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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不忍成历史-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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儆О堋＃冈�30日，彭湃遇害。彭湃与李春涛都是柯柏年的同乡、学长、革命的领路人，每每说起这次失败的营救，柯老都有说不出的懊悔和难过。
按说，特科的同志长期战斗在敌人心脏并担负极其艰巨的营救和除奸工作，个个理应百步穿杨且身手不凡，但柯柏年根本看不出有这方面特长，一介书生模样。他的孩子们说柯老挎了几十年枪，可能根本不会放！20世纪50年代，北京市公安局清缴社会私存枪支时，柯老将自己珍藏的一支毛瑟（驳壳）、一支白朗宁上交给了组织。
白区的中央遭到致命打击，党的中央机关已无法在上海生存，被迫转入江西根据地，“中国左翼文化界联同盟”也转入地下。这段时间，柯柏年东躲西藏，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生活极其艰难。他出身书香，肩不能扛，手不能提，做工务农都不行。在泰国曾办过鸡场，因发鸡瘟，血本无归。此时只能以笔为生。1932年４月在上海主编《研究》杂志，只出了一期就被国民党查封了。其间为了生存，他自学无线电技术，试图开个电器行谋生，最后也不了了之。
参加延安整风
西安事变后，党中央于1937年初由陕西保安（今志丹县）迁往延安，中国革命有了一个较稳固的后方。柯柏年北上与党组织接上关系，被安排到中共中央马列学院任教，讲授哲学和社会发展史，不久又转到中共中央研究院从事研究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兼院长，柯柏年任西方革命史、国际问题研究室主任，洪文涌任中国历史研究室主任，艾思奇任中国文化思想研究室主任，欧阳山任中国文化研究室主任，师哲任俄语研究室主任，王思华任中国经济研究室主任，张心如任中国政治研究室主任等。
马列学院还设有编译部，这段时间是柯柏年翻译工作的黄金时期，先后与其他同志合作翻译编辑了：恩格斯《革命与反革命》（王实味、柯柏年译）；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通信选集》（柯柏年、艾思奇、景林译）；马克思《拿破仑第三政变记》（柯柏年译、吴黎平校）；马克思《法兰西阶级斗争》（柯柏年译）。
张闻天非常重视这项工作并兼该部主任。他规定，翻译人员每天至少译汉字1000字，每千字可得稿费边币一元钱。
1942年２月１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整风》报告。28日通过《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至此，以整顿三风（党风、文风、学风），与其相连的整顿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和党八股为标志的延安整风开始。
整风学习刚开始很正常，柯柏年、吴黎平、艾思奇、张仲实等受命编辑《马克思、恩格斯方法论》，完稿后交毛泽东审定，并作为整风学习材料之一在延安出版，在各解放区大量印刷。大家认真学习文化，研究党的政策、方法，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纠正了一批错误思想和不良作风。然而，这场整风运动随后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1942年６月２日，党中央成立了总学习委员会。毛泽东为组长，康生为副组长，领导全面整风运动。由于康生回国后当上了中央党校校长和中央社会部部长，掌握了教育、审干的一部分权利，且又善于耍两面派，见风使舵。他做出忠心耿耿和一贯与王明路线斗争的样子（在莫斯科他是王明忠实拥戴者，曾高呼过“王明万岁”，延安整风却摇身一变成为反王英雄），取得了中央的信任。
整风运动开始不久，中央研究院被点名为“教条主义大本营”，定为整风运动的重点，后又作为审干重点，把矛头指向一些老同志。中央研究院有一名特别研究员、老共产党员王实味，在整风开始后写了几篇杂文，批评他认为出现在延安的不良现象。他对延安经常上演京剧《玉堂春》、在周末举办交际舞会极为不满，认为前线将士为抗日流血牺牲而后方却歌舞升平，与战时气氛不协调，便在《野百合花》中以“歌喉玉堂春、舞回金莲步”对这种现象做了尖锐讽刺。
文章发表后，被国民党利用作为攻击共产党的口实，王实味为此受到批判，被打成托派分子。柯柏年的英文水平较高，译著也多，与王实味一起做过翻译工作，自然也逃脱不了关系，被指责为“教条主义典型”遭批判。一些参加过中央研究院整风的老同志回忆说，批斗会天天开，会场乱哄哄的，大家七嘴八舌，根本不让人辩解。后来甚至发展到无中生有、恶意诬隐。康生甚至说：“谁主动揭发，就奖励他一双皮鞋。”这在物质匮乏的延安，对一些意志薄弱者无疑产生巨大吸引力。还有一些人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甚至表现出双倍的忠诚。搞得研究院人人自危，一片怨气。
延安整风是对柯柏年人生历程的一次重创，困惑中他打算以后再也不搞翻译工作了。尽管后来毛泽东出面，提出整风是为了明是非，长见识，不追究个人责任，压住了康生那一套，但还是深深挫伤了柯柏年。一次在王家坪，毛泽东见到柯柏年时对他说：“柏年，你还是要翻译啊！”柯柏年苦笑道：“再也不搞翻译了。”此后，除了上级交办，他的译作就很少见到了。
参加中央外事组和军调处工作
1943年７月，美军为对日作战需要，在罗斯福总统的压力下，蒋介石同意美军以观察组的名义进入延安。当时美国是我们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同盟国，中央欢迎同他们合作。由朱德、周恩来、彭真、林彪和叶剑英出面与美方商谈，决定在延安设立外事组，组长是杨尚昆，成员有柯柏年、陈家康、黄华、凌青等。
这个小组也是我党早期的外事机构。在工作中柯柏年与美军观察组较好地配合，并与谢伟思和戴伟斯等军官成为好朋友（20世纪70年代，谢伟思入主美国国务院，协助尼克松在中美建交中起到重要作用）。当时毛泽东急需了解外国，特别是美、英两国的情况。中共驻重庆办事处将买到的英文新书运到延安，柯柏年负责安排英文新书的翻译工作，并每月向毛泽东报告一次，运了哪些新书，书的内容是什么。当毛泽东表示要看某书时，柯柏年将该书中文译稿交毛泽东，其他书的译稿和毛泽东交还的译稿则由柯柏年安排运往重庆，再由重庆有关人士安排出版。
日本投降后，国共两党于1945年10月达成避免军事冲突的协议。为执行协议，1946年１月北平成立军调处执行部。美国、国民党、中共三方负责人是罗伯逊、郑介民和叶剑英。柯柏年任我方新闻发言组负责人。由于蒋介石与共产党为敌，军调工作一开始就充满尖锐斗争。
1946年３月３日，天气晦暗，立春快一个月了，豫北新乡依然春寒料峭。这天下午两点，新乡西郊机场突然呈现热闹气氛，彩旗飘扬、锣鼓铿锵、鞭炮劈啪。原来，停战协定签订后，国民党在河北永年进攻解放区没占到便宜。于是借美国驻华特使马歇尔到新乡视察之机，新乡国民党三十一集团军司令王仲廉组织了一帮人，冒充“永年人民代表”向马歇尔请愿，企图把破坏停战协议的罪名栽赃到共产党头上。
马歇尔刚下飞机，就被一帮人围住。他们高喊：“我们向马帅请愿！共产党破坏协定，在永年杀人放火，杀死了3000多人！”这喊声一下子招来一大群看热闹的人。
中共新闻发言组代表柯柏年上前质问：“你们根据什么说共产党杀人放火？！”
“我是永年人，亲眼看到的。”一个代表自鸣得意地回答。
柯柏年一眼看出这位“代表”是国民党军队的一名副官，于是讥讽道：“喂！这位先生，昨天我们还见过面，你什么时候跑到永年当上‘人民代表’了？”
“我……”这位代表脸顿时红得像猴屁股，再也不敢吭声了。
接着柯柏年问：“你们说共产党在永年杀死了3000多人，这数字从哪里来的？！”
“是长官告诉我们的。”一个“代表”挺着胸脯回答。
“你们长官是从哪儿得到的这个数字？你们到底是永年的‘人民代表’，还是国民党政要的代表？！你们不要再闭着眼睛造谣了！”
……
“哈哈！哈哈哈哈……”围观的人群哄然大笑。
这个局面太尴尬了，马歇尔的脸拉得长长的，面色灰得就像晦暗的天气，他顾不得与国民党政要打招呼，匆匆爬上飞机离开了现场。
这样精彩而不夸张的场面，在电影《停战以后》中得到了真实的反映。
板门店谈判
1950年６月朝鲜战争爆发。这场战争是“二战”以后美、苏之间的冷战而导致朝鲜南北两方对立激化的结果。在这场战争中，中国人民做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新中国推迟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和部队大批北调，使我们失去了解放台湾的良机，国家未能统一成为我党老一辈国家领导人的终身遗憾。
1951年夏，朝鲜战争逐渐将战线固定在三八线一带，双方都很难向对方【文】做较大的推进，战争处于【人】僵持状态。交战双方的代【书】表先在开城，后在板门店【屋】举行谈判。朝中方面中方代表是邓华和解方。朝方代表是南日大将和李相朝中将。根据中央要求，外交部为中方代表配备了一个幕僚班子（二线班子），由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负责。这个幕僚班子不上谈判桌，在幕后为中朝代表分析形势，出谋划策。
李克农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积劳成疾，有很严重的肺心疾，多次发作。中央担心他的身体不能支持，1951年11月决定派伍修权去接替他的工作，同去的还有外交部美澳司司长柯柏年。原因很简单，中央认为，让一个和美国人打过交道的人去谈判，柯柏年具备这个条件。
在去开城途中却险象环生。当时正处在“绞杀战”期间，制空权基本上在美国人手中。美国飞机整天侦察投弹扫射，白天根本没法行动，只能利用夜色掩护开进。为了不被美国夜航飞机发现，所有的车辆都不准开灯，只能摸黑慢慢开。越接近前线，道路越难走，来望的车辆也越多，许多军车司机把车开得又快又猛。当柯柏年等人的吉普车正摸黑紧张行驶时，突然发现一个黑乎乎的庞然大物迎面扑来。定睛一看，不由大吃一惊，是一辆军用大卡车！就在两车相撞的一瞬间，小车司机把车头向右猛拐，大家只觉得身下一颠，吉普车腾空而起。就在车体反扣的一刹那，几个人一起甩了出来。那股力量不小，要是摔在石头或树干上，不粉身碎骨也得头破血流。可巧得很，几个人扑通扑通几声竟被抛在一个大水坑里。爬出来一看，谁也没受伤，只是弄脏了新做的制服。大家一起动手，把扣过来的车子翻了过来，一试车，竟然一点没坏，真是喜出望外，急忙爬上汽车向目的地前进。
这是一场“马拉松”式的谈判。朝鲜战争打打停停，中美谈判断断续续。我方代表根据战局的发展，建议党中央要注意我们党内和兄弟党（苏联、朝鲜）对战争流露出盲目乐观、迅速求胜的错误思想。提醒党中央要清醒地看到，经过五次战役后，我军身心疲惫，战线过长，没有海空军队的掩护，如一味南下，很难扩大战果，甚至还会导致美军二次仁川登陆的恶果。这些意见引起了党中央和斯大林的高度重视，对朝鲜战局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有了充分认识。1953年７月，交战双方签署了停战协定。
反右不利，被调离大使岗位 “文革”初期没受保护
1954年柯柏年被任命为驻罗马尼亚大使。在任期间，参与了中美大使级会议，达成两国平民回国协议。1955年至1965年从美国返回中国的科学家有130多人，其中包括为我国“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钱学森等著名科学家。柯柏年还曾陪同周恩来参加日内瓦会议。
1958年，国内在搞“大跃进”，对外宣传口的浮夸宣传引起了许多国际友好人士的质疑，如“亩产几十万斤；钢铁产量三年超英，五年赶美”等。认为这种不切实际的做法会损害中国人民的形象。柯柏年认为这些意见是善意的，如实向国内做了报告，还谈了自己的看法，抨击了国内的浮夸风。
这原本是大使职责范围内的事，意见本身也是对的。然而当时极“左”思潮已在国内形势气候，上述意见被认为是反对“大跃进”。另外，也有人向外交部打“小报告”，说柯柏年在使馆内领导反右派斗争不力，于是被调回国。
1959年，柯柏年被任外交部所属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这一任命本是对他的降职使用！然而这位书生气十足的外交官却很高兴。他多次对人说：“在研究所工作四年是愉快的。到底是研究机关，有时间看书，学术空气浓。我听到很多对国际问题的不同意见，在外交部是听不到的。”
50年代，柯柏年对中苏、中美关系就有很独到见解，这些见解有一些看起来还与当时中央的宣传相悖。他认为，中苏关系交恶始于中苏“蜜月”期。还在斯大林时期，苏联就曾多次提出了侵犯中国主权的要求，但没能得逞。又从经济上打压中国。例如：当时卢布对人民币比价，官价是１：10，市场价是１：4。我国在与前苏联贸易中却一直用官价交易，这种明显带有大国沙文主义的霸道做法，使中国吃了大亏。但那时西方封锁我们，我们是哑巴吃黄连，处境极无奈。
柯柏年认为，中美关系要分两步走，第一步，要让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性，这样两国在建交前可以通过民间渠道做很多事情；第二步，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尽快把蒋介石赶出联合国。
文化大革命时期，外部日常工作仍由陈毅、姬鹏飞、乔冠华主持。他们保护了近90名大使，只有十多名大使不在保护之列，当时任丹麦大使的柯柏年不在保护之列，因为柯柏年是刘少奇夫人王光美的入党介绍人。
受难大使们平时扫厕所，并随时听从召唤，接受批判斗争。柯柏年不认罪，也不按照造反派要求说违心话，因此受到更多人身侮辱。一次，柯柏年挨批斗回家，颇为得意地对孩子们讲，他们（指造反派）说我是王光美的“死党”。我对他们说，我是王光美的入党介绍人，王光美是我的“死党”才对呀！
1968年，周总理指名查问柯柏年的下落，十多名受难大使才被全部解放出来，但外交部并未安排他的工作。在这段时间里，柯柏年也没闲着，看书、听唱片、解数字题、装半导体话匣子，他将赋闲生活安排得其乐融融。
柯柏年看书十分博杂，除了线装古书《四部丛刊》、《四库全书》、淅刻《九通》、《二十四史》（这些都是1949年进城在琉璃厂购得）外，马列著作、文学、历史、考古、科技、数字、音乐，甚至无线电都是他喜欢的读物。柯柏年还有一个习惯，无论看什么书，经常有感而发在边边角角加批注。所以他看过的书往往布满了朱色和黑色的涂鸦。直到1973年，柯柏年才出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
“文革”结果后，柯柏年改任外交部顾问。他翻译了周总理生前交办的澳大利亚作家麦克思韦尔的《印度对华战争》，还参加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英文译稿的审定工作，并被中国翻译工作协会聘为顾问。
1978年，就外交战线拨乱反正的问题，柯柏年提了几条建议。其中有两条建议十分尖锐，引起了与会者的共鸣，这两条建议是：一、“文革”以来一直在宣传中国是一个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国家，认为借债耻辱。其实，稍有经济常识的人都知道，无论是国家还是企业，都需要借债以维持经济工作的正常运行。因此，应将“无债光荣，有债可耻”的旧观念转变为“有债正常，借债合理”的新观念，当然还要量力而行。在当时，柯柏年能提出这条意见是需要有经济学知识的。二、中国是个穷国，但对外援助却十分慷慨，尤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往往因受援国的一句承诺或赞誉，成千上亿美元的外援，我们一分钱的回报都不要，这是“打肿脸充胖子”。
反观西方富国，对外援助吝啬得很。对于中国的无私援助，受援助国并不“感恩戴德”。当他们需要反华时，说翻脸就翻脸。他举了几个亚、非、欧国家的例子。
以欧洲“社会主义明灯”阿尔巴尼亚为例，中国政府1954年就开始向阿尔巴尼亚提供援助，“文革”时期援助达到了最高点。1978年中阿关系交恶，中国被迫停止了全部对阿援助。
在此期间，中国向阿尔巴尼亚提供援款75笔，协议金额100多亿人民币，阿尔巴尼亚成为中国对外援助受援国人均数额最高的国家。阿尔巴尼亚总人口才200万，平均每人达4000元。
这一时期，中国陆续遭受三年自然灾害，苏联撕毁协议、撤走专家，“四人帮”肆虐以及唐山大地震。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中国人民节衣缩食、勒紧裤带、万里迢迢运去的大量钢材、机械设备、精密仪器等，阿方随意堆放在露天地里，常年被风吹雨打。中国专家看了，必痛得直掉眼泪。当中方人员提醒阿方不要随便浪费时，阿尔巴尼亚人员竟毫不在乎地说：“没关系，坏了，没有了，中国再给嘛。”
我国援助阿尔巴尼亚建成的化肥厂，年产20万吨，平均每亩地达400公斤，远远超过我国农村耕地使用的化肥数量。而军援项目之繁多，数量之大，也超过了阿尔巴尼亚国防需要。霍查曾毫不掩饰地说：“凡是你们有的，我们都要有。”谢胡还说，“我们不向你们要，向谁要呢？”李先念副总理访阿时问谢胡，你拿我们那么多东西打算什么时候还？谢胡却说：“根本没有考虑过还的问题。”
在此期间，阿国与我们也有少量的交换。在我们援建的纺织厂，他们用从埃及进口的棉花制成成衣硬卖给我们。下一次水，成人装便缩成了童装。他们生产的钻石牌香烟，连霍查自己都不抽（上海卷烟厂给他专门做烟），这种烟在我国１毛２分一盒，笔者曾抽过，一股生烟叶子味道！
就是这样，霍查还不满意，他白天对我们谈友好，夜里写日记却大骂中国。特别是中美建交后，阿尔巴尼亚对中国的指责由影射到公开，大骂中国人和赫鲁晓夫一样坏！
在亚洲，为了支援抗美前线的兄弟，中国人民几乎倾其所有。一些没有装备部队的试验用车，参加完天安门阅兵便直接从丰台火车站装车运往越南抗美前线。回过头来，他们竟将枪炮对准了我们。
鉴于多年事实，柯柏年建议大幅度削减对外援助金额。他的这两条建议均被党中央采纳了。
柯柏年离开我们近20年了。纵观老人的一生，他为人耿直、秉性刚烈，不随俗、不媚上，表里一致，敢于直言相谏。在政治上，他一贯独立思考；在学术上，他学风严谨，一丝不苟。所有这些，都是我们晚辈可以受用终身的精神财富。
虽九死，犹未悔
——一个真实的红军欧阳启旭
有人说；回顾是为了缅怀。就我个人的情感和喜好；我更愿意从回顾中去追求一种感动；去品味人的内在品质。当好友孙照蒂来电话说：“写写我岳父吧；他的一生不寻常。”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走进协和医院高干病房；见到久病的欧阳老人；疾病已将他折磨得不成样子：瘦骨嶙峋；支枕而坐；说话明显气力不足。人们很难想象；眼前这位曾任协和医院院长、医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兼临床医学研究所所长的瘦弱老人；参军前不曾念过一天书；13岁便追随父亲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两次负伤；九死一生；几乎亲历了共和国的所有战争。革命战争使他见证了我军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并将他培养成为著名的野战外科专家。
为寻父亲 参加红军
欧阳启旭1919年7月9日出生在四川省广元市旺苍县白水乡卢家坝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家中靠父亲租种地主几亩薄田和到矿山背矿维持生活。
1932年中国工农红军红四方面军在蒋介石“围剿”部队重压之下；不能在鄂豫皖地区立足；即突破敌人包围圈；经鄂北、豫西南；到四川北部建立了川北根据地。
红军来到欧阳的家乡；带领百姓斗地主、分田地、闹翻身；穷苦人顿感扬眉吐气。欧阳的父亲欧隆浩受进步思想影响；成为村里的积极分子；被大家推选为村长和赤卫队长。那时红军每到一地；为壮大实力都要进行“扩红”。卢家坝的赤卫队集体组建了一个红军连队；由欧阳的父亲任连长；编入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的战斗序列；这种情况在当时的川北地区是非常普遍的。
自从父亲随红军走后；家里的生活没有了依靠；日子过得很艰难。母亲养活不了兄弟俩；便让他和哥哥去自谋生路。欧阳小小年纪就去背矿、打柴、扯猪草、上山放牛；日子苦不堪言。由于受父亲影响；欧阳萌生了参加红军的念头。他的想法很简单：红军是穷苦人的队伍；当红军能找到父亲；当红军有饭吃。
1933年3月的一天；欧阳在山上放牛；遇见一支红军队伍开过；他将牛拴在树上；与同伴打了个招呼；就跟上了这支队伍；走了10多公里来到一个叫快活岭的小镇子上。部队开饭了；他就站在旁边看；实在饿极了；就跑到部队伙房门口蹲着。这时一个50多岁的红军老炊事员问他是哪里人；来干什么？欧阳说：“我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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