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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不忍成历史-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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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然，从广安门方向冲出来一辆铁甲列车，车上机炮、机枪密集的弹雨像灼热的蜂群撕扯着我军阵地。顿时，阵地上被打得飞沙走石，如同刮沙尘暴一般，有的子弹甚至打到了三营侧后纵队指挥所的大砖窑上。
显然，这是敌人看正面攻不动，妄图从铁路突围。张同新命令：立即炸掉铁路！九连长带领战士上去了；三营长带领战士上去了，他们都被打倒在铁路上。装甲列车轰隆隆向我阵地急驶过来，眼看就要突破我军防线了，形势异常严峻。张同新一面组织火力射杀火车后面的步兵，一面请求纵队炮兵支援。此时吴瑞林在砖窑上目睹了一切，他果断指挥纵队炮兵向铁路实施覆盖射击，炸毁了路基，迫使装甲列车后撤。张同新随即率部队向敌人发起反击，突然，一颗炮弹在身边爆炸，他永远倒在了京郊大地上。
对于丰台的久攻不下，傅作义大为恼火，他训斥部下：“共军在丰台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师兵力，留下预备队，用在前沿上顶多就是两个团，并且是多面防御，从兵力来讲，我大于敌……为什么拿不下来！”
颓然而立的部下们眼睛里流露出一种迷茫，现实使他们在傅长官面前做任何辩解都是徒劳的。最后只能无奈地说：“共军的部队士气太盛，异常勇猛，当兵的根本拿死不当回事，国军实在敌不过他们。”
正当五纵在丰台与敌激战时，野战军领导为减轻丰台五纵压力，急令韩先楚率三纵火速攻占南苑机场，顶住了敌人一个师的进攻。
傅作义在丰台屡战屡败，南苑机场又丢失，攻击丰台的部队处于我军两面夹击之中，深感气数已尽，便以“共军顽强，我军疲劳，不宜再攻”为由，把部队撤回到了广安门内。
丰台阻击战胜利结束，吴瑞林率五纵这个“小老弟”在“四野”大哥哥面前打出了威风。
丰台阻击战的胜利，受到中央军委和“四野”的表彰，纵队多人被授予“毛泽东奖章”和“战斗英雄”称号。军委周恩来副主席说：“五纵完成了军委原准备交给两个纵队去完成的任务，提前50多小时截断了平绥、平汉、平津铁路和公路线，兵贵神速，进攻打得好，防御也打得不错。敌人在飞机、坦克、装甲车、大炮掩护下，一天内多次反击丰台，最多一次使用了6个师，你们都顶住了，真不简单啊！而且你们一个纵队一次战斗中就缴获敌人106辆坦克，到目前为止，在全军也是少有的呀！”
丰台阻击战的胜利极大地振奋了平津前线部队。随着敌35军在新保安被华野围歼和天津战役的胜利，穷途末路的傅作义，终于万般无奈地接受了和平解放北平的条件。
平津战役后，1949年1月底，五纵奉命进入涿县、良乡地区进行整训，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四野”第四十二军，吴瑞林任军长。
3月中旬，吴瑞林奉命到北京饭店；“四野”参谋长刘亚楼交给他一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授命四十二军负责护卫党中央由西柏坡迁入北平。
接到任务后；吴瑞林深感责任重大；回到部队住地后立刻做了精心部署。3月23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五位中央领导率中共中央、解放军总部，从西柏坡出发“进京赶考”。
这一天春风和煦，阳光明媚，200多辆车组成的车队浩浩荡荡，我军沿途护卫，当晚在部队住地宿营。部队腾出最好的房子；火炕烧得暖暖的。为加强戒备；这天晚上；吴瑞林和师领导亲自代班；一宿没睡，岗哨全部由团、营、连级干部担任。
那天的晚饭是大锅的鸡丝挂面；热气腾腾的。马上要进北京了；大家心情格外的好。朱德总司令吃得满头大汗，高兴地说：”真香啊！好长时间没吃这东西了。”
完成护送任务后；吴瑞林又率42军汇入了解放全中国南下大军的洪流中。
四野是怎么炼成的
——刘亚楼在四野
留苏生涯
1937年４月初，身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训练部长的刘亚楼（入校前为红一军团２师师长），接到中央军委通知，被选送到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
刘亚楼告别了“抗大”和怀孕的妻子员凌漪，与李天佑、卢冬生、钟赤兵、谭家述、杨至诚等人一起，经甘肃、新疆，踏上了赴苏学习的行程。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历史上，刘亚楼成为红军时期为数不多的赴苏军事留学生之一。
伏龙芝军事学院院址在莫斯科，是苏联武装力量培养合成军队军官的高等军事学府，也是研究诸兵种合成作战的科研中心。
学院对学员要求极为严格。除了要求学员具备优良的军事素质与实践经验外，还要求学员具备高中以上文化基础，而刘亚楼初中还没读完。于是入学后，一切都要从基础补起。超负荷的作业使他深感学习的繁重和艰难，然而更为困难的还是语言不通。初到苏联因语言障碍，刘亚楼吃尽了苦头。
刚入校，刘亚楼因患急性阑尾炎住院，当时苏联正处于经济恢复时期，药品尤其是麻醉药品十分匮乏。手术前医生征求他的意见是否需要麻醉？因为说的是俄语，他听不懂，两人就用手势比划，但是，麻醉不麻醉是很难用手势比划清楚的。刘亚楼先是点头，又感不对，赶忙摇头。医生自然懂得摇头不算点头算的道理，以他最后摇头为态度，把他抬上手术台，将他手脚定在手术台上，实施了开腹手术。刘亚楼痛得死去活来，豆大的汗珠从额头滚落，在极其恐怖的气氛中完成了手术。
术后修养，病榻上的刘亚楼嫌枕头太薄，用手势比划着请护士小姐帮忙增加两个枕头，护士小姐误解了他的意思，以为他是要求和她一起睡觉，于是哭哭啼啼报告了护士长。护士长大怒，冲进病房训斥刘亚楼。不管刘亚楼怎样比划，护士长还是认为中国留学生就是要和她的女护士睡觉。
这件事闹到院长那里。幸而院长初通汉语，他到病房看了刘亚楼的比划并听取了他的说明，才平息了这个“桃色”事件。
这两次“误会”使刘亚楼痛下决心，攻下语言关。
出院后，他以顽强的毅力投入了学习。他起早贪黑，利用一切场合与苏联人练习俄语发音，用俄文背课文、记单词，在很短的时间里，刘亚楼就能熟练地用俄文对话，并能记录，为学习军事理论打下良好基础。
在校期间，刘亚楼在提高军政理论水平的同时，更多的是遵照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的嘱托，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统一战线，帮助共产国际执委会了解中国共产党真实情况，支持我党的政治路线。他如饥似渴地学习先进的指挥管理经验，追踪外军发展动向，同时，结合中国革命武装斗争的实践，进行认真的思考和总结。在学校组织的学术研究和课题演练中，刘亚楼富于谋略，善于组织的作战能力博得师生们的赞扬。
1941年6月22日凌晨，德国军队以突袭方式入侵苏联。9月底，刘亚楼等中国学员依照苏军总参谋部的安排，结束了在伏龙芝军事学院的学习，参加了苏联卫国战争，他化名萨沙，被授予少校军衔。伟大的卫国战争是社会主义苏联最严重的时期，刘亚楼和苏联人民一道，经受住了严峻考验。
1942年夏天开始的斯大林格勒会战，是苏德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刘亚楼参加了这次残酷的交战。随着严寒降临，身处南欧的德国军队因缺乏过冬准备，冻死冻伤不少，战斗力明显削弱。刘亚楼及时向苏军指挥部建议，针对德军弱点，利用严寒大规模聚歼敌人有生力量。首先出动战机掌握制空权，打击德军空中力量，掩护轰炸机扫平地面障碍。后勤运输应有别于德军，采取机械化与非机械化结合，利用各种工具和渠道保障战争物资及时到位。而后以装甲部队为先导，由擅长冬季作战的西伯利亚骑兵和高加索滑雪部队快速跟进，实施陆空协同对德军反击。
刘亚楼提出的作战方式受到苏军统帅部的关注，接下来的几次战斗证明这种方法切实可行。苏军高层不禁对他刮目相看，多次动员他加入苏联国籍，都被他谢绝了。
1943年夏，刘亚楼被分配到苏联远东军区，在军区机关做见习参谋工作（苏军规定，在苏联服役的外籍军人只能当参谋，不能当主官），同时对“抗联”教导旅（苏联远东军区步兵独立第８８旅）的军政训练进行指导。为使军政训练收到实效，刘亚楼亲自动手，先后编写了《中共党史》、《红军长征史》、《西安事变》、《统一战线中的联合与斗争》、《平型关战斗胜利的意义》以及《中国地形》、《正规战》等教材，并亲自施教，全面提高了干部战士的军政素质。留苏生活中，刘亚楼付出了艰辛，经受了磨炼。
1945年８月８日，苏联政府对日宣战。８月９日凌晨，百万苏军在长达4000余公里的漫长战线上，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海陆两方面分四路进入我国东北，向日本关东军发起全线进攻。值得一提的是，由刘亚楼负责训练的“抗联”教导旅组成了四十一支先遣小分队，作为攻击部队的向导，引导苏军进入中国。而在这个旅的朝鲜同志金日成、崔庸健、金策、吴振宇、金一、朴成哲等回国后，均成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党、政军领导人。此时的刘亚楼化名“王松”，随苏联红军回到了阔别８年的祖国。
走马上任
1946年，我东北民主联军经过“四平保卫战”，沉重地打击了敌人，但部队也有较大伤亡。因为没有根据地，加之力量悬殊，我军主动撤出了松花江以南广大地区。６月，根据中央决定，东北局进行了改组。新的东北局在哈尔滨召开了会议，做出了有历史意义的“七七决议”，开始广泛发动群众进行土地改革，组织兵力剿匪，加速了根据地的建设。各主力部队也迅速得到补充与扩大。此时，经罗荣桓推荐，中央军委批准，学成归国的刘亚楼出任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原参谋长伍修权任第二参谋长，主管军工生产。
刘亚楼上任后便抓紧时间熟悉情况。他感到，虽然我军在抗日战争时期各部队已经有了司令部，但司令部组织机构和业务很简单。当时司令部的干部都是由关内各根据地调到东北的部队临时抽调的，来自五湖四海。他们虽然有工作热情，但思想作风、工作经验均有差异，且普遍业务素质较低，组织很不健全，分工也不明确。司令部机关的几个主要部门特别是情报和通讯基本处于敌情不明、上下不通的状态，工作比较被动。
刘亚楼认为，司令部要适应复杂的战争形势，适应游击战向运动战的战略转变，必须健全组织机构，加强业务建设，提高作战指挥的能力。他首先抓了情报部门的组织充实和业务建设。把关内来的、凡是做过情报工作的干部集中起来，成立了技术侦察部门，加强了司令部的侦察队伍和技术训练。这一手抓得及时，抓住了要害，收到了实效。在以后的三下江南，夏、秋、冬季攻势及辽沈、平津战役中，情报部门能及时提供敌情动向，使各级指挥员能不失时机地指挥部队完成围歼敌人的任务。
同时，他在司令部设军务部门负责兵员补充，装备调配（还监管干部的调配）；设训练部门（当时主管作战经验的收集、总结、推广等）和地图科，在哈尔滨地段街办起了一个印刷厂，很快印出了第一批军用地图下发各级指挥机关。为了加强地图科建设，刘亚楼报总部批准，从部队抽调了一批具有一定文化基础的战士，以从伪满接收过来的技术人员为骨干，在勃利县成立了测绘学校（解放军测绘学院前身），解决了绘制地图的专门人才。
他还狠抓通讯部队建设。当时通讯部队来自全国各根据地，通讯器材、技术人员、报务员严重匮乏，加之现有器材规格不一，人员技术参差不齐，工作纪律也很不严格，直接影响了战场指挥。
刘亚楼知道通讯部门进行了大量的整顿工作，组织新的通讯网络，严肃通讯纪律，根据当时的技术条件，很快建立了一支得心应手的通讯队伍。
与此同时，刘亚楼根据领导层的分工对当时部队的工兵、炮兵、装甲兵、航空兵工作给予指导。他任东北航校校长期间（这时他还兼任俄文学校、参谋学校校长），不等不靠，自力更生，埋头苦干，提出“短小精干，持久延长”的办校思想，为我军空军建设培养了人才，保留了骨干。特别在炮兵建设方面，他全力支持朱瑞司令工作，在炮兵使用和步炮协同作战上花费了大量心血，经他不懈的努力，东北民主联军的炮兵得到迅速发展。
在司令部业务建设方面，刘亚楼为培养充实基层参谋人员，从部队抽调了100名具有高小、初中文化程度的连排干部，连同司令部原有的参谋人员，在哈尔滨连续办了三期参谋集训队，每期六个月，他多次亲自授课。每次学习期满，考试合格发结业证书。这些经过培训的参谋人员，均成为后来部队参谋工作的骨干。
刘亚楼的参谋长工作非常辛苦繁忙，为了弥补学习材料的不足，他利用夜晚休息时间，亲自翻译了俄文版的《红军野战参谋业务条令》，下发到民主联军团以上司令部，参谋人手一册。尽管苏军参谋业务与我军司令部工作不尽相同，但在当时环境下，这部条令对规范司令部业务起到了很大的指导作用。
刘亚楼很注意根据战局发展变化，收集总结参谋工作中出现的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工作意见。司令部机关的工作直接面对首长和部队，责任重大，繁琐细致，对人员素质要求很高。在频繁而艰苦的战争环境下，由于思想工作跟不上，一些司令部机关人员不安心工作，嫌机关发展慢，级别低，要求下部队。个别人甚至说什么“宁为鸡头，不为牛后”。根据这些反映，刘亚楼一方面做思想工作，一方面采取措施注意解决实际问题，保证了参谋人员的相对稳定。
建设有头脑的领导机关
1947年夏季攻势历时50天，东北民主联军歼敌８万余人，收复县城42座，解放敌占区16．6万平方公里，控制铁路线2500公里，使中长铁路陷入瘫痪。东北战场战略主动权发生了转变，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为了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刘亚楼建议召开了第一次参谋工作会议。刘亚楼主持会议，他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听取到会同志的批评和建议，然后根据参谋人员反映的“四多四少”（使用多培养少、批评多表扬少，碰钉子多撑腰少，任务多级别少），从思想教育入手，解决实际问题。在他的建议下，师以上司令部建立了直属政治机关（目前我军仍沿用），以加强对参谋人员的思想领导；明确参谋人员的行政级别，以适当提高参谋人员的政治、生活待遇；对一些不重视参谋工作的领导进行了批评。此举调动了参谋人员的积极性，稳定了司令部机关队伍。
随着夏、秋、冬攻势的胜利，东北部队开展了以“五整一查”的新式整军运动。1948年１月，中央军委命令成立东北军区，东北民主联军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刘亚楼被任命为第一参谋长。３月，东北人民解放军召开了第二次参谋工作会议。军区所辖纵队、师两级参谋长及纵队、师司令部作战、侦察、通讯、管理、机要科长近300人参加了会议。刘亚楼对当前的作战特点进行了总结，即：集中行动与作战规模越来越大；攻坚战比运动战增多；战斗的复杂性和技术性增强，战役的空隙时间变短等。以东野总部确定的“大兵团、正规化、攻坚战”为主题，从三方面（情况、任务、几个具体问题的回答）分21个专题做了报告，使各级司令部为今后的作战任务做好充分的精神物质准备。
刘亚楼在日常工作中很注意培养司令部机关的工作作风。他强调工作效率，厌恶办事拖拉，要求各部门做到“今日事今日毕”，对部队提出的问题要有问必答。作战指挥部门要密切协同，尽量减少工作环节上占用过多的时间。通过严格管理，“东野”机关形成了良好的工作作风。首长下达命令，作战部门在起草文件的过程中就通知机要部门做好译电准备；机要部门当即通知电台沟通与有关部队的联络。在大兵团的运动战中，上级命令能迅速传达到部队，对捕捉战机、保证战斗胜利是至关重要的。
在战斗、战役最紧张的时候，刘亚楼将司令部有关科长派到首长处值班，以便及时掌握情况，增加工作主动性。他还非常注意及时地向有关方面通报战况，以取得各方的配合与支持。当时东北局在哈尔滨，“东野”司令部在双城，刘亚楼要求作战部门每天必须将战况和首长作战意图复写后送东北局和政治部主任谭政，使各方面工作都能与前线密切配合。
刘亚楼在部队建立了正规的报告制度。每到一地必须报告自己的位置和当前的情况。他要求司令部作战部门必须做到对每个部队（当时要求到师和个别执行重要任务的团）的时间、地点、在做什么要随时掌握，否则就是失职。因此，参谋人员把部队位置及时标到“东野”作战指挥用的地图上，做到有问必答。由于我军由长期的游击战争环境转换为大兵团运动战，一些部队难改游击习气，开始有不少人对这种报告制度很不习惯，部队情况经常迟迟不报，影响了统一的指挥和协调。刘亚楼与这种不良行为进行了坚决斗争。他规定，各部队作战部门每到一地，首要任务是给电台选择位置，架设电台与总部联络，报告自己的位置，包括部队行军过程中的休息也要这样做。不及时报告，参谋长就要负责任。经过半年多的要求，甚至对个别屡教不改的参谋长指名道姓地批评，才使“东野”部队养成了良好的报告习惯。
在作战指挥上，他不愿过多干扰上级，但发现问题就及时提出。如辽沈战役中，华北敌人向葫芦岛增兵，在“攻锦”问题上林彪曾一度产生过顾虑，给中央军委发电报想回师长春。刘亚楼觉得不妥，他及时找罗荣桓政委商量，然后一起提出意见，林彪很快改变了决心，将原先电报作废，继续决定攻打锦州。
他对“东野”的战术原则，能根据作战实践和部队需要进行总结归纳。譬如当时城市攻坚战如何在主要突击方向上组织有效的战斗，我军缺少一套行之有效的战法。他根据一些部队成功经验提出了“四组一队”（爆破组、突击组、火力组、支援组、战斗队），提醒部队在主要突击方向上必须根据敌人的防御特点严密组织。这个提法，作为一项战术原则，被“东野”在攻坚战中广泛使用。
刘亚楼在指挥中善于通过对小问题的发现，看到战术运用的重大原则。他非常重视炮兵使用的一般原则、火力组织、协同动作，多次在各种会议上讲解示范，指导部队运用于实践。但他更重视对炮兵战术技术的具体运用。一次“东野”派一加农炮连对松花江陶赖昭铁桥头的坚固碉堡进行轰击。刚开始炮兵按教程规定做较远距离射击，效果不理想，后来炮兵在没有敌情顾虑的情况下，将大炮推到离敌很近的距离上，从炮膛内直接瞄准射击，命中率一下提高50％。他抓住这个典型战例，提出我军炮兵在有条件的情况下，要尽量抵近射击。这项要求在“东野”以后的攻坚战中起到重要作用，部队也确实尝到了甜头，并在实战中大胆发挥。在锦州、天津攻坚战中，我军炮兵通过堑壕迫近敌阵前沿，有的大炮甚至接近到手榴弹投掷距离上直接瞄准轰击，不仅大大提高了命中率，而且节省了弹药，更重要的是给予敌人心理上的震撼。敌人惊呼：“共军的仗是怎么打的，大炮都顶到我们脑门上了。”我军将士则欢呼：“我们的大炮上刺刀了，炮兵万岁！”
对辽沈战役发动的战略佯动和隐蔽伪装，刘亚楼知道司令部做了大量工作。对于部队开始行动时间采取了严格保密措施，组织了十分逼真的无线电佯动和无线电静默。为了做到这一点，他指挥各部队用原有电台在原驻地正常工作，给敌人以“东野”尚未行动的错觉。而各纵队携带新的电台，夜行晓伏隐蔽地向锦州开进，在到达指定地点前不准出现空中信号。在东北我军控制区频繁放出攻打长春的信号，少量围困长春的部队晚上向南、向西、向东运动，白天又回头向长春开进，暴土扬尘，给敌人空中侦察造成我军继续向长春集结兵力的错觉。对铁路运输也做出周密安排。南进部队白天分散在小站上待避，夜间则鱼贯前进，向北开的都是部队运到后北返的空车。“东野”前线指挥所9月21日乘火车从双城向前线开进，为造成敌人错觉，火车先向北开哈尔滨，经短暂停留后，向东南牡丹江方向行驶，然后掉头西返，经齐齐哈尔、白城子南下。在锦州战役打响前，许多部队都不知道具体任务，直到大部分部队已到锦州城下，总部才发布协同命令。而直到兵临锦州城下，卫立煌、范汉杰才蓦然醒悟“东野”的意图。这不能不说明刘亚楼严密的组织工作，隐蔽了战役企图，保证了整个战役的胜利。
城市攻坚战
攻克天津之战，我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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