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床大明王朝六位皇帝-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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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过头再来看正德与群臣的对抗，再来看那场政变，在正邪、善恶这类通常的历史尺度之外，我们忽然发觉其间还存在着一点正德自己的小秘密，亦即他自个儿性情上的好恶与追求。那是什么样的好恶与追求呢？简单一句话，他实在不堪、也不喜欢扮演皇帝这角色。刘健等反复敦请于他的，无非就是像一个合乎制度的皇帝那样行事，但他感到最不可能也最不愿意做到的，恰恰即此。做皇帝，实非他自己选择的结果，而是生下来就命中注定的；他高兴也罢，不高兴也罢，满朝官员、还有天下黎民不由分说就拿皇帝应该承担的一大堆责任、义务硬往他身上套，对他提出这样那样的希望、要求和限制。对此，他简直烦透了。他想要怎样呢？他想要的是，自由自在、随心所欲、由着自个儿的性子去生活，爱好什么就干什么，想吃就吃，想睡就睡，想上哪儿就上哪儿，想搞什么女人就搞什么女人……从种种迹象来看，此人若生于寻常人家，不妨说倒是一位性情中人。可是，偏偏一不留神，他却做了皇帝。皇帝这角色，讲起来顶天立地，其实并不是那么回事；大家只须看看正德的老祖宗朱元璋的一生，就知道要把这角色对付得略像点样子，真的大不易。

说白了，朱厚照全非做皇帝的料。虽然在皇帝位子上混事的，历来不少，不过到封建主义晚期，皇帝却是越来越不好混了，因为这种制度愈来愈严密，也愈来愈刻板。比照秦汉至明清中国历代君主的处境，我们明显看见帝权在走向高度集中的同时，所受到的掣肘也更为深刻，表面上看帝权益发伟岸，实则做皇帝者的个人空间反倒愈见局促——事情就是这么奇妙。明代皇帝，除去太祖、成祖、仁宗、宣宗这四位，其余没有不受“欺侮”的——要么深受重臣抑沮，要么为宦官近幸所挟持。再来看代明掌国的清代，都道有史以来清朝皇帝最累，有的握发吐哺、宵衣旰食，有的忍辱负重、终生气郁难舒……撇开外因不谈，儒家伦理（理学）对君主的道义压力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大，乃不争的事实。总之，在明清两代，留给像先前的汉成帝、汉元帝、隋炀帝这类艳世风流皇帝，或像唐明皇、南唐后主李煜、宋徽宗这类风花雪月皇帝的空间，是大为萎缩了。皇帝与其自身体制之间的矛盾，反而加强和扩大。隋炀帝或宋徽宗尽可以在皇帝位子上鬼混，不必考虑搬出宫去以换取“自由”，但朱厚照则不行；祖制、祖训和家法这些无形大棒，暗中高悬在乾清宫宝座上方，随时会被辅臣、言官、太后或别的什么人祭出，加以利用——就算别人不抡，自己想想亦有心理障碍。

从公然弃乾清宫出走，并至死也不肯回来这一率性行为论，朱厚照的表现颇像“性情中人”，跟终于在大观园呆不下去而出走的贾宝玉，有相似之处。但我们应该不加耽搁地立即指出，朱厚照所拒绝或急欲摆脱的，乃是做皇帝的义务、责任和规约，绝不是皇帝的地位、权力和享受。他建造豹房，并以此将紫禁城取而代之，归根结底就出于一个目的：挣脱来自体制的对一个皇帝的种种束缚，然后彻底地丝毫不受约束地享受皇帝所拥有的至高无上的权力。

他竟能想出这样的点子，足见其禀性顽劣自古无匹。

实际上，他是用一定程度上的自贬自贱来实现其恣意享乐的目的，用名誉和尊严上的一定牺牲来换取在污泥浊水中撒欢打滚的快乐。这就让人不得不想到他祖上的叫花子出身，由卝文卝人卝书卝屋卝整卝理并怀疑这种遗传和血液质地在起作用。儒教中国极讲究“正名”，“名不正则言不顺”；每个人都各有其名分，失去名分或使名分淆乱，都将自取其辱、自败其身。朱厚照对此则根本不在乎，认为狗屁不如。呆在乾清宫（也只有呆在乾清宫），他是皇帝名分，可他却宁可带着他那群下流坯，搬到“豹房公廨”这么一个不伦不类的地方住下。按理，“公廨”本是皇帝臣属的官署，身为帝王放着皇宫不住，却呆在一个“公廨”里，这算哪门子事呢？朱厚照可不管这个，后来，他为了更进一步胡来，又运用同样思路把自己降格为“公爵”、“大将军”，上演了一幕又一幕荒唐闹剧。

他不待别人轻视他，自己先作践自己。你士大夫不是老跟我提什么祖训、什么“君君臣臣”吗？我不要这“劳什子”，脚底抹油溜出宫去，再给自己封个“镇国公”、“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的官职，成不成？不成，我再给自己改个名儿，我不用爹妈起的名字“朱厚照”，我管自己叫“朱寿”，成不成？——既然我是“镇国公”、“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我都不是皇帝不是朱厚照，我都改名朱寿了，你们还跟我絮絮叨叨什么呢？

这么匪夷所思的损招，没人想到，只有朱厚照想到，不是他多么高明，无非是谁都不曾像他这般惫懒罢了。

但他绝非真的不要当皇帝了。他推开了皇帝的名儿，却对皇帝的实一点也不放松，牢牢抓在手里，这才是他最最无赖之处。

先皇三位顾命大臣，三个被撵跑两个，剩下的那个基本只有唯唯诺诺的份儿。朝廷所养专事挑刺儿的科道官，也在“奸党榜”打击之下惨遭重创。至于母后张氏，自弘治驾崩之后似乎就从历史记载中销声匿迹了，朱厚照身世悬案虽然再也不曾沉渣泛起，但显然这对母子之间只是维持着相安无事的状态，张氏大约只能在慈宁宫安享晚年，而绝不可能对正德皇帝行使什么母后的威仪。此外还有何人？那个可怜的年轻的夏皇后和沈、吴二妃？说实话，朱厚照不理她们，她们就该知足。

因此，就算大逆不道，谁又能拿他朱厚照怎样？

三十六计，走为上，咱不在乾清宫玩儿了。老祖宗、孔夫子老东西、那张硌得人屁股疼的硬龙床，全都拜拜……

瞧他替自己选的地方：既出了紫禁城以外，又与它紧紧挨着，咫尺之间，若即若离，似是而非。他大概是历史上第一个参透“边缘化”的好处与妙处之人。

他管它叫“新宅”｛87｝，译作今语便是“新家”。一个“新”字，尽显他喜获重生的欣悦；而以此为“家”，十足反映出他对紫禁城的不认同，以及在这里才找到的自在与安全之感的内心。毫无疑问，迁出乾清宫，搬入豹房，对于朱厚照来说，具有一种打碎枷锁、翻身解放的“伟大意义”。

一个十七岁的少年，没有父兄管束，却拥有无边的权力和取之不尽的钱财，法律对他不起作用，道德和舆论也悄悄躲到一边……试想这样一番情形，休说朱厚照，不管什么人，哪有不堕落的？人性本恶，人类的向善意志，起因在社会。由于社会的形成，人类发现如果任凭每个人按其本性自由行事，只能不可收拾，所以必须立出一些准则彼此共同遵守，于是始有禁忌，进而发展成宗教、道德、伦常、规约、法律和制度，这就是所谓“文化”。其间虽然也存在公平问题，但出发点则的确在于克服人的恶的本性，寻求社会和谐。可以说，人类之建立自己的文化乃是出于被迫，不如此，人必定形同禽兽；而自有文化以来，人类就沿着理性亦即善的方向一直前行，不断改进自己的文化，更多地抑制恶，更趋近于理想的善。此即人类及其文明之向善意志的由来。但在文明各阶段，社会制度总有疏漏与缺陷，不能将恶杜绝，甚至局部会有对恶的纵容和鼓励。朱厚照就面临着这样的纵容和鼓励，尤其当原本用以防范的机制和环节出现问题而失效的时候，制度中所保留的恶便借着这位十七岁的少年兼皇帝的朱厚照，大摇大摆地满足了自己。

朱厚照的豹房生涯，充满暧昧、晦涩的色调。

每当我想象豹房的时候，脑海里浮出的是这样的画面：那应该是一处密室，昏暗、朦胧而幽深，屋子不小，却约摸只开设着一扇窗棂，天光从那里穿透进来，成为一道浑浊的光柱投射在地面；而时间，似乎永远停留在清晨时刻，在那光柱投下的地方，一个衣着华丽、满脸倦容的少年胡乱地躺在地上，他的头枕在另一个男人的怀中，此人年约三十，身体强健，却长着一副贪婪的嘴脸，即便在睡梦之中也仍能看出这一点；随着眼睛适应了屋内的昏暗，稍稍移动视线，我们很快发现，四周横七竖八还躺着很多人，都是随地而卧、毫不顾忌自己的姿势，就好像瞬间被人施了魔法而突然沉入梦乡，在他们身边到处散落着酒罐、酒杯，有的倾倒在那里，有的则摔成了碎片，果品也从案上滚落于地，一直滚到墙角方才止住……镜头再往上摇，我们会看到屋内摆放的一些奇特的木雕和悬挂着的绢画，甚至有直接绘在墙上的彩绘，那些雕像带着明显的宗教风格，绢画和彩绘几乎无一例外是春宫内容，满目唯见男女赤裸交缠的肢体。尤其令人吃惊的是有一幅彩绘，上面的女裸体一望而知并非中土人物，画法亦出自域外，那沉甸甸的乳房，纤细、坚实而又富于生命力的腰肢，丰硕的臀，粗壮和充满欲望的大腿，以及似乎在疯狂扭动的躯体，加上立体透视笔触营造出的极度写实的效果，足以让任何生活在16世纪的中国人魂不守舍！

上文提到豹房的那个三十岁左右的男子，名叫钱宁，后被恩赐国姓而叫朱宁。此人通过巴结刘瑾，被引荐给朱厚照，跻身御前红人之列，且大有后来居上之势，让引路人刘瑾都有些黯然失色。他最后做到左都督，执掌著名的锦衣卫和诏狱，成为国家秘密警察头子，就像纳粹党卫军首领希姆莱。能武，是他得宠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朱厚照一生都对征伐冲杀之事抱有白日梦一般的理想，据说钱宁射术骄人，会左右开弓。但恐怕这并不是他在豹房大红大紫的根本原因。

对他们之间的关系，《明史》语意悠长，读起来总感到有些弦外之音。其中说，豹房之建，便出自钱宁的创意：“请于禁内建豹房、新寺，恣声伎为乐，复诱帝微行。”｛88｝当其提出这建议时，究竟是如何向朱厚照描画豹房的享乐主义气息的，其细节很有遐想的余地。从上述一句，显然可以读出钱宁作为朱厚照豹房生涯的纵欲象征这个形象。随后又有一句：“帝在豹房，常醉枕宁卧。百官候朝，至晡莫得帝起居，密伺宁，宁来，则知驾将出矣。”说两人在豹房睡在一起，且非偶尔为之，是经常如此，以至于百官都掌握了这样一个规律，每天早上只要看见钱宁的身影，就可以知道朱厚照已经起床。两个男人，行迹如此亲昵，一般人不单做不到，恐怕根本就难以忍受。个中隐秘是什么，史无明言，却又老在暗示着什么。当时有个叫王注的锦衣卫千户，活活将人鞭挞致死后逃匿，刑部于是发出紧急通缉令，钱宁却把王注藏在自己家，同时让东厂借故找刑部的麻烦，刑部尚书张子麟得知王注有此背景，赶紧亲自登门找钱宁解释，并立即将王案一笔勾销，事情才得平息。那么，钱宁缘何要如此保全这个王注？史家只说出寥寥四字：“注与宁暱【昵】。”昵者，亲也，近也。一般友情不足以称“昵”，哪怕好到两肋插刀的地步，也不宜以“昵”字形容——特别是两个男人之间。

不单是这个钱宁，豹房前后几代红人，跟朱厚照的“关系”都很可疑。后期豹房佞幸的代表人物——边帅江彬（也曾被赐国姓而叫“朱彬”），经过权力斗争，不单取代了钱宁的地位，也填补了后者与朱厚照的那种“特殊关系”。《明史》和《罪惟录》都明载，江与朱厚照“同卧起”｛89｝，“帝宿豹房，彬同卧起”｛90｝。《明史纪事本末》用词最有趣，写作：“上御豹房，与江彬等同卧起。”｛91｝这个“御”字，有多解，其中，用在生活起居方面的时候，与男人的性行为有关。谷应泰是用曲笔在暗示什么吗？中国古代帝王“好男风”是有传统的，更不必说朱厚照这样一个喜欢猎奇、毫无禁忌的人。

豹房原本就是一个无所禁忌的空间，所有正统的通常的道德标准，在这里完全失效，荡然无存。不管朱厚照有何离奇嗜好，不管他想做怎样的人生冒险，都可以不受阻拦地去实行，并且绝对不会感到任何精神压力。从史料来看，朱厚照在豹房所表现和为自己选择的兴趣爱好，确实都带有某种异常的色彩。

史料屡屡提及，豹房建筑很重要的内容，一是状若迷宫、宜行暧昧之事的密室（“造密室于两厢，勾连栉列”｛92｝），二是寺院。后者乍看起来有些奇怪，难道享乐主义者朱厚照同时竟会是虔诚的教徒？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的，但他对于宗教的目的，不是清心寡欲，毋宁说恰恰相反。朱厚照对执戒甚严的中土佛教毫无兴趣，他为之着迷的乃是当时谓之的“番教”。而“番教”的诱惑力在于“有道术”、“能知三生”等浓厚的原始神秘主义色彩，尤其是它将性行为和其过程视为修炼手段之一，颇有秘诀用于研习，这最合朱厚照胃口。

《武宗实录》描述说：“上颇习番教，后乃造新寺于内，群聚诵经，日与之狎昵。”｛93｝又见那个“昵”字，这样的宗教场合究竟是什么气氛，一目了然。他迷得很深，在豹房“延住番僧，日与亲处”｛94｝，“常被【披】服如番僧，演法内厂”｛95｝，直到自封“大庆法王”，还指示礼部，往后“大庆法王与圣旨并”｛96｝。《罪惟录》的描述是：“时西内创立大善殿，番僧出入其中。金银铸像，彝鬼淫亵之状，巨细（意大小）不下千百余。金函玉匣所藏贮，名为佛骨、佛头、佛牙之类，枯朽摧裂，奇丽傀儡，亦不下千百片。”｛97｝想象一下这图景，既淫荡又恐怖刺激，也是古往今来精神空虚者的一致诉求。时下美国社会里的另类青年，不也热衷于稀奇古怪的邪教，来表示他们奇异的追求吗？所以换个角度看，朱厚照倒可以说是现代颓废派的先驱，玩的就是心跳。

近幸群小了解皇上兴趣所在，自然百方觅奇，以便邀宠。

有人就探得消息，锦衣卫有个叫于永的色目人，通晓一种有助性欲的“阴道秘术”。所谓“色目人”，是元代出现的对中亚、西亚乃欧洲诸多种族的统称。13世纪，随着蒙古大军西征，荡平今之土耳其、伊朗在内的中东、中亚一带，大量色目人被蒙古军队裹挟，其中一部分后来辗转到中国，并与蒙古人一道，居于元代统治阶层。元败亡之后，明朝对色目人实行严格政策，迫其汉化，所有色目人皆须放弃本名，而改汉名。下西洋的三宝太监郑和便是色目人，他的姓名是朱棣亲自为其所取。眼下说到的这个“于永”，显然也是后来起的汉名。

豹房里的淫靡，外臣早有耳闻，但他们无可奈何。皇帝有此嗜好，从来是天经地义的，不这么搞，反倒“不正常”——譬如朱厚照他爸弘治皇帝。不过，正德十一年，外臣们却有些不安了，起因是一个姓马的女人。

当时有一武夫，名叫马昂。我们最早见到这名字，是在正德二年。那年年底，《武宗实录》留下一条记载：“升指挥使马昂为署都指挥佥事，充大同游击将军。”这项任命没有别的背景，但我们要记住“大同”这个地名，以便弄清马昂后来是怎么跟朱厚照搞到一起去的。马昂做了几年大同游击将军，升为延绥总兵官，不多久却丢官，原因是“骄横奸贪”。丢官的马昂，在家好不郁闷，却忽地想起一个人来。你道是谁？恰是那个在豹房大红大紫的江彬。原来，江彬领兵应旨调来京城以前，官职就是接替马昂所任的大同游击将军。此时，江彬正随驾向北巡幸至宣府，马昂赶了去，走“老战友”的后门，在皇帝面前求情复职。

以下的情节并非出自史书，但我们依逻辑想象应该如此——见了面，马昂道明来意，江彬故作为难地说：“马兄，这个忙我可以帮，但总得对皇上有所表示，让他高兴才好。”马昂便问，皇上最喜欢什么。江彬淫猥地笑了：“这还用问吗？马兄家里现就藏着皇上最想得到的东西。”原来，马昂有一妹，天生尤物，江彬本来就垂涎于她，眼下马昂找上门来，他心念一动，料定如将此女献与正德，必宠无疑，也会在自己的功劳簿上好好添上一笔。马昂得知“皇上最想要的东西”是他妹子，倒也并不踌躇，回家稍作安排，做通妹妹的思想工作，便将人献了上去。

知朱厚照者，江彬也。马昂之妹进入豹房，立即受宠，不是一般受宠，《明史》用词为“大宠”。此女虽系汉人，却懂“外国音乐”（“解胡乐”），掌握外国语（“能道达（鞑）语”），还“善骑射”，是个高品位、“外向型”佳丽。在正德是如获至宝，而马昂所得，则远不止是官复原职——他一跃而被擢升为右都督；另外两个兄弟马炅、马昶，“并赐蟒袍”，即使最有权势的“大珰”（高级宦官）也都谄媚地称他们为“国舅”，朱厚照还特地在京城太平仓赐予府邸，安顿这一家子。

故事叙至此，还没出什么“彩儿”，假使仅仅如此，确也稀松平常。然而且慢，大家有所不知，那个女人——史书上都管她叫“马姬”——事实上已经嫁人，有老公，并且被送入豹房的时候正怀着身孕！

马姬的老公，我们只知道名唤毕春，也是一名军官，官职“指挥”，级别不高。自己怀着孕的老婆被献与皇帝，他作何反应，史书只字未提，亦不见他有沾光升迁的记录。此人的遭遇有点类似林冲林教头，只不过对手远非高衙内、高太尉那种级别，恐怕他连反抗的可能性都没有；当然，他老婆看来亦非林娘子，后者誓死不从，马姬在豹房陪王伴驾却很称旨。

关键是这次江彬并没有像以前的于永那样，对马姬的身份瞒天过海。朱厚照清楚她有老公，也完全清楚此时她是孕妇。作为一个可以绝对保障其对处女“初夜权”的皇帝，朱厚照对马姬“二锅头”的身份毫不在乎，与其说难能可贵，不如说显示了他性取向的多样性。他对马姬并非睡睡玩玩就扔到一边（以前的女人都如此），从马昂兄弟所获“殊荣”以及“大珰皆呼为舅”这种待遇来看，马姬在豹房实际已有“国母”之尊。

马姬之能这么稳固地据有朱厚照的爱恋，摆在桌面上的原因，一是她作为女人显然极美、极有魅力，二是她会外语、解胡乐，比较新潮时尚前卫——不要忘记，朱厚照自己就偏爱番教、胡女、豹房等这类边缘与非正统事物，也是新潮前卫人物。

除此以外，有没有未被摆到桌面上的原因呢？应该有。比如说，马姬可能床上功夫十分了得。因为对于朱厚照这样一个研习过“阴道秘术”，性经历极丰富极复杂，历年所阅春色从宫内到民间、从国产美人到西域舞女应有尽有的人来说，倘若马姬在性事上无过人之处，势难得他如此欢心。还比如说，是否恰恰是马姬身为孕妇这一点，让朱厚照格外感到刺激？在畸态的性滥者中间，确实有人存在对孕妇尤其是他人孕妇的癖好，这种人通常有强烈的生殖冲动，却偏偏在现实中受阻与不利，矛盾冲突之下，遂使其发展出喜欢与孕妇交媾的病态情结，在此行为中，他既能感受到与非孕妇交媾所不同的快乐，似乎同时也抚慰了自身心灵兼对致使该孕妇受孕者（即显示强劲生殖能力者）实施了报复。考虑到武宗皇帝御女无数却毕生无一子嗣的事实，他理应存在深刻的生殖焦虑。最后一种可能：马姬之恋折射了朱厚照身世之谜所留下的心灵创伤、人格创伤。生母悬案明显给朱厚照的一生及人格蒙上了阴影，迁居豹房之举，明白表示他对幼时成长之地缺乏“家”的认同，似乎毫无情感记忆与联系，且必欲弃之而后快。他与张后彼此之疏远和冷漠，全非正常母子间所应有，登基以后除了礼仪性交往，双方不问不闻，最后时刻，朱厚照独自死在豹房，身边只有一二太监而已，其景凄凉。所以，他对一个孕妇的狂热迷恋，很可能是受挫的恋母情结之移情，那突起的腹部内，蜷身于温暖子宫之胎儿，于他很可能具有重大的情感象征意义。

当然，最有可能的是，只有把这一切结合起来，才能解释为什么朱厚照专注和倾力爱恋的头一个女人，乃一孕妇。

朱厚照荒淫度日由来已久，很少见朝臣吱声，可是这一回却不同，他们起劲地进谏。给事中吕经与同僚集体上书，御史徐文华、张淮等递上本章，就连副都南京的言官们也大老远地动本剀谏，一时间，马姬事件仿佛演变成了举国关切的政治危机。

何以至此呢？皆因皇上这次搞了个孕妇。

在道德上，群臣对正德早不抱期待，对一般性胡搞人们已然麻木，但皇上此次所为远超乎普通“生活作风问题”的范围，而成为可能动摇国本具有严重隐患的事件。

最早人们听到传闻时，还不大相信，但拔擢马昂为右都督的旨意发表，则完全坐实了此事。满朝上下为之哗然。那些熟读经史的士大夫，几乎人人都条件反射式地想起吕不韦以“有身之姬”进秦国公子子楚（即后之秦庄襄王）的典故。《史记·吕不韦列传》载：“吕不韦取邯郸诸姬绝好善舞者与居，知有身【娠】。子楚从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