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不忍成历史-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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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团到达仰光后，缅甸总统吴温貌第一次接见周总理及代表团团长，不谈别的，专谈足球。他当着全体团长的面对鲁挺说：“上次我们球队到你们国家比赛时输了，这次我们一定要赢你们。”在场的人都笑了，原以为只是句玩笑话，【。52dzs。】并没很在意。但周总理却将此事记在心上，回来后专门找到鲁挺商量：这场球不能赢！并第一次提出了“友谊重于比赛”的口号。比赛那天，首都仰光万人空巷，政府首脑全部都到了场，不仅体育场内人山人海，连四周的树上、房上都站满了观球的群众。鲁挺根据周总理的意图及时调整部署，让比赛打了个平手。缅方反映很好，缅甸各报均做了报道，盛赞这场比赛堪称是中缅友好史上的一段佳话。中国驻缅使馆的同志评价，这场比赛的结果与中国代表团的访问结果是一致的。

实践证明，由于双方的共同呵护，中缅关系经受了历史考验，中缅边界成为一条和平安宁的边界。陈毅元帅在《赠缅甸友人》一诗中，深情地抒发了这种情怀：我住江之头，君主江之尾，彼此情无限，共饮一江水……这优美的诗句至今被两国人民广为传诵。

在第三十一届世乒赛前的准备会议上，周总理给运动员们讲徐寅生的《怎样打乒乓球》，说这篇文章里充满了辩证法，毛主席高度评价这篇文章，还问女队员郑敏芝学过没有。他强调，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把党和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才能处理好政治和业务的关系，才能在比赛中打出水平，赛出风格，为人民立新功，并正式提出“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口号。

谈到北京2008年举办奥运会，鲁老尤为兴奋，这是体育界多少代为之奋斗的结果啊！是国家的盛事。他说，举办亚运会，争办奥运会，依然是政治的需要。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以此提升本国政治地位，促进经济发展的，否则，大家都争它干啥？切不可忽视它的综合效应，我们体育工作者要通过比赛为祖国的强盛作贡献。鲁老尽管年事已高早已离休，仍然笔耕不辍，他将自己多年的工作实践汇集成文，写出了《通向冠军的道路》《离休散记》等多篇论文，用以教育培养下一代。诗人张恒用诗句高度概括了鲁老的体育人生：

心血浇灌强国路，累累硕果慰平生，前浪如潮后浪涌，老骥欣然望前程。

是战士，才能演好战士

——我所知道的李长华

当初，我与长华叔叔并不熟悉，最早我是从银幕和舞台上认识长华叔叔的。他曾在电影《狼牙山五壮土》中饰班长马宝玉、《碧海丹心》中饰连长肖丁、《战上海》中饰连长李永刚、《江山多娇》中饰男一号高国林；在话剧《带兵的人》中饰连长林智勇、《英雄工兵》中饰连长丁战……他原本就是战士，他扮演的角色基本上都与士兵有关。他的表演，将部队战士演得活灵活现，栩栩如生。不仅形似，更为神似，在我幼小心中深深扎了根。后来我也成为了战士，并和长华叔叔的儿子同在一个连队。那时，广州军区战士话剧团在我们部队扎了根，长华叔叔隔三差五带着团队到部队深入生活或进行创作。他说部队是“娘家”，要经常走动。这又使我对长华叔叔平添了几分敬佩。

“九一三”事件后，我受父亲株连，被处理复员，分到一个山区里“三线”小厂工作。由于离市区太远，工厂每两周进城休息两天。对于家住广州的工人来说，返城之日犹如过年，个个喜气洋洋。对于我却痛苦不堪，因为广州没有家。我家原在广州，兄妹几人也是从广州入伍。随着父母远调北京工作，广州早已没有了栖身之地。按国家政策规定，复员兵应哪儿来回哪儿去。此时我们兄妹几人处在既回不了北京、又无法在广州落脚的两难境地。特别是随之而来的“揭、批、查”和“批林批孔”运动，搞得大家人人自危、个个反目，有谁还敢收留我们这些落难子弟。

就在这极其窘迫的境遇下，身为军区文化部副部长的长华叔叔收留了我。尽管当时他的处境并不好，我却成了他家的常客，有时还与他在一张床上共眠。在那个特殊的年月里，长华叔叔这样做是要冒极大风险的。也就是在这段日子里，我与长华叔叔有了更多接触，对他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曾经被遗弃的生命

秦岭中央的陕西商县，曾是商鞅的封邑，自古被称为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地方。这里最大的特产是“穷”。但这穷乡僻壤却又是关中通往中原的通衢，历朝历代征战必经于此，兵祸连年、徭役无度、土匪如麻，各方势力横行乡里，百姓一贫如洗。

1925年９月，长华生不逢时地来到这个世界上。父亲李臣是一个靠挑脚为生老实巴交的农民。为了一家人的生计，担着200多斤重的担子去河南、过四川、下湖北、上山西，满世界给人挑脚、送货，还是填不饱一家人的肚子。这时又有了长华娃，养不活啊！父母一狠心，把他给扔了出去。谁知这孩子命大，在西渠里风吹雨打整整一夜，狼没吃，狗没衔，第二天四娘上山剜野菜时，见他还活着，便硬把他抱回来。四娘一跨进门槛就说：“嫂子快看，这娃还活着！这娃好着哩，命大，说不定今辈子还要得他的济哩！”母亲夺过孩子，将他紧紧搂在怀里……

还没出月子，母亲就带着他去帮工，干活时往草庵子里一撂，老鼠嗑、老鹰抓、乌鸦啄，头都睡扁了。５岁上还是浑身上下一丝不挂，长年没鞋穿，满脚磨得都是鸡眼。1929年，商县大旱，穷人饿死一大半，长华身上长了鸡蛋大的８个脓包，每个脓包一挤就是半碗脓血水，天天高烧不退。娘寻思他活不成了，从涝地里捞了些黑泥巴往他身上糊，谁知倒让他活了过来。第二年2月，身上脓疮又复发了，小长华初九夜里断了气，娘哭得死去活来。父亲说：“别哭了，趁天黑把娃埋了吧！”母亲不答应，非要等天亮后找块席子裹上再埋。父亲只好把他抱到牛槽子里。天亮后，当父母拿着席子到牛槽边一看，着实被吓了一跳。只见小长华瞪着两只大眼睛望着父母。母亲说：“他大，这是阎王爷捉弄娃哩！嫌他在阳间的罪还没受够，叫娃再回来接着受罪的！”父亲说：“不管阎王爷咋打算，我李臣只要有口气，就一定要供我这小娃子上学念书！”为了这个承诺，父亲没有歇过一天，整年在外头跑。有一次，父亲从四川回来，刚放下扁担，商洛镇货行里来人说，有批货要急送湖北竹山县，脚钱给双份。父亲说这是成全娃念书的好机会，他顾不上休息，领上三哥和村里几个乡亲就走。没承想，这一去就再也没回来，三哥也没有了下落。母亲成日里带着小长华在官路畔的大榆树下哭啊，嚎啊！８个月后，同去的村里人才说父亲已经不在人世了。他的肩胳子（肩膀）叫扁担压破中了毒死的，三哥害怕，几年后才敢回家。

1931年，家里租了巩家湾二亩稻地。稻子刚熟，老天不长眼，从河南又杀上来个叫李长有的大杆子土匪。半年里血洗了几个村寨，杀了2000多人，抓走了1000多人，全家“跑匪”整整半年，不管刮风下雨，躲在树笆里不敢出来。吃的是麦麸子和山樱桃叶子。为了摘山樱桃叶子，小长华从树上摔下来，眉梢摔了个大口子，鲜血流了一大摊，二天三夜都没醒。先生说是震了脑子了，就是好了也是个憨憨，可把母亲愁死了。没想到，穷孩子命硬，半个月后，他又活蹦乱跳了。

生活的磨难，使他从小跟着哥哥学着种庄稼、割草、放牛、打柴、送粪，成了家里好帮手，顶得上一个大人用了。

年少参加革命

商州自古没太平。刘邦、刘秀、李自成……兵祸连年，把百姓祸害得不轻，民国实行新政，却又出了个袁世凯篡位；后来又来了蒋介石，更是天下大乱。小长华的童年生活就是在这颠沛流离的跑“匪”、跑兵中度过的。1932年10月，乡亲们开始“跑红军”。盛传红军是红鼻子绿眼睛、“共产共妻”，还专门杀念书人。吓得家家把门框上的对子都刮光了。先是跑徐向前，后是跑贺龙。12月底，三哥从武关寺底铺回来说，红军是好队伍，不糟害老百姓。还说他见过贺龙，人可和气了。这样乡亲们人心才稳住，不再跑红军了。

家里为了供小长华上学，父亲累死了。哥哥背着三分利的债送他上了学。但不到３个月就开始跑土匪，后来中央军和土匪打，再后来中央军又和红军打。小长华的学习也就读读停停，到了也就是个初小文化。商州是红军和国民党势力的拉锯地区，因红军是穷苦人的队伍，所作所为深入人心，许多有志青年背着家人参加了革命队伍。1935年１月５日，红军在村东四方岭上消灭了国民党军队几百人，全村人坐在大清山顶看得清清楚楚。小长华对红军佩服极了，认为红军一定得天下。反正在家也念不成书，便萌生参加红军的念头。当他背着家人追赶红军时，被母亲发现，硬把他拽了回来。1936年开春，红74师又一次开到龙驹寨，他又想去参加红军。母亲知道后把他在屋里反锁了好几天，使他与红军失之交臂。由于母亲阻拦，他只能在当地参加了革命工作，并在1938年10月13岁那年加入了共产党。如果长华叔叔早早跟上红军队伍走，他恐怕就不是“三八式”干部了。

在烽火剧社

1939年1月，长华告别了家乡，和一群进步青年奔向解放区。最早是在安吴堡西北青年干部训练班学习。在此期间，为了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解放区开展了大生产运动。长华在“青训班”年龄最小，由于从小吃苦，干起活来却又快又好。着实让那些从上海、广州、天津、北平和海外来的大哥哥、大姐姐赞叹不已，被全连同学一致推选为“劳动英雄”。

1939年6月上旬，中央决定从抗大、陕北公学、安吴堡“青训班”抽出部分人员到延安组建华北联合大学，准备开到敌人后方去。长华和战友们一起来到革命圣地　延安，被分到八路军留守兵团的烽火剧社。

烽火剧社正式命名是1937年10月，他的前身是红军大学三科。成员是一、二、四方面军和红１５军在“红大”学习的剧社同志组成的，在延安很有名气。初到剧社，长华整日里混混沌沌，真不知道自己能做些什么。他是个地地道道的中国农民的儿子，论文化，只是断断续续读过几年小学。论长相没长相，由于过早从事重体力劳动，个子矮小。一副吃糠咽菜撑大了的肚皮，握惯镢头镰刀粗笨迟钝的手。照现在的选材标准，他的确缺乏从事艺术的条件。然而，就是这么一副憨相，却鬼使神差的被留在了剧社。刚开始，剧社领导认为他年轻，属可塑之材，将他分到舞蹈队跑龙套。但他实在太笨，手脚就像不长在自己身上似的，根本不听使唤。别人一个小时学会的动作，他得两三个小时才能学会，还经常跟不上节拍，总被大伙讥笑。他没事经常到乐队看练习，音乐队长朱仲义以为他喜欢音乐，便动员他学习乐器，还发给一把二胡让他学。他起早贪黑地拉了半个月，把同志们折磨得痛苦不堪，说他在“杀鸡”、“推碾子”！手指头还没有别人脚指头好使。后来领导让他学吹笛子，吹了半天，因为握惯镢头把子的手指头实在不灵而告失败。领导不死心，又让他学口琴，认为用嘴不用手或许好办些。可他那张嘴并不比手指头好多少，领导对他彻底失去了信心，最后又把他打发回了舞蹈队。

在烽火剧社，长华管过道具，烧过炭，赶过猪，看过仓库。由于年纪太小，他和所有未成年的孩子一样，贪玩，经常小小不言地犯点错误，挨批评后也哭鼻子，还尿炕，每天早上起床第一个功课就是到窑顶上晒被子。但是在这革命大家庭里，他是无忧无虑的，他任劳任怨地去做好领导交办的每一件工作。

第一次上台演戏的经历，让长华终生难忘。为了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杀害抗日将士的罪行，团里赶写了一个独幕话剧，领导让长华出演戏中的一个只有一句台词的小报童。长华天生怯场，被领导和导演逼到绝路上，只好硬着头皮上。排练的几天里，简直是首尾难顾，他非常后悔接受这个任务。第一场正式演出，是在陕北公学院礼堂西侧的露天舞台上，观众是党校和中央机关人员。长华从侧幕布向台下一看，妈呀！毛主席和留守兵团萧劲光、莫文骅几位首长都在前排坐着，吓得他立刻筛糠，竟忘了上场，是同志们把他硬推上去的。面对台下黑压压的观众，长华脑子里一片空白，整个人懵了。这时，他清清楚楚地听到台下的毛主席用浓重的湘潭话说：“这个陕西娃娃忘台词了！”

戏演完了，他羞得把自己裹在侧幕条里不敢见人。同志们将他拉出来去见萧、莫首长。萧司令却鼓励他：第一次上台难免出错，演多就好了。尽管日后同志们老用毛主席那句“这个陕西娃娃忘台词了”来取笑他，他却一点也不生气，反而逐渐喜欢上了话剧这门艺术。在以后的艺术实践中，他从一些并不起眼的小角色开始，在《九一八前后》他演个叫狮子神的小孩，在《军火船》中扮演一句台词没有的日本兵，在活报剧《十月革命》中扮演一个报童。依靠这些积累和沉淀，逐渐走出了自己的戏路子。而后，他在《治病》、《小小锄奸队》、《假皇军》、《打狗》、《刘顺清开劈南泥湾》、《徐海水锄奸》等剧中扮演主要角色。他的戏越演越好，最后成为了烽火剧社的台柱子。那时在延安，他可算得上一个人物。上至中央、兵团领导，下至普通战士、百姓，无人不晓李长华。谁见了都用舞台上他扮演的角色和他打招呼，走到哪里都有好招待。也就是凭他那近似本色的表演，为广大部队干部战士所喜爱，并成就了他终身为兵服务的夙愿。长华叔叔的老伴赵晶辉阿姨曾对我说：“那时候，我们长华不仅戏演得好，嗓子也敞亮。几千人的大场子，根本不用扩音，照样声震四邻。后来在冰天雪地里演出呛了风，嗓子劈了，变沙哑了。”我倒觉得，除了上述原因外，长华叔叔坏嗓子，可能和他的饮食习惯有关系。他和许多陕西人一样，见了辣子不要命！即使这样，也没影响他继续活跃在舞台上。他那副现在许多歌手需要用烟熏酒烧才能养出的沙哑嗓子，是那么的厚重而富有磁性，听起来令人回味无穷。

和冼星海在一起的日子里

冼星海的名字和他谱写的抗日救亡歌一样家喻户晓。当时延安上自高级首长、下至普通群众都称呼他“星海同志”，或称“冼星海同志。”烽火剧社的小鬼们也这样叫他。管他的爱人钱韵玲叫老钱同志。在延安，许多人对“冼”这个广东姓氏很陌生，大都把它误读成了洗澡的洗字，叫他冼星海。星海同志也不计较，从未做过解释和更正。许多同志是在星海逝世后的纪念会上，才知道将星海同志的姓氏搞错了。

星海同志很注意从生活中汲取创作灵感。1939年1月，他第一次应邀到烽火剧团上课，进北门不久，被一个坐在门蹲上弹三弦的小八路纯朴悠扬的琴声吸引了。星海快步走到街对面，也坐到一家店铺的门墩上，认真地听小八路弹琴，并且掏出小本本，用铅笔一段一段地写着什么。陌生人的举动逐渐引起了小八路的注意。

小八路慢慢收住琴声，好奇地跨过街道走近陌生人，便有了下面一段对话。问：“你做啥哩？”答：“记谱。”小八路不解又问：“记谱？啥叫记谱？”星海解释到：“就是用音符把你弹的曲调记下来！”小八路惊奇地问：“我弹的曲子你能记下来？”星海：“对呀！”小八路：“我听听。”星海把刚才写下的谱子唱了一段。小八路拍着后脖梗子叫到：“噫呀！这真神了！”星海：“小同志，你弹的曲子是……？”小八路：“陕北民歌‘刮野鬼’。”星海又问：“你还能弹什么曲子？”小八路自豪地说：“多呢，迷糊（眉户）、陕北道情、陇东小调……”这就是烽火剧社小八路任青发和星海第一次见面的对话。以后，任青发与星海成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在他的指导下，任青发业务提高很快，成为一名很出色的乐手。

烽火剧社门外有颗老榆树，树下有盘碾子。这里是星海和群众经常聚会的地方。在这里，他坐在人堆里静静地听战士们弹琴，听乡亲们唱民歌小曲，组织大家开“碾盘音乐会”，唱“保卫黄河”……大冬天里，两耳冻得通红也全然不顾。

当时星海正在修改《黄河》准备第二次上演。但他住的地方狭小而且非常嘈杂。萧劲光司令知道后，指示剧社为星海改善工作和生活条件。之后，剧社除每月给星海同志送去两块五毛的补贴外，有了大米白面也给他送去些，每星期还多发给他两支蜡烛。剧社为星海解决了一套内外两间的套窑住，同时派了一个叫杜虎的陕北娃娃给星海当勤务员。可是这孩子眼里没活儿，扫完地便坐在窑洞门口晒太阳。领导发现这情况后派长华去带杜虎。长华高兴极了，连蹦带跳来到星海同志住处。星海见到他便说：“啊！是狮子神呀，今天不排你的戏？”长华说：“领导叫我来带带杜虎。”星海说：“杜虎挺好的，刚从家出来有点迟钝，时间长就好了。新环境他不熟，送信老是找不到地方，有功夫你领他认认路就行了，没事不要来，把你的戏演好。”星海同志就是这样一个事事为别人考虑，不愿麻烦别人的人。当问星海还缺什么时，星海同志用延安话说：“盛（什）么也不缺，就是缺灯油和洋蜡。”长华立刻做了汇报，剧社及时送来一瓦罐麻油和一包洋蜡。入冬后，肖劲光司令让长华带给星海一件棉大衣，星海同志非常激动。长华看到星海同志整夜地写东西，鼻孔让灯油熏得黢黑，他知道星海不愿麻烦别人，但还是向领导做了汇报，不多久，肖劲光司令让警备五团从长延送来一驴驮子蜡烛，星海知道后，还埋怨长华不该给领导找麻烦。

1939年到1941年春天这段时间，是星海同志最忙的日子。《黄河大合唱》、《九一八大合唱》、《生产大合唱》、《三八大合唱》等作品，差不多都是这段时间完成的。他很强调洋为中用、中西合璧。他说，任何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民族乐器。我们中华民族多，民族乐器也多，每种乐器都有它的独特表现能力。特别是在今天困难的情况下，应当就地取材，发挥每种乐器的长处，让它为革命服务。他帮助烽火剧社组织了民乐团，从如何识谱，到使用乐器如何掌握音准、节拍、手法，手把手地教大家。他要求队员们多做练习，不要怕枯燥，不要怕手痛，要有信心和耐心，不要急于求成。在星海同志细心指导下，乐团小鬼们有了惊人进步。结业汇演，乐团演奏了《黄河大合唱》组曲，受到肖劲光、莫文骅、周扬等首长的好评。星海兴奋地说：“这些年轻人多好啊！我太喜欢他们了。抗战胜利后，不打仗了，我一定要帮助烽火剧社建立一个管弦乐队！”

1940年5月，星海同志去苏联的当天，开车前还托人叫来烽火剧社的人，传授他刚谱好的《留守兵团进行曲》，此后他就再也没有回来。有些材料说，是林彪从苏联回国，拒绝星海上他乘坐的飞机而迫使星海客死他乡的。这过于牵强，是曲解历史。实际情况是：1941年6月22日拂晓，希特勒向前苏联发动突然袭击。由于苏联上层判断失误，苏军被打得猝不及防。前线吃紧，自然对滞留在苏联的各国共产党人无暇顾及，便紧急安排他们回国。在苏联养伤的林彪和十几个在苏学习和养伤的干部由苏军少校乔尔诺夫护送踏上了回国的途程。10月到达乌兰巴托，准备从那越过边境，经内蒙古大青山游击区，然后通过党的交通站转回延安。不料这条交通线已遭破坏，日伪军对边界封锁甚严，难以通过，十几个人被困了一个多月。经苏方与国民党紧急交涉，国民党方面同意派飞机将林彪接送回国。大家都知道，抗战时期，国共合作是有限度的，国民党对共产党百般限制和刁难。林彪是国民革命军115师师长，身份是公开的。而其他同志都是我党秘密派出国的，身份不能暴露，只能另想办法。刚开始苏驻蒙使馆还管管，时间一长，供应发生了问题。使馆无能为力了，便让他们自谋生路，解决吃饭问题。这样，滞留在蒙古的李天佑只能去帮人养兔子，杨至成去了一家农场干苦力，在长征娄山关战斗中失去一条右腿的钟赤兵到剧院当了卖票人，贺诚在一家医院做护工。刘亚楼和卢冬生因为俄语好，参加苏联红军当了参谋。那时这些共产党的高级将领的境遇不过如此，更何况音乐家冼星海了！

与领袖近距离接触

抗战时期，尽管敌我矛盾尖锐，社会环境复杂，但延安纯朴的民风和融洽的干群关系，为中央领导接触群众制造了机会。那时经常可以看到中央领导在大街上自由地漫步，随时停下来和路人交谈，身后最多只有一个警卫人员在远处跟着。

烽火剧社去陇东演出，为了增加一些节目，团里成立了一个魔术小组，其中有几个节目需要使用玻璃酒杯。当时延安很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