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情提示：如果本网页打开太慢或显示不完整，请尝试鼠标右键“刷新”本网页！
龙床大明王朝六位皇帝-第4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万五千名被杀者的行列。
作为“本朝子民”，王锜在《寓圃杂记》里岂敢直指蓝案是冤假错案？但他却用蓝玉、王行交往的故事，描绘两人展现出的正派形象，曲笔潜意，昭然若揭。从王行，我们可间接地想象与之引为知己的蓝玉的个性，也必是骄傲而磊落。以这性情，招致朱元璋之忌，势所难免。但祸根绝不在于蓝玉的个性，即使他善于抑己顺从又能怎样？朱元璋的心腹之患，是蓝玉在军中的威望和巨大影响力，是他长年征战带兵所自然而然形成的地位和统兵体系；朱元璋势必要在死前除此隐患，以保子孙皇位不受威胁。
冤魂缥缈
我们发现，朱元璋死的时候，明初精英居然一个不剩！
这绝非巧合，而是朱元璋为子孙计，算尽机关，巧为施行的结果。当初追随朱元璋起兵的诸将，及为其征召的文耆谋臣，除少数如常遇春、邓愈、胡大海、沐英死于军中，其余要么罹于狱祸，要么被赐自尽，要么疑为朱元璋毒死，得善终者似仅汤和一人。《明史·汤和传》说：“和晚年益为恭慎，入闻国论，一语不敢外泄。……当时公侯、诸宿将坐奸党，先后丽法【被法办】，稀得免者，而和独享寿考，以功名终。”做人做到这地步，才保了平安。实际上，低调做人只是汤和“独享寿考”的部分原因；洪武二十三年起，他“感疾失音”，形同废人，朱元璋曾召见之，“与叙里辍鞠锩拧⒗锩牛腹世铩抗示杉氨思枘咽隆保啊咎馈亢筒荒芏浴敬鸹啊浚锥选薄说搅苏獾夭剑岸疾换崴担换徇低罚匀灰簿涂梢匀盟约豪纤溃槐爻羲恕�
其他的人，则不能不是另一种命运。
徐达不仅是明初最伟大的将军，且公忠持谨，为人无私、识大体，追随朱元璋三十年，功勋盖世，但从不居功自傲，堪称古往今来职业军人的典范。朱元璋屡加试探，用各种小花招窥视徐达内心，每一次都不过进一步证明了徐达的高风亮节。但朱元璋绝不会因此释疑。洪武十七年徐达患病，开始，病情看上去很重，像是不起的样子，朱元璋表现得很积极，几次亲往探疾，积极调集医生治疗。治了很久，徐达居然出现了好转的迹象。就在此时，朱元璋忽然派使者来赐膳，徐达一见，当即泪如雨下，在内使的注视下吃了送来的东西；待内使走后，徐达密令给他治疗的医生赶快各自逃命。果然，不久徐达就死去，年仅五十四岁。朱元璋闻徐达已死，“蓬跣担纸钱，道哭至第”，下令抓捕所有曾为徐达看病的医生，全部杀掉。｛28｝此不载于正史，然细节精彩、情理皆然：从朱元璋起初得知徐达染沉疴而暗喜，到表演对“布衣兄弟”情深义重的伪善一幕，到徐达病情好转令他始料不及，到痛下杀手、毒飨徐达，再到假装悲恸、以惩处庸医为由卸责灭口，笔笔入木三分，画活了朱元璋，我宁肯采信于它。
值得采信的根据，亦因投毒这事朱元璋至少还干过一回。李文忠，位列“功臣榜”第四的大将、曹国公，他是朱元璋姐姐之子，也是除朱元璋后代外朱家的唯一骨血，但他并非仗着这层亲戚关系登上高位。史载李文忠作战异常勇敢，“临阵踔厉风发，遇大敌益壮”，屡建奇功；更兼不但能武，而且能文，好读书、长诗文、有思想，以儒将鸣于当世。然而，恐怕就是有思想这一点害了他。建国后他被释去兵权，居家与高士儒者交，忧国忧民，屡屡将所讨论的意见谏达上聪，如劝朱元璋“少诛戮”，对东征日本的计划表示异议，批评宫中宦官太多，等等。一来二去，朱元璋早就不爽。洪武十六年冬，李文忠病，朱元璋也是亲往探视，也专门派人护其医药，翌年三月，正当英年的李文忠不治而故。这次，朱元璋主动指出李文忠是被毒死的，负责治疗的“诸医并妻子皆斩”。滑稽的是，医生们与李文忠素无仇隙，他们为何要冒死毒害一个身为皇戚的大人物呢？——总之，证据消失了。
还有一位也是被毒死的，那便是被誉为“张良再世”的传奇人物、明初智慧和良知的象征刘基（伯温）。刘辅佐朱元璋得天下之事，人尽知之，按下不表。但民间传说过度渲染刘基神机妙算、人不可测的一面，致其形象近仙，这既不真实，也遮蔽了他的某些主要品质。归根到底，刘基首先是一个大儒，足智多谋也罢，料事如神也罢，只表明他才智上的超群禀赋，而其为人和所持信念、价值观，根本就来自儒家。不讲清这一点，就很难解释刘基的命运。刘基一生有两个深刻认识，一是认定元末诸雄唯朱元璋可平天下、结束战乱；二是认定与朱元璋的合作绝不长久，天下未定之际辅之可也，一旦他当了皇帝就应该敬而远之。明建国后，朱元璋累次提出进其爵秩，刘基均坚辞，只接受了与其贡献极不相称的伯爵封号。要他当宰相，亦不受命。
洪武四年，刘基早早引退，回到家乡做老百姓。所以如此，既基于对朱元璋的深刻认识，也是刘基保持其操守的坚定表现。建国后刘基的不合作态度，朱元璋完全清楚，尤其朱元璋为罗致天下人才为己效力时，曾明令：“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背离了自己所受教育】，诛其身而没其教。（《大诰三编》）”刘基的做法，等于带头违抗此令。如果刘基意在明哲保身，他应该做出另外的选择；如果不是因为根深蒂固的儒家人格，他也会像任何“聪明人”一样趋利避害。但正如史传所说，刘“性刚嫉恶，与物多忤”，“慷慨有大节”，“义形于色”。他佐朱元璋得天下，乃为苍生，不再合作则是为个人人格的完整。因此，他在拒绝出任宰相时没有虚与委蛇，寻找不会得罪朱元璋的其他借口，而是原原本本、直截了当地说明，就是自己不想干：“臣疾恶太甚，又不耐繁剧。”对此，朱元璋衔之颇深，几年后还借故暗示刘“忠臣去国【远离政治，不为国效力】，不洁其名”。
刘基执意退休后，胡惟庸被任命为左丞相，这是一个典型的政治小人，刘基曾再三劝阻朱元璋不要拜其为相，朱不听。现在，胡正好寻隙报复，而且他揣摩过这一定会得到朱元璋的支持。胡指使人检举刘基替自己相中一处墓地，因为此地“踞山面海，有王气”。朱元璋“颇为所动”，亲笔致信刘基，“历言古之君子保身之福，作孽之祸，及君臣相待之义，词甚详；末言念卿功，姑夺其禄而存其爵”。｛29｝这是严重的警告。刘基得书，照例诣阙“谢恩”，“乃留京，不敢归”。留京期间，像是对胡惟庸的鼓励和奖赏，又像是专做给刘基看，朱元璋将胡惟庸“转正”——升为右丞相。刘基闻知此讯，“大慼”曰：假如当时是我说错了（指他对朱元璋力阻胡惟庸为相），那就是苍生之福啊！于是，“忧愤疾作”，就此病倒。在这时，我们见到了《明史》中惊人的一笔：刘病重，朱元璋偏偏派刘基最反感——反过来同样也对刘基心怀怨恨的胡惟庸为代表，来探望刘基（“久之基病，帝遣惟庸挟医视”）。正是在这次以皇帝名义进行的探视过程中，胡惟庸拿出一种药，让刘基服用。刘用后“有物积腹中如拳石”。随后，朱元璋放刘基还乡，至家“居一月而卒”。与徐达、李文忠之死相比，这是朱元璋干得最高明、最阴险的一次。他没有亲自下毒，而是利用两个政敌之间的恩怨，假人手行之；并且，几年后胡惟庸事发，有人揭发刘基为胡毒死，使胡罪状上又重重加上一条。胡惟庸能说什么？他能辩称自己其实是潜揣上意、替君除忧吗？
胡惟庸的下场，是有“前车之鉴”的，可他未能记取。作为朱元璋的前水军司令，德庆侯廖永忠立有两项大功：一是鄱阳湖朱陈大战时，廖在最紧急关头，击退张定边｛30｝，救了朱元璋一命；二是至正二十六年朱元璋派他迎韩林儿｛31｝归应天，途中制造翻船事故，淹死韩林儿，为朱元璋称帝扫清障碍。这两项功绩，对朱元璋皆同再造。但廖永忠“做掉”韩林儿后，朱元璋却声明此事与己无关，是廖自作主张。洪武三年大封功臣时，朱元璋再次作秀，将廖“止封侯而不公”，并指责廖“做掉”韩林儿是“窥朕意、徼封爵”。廖永忠于是永远背上了这口黑锅。洪武八年，朱元璋又以某种借口将廖永忠“赐死”。这也是廖永忠自作聪明、投机求荣的必然下场，而胡惟庸从某个方面看起来也更像是“廖永忠第二”。
洪武二十五年，江夏侯周德兴——那个与朱元璋“少相得”的小伙伴——“以其子骥乱宫，并坐诛死”。二十七年，汤和病殁。加上十年前被毒死的徐达，与朱元璋共患难的“同里弟兄”全部死光。
蓝玉案后，受封公爵者（亦即明建国的顶级功臣）中的最后两人，颍国公傅友德和宋国公冯胜，先后赐死。二十六年蓝玉死，二十七年傅友德死，二十八年冯胜死。连续三年，一年除掉一位公爵。
朱元璋可以高枕无忧了。洪武三十一年，他放心地死去，留给太孙朱允炆一个他认为十分“安全”的皇位。
集权？极权？
如仅限于屠戮功臣，朱元璋不过是“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这古老帝王术的热情模仿者，尽管也许下手最狠、做得最绝，但终归无所创造。
不，朱元璋当然有所创造！
这创造体现于，是他第一个提供了这样的认识：极权是一种体制。没有体制来保障，再严密的防范也不可能根除帝权所面临的危机；不从体制上着手解决问题，除掉一茬人还会有第二茬、第三茬人冒出来，继续觊觎、挑战帝权。
中国的帝权，终于在朱元璋时代达到了一个极权主义的认识高度，也终于在朱元璋时代完成了极权主义样式和体系。
（一）夺政权于丞相。洪武十三年诛胡惟庸，朱元璋颁诏，正式废除相制，“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庶务，事皆朝廷总之”。以后，在此基础上发展出内阁制，内阁除照旨票拟外，有建议权，无决策权，一切决策皆出中旨。
（二）夺军权于将领。“征伐则命将充总兵官，调卫所军领之，既旋则将上所佩印，官军各回卫所。”所有军队直属皇帝，一兵一卒只有皇帝可以调动；将领与部队脱钩，接受军事任务后才派至所部行使临时指挥权，战事毕，将领交还绶印，部队各回卫所。
（三）册封亲王，屏藩帝室。夺政权于丞相、夺军权于将领，一切军政大权皆归皇帝，这过于集中的权力势必伴随管理上的难题，而朱元璋想到的解决办法，就是让血亲诸王充当中间环节，“上卫国家，下安生民”，在他看来只要权力不落在朱姓之外就靠得住。因此，他准许诸王有自己的武装，甚至，“如本国是要塞之地，遇有警急，其守镇兵、护卫兵并从王调遣”。他认为，绝对的帝权加上有力的藩屏，就是皇图永固的基础。
（四）恐怖统治。密探横行、鹰犬遍布，是极权政治的典型症候。朱元璋首创一种特务机关——锦衣卫，《明史》评其曰“不丽【丽，在这里当依附、依存讲】于法”。在法律的框架内，明代司法机构本来已经完备：刑部掌天下刑名，为最高司法机关；都察院负责纠查弹劾官吏；大理寺主管冤错案的平反——以上所谓“三法司”之外，再加上通政司，接纳四方陈言、申诉冤滞或告不法等事。然而，出于极权政治需要，朱元璋另外设立了凌驾于法律之上、纯粹听命于皇帝并由皇帝本人掌握的特务组织锦衣卫。这是由皇家豢养的鹰犬，专事刺探、侦缉、告密，并且可以绕开法律直接抓人、秘密刑讯直至将人处死。洪武二十年，朱元璋发现锦衣卫“多非法凌虐”的弊端，有害于国家正常法制，命罢锦衣卫。但是，这种东西其实与极权政治与生俱来，是罢不掉的。所以到了篡权者朱棣手中，对极权的渴望与恐惧愈益增长，乃父开创的恐怖统治思路也就更加发扬光大，不单锦衣卫被恢复，又从中分出北镇抚司，另新设由内监执掌的东厂；以后，成化朝再增西厂，正德朝再增内厂——于是，特务机关叠床架屋，逻卒刺事四方，专以酷虐钳中外，朝野相顾不自保，告密之风未尝息也，明代中国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警察国家”。
曩往论明代政治体制，沿用“中央集权”术语，相当不确切。就其涵义，“中央集权”当与“地方分权”互为对应；中国从东周“礼崩乐坏”至战国“诸侯并立”，再至秦一统天下，灭六国而代以郡县制，这结局可以表为“中央集权”。嬴政自命“始皇帝”，意思就是帝权——一种新型权力——自他手上而得创始；它有别于周代的王权，取消了相对独立的地方权力，而将“天下”完全纳入中央政权秩序。秦制，汉承继之，并加以完善。所以，自秦汉以来中国进入了帝权制，抑或中央集权制——这两个说法乃同一回事。然而，这种体制到朱元璋时代分明达到了一个新层次，如果仍用中央集权来表述，不仅不准确，简直也抹杀了历史颇具实质性的变异。只要我们仔细分辨，就应认识到对明帝国而言，更合适的字眼不是“中央集权”，而是“君主极权”：前者意味着“一切权力归中央”，后者意味着“一切权力归君主”，显非可以同日而语者。
文字狱背后的心态
自家卧榻之旁，岂容他人安睡？君主专忌，满脑子“权力斗争”，原是很正常的心态和思维方式，也不独朱元璋如此，虽然也许风格不同，不一定采取朱元璋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方式。比如宋太祖赵匡胤，就比较偏爱耍心眼儿、旁敲侧击的办法，众所周知他所上演的令手下大将石守信等“杯酒释兵权”的好戏，我还从邵雍之子邵伯温所撰《邵氏闻见录》读到如下故事：
太祖即位，诸藩镇【拥兵一方的节度使们】皆罢归，多居京师，待遇甚厚。一日从幸金明池，置酒舟中，道旧甚欢。帝指其坐【座】曰：“此位有天命者得之。腾偶为人推戴至此，汝辈欲为者，朕当避席。”诸节度皆伏地汗下，不敢起。帝命近臣掖之【掖下搀起】，欢饮如初。
这场面很生动，完全是赵匡胤一流的行事做派，朱元璋学不来。朱元璋擅长的是刻毒狠辣。然而，风格不同，手法各异，目的与动机却没有分别——都在于制权。
仅就这一层而论，在某种意义上，朱元璋再血腥、再不择手段，也都是权力这玩意的题中之旨。固然有人愿意打抱不平，说忠臣见戮如何有失公道，但换个角度想又大可不必；说到底在权力场混，就是一件你死我活的事，你要朱元璋讲“仁义道德”他怎么讲得了？历史上许多谋篡的事例摆在那里，许多由于“心慈手软”而败亡的事例也摆在那里，权力之争、权力之防的本质就是《红楼梦》里的那句话，“乌眼鸡似的，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怎么讲“仁义道德”呢？
因此朱元璋剿灭元宿勋臣，手法凶狠了些，但对专制统治而言，又算不上什么新东西。他的暴政，真正富有“个人特色”的，其实在文字狱方面。
文字狱当然亦属古已有之，孔子做鲁国司寇时诛少正卯，汉武帝为李陵事腐司马迁，嵇康以“每非汤武，而薄周孔”的罪名被司马氏集团所杀，都是有名的例子，历代朝臣因言获罪、被贬被谪更屡见不鲜。
那么，为什么还说文字狱是有朱元璋特色的暴政？第一，明初文字狱之惨烈，之集中，前所未见。过去虽然也有文字狱，但从来没有哪个皇帝像朱元璋这样频频兴起，三天两头就搞一次，简直像是着了迷似的。第二，以往文字狱虽然同属以言获罪，但都有重大思想、政见分歧为由头为背景，而借专政压平之；到了朱元璋这儿，相当多的文字狱，竟然谈不上任何思想、政见的分歧，纯粹变成了一种捕风捉影的文字游戏，只因秉政者对某句话乃至某个字眼生出异想天开的想象与猜忌，就丧心病狂地施以杀戮。
前面说到朱元璋的成功处，是较诸元末乱世诸豪强他能礼贤下士，吸纳和信用读书人，比较好地解决了知识分子问题。这是他的英明处，到底他是一个识大体的人，知道知识分子不用不行，不用不能成大事。然而，这仅是他同知识分子关系的一个侧面，而完整地看，他对知识分子的态度是：一方面为我所用，另一方面深为防范，甚至怀有天生的疑惧。
这就又说到他作为皇帝的那个特殊性：泥腿子皇帝。由赤贫一跃登上大宝，贵之已极，但社会身份和地位的这种天翻地覆，并未将先前低微的文化身份和地位同时抹去。他虽一直很努力，恶补文化，从目不识丁到能写能读，已相当不易，不过与幼读诗书的知识分子比，他对文化的掌握仅属皮毛，“门外汉”的感觉大约是难免的。他对打仗很在行，对权力斗争也很在行，在这两方面他有充分自信，且不惧任何人；可一旦遇到文化、语言一类事，他就发怵，觉得里面道道太多，曲里拐弯，稍不留神就会中招儿。事实上，在这一点上朱元璋曾吃过不少亏，有的还近乎耻辱——其中自有故事。
焦竑《玉堂丛语》载：
国初，郊祝文有“予”、“我”字，上怒，将罪作者。桂彦良进曰：“汤祀天曰：‘予小子履。’武祭天曰：‘我将我飨。’儒生泥古不通，烦上谴呵。”众得释。｛32｝
同一事，《明史》亦有记载：
七年冬至，词臣撰南郊祝文用“予”、“我”字。帝以为不敬。彦良曰：“成汤祭上帝曰‘予小子履’；武王祀文王之诗曰‘我将我享’。古有此言。”帝色霁【雨云收散谓霁，比喻开颜】曰：“正字【桂彦良，官“太子正字”】言是也。”｛33｝
那时，每岁都要在专门日子里在圜丘举行祭天地大典，其间有祝文，而这种文字是由文臣负责起草，因为祭典的主角是皇帝，祝文自然要依皇帝的口吻来写。结果朱元璋发现，祝文里面居然有“予”、“我”这样的称呼，而不用皇帝自称时专用的“朕”，这岂非大不敬？于是大怒，就要降罪祝文的起草人。这时，他的文字秘书桂彦良赶紧过来悄悄解释：作者这么写，系用古典……原来，朱元璋这个大老粗，丝毫不知皇帝称“朕”，迟至秦始皇时代才发明，而最早在汤武时代，古王也是以“予”、“我”自称的。他白白闹了笑话，却又发作不得，一定很窝囊，好在贴身秘书及时提醒、遮掩，总算没有当众露怯。
另一件事则更令他蒙羞。
黄溥《闲中今古录》载，洪武初年，朱元璋决定以后的政策向知识分子倾斜，并说“世乱则用武，世治则用文”。这自是高明之见，但却引起那些跟他打天下的武人的不满：
诸勋臣不平，上【朱元璋】语以故曰：“世乱则用武，世治则用文。”诸勋进曰：“此固然，但此辈善讥讪，初不自觉。且如张九四原礼文儒，及请其名，则曰士诚。”上曰：“此名甚美。”答曰：“孟子有‘士诚小人也’句，彼安知之？”上由是览天下所进表笺，而祸起矣。
这回，他当着别人面，结结实实地出了一个大洋相。内中，“张九四”即张士诚，当年朱元璋的死对头。此人出身我们前面说过，也是起于底层的鄙夫，原来连个大名儿都没有，发迹后专门请文化人替他新起的，而改叫“张士诚”。眼下，那位进谗者吃准了朱皇帝文化素养有限，料定他不知道《孟子》里有“士，诚小人也”这么一句，故意下了一个套。朱元璋果然冒冒失失脱口赞道“此名甚美”，结果对方早等着呢，将这名字出处和盘托出，还加上一句“彼安知之”。这个“彼”明里指张士诚，暗中讽刺的岂不正是朱元璋？朱元璋这个跟头栽得可不轻，他原来在文化上就自卑，此刻本来以为简简单单的“士诚”两字，无甚费解处，不料却寄寓了这样一个典故，而且里面包含了那样“险恶”的用心。自己一头撞上去，热脸贴了个冷屁股。这番羞辱非同小可，足令他记一辈子——看来，读书人肚里的弯弯绕确实多，一字一句都可能包藏蛇蝎心肠——所以黄溥叙罢此事，归纳道：从此朱元璋就以猜忌的眼光对待天下所进表笺，“上由是览天下所进表笺，而祸起矣”。
这段情节虽只见于稗史笔记，但我倒觉得和人物、历史都特别丝丝入扣。首先，那件事出在别人身上也就罢了，出在张士诚身上，尤易使朱元璋有“物伤其类”之感，他们虽是对头，可一旦摆到文化人面前，却一样是苦出身，一样会因肚皮里没墨水儿而随便受人戏耍——这一定是他最强烈的感受。其次，这件事绝就绝在它的方式上，文化人靠什么暗算了张士诚呢？语言和文字。透过此事，朱元璋明明白白认识到，千百年来由一代代文化人共同打造的话语体系，是一座隐喻和象征的迷宫。你看，孟子的那句话，可以句读为“士，诚小人也”，但稍改变一下，却被句读成“士诚，小人也”，来达到他们损人牙眼的目的。可见语言和文字，确是一柄杀人而不见血的刀！
这个故事的可靠，在于朱元璋一生屡兴文字狱，一多半建立在咬文嚼字、胡乱猜谜的基础上，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温馨提示： 温看小说的同时发表评论，说出自己的看法和其它小伙伴们分享也不错哦！发表书评还可以获得积分和经验奖励，认真写原创书评 被采纳为精评可以获得大量金币、积分和经验奖励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