从三义茶叶店二楼掷出一弹，没有炸到马车。随后第二组又扔出两弹，“弹中世凯车，弹发车覆，死世凯驶车马一，护卫管带袁金镖一，护卫排长一，亲兵二，马巡二，路人二，又骑兵马三。”袁世凯在卫士的帮助下，骑马逃走，在马上下令搜捕刺客。胡鄂公的回忆，还提到刺客们与军警发生了枪战。刺杀事件，据沈弘先生挖掘出来的当时英国记者的报道，则有所不同。刺客的确扔了三颗炸弹，但有一颗没有炸。那些跟炼乳罐头大小的炸弹，装了威力强大的烈性炸药，大约有二十人被炸伤，好几人濒死，但袁世凯的马车却没有被炸到，被车夫快马加鞭躲了过去。但凡经过的事，过后再回忆，难免有差距，还是当时的记载准确一点。所以，袁世凯的马车，应该没有被炸到。从当时的老照片看，事发地的茶叶店，窗棂玻璃都被震碎了，可见炸弹威力巨大（都是托诺贝尔先生的福），如果炸到了马车，当时又没有避弹设备，袁世凯断然难以自全，不死也得伤。沈弘先生还考证出，根据英国记者当时拍的照片，刺杀发生地不是三义茶叶店，而是三顺茶馆。不过，根据照片上的字号“三顺字号，茶叶老店”八个字，似乎还应该是茶叶店更合适。

事发之后，有十人被捕，但除了三人身上因藏有炸弹之外，其他七人都因证据不足被释放，这三人则非常迅速地被处决了。此后，据袁世凯的心腹唐在礼说，袁世凯因此好长时间一直躲起来不肯出门。

1月16日这天的早朝，实际上是袁世凯终于跟革命党达成协议，正式对隆裕皇太后撕破脸皮逼宫的当口。在溥仪的记忆中，那天，隆裕坐在靠南窗的炕上，用手绢擦眼泪，而地上红毡垫子上跪着一个粗胖的老头子，满脸泪痕。君臣对哭，但却是臣来逼君，而且逼宫初战告捷。袁世凯哭哭啼啼的逼宫戏刚刚演罢，就差点一命归西。革命党人下这样的狠手，想干嘛呢？难道说，他们不想通过策反袁世凯完成革命了吗？

当然不是。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虽然成立了临时政府，貌似有十几个省份控制在手里。但是，漫说里面好大份额的立宪党人，对袁世凯更有期待，跟革命党渐行渐远。就是革命党人内部，也是纷争不断，原来同盟会三部分的内争未了，新的矛盾又来。自己人掐起来，照样你死我活，陶成章被杀，就是明证。革命党与会党之间的矛盾，也逐渐明朗。虽然北伐军组织了不少，但能打仗的却不多。拿什么去战胜北洋军，谁也没底。连南京临时政府的经费，独立各省都一个子不给。聚集了十几万北伐军的南京，秩序混乱，动不动就有军队借口欠饷，哗变抢掠。所以，革命党人不可能不把希望寄托在袁世凯身上，因为，只要袁世凯答应反正，一切就OK了。杀了袁世凯，事情反而麻烦，保守的北洋军，如果为了报仇而靠在清政府那边，革命什么时候能成功，还真不好说。

但是，按当时的话说，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同盟会原本就是一个松散的组织，自打革命开始，革命党更是一盘散沙，各自为战，各干各的。清朝各地政权的崩溃，不是革命党多么有力量，而是清朝地方政府自己已经朽了，谘议局的士绅，又不站在政府一边帮忙。一些地方，漫说革命党，甚至说不上什么来路的地痞流棍，土匪宵小，纠合一点人马，就可以把政权拿下。南方革命党战果辉煌，北方革命党原本也大有希望的。山西率先独立，士官三杰吴禄贞、张绍曾、蓝天蔚手握重兵，北京城内，革命党人也不少。可是，自从袁世凯出山，革命党却接连受挫。三杰一死，一调，一走，接下来张绍曾的旧部发动的滦州起义，也被镇压，山西得而复失。北方的革命党人，原本眼看功败垂成，忽然之间，都因为袁世凯而打了水漂，这口气怎可以吞下？其实，在刺杀袁世凯的同时，北方革命党还有一个庞大的计划，一旦刺杀成功，就利用他们在周边一些军队，比如毅军、甚至部分禁卫军里的力量，发动对北京的几路进攻。所以，尽管革命党的大头目在跟袁世凯谈判，都谈成了，袁世凯的大公子袁克定也跟汪精卫打得火热。但却难以约束所有人，虽然也有一部分北方革命党人比较听话，跟袁克定配合得挺好，但另外一部分人，却存了心，要另起炉灶，自己干自己的。如果真的能干掉袁世凯，拿下北京，立下大功一件，党内权力怎样分配，还不知道呢？

不过，革命党人的暗杀，却给了袁世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此前，朝野传说他跟革命党勾搭，出卖朝廷，现在他也遭遇革命党暗杀了，名声好了一点。另外，对于逼隆裕交出政权，也大有好处。毕竟，自己出面逼宫，好些话不好说。暗杀一来，就可以借口危险不上朝了。所有的恶心事，恶心的话，都交由赵秉钧、胡惟德来干来说。不消说，这样更加方便。这俩人也尽心尽力，连唬带吓，还有忽悠，加上不久革命党人刺杀了满人唯一一个能臣良弼，不由得清朝的孤儿寡母不交出政权。

袁世凯本质上是个武夫。一生也遭遇过几次凶险，每次都带来命运的转机，1884年朝鲜甲申政变，他九死一生，但从此崭露头角，为人所知。1909年朝中传说摄政王载沣要干掉他，据说他已经秘密从第六镇调集死士自卫，但却只是丢了官帽子，归隐彰德。此番遇刺，凶险最大，则开启了他当国的契机。

世上之事，福兮祸兮，向来都很难说。对于乱世之奸雄袁世凯，就更难说。

第八幕　笔杆子和枪杆子

〔革命要靠枪杆子和笔杆子，但这两杆子能折腾出事儿来，还得靠时运。〕

【《民报》：顽童革命党的涂鸦】

《民报》是同盟会的机关报，大学问家章太炎做主编的时候，声誉很是不错，跟康梁的保皇党们，打了许多大仗，据我们的教科书说，把康梁们打趴下了，从此以后，革命战胜了保皇。是不是真的这样，不好说，但当时的《民报》，在不安分的人们中间，的确很有名气。

章太炎是晚清最有名的学者俞樾先生的高足，这个俞樾，是曾国藩的门生，因为一句“花落春仍在”的帖试诗，大受赏识。后来因主持河南乡试出题出得太怪，被都老爷参了下来，从此以后专心做学问。曾国藩有名言曰，俞樾拼命做学问，李鸿章拼命做官。拼命做学问的俞樾的弟子章炳麟（太炎），也是一个做学问拼命的人。学问做得很大，现在看他的学术类文章，经史子集，加上佛学，任马由缰，没点功夫，根本看不下来。但他主持《民报》，还是立意在宣传，党内好些人嫌他学究气太重，不够通俗，多少有些冤枉，在多数情况下，章太炎其实是尽量通俗来着，但是让此老写陈天华那样的打油诗，也不大现实。一个很好的例证就是，在他主持下，《民报》上，还有漫画。

《民报》上的漫画，画的都是晚清的名人。名人可是名人，在《民报》那里，变了一个称谓，叫做汉奸。已经死去的曾、左、李，名曰“过去之汉奸”。曾国藩顶戴花翎的头面，却给安了一个蟒蛇身子。左宗棠也是一样，人面兽身。李鸿章是人面鱼身，这个身高一米八的汉子，成了美男鱼，跟哥本哈根的那尊小美人鱼有一比。这样的漫画造型，只有曾国藩的像有点根据。据说，由于曾国藩浑身长癣，常年都雇人挠痒，身上一层层地往下掉鳞皮，所以人们传说，他是大蟒蛇变的，特意来拯救清朝天下的。当然，也有传说，所谓蟒蛇，是西山十戾之一，原本就是乱世的妖魔下界。曾国藩的出现，无非是天下大乱的征兆。不管怎么说，把曾国藩画成人面蛇身，不为无因。但左宗棠为什么是兽身，李鸿章为何是鱼身，就不明白了。我想，反正是骂人，大概是为了搭配曾国藩同时有所区别吧，一个既然是蛇了，剩下两个，只能一个兽，一个鱼。

还有三位清朝新政时期的名人，也就是《民报》办的时候，还活着的名人。他们的命运，似乎比他们的前辈更差些，这些漫画，名曰“现在之汉奸真相图”。其中，袁世凯是个半身像，脸被剖开。张之洞顶戴花翎，但脑袋却被放在胯下。岑春煊也是顶戴花翎，但脑袋是倒着放在脖子上面的。这三位都是清朝新政时期最有名，地位最高的名臣，人称张之洞有学无术，袁世凯无学有术，岑春煊不学无术。还有说，张之洞是士屠，因为镇压自立军起义，袁世凯是民屠，因为练兵的时候擅杀菜农，岑春煊是官屠，因为他特别喜欢参下属官员。尽管评价不一，但谁也否认不了他们三人的地位。历史走到这个地方的时候，这三人是绕不开的，当然，清朝也离不开他们三个。因此，这三人对于革命党来说，也是最大的敌人，或者说，最危险的汉奸。革命党人立意排满，因此他们说的汉奸跟我们现在有所不同，凡是汉人给满人做事的，都是汉奸。不过，三人之中，袁世凯是被贬低得比较轻的一个，只是把他的脸剖开了而已，似乎暗示此人有多重面目。其实，同盟会成立之后，还不断有革命党人对袁世凯抱有幻想，据说有人还去联络过他，没有反响，也没给绑去讨赏。

宣传品上有漫画，并不起于革命党人的报纸。晚清打教（基督教）的揭帖上，早就有类似的东西。把传教士和教民画成人面猪身，或者猪面人身的都有。比较高档的揭帖上也有清朝大臣的漫画，有正面的人物，比如左宗棠，比如操办了贵州教案的贵州提督田兴恕，都被画得很威猛，下面的题词也极尽奉承。但是，对另一些人就不那么尊重了，其中就有李鸿章。李鸿章不仅在后来的教科书上形象极差，就是在当时，也被打教的绅民与革命党人共同视为汉奸。前者说他是洋人的汉奸，后者说他是满人的汉奸。

这些漫画出品的时候，西方已经有了比较好玩的漫画，连环漫画，漫画里的人物，已经不再是坏人，他们的好玩与滑稽，引得老少皆迷。西方报纸上的政治讽刺漫画出现得更早，在19世纪中叶，已经就很流行了。画得幽默、好玩，而且具有讽刺意义。但是，在中国，即使立意学习西方的人所办的报纸，上面所谓的漫画，还是骂人的宣泄，就跟顽童平时看不上谁，就在墙上涂鸦，丑化某人，然后写上×谁谁的妈，或者谁谁是大王八没有太多的区别。这种顽童伎俩，在打教揭帖上得到了发扬，现在则轮到了革命党来进一步发扬光大。看来，这种漫画的演化，脉络相当清晰。《民报》也好，揭帖也好，大家画这种把人画成畜生的画，无论画技高低，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泄愤。只是这样的泄愤，对于有同样愤忿的人而言，当然有用。国内不安分的人们，喜欢看这些东西。但是对于那些并不如此“愤清”的人们，也许就没用了。不管怎样，革命党还是期待自己的报纸在国内掀起风浪。海关不让进口，就偷偷往里带，特别是让满人留学生往国内带。先把成捆的《民报》包好，上面写着“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