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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床大明王朝六位皇帝-第4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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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作用，反倒最无是非和廉耻。后来大狱兴起之时，是各地普通民众勇敢地站出来声援和抗议。杨涟被押解途中，数万人夹道挥泪相送；左光斗被捕时情形亦复如此，百姓闻风而至，“拥马首号哭，声震原野”，连“缇骑”都被感动得落泪。
而知书达理的知识分子们在做什么呢？在更加起劲、更加下贱地向魏忠贤献媚。天启六年，浙江巡抚潘汝桢，率先在西湖为魏忠贤建生祠，马上诸方效尤，几遍天下。开封建祠毁民居二千余间；延绥巡抚朱童蒙建生祠，采用皇家王族才可使用的琉璃瓦；苏州所建生祠，造像全部用沉香木，腹中肠肺以金玉珠宝为之；苏蓟总督阎鸣泰，一个人就为魏忠贤建祠七所，耗资数十万……其时，辽东战事方紧，开支愈来愈大，军费短缺，致军心不稳。然而保家卫国无钱，建生祠钱花得如流水；各地建生祠，“一祠之费，奚啻数万金哉！”｛98｝
退一万步讲，就算魏忠贤飞扬跋扈，士子莫能与之抗，随波逐流在所难免；然而，无论如何也不能把自己的祖师爷都出卖了吧？结果，当真跳出来这么一位小丑，此人名叫陆万龄，是个监生（国立大学在校学生），他提出一个惊世骇俗的建议——以魏忠贤配孔子，以魏忠贤父配启圣公（孔子之父叔梁纥），加以祭祀。他如此介绍理由：“孔子作《春秋》，忠贤作《要典》【即《三朝要典》，魏忠贤及其党徒给东林党定案的文献，运用阉党观点对“万历以来若干历史问题”进行总结】；孔子诛少正卯，忠贤诛东林。宜建祠国学西【国立大学西边】，与先圣并尊。”｛99｝他把这道奏疏递交司业（副校长或教务长）林釬，林釬一阅，不禁掩面遮颜，羞惭难当——他万万想象不到，堂堂国子监竟教出了这样的学生——将陆疏一通涂抹，即夕挂冠而去。林釬为有这样的学生羞愧，他的继任朱之俊却不抱同感，毫不耽搁，立即代奏，当然也立即获得批准。
诚然，阉祸凶猛是明代的特色，但在以往，外廷与内廷的顽强对抗（所谓“宫府之争”）也是明代一大特色。权阉搞定皇帝、得到其全力支持，往往不费吹灰之力，却很难摆脱士大夫的围追堵截、死缠烂打。刘瑾最得势之时，士大夫里有那么几个卖身投靠的，但这个阶层整体上未尝驯服，相反，坚忍不拔的他们最终还是将刘瑾击倒。把皇帝和士大夫双双搞定的，唯有这个魏忠贤。实际上，魏忠贤现象的出现，意义已远远超出了阉祸这个层面，而标志着一个社会的基本伦理结构完全失效与崩溃。
因此，不要只把眼睛死死盯在魏忠贤身上；应该把视线投向他身后，投向那里站着的一大群被称做“阉党”的人。这些人，受过最正统的教育，肩负守卫社会准则的责任，然而，他们彻底背叛了所受的教育，彻底抛弃了应负的责任。
这才是魏忠贤事件的真相。一个社会的真正堕落，从来不是以产生奸佞为标志，而是以奸佞在何种程度上遭到抵制为标志。只要人们不曾停止抗拒，恶势力的一时得逞就不足为虑，社会伦理的底线就仍然没有被突破。
坏人坏事不可怕，可怕的是社会上是非观普遍荡然无存。
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御史倪文焕，在崇祯即位后，因附逆丢官归乡，朋友去看望他，见他大有悔意，就忍不住问：杨涟和左光斗因得罪权珰而罹祸，这样的正派人，当初你怎么会纠劾他们呢？倪文焕这样回答：
一时有一时之君子，一时有一时之小人。我居言路【御史职责，“凡政事得失，军民利病，皆得直言无避”。｛100｝故称言路。】时，举朝皆骂杨、左诸人，我自纠小人耳。如今看起，元【原】来是两个君子。｛101｝
虽属狡辩，但他的逻辑却很值得注意。正如我强调的：基本的是非观已经瓦解——因此，“一时有一时之君子，一时有一时之小人”、“如今看起，元来是两个君子”，这么混账透顶、恬不知耻的话，才讲得出口。“举朝皆骂杨、左”，我便心安理得地跟着骂，且自认为是“纠小人”。尤其，这番话不是说在魏阉当政时，是说在那段历史已被明确否定了的崇祯年间，益发说明当时士大夫心中已无是非可言，否则，不会以为这样的话还能起替自己辩解的作用，不可能一边“若悔前非”，一边又如此谈论对自己错误的认识。
错，都不知道错在哪里。这叫无可救药。
一句“举朝皆骂杨、左”，令人寒意彻骨。说实话，跟这一句相比，魏忠贤干的那些坏事，算不了什么。不错，他滥施酷刑、残杀忠良，伙同客氏虐害后妃，以及任意伪造圣旨、广置鹰犬、大建生祠等等罪状，都骇人听闻、史所罕见，但自我看来，仍抵不过“举朝皆骂杨、左”这么一句话。没有这句话，魏忠贤再猖狂、再不可一世，也极渺小；有了这句话，突然之间，我就觉得他很强大，“须仰视才见”。
这心情，就如我想起“文化大革命”。而今，“文化大革命”似乎只是四个丑角担纲出演的一出闹剧、喜剧，然而，只要亲眼目睹过天安门广场上那上百万人壮观而可怕的红色海洋，就必不会以为“文化大革命”能是区区几个“政治流氓、文痞”（郭沫若语）所折腾起来的。
将反动人物喜剧化，让曾经的魔头突然变成人人得而嘲讽的对象，的确是摆脱和走出历史梦魇的好方法。但同时我们得提醒自己，这些迅速沦为“历史的跳梁小丑”的人物，每个人身上都包含着最为沉重、严肃和不容回避的话题。倘若我们是勇敢的，应该承认几乎所有历史上著名的丑类，都得到了社会的哺育甚至拥戴。这些丑类登上历史舞台，实际上只是执行着一个任务：将本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社会已糜烂至此，蛆虫方才有狂欢的机会；人类历史每一出大闹剧，皆缘自理性在一个社会或时代的沦亡。
所幸，历史终将由名叫“理性”的作者来书写；于是，丑类们最后也纷纷回归于丑类。我们的魏公公也不例外。
他的垮台，可谓纯属偶然。假使天启皇帝朱由校不会年纪轻轻地死掉，我们丝毫看不见魏忠贤有任何垮台的迹象。虽然朱由校死了，但假使魏忠贤不犯糊涂、关键时刻由于“小人物”根性而掉链子，他也不会垮台——至少不会在天启七年十一月垮台。熹宗崩，以当时的情势论，他很有成算阻止朱由检继位为君；就算他自己不去当皇帝，立个傀儡总不难，这是唐朝前辈们玩滥的把戏，有一堆的成功经验。而且客魏并非无此打算。抄家时，在客氏府中发现怀孕宫妆女子八名，“盖将效吕不韦所为”｛102｝，把有娠之女塞进宫去，安排机会让她们被宠幸，将来生子以冒充朱由校骨血。此事载正史，如属实，说明客魏不仅有培植傀儡的计划，且已进入实施阶段，只因朱由校过早逝世而被打断。《明史》还记载，朱由校死的当天，众目睽睽之下魏忠贤不顾一切，疯了似的派人急召崔呈秀：
内使十余人传呼崔尚书【崔呈秀时任兵部尚书】甚急，廷臣相顾愕眙。呈秀入见忠贤，密谋久之，语秘不得闻。或言忠贤欲篡位，呈秀以时未可，止之也。｛103｝
《玉镜新谭》引《丙丁纪略》云其细节：
忽有数内臣，招呼兵部尚书崔家来。百官相顾错愕，齐声云：“所言公【要谈的乃是公事】，当与众公言之【应该大家一起公开商议】，天下事岂呈秀一人所可擅与耶？”于是，呈秀不敢应命，而忠贤失意【没了主意】，无所措手足。｛104｝
在如此紧要的生死关头，他居然没有主张，跟崔呈秀匆匆商量几句，就选择了实不难预见到的束手就擒的结局。这再次证明，魏忠贤作为坏蛋，也是个窝囊、没本事的坏蛋。遇事不能识，或识而不能断。他所以爬上权力巅峰，并不是由于他是摆弄权力的高手，而主要是靠客氏这个女人，特别是天启年间本身已经朽烂得不可收拾的政局。
据说，他还有一个打算：如果不再被宠信，就带着积攒起来的财富，度过“不失为富家翁”｛105｝的晚年。后来，贬谪凤阳时，他果然成车成车地装载着细软前往，真的打算到那里“享受生活”。这好像不是一般的傻。
他就这样傻呵呵地等着。两个月后，新君崇祯皇帝朱由检开始收拾他。
接到弹劾魏忠贤的奏疏后，朱由检把他找来，让人一字一句念给他听，观察他的反应。其实朱由检对于啃得了啃不了这根硬骨头，心里也没底，他这么做，是试探。而魏忠贤实在草包，连试探这样的考验都经受不住。他去找自己昔日的嫖友兼赌友徐应元“走后门”。徐从朱由检做信王的时候起，一直在身边当差。他的见识一点不比魏忠贤高，居然答应帮魏忠贤的忙。这事传到朱由检耳中，一下子让他吃了定心丸。就像《黔之驴》里的那只老虎，突然识破那叫声骇人、黑不溜秋的怪物，并非三头六臂，“技止此耳”。
于是，崇祯皇帝十一月一日下旨，勒令魏忠贤去凤阳祖陵司香，也就是守陵。
跟魏氏的罪行相比，这个处分不重，但肯定不是最终处分。这一着，当属“调虎离山”之意，先把魏忠贤赶出京城，孤悬在外，失去盘根错节的依托——今天对各地大贪官的处理，也需要“异地双规”，否则案子办不下去；朱由检想出的点子，与此类似。
魏忠贤听话、乖顺得出奇，老老实实上了路。
果然，一离开京城，朱由检就没了顾忌。魏忠贤虽然受到贬谪，但走的时候还是“自由身”，仆从财产一大堆。行至河北阜城县，传来消息，皇上借口流放队伍“自带凶刃，环拥随护，势若叛然”，已派锦衣卫赶来，“前去扭解，押赴该处【凤阳】交割明白”。｛106｝
此时的魏忠贤，就真的被打回原形了：还是“魏傻子”，还是奴才。只能如羔羊一般，任人宰割。得知消息，他做出了天启驾崩三个月以来唯一正确的决定：自杀。他知道自己必有一死，甚至不会等到抵达凤阳。应该说，这一次，他对自己的前景绝没有误读。
天启七年十一月六日深夜，或者十一月七日凌晨，魏忠贤在阜城县一间客店投缳自尽。死亡确切时间不明，因为人们是后来不见动静，推门入内，才发现他已经死去。屋内一共两具尸体；另一具，属于他所宠爱的一个漂亮小太监，名叫李朝钦。
有自杀的勇气，却无放手一搏的胆量，让人无法理解。在此之前，魏忠贤有造反的机会，也很有这样的条件。他不是为了表示清白与忠诚，能反而不反；他明明有企图，甚至计划。没有干，归根结底，只因骨子里就是一个“小人物”，怯懦、不自信，无从超越。他一度成为“大人物”，乃至庞然大物，非因自己能干，是朱由校、客氏到整体坏掉的士大夫阶层一起“帮衬”的结果。
提起魏忠贤，许多人记着他如何作威作福，如何荼毒天下，如何强势的一面。在我，首先想到的却是另一面：此人一生，先后两次亲自下手，去实行对自己的严重戕害——头一次将自己阉割了，第二次索性把自己杀掉。
我对此印象更为深刻。
党祸
党派门户之争，乃明末政治的显著特色。明之亡，有诸多不可避免的必然，而党争所起作用，为其荦荦大者。孟森先生说：“建州坐大，清太祖遂成王业，其乘机于明廷门户之争者固不小也。”｛107｝隐然有“明非亡于强敌，而亡于党争”之意。而当时之人，则依自己的体会评论道：“尝观国家之败亡，未有不起于小人之倾君子一事；而小人之倾君子一事，未有不托于朋党之一言。”｛108｝也认为明朝亡乎此，但偏重于从正人遭摈斥也即内祸的角度来看。应该说，以上两个层面合起来讲，才是对明末党争危害的较为全面的认识。
党争发展成党祸，是天启朝的事情，而其起源则远在五六十年前，过程又极为复杂，足够专门写一本大部头的史著。刘承干说：“溯明季门户之争，始于神宗之倦勤，清流之祸，极【与“亟”通假】于熹宗之庸闇【暗】。”｛109｝吴应箕则认为更早：“极于万历丁巳，而嘉靖诸政府已开其渐。”｛110｝这是说，嘉靖年间，当夏言、严嵩、徐阶各自专权，而党同伐异之时，党争已经形成。这情形，我在叙述嘉靖故事的时候，曾细表过；我并且强调，那种争斗并非偶然，根本上亦非夏、严、徐等人主观上有此强烈意愿，而尽出于嘉靖皇帝的驭人之术，是他一手挑拨和掌控的结果。嘉靖时代在明朝历史上的转折意味，于兹再次可见一斑。
门户意识既开，遂演变成为一种政治模式，以及官场套路，后面的人，很容易就走到这种思路里头，既是政治经营的策略，亦是做大官的要诀。张居正作为徐阶的传人，顺理成章继承了这笔政治遗产，当政期间，在与高拱等人的较量中，加以新的演绎。到万历中期以后，伴随若干重大问题的争论——从“国本”之议、矿税之争，到“忧危竑议”、“续忧危竑议”、“福王之国”、“梃击案”——朝臣之间，派系林立，咸以彼此攻讦为能事；而政见分歧之外，一些人情世故也渐渐羼入其中，师门、宗姓、乡党等等，终于形成了齐党、楚党、浙党、东林党这四大政治势力。然彼时之所谓“党”，既无组织，亦无章程、纲领，他们自己内部未见得有“结为同志”的意识，而是自外人、尤其相敌对的政治势力眼中，这些人沆瀣一气，勾结在一起，于是拿“党”这样一个明显带有丑化意味的词相赠。
及魏忠贤崛起，各色党人都聚集到他的麾下，来打击东林党。这时，混战的局面开始简化，变成阉党与东林党之间的单一对抗；基于门户之见的“党争”，也开始走向所谓“小人之倾君子”的“党祸”。
强调一下，对“小人之倾君子”，只能从整体上作此理解，并非只要反对过东林党，便都归于“小人”类。熊廷弼就是突出的例子。他在当御史时，专跟东林党人捣蛋。他在同事中有两个好友，一个叫姚宗文，一个叫刘国缙。三个人都不喜欢东林党，经常联手攻击。熊廷弼这种行为，缘于性格，“性刚负气，好谩骂，不为人下，物情以故不甚附”｛111｝，用今天的话来讲，属于比较“各色”的人——谁都别惹我，惹我我就骂；只要不高兴，逮谁骂谁。很情绪化，有点狂狷的味道，但并不包藏祸心和有不可告人之目的。姚、刘这两位，却不同了。他们拼命向东林党开火，意在谋取晋身之阶。后来熊廷弼被委重任，经略辽东，姚、刘本着同一战壕之战友，“苟富贵，毋相忘”的心理，指望熊廷弼拉一把，熊却不屑于搞这一套。于是这两人掉转枪口，倾力诬陷熊廷弼。不单自己干，还鼓动同类群起而攻之，指责熊廷弼欺君、专断、丧师辱国。熊廷弼果然被拉下马。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替熊廷弼说话、实事求是肯定其功绩和才干的，倒是东林党人。熊罢官后，不服气，要求朝廷派人前往辽东核实情况。朝廷原本打算派那些攻击熊廷弼的人担当此任，是杨涟上疏阻止，改派中立的兵科给事中朱童蒙前往。朱返回后递交报告称：“臣入辽时，士民垂泣而道，谓数十万生灵皆廷弼一人所留。”沈阳被破之后，首辅刘一燝（在崔呈秀编织的《天鉴录》中，他排在东林党第四位）出来说公道话：“使廷弼在辽，当不至此。”｛112｝后来也是因为东林党人支持熊廷弼复出的缘故，魏忠贤一伙把天启二年关外失守的账，记在东林党名下；曾经力攻东林党的熊廷弼，也被他们视为东林党的同路人。
这个故事，说明三点：第一，攻击东林党的，未必是小人；第二，小人和君子之间，最终一定不能相容；第三，正人之间，纵然不和，也不失对事实的尊重。
以上，将明末党争的来龙去脉略作交代。然后专门说一说东林党。
“东林党”，是政敌们所给它的诬蔑性称呼，即“一伙结党营私的东林人”的意思。对此，东林党人自然不承认，也没有人会喜欢这个称呼。今天，我们因为通常已不以为“党”这字眼，有何不光彩之处，所以也跟在后面叫他们“东林党”——实际上沿用了东林党的敌人的说法——而并不觉得抱歉。这是语词随历史而发生变化，比较有趣的一例。
东林，书院名，在无锡，始建于宋代。当地有个大学者，名叫顾宪成，流传甚广的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即为他的手笔，颇透露了他的品性。万历二十二年（1594）他因事忤旨，革职，还归故里，从此致力于讲学，实现以教育和学术兼济天下的抱负。他先是在家中辟“同人堂”，教习士子，同时也常约请常熟、苏州、松江、宜兴等处贤达来无锡讲学。那时，长三角地带已为全国文化和学术最发达的所在，凭此依托，顾宪成迅速聚拢起浓厚的思想氛围，一个学派呼之欲出。不久，他倡议重修东林书院，获士绅响应，地方官也乐助其事。万历三十二年，修竣，顾宪成任主持，直至八年后（1612）去世。书院既立，又有顾氏这样的名儒主持，各方学者纷至沓来，朝中一些声望素著的官员如赵南星、邹元标、孙慎行等，或遥为呼应，或亲临授学，东林书院一时俨然士之渊薮。
与齐党、楚党、浙党（更不必说后来的阉党）不同，东林党确实有了一点近代政党的影子。它是一个精英群体，有思想、意识形态上的认同，有基本的伦理和治国理念，而非纯粹出于各种功利目的达成的妥协，或建立的同盟；同时，更重要的是，它不仅仅是一个思想运动，一种空头学术，而明显存在用理论改造现实的强烈意愿，试图去代表和表达比较广泛的民众诉求（这是它在遭受魏忠贤迫害时能够被民众所拥护的原因）。
人们因为思想立场，汇集起来；然后又带着这立场，返于政治实践。万历晚期，东林党人的政治影响力开始显现。他们在诸多重大朝政问题上，发出自己的声音。由于当时政坛，只有东林党人形成自己的基本政治理念，别的派别都是在攘权夺势动机支配下，搞实用主义权术、机会主义政治，相形之下，东林党人看起来似乎就很有原则、很执著、很不顺从、很理想主义，总扮演现实的批评者和反对派。这让万历皇帝备感恼火，严厉加以打压；反过来，东林党人在一般读书人和民众中间，却取得良好声誉，被视为“正人”。
这声誉，乃是雄厚的政治资本，借乎此，随着神宗死去和光宗即位，东林党人遂得以成为主流派。一朝天子一朝臣，当初东林党人从维护“国本”的立场出发，坚定支持太子朱常洛，阻挠朱翊钧偏私郑贵妃及福王，现在朱常洛熬出头，当然要对东林党人表示信赖。他开始重用东林党人，虽然在位仅一月便遽尔病殒，但指定的顾命大臣中，东林党人占有相当的比例。“移宫案”中，也正是有赖这些人，朱由校才脱离李选侍控制，实现权力平稳过渡。出于这种关系，刚刚做皇帝的朱由校，与东林党人之间，不但没有龃龉，反而深为倚重，刘一燝、叶向高、邹元标、赵南星、左光斗、孙慎行、杨涟、高攀龙、王之宷、袁化中、顾大章、周起元、魏大中、周朝瑞……这些东林骨干以及同路人，或居高位，或被重新起用，从而出现了所谓“众正盈朝”的局面。
“蜜月”是短暂的，朱由校迟早要跟东林党人翻脸。非因别故，就是因为东林党人以“正人”自居，试图在政治实践中坚持他们从思想理论上认明了的一些理念；反观朱由校，作为皇帝，用“私”字当头去理解、运用和支配权力，同样必然。此二者之间，一定会有抵触，一定将爆发矛盾。
“私”字发挥作用之际，朱由校自然而然与客、魏之流穿上一条裤子，而与扶其坐上龙床的东林党人愈行愈远，直至视之为仇雠。
东林党人，也因为以“正人”自居，不肯妥协，同样陷入一种历史宿命。这宿命，直接地讲，就是“梃击”、“红丸”、“移宫”这明末三大案所形成的历史积怨。欲明天启党祸的由来，三大案实为一个关键。
万历以来，东林党人不弃原则，一直与众宵小为敌，结下很多“梁子”。三大案中，他们得罪了一大批人：太监、宠妃、朝臣中的投机分子等等。这些人个个怀恨在心，但有机会，即思报复。魏忠贤本人在“移宫”之际押宝李选侍，又力主将朱由校扣为“人质”。东林党人成功解救朱由校后，杨涟即疏劾魏忠贤，欲绳之以法。虽然在王安保护之下，使用调包之计，混淆视听，将李选侍身边另一个名叫李进忠、也犯有过错的太监（前面说过，当时魏忠贤还未改名，也叫“李进忠”）推出抵罪，但这始终是魏忠贤的一大心病。后来对杨涟、左光斗等出重拳、下毒手，实在也是被这恐惧所激发——从清洗东林党后推出《三朝要典》来看，魏忠贤的目的就是要翻案，否定东林党人作为这段历史的“正确路线代表”。既然老大一马当先，带头迫害东林党，三案以来与东林党人有各种“不解之怨”的众宵小，能不欢欣踊跃、奋勇向前？
此为党祸发作之前的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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