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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最后的荣耀--大明1592·抗日援朝-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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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明商身上打主意。
万历十九年九月三日和九月九日，许仪后先后找了两批商人，让他们代为传达。可这两批人都不太靠谱儿，他们离开以后，许仪后生怕自己的心血白费，天天晚上睡不着觉，夙夜忧叹，这时候，他的一位弟子挺身而出，拍着胸脯说我可再去送一次信。
这个人是许仪后的江西同乡，名字叫朱均旺，江西抚州人。他本在南海贩卖布匹，结果遭遇了倭寇，被掳至萨摩藩福昌寺替人抄写经文。恰好许仪后去寺里烧香，听到朱均旺说家乡话，大为欣喜，通过岛津义久的关系把朱均旺解救出来，收为弟子，留在身边抄写药方。
朱均旺对许仪后感激涕零，看到他这么忧愁，便毅然站出来，主动要求当信使。
这一趟差使可不容易，且不说海外风高浪急，单是政治上的风险，就相当之大。秀吉那时候已经采取了一定的管制措施，所有往来明商都不许下船，生怕泄露情报，一般人很难混上船去。就算一切顺利上了船，等回到大明，也可能被官府以通倭之罪抓起来——总之是趟九死一生的差使。
但朱均旺为报许之恩，对这些毫不畏惧，许仪后大为欣喜。信使的问题解决以后，接下来，要解决的就是如何把朱均旺弄出日本国。
许仪后经过奔走联络，找到了一位漳州商人林绍歧，他表示可以把朱均旺偷偷带走，但是得等这船货物在日本卖完，才能拔锚启程。许仪后没奈何，只能耐心等候。这一等，却等出了一桩大祸事。
他之前四处奔走搜集情报的举动，背着日本人，却没瞒着中国人。这些旅居萨摩的中国人中，偏偏有那么几个人，不知出于什么动机，把这件事捅到了秀吉的亲信浅野长政那里。
浅野长政一听还有这样的事，不敢怠慢，立刻汇报给了秀吉。秀吉正做着征服大明的春秋大梦，陡闻有人要坏他的事，还是自己施过恩的许仪后，不禁勃然大怒，声称要狠狠地整治一下这个忘恩负义的混账东西。
这一场祸事，当真不小。许仪后被关到监狱里，知道自己这次必然无幸，但他一口咬定全是自己筹划，没有吐露出郭国安、朱均旺或者林绍歧任何一人的名字。
对于许仪后的罪名，浅野长政本来裁定为“越度”之罪——就是非法出境——可秀吉不甘心，放出了狠话：“咱们不是新铸了几口大锅吗？就把许三官那小子搁锅里煎死算了！”
许仪后出事以后，急坏了岛津义久。他跟这位御医感情十分深厚，又是自家救命恩人。往大处说，岁久本人对于秀吉这场战争毫无兴趣，许仪后投书大明之事，其实正合乎他的心意。
可是这事出在萨摩藩，岛津家不能找秀吉直接求情，说不定人没救出来，反被扣了顶“失察”的帽子。思忖再三，义久搬出了一位大人物——德川家康。
德川家康是秀吉最头疼的也最看重的大名，他从未在战场上被秀吉打败过，坐拥关东二百万石，是日本丰臣氏之后的第二大政治力量。他的面子，秀吉不会不卖。
而德川家康自己也有盘算，打算借这个机会市恩于岛津氏，为以后的争夺天下埋下一点伏笔。
于是，德川家康给秀吉写了一封求情信，这封信写的很艺术，充分显示了家康的情商。他没正面为许仪后辩解，而是先批评了一通许仪后通敌之罪，然后话锋一转，说现在不光是许仪后，在日的中国人都对政府不满，如果把他处罚，反显得咱们小肚鸡肠。如果太阁你把他赦免了，显出宽阔的胸襟，大家就会感佩您的度量，说您是仁德之人。
家康是最了解秀吉的人，这封信完全号住了太阁大人的脉：秀吉内心最想要的，是别人对他的尊重。果然不出家康所料，秀吉接到这封信，深以为然，加上家康面子大，便不再追究许仪后泄密之罪，只是象征性地申饬了一下，赶回了萨摩藩。
许仪后死里逃生回到萨摩，却一点也没被吓到，依然不改前志，继续为朱均旺的出行奔走。一直到了万历二十年年初，林邵歧终于要扬帆回国了——这时候，偏偏又节外生枝。
那时候距离开战已不足三个月，日本的备战进入最紧张的时刻。时任藩主的岛津义弘下令封锁港口，不许闲杂人等进出。林绍歧的船也被扣了下来，藏身船中的朱均旺束手无策。
在危急时刻，许仪后又一次不避嫌疑，挺身而出。他利用自己在岛津家的地位，去见义弘，说商船是用来做买卖的，如果擅自扣留，以后怕没人肯来做生意了。义弘想想有理，便应允了，放林绍歧离开。
做完这些事情之后，许仪后如释重负，临别之前，他写了首诗赠别朱均旺，把臂相泣。两个人知道，这辈子他们没什么机会再相逢了。这首诗是这样写的：
〖难域萍逢几度周，一朝分首作遐游。
殷勤嘱咐忠君事，尽意叮咛灭寇仇。
知汝归成苏子景，岂宜还作李陵秋。
霜台若问尘中事，惟道斯民苦尚忧。〗
诗句情真意切，其中“殷勤嘱咐”、“尽意叮咛”等语，无不浸透许仪后拳拳爱国之心。他以苏武自况，即便身险蛮夷之地，志向不改，他不求名亦不求利，唯一的心愿，正是诗中最后一句“惟道斯民苦尚忧”。
许仪后一辈子没取得过任何大明的功名，也没被授予过任何大明官职，羁旅海外的他却拥有令许多大明官员汗颜的爱国情怀。他对大明所付出的一切，都是自发的，是对故国朴素真挚的热爱，没有指望过会有任何回报。谈及壬辰战争，各路史家都会摆出汗牛充栋的史料，津津乐道于战事攻伐，或是政治上的折樽冲俎；但我们不该忘记，在战争前夕，曾经有这么一位中国人，以布衣之身，当国难之前，默默地为他的祖国立下了一份绝大的功劳。
许仪后、郭国安、朱均旺的事迹证明，无论海内还是海外，中华民族永远不缺仁人志士。
万历二十年一月十六日，林绍歧离开萨摩藩。朱均旺怀揣报告，藏在船舱底部，生怕被人发现。这一路风高浪急，朱均旺苦不堪言，这种生活他一过就是四十多天。一直到了二月二十八日，这条船终于抵达福建大岞湾。
这时距离朱均旺离开大明，已经有十五年了；距离日本向朝鲜正式开战，还有四十四天。
朱均旺登陆之后，顾不得身体虚弱，径直去找福建军门张汝济，把许仪后的报告递交给大明官方。
这份报告对大明朝廷来说，极其重要。报告里不仅介绍了秀吉意图吞并朝鲜、入侵大明的计划，而且给出了详细的出兵路线图、动员兵力、战争起因与日本诸藩对战争的态度。更可贵的是，许仪后——或者是郭国安——还专门提及了日军的作战方式和应对策略。
报告里说对付倭寇，应该用“水陆互攻，日夜并杀。斯时也，倭不及饱食，丽不及为应，途分主客，后无援兵，不习水战，不敌火攻。”这个建议，对大明决策产生了重要影响，与后来朝鲜战局的进展惊人地相似。日军的失败，正是由于“不习水战”，后勤补给困难，才在中朝联军“水陆互攻”的攻势下一路溃败。
这份报告获得了大明官员的盛赞，说“预说今日之事，合如契卷内中所云”（何乔远《镜山全集》卷廿二《请止倭夷封贡疏》）。这份报告传到朝鲜后，朝鲜人也说“所论倭贼用兵之事，验之多重。”（朝鲜《宣祖实录》宣祖二十八年十一月已已条）还一直追问大明使者，问许仪后有没有继续更新。
许仪后、郭国安的故事，并未到此完结。这两个人一直活跃在日本阵营，之后又做出了许多惊天动地的大事，上演了一场公元十六世纪的精彩谍战。跌宕起伏之处，比之后世不遑多让。此处先埋一笔不提。
许仪后他们，也并不是孤军奋战。在同一时期，还有许多华人象许仪后一样，奋不顾身，尽力将日本即将入侵的阴谋通报大明，从而让明廷有了足够的心理准备。
这些远羁海外的大明子民，甚至有些因为各种原因最终成为了日本国人，没有再踏上大明的土地，但他们却从来没有忘记自己生于大明，并且一直在为大明默默地奉献，用埋藏在身体深处那颗跳动着的灼热的心捍卫着自己的故乡。
也许，他们会寂寞，但他们永远不会孤独。因为他们永远都不会是一个人在战斗。
有一位叫苏八的渔民，是浙江台州人。万历八年，苏八被掳至日本，卖给了寺院当奴隶，后来又转卖给了海商——讽刺的是，这些海商都是漳州来的中国人——他的运气不好，没碰到许仪后这样的热心人，只能咬着牙苦捱。这种苦日子过了足足八年，他才攒够了钱，为自己赎身。
虽然苏八恢复了自由，但没什么正规渠道回国，便在日本平户港定居下来。恰好秀吉率军征讨九州，苏八加入了平户岛主松浦镇信的军队，为丰臣家效力，据说还亲眼看到过秀吉本人。
中国人当日本兵，这在当时属于很正常的情况。在后来侵略朝鲜的日军中，也有相当数量的中国士兵，他们广泛地担任军队里的各种职位，以至于大明甚至动过招安的心思。
其实这些中国人，绝大部分是在嘉靖到万历期间沿海倭乱时流落日本的，成分无外四种：一是像王直那样的武装走私犯，也就是现在历史研究中常说的武装海商。明朝在隆庆之前是禁海的，凡是民间从事海上贸易者，在官方史书里，就只有一个称呼：海盗。还有一个错误比较多的称呼：倭寇。因为明朝几乎将所有和明朝作对的海上贸易者，都叫倭寇，事实上并非如此。真正意义上的倭寇数量相当少，数量最多的是王直这种驱使倭人的中国武装走私集团。在倭乱被平以后，这些人相当部分都留在了日本。之前说到的那位郭国安，我怀疑就是此类人，因为他们大都具备一定的军事能力。
二是被倭寇和海盗掳掠去日本的有一定职业技能的中国良民，譬如许仪后。
三是纯粹的运气不好被倭寇和海盗掳掠去的无辜苦力，譬如苏八。
四是纯粹的经商人士，不过对明朝来说，他们还是走私犯，为了避免风险，他们大多在日本置办了家产以为后路。
万历十八年，丰臣家在历经长达四个月的围城后，终于攻下了日本最后一个反丰臣的堡垒——后北条家的小田原城。战争结束后，秀吉命令九州诸藩开始动员军队，着手准备征服朝鲜事宜。
松浦镇信身为九州大名之一，也接到了动员令。在松浦军中的苏八注意到了军队的异动，略加推测便发现了事情的真相：秀吉打算对朝鲜和大明用兵了。这比许仪后足足早了一年。
苏八是个普通老百姓，不比许仪后受过高等教育，写不出花团锦簇的文章。他只有一张嘴，唯一的办法，只能是亲身逃回大明，回到自己的妻儿身旁（侯继高《全浙兵制》；郑舜功《日本一鉴穷河话海》）。
历史上没有记录他是怎么逃回去的，只说得到了漳州商人的帮助，不知道跟买他当奴隶的是不是同一批。总之，他最后奇迹般地回到了浙江台州。苏八这个决策绝对是英明的，因为如果他继续留在日本，肯定要跟随松浦镇信出征，而松浦镇信在战场曾经与明军数次交手死战，届时苏八便会险入极其尴尬和危险的境地。
苏八回到台州跟妻儿团聚以后，主动前往参将衙门，说明自己的身份。当地官员震惊之下，把他送去了杭州。官府安排了一位书吏，边说边记，录成一份供述书，提交给了时任浙江巡抚的常居敬。
常居敬看完这份报告，眼皮有点发跳。
因为在苏八的这份供述书里，提到了一件事，说秀吉一直在拉拢琉球和朝鲜，打算三国联手，对付大明。
琉球姑且不论，朝鲜和大明从明初开始，就是敦睦之邻。这一两百年以来，朝鲜一直表现良好，从无逾越跋扈之举，为何突然就起了反心？倘若这是真的，这么多倭寇，再加上朝鲜人的配合，这仗……怕是有得打了。
关乎藩国，兹事体大，何况这事跟自己管辖的浙江隔得有点远。于是常居敬大笔一挥，把这份报告送至京城。这些事情，就让朝廷里的老爷们去头疼吧。
苏八的供述书抵达北京后，直接送到了兵部和内阁大学士许国手里。许国展卷一读，差点以为书吏拿错了。因为数天之前，他接到过一份奏章。发帖人名字不同，内容却跟这份差不多。
那封奏章来自福建，发帖的楼主是福建巡抚赵参鲁。在奏章里，赵参鲁说琉球国来了一位使者和海外华商，向天朝通报一件令人震惊的消息，说日本招诱琉球与朝鲜，有意与中国开战。差不多是苏八的翻版。
原来在万历十八年的年初，秀吉接见了一次来自琉球的使节。在接见过程中，秀吉跟使节夸口说“明不听我言，我当发兵伐之。”要求琉球臣服于日本，为我做攻打大明的前驱（《日本外史丰臣氏八》）。还告诉琉球的使节说：“我都跟朝鲜说好了，打大明，就让高丽兵作为先导；等到我打下北京，就让中国北方人做先导，去打江浙一带。”（《明史·日本传》）说的有鼻子有眼，跟真的一样。
琉球一向奉大明为尊，对日本从来虚以委蛇。这次听到秀吉这么直白地袒露心声，琉球国有点吃不消。消息传回国内，琉球国王尚宁犯了愁。您有什么侵略计划，您自己知道就得了，现在非要告诉我，您说我是举报呢还是不举报呢？
秀吉送走了琉球使节以后，觉得这些人态度暧昧，有点琢磨过味儿来了。于是他下了一道命令，让琉球停止遣使入贡，省得自己家虚实被探听出来，便宜了大明。
通知一到，琉球国一下慌了手脚。尚宁发现秀吉原来是认真的，战争已经不可避免，事情有点闹大了。
这事不上报大明吧，有失属国义责，天朝之怒可承受不起；要是上报大明吧，又会得罪近邻日本，尚宁没天真到盼望大明会派水师来救他。琉球国实在太小了，夹在两个大国之前，里外都不是人。于是这事儿就一直搁置没办，一拖就是一年多。
恰好在这时候的琉球，住着一位大明商人，叫陈申，是福建人。陈申这个人挺倒霉，他三年前乘船过琉球做生意，结果船触礁沉没，就被困在了琉球。好在琉球国有一位长史叫郑迥，也是福建人，对这个老乡挺照顾，平日经常走动聊天。
一次喝酒闲谈，郑迥把琉球国碰到的这件为难事告诉了陈申。陈申听完大惊，表示这等大事肯定要报给朝廷才是，怎么能隐瞒不报呢！他当即表示，就算琉球不报，他自己也要设法回国，通知朝廷。
郑迥也是中国人，听了陈申一席话，深受感动，便连夜去请示琉球国王尚永。尚永同意了陈申、郑迥的意见，派了通事郑迪，以贡使的名义前往中国。陈申也随船出发。
到了福建以后，陈申二话没说，直奔福建巡抚府邸，把自己所知的内情悉数相告（《明史·日本传、琉球传》）然后郑迪走官方渠道，也正式把这个警告知会大明朝廷。就这么瞻前顾后、拐弯抹角着，琉球国总算把日本入侵的情报转达给了大明朝廷。对于这个警告，赵参鲁很是重视，也修书一封，星夜送往京城。
大学士许国接到陈申报告和琉球国的警报后，心中有些犹豫。
这封报告里提及日本利诱朝鲜、琉球为先导，对大明有不轨之心，这是非常严重的指控。但琉球国和朝鲜国毕竟都是藩国一员，外交无小事，处置不可不慎，不能轻信一面之辞。
许国一向老重持成，与其说他不敢轻信，倒不如说是不愿轻信。内阁如今正风雨飘摇，朝廷与皇上因为太子的事情吵成一团，在这个节骨眼上，外藩可千万别再添乱了呐。
正在他犹豫来犹豫去的时候，苏八的报告也送到了。
无论是历史考据还是刑侦，都有所谓“孤证不铁”“孤证不立”的说法。孤立的证据不能说明什么，只有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才能得出定论。陈申、苏八两份报告分别来自福建和浙江，彼此独立，里面关于日本招诱琉球、朝鲜以攻大明的情报却几乎一致，可以互相印证。证据确凿，不由得人不相信。
于是在万历十九年七月二十日，许国把这两份报告正式呈递给了朝廷。对于日本的开战动机，许国解释说是因为今年大明的边患不少，北方的女真人西边的蒙古人还有南边的缅甸人都在闹事，所以让倭人觉得有可乘之机（《神宗实录》十九年七月癸未条）。
至此，在全东亚各地的民间爱国志士努力之下，日本的侵略计划正式进入大明王朝的视野。此时距离壬辰战争的爆发，还有九个月。
我们除了李如松、邓子龙等等名将之外，还必须记住许仪后、郭国安、朱均旺、陈申、苏八这些名字，向这些几乎被历史埋没和遗忘的中国普通百姓致敬，并将他们的故事一直流传下去。
因为，他们是我们民族最坚强的脊梁。
第二章 “天下人”秀吉的烦恼
每一场战争，都有一个动机。
许仪后、陈申、苏八等人的报告中，对于日本即将开战的事实描述很多，对于丰臣秀吉为何要发动这场战争，却很少提及。恪于时代限制与身份，他们只能把秀吉的征韩大计，模模糊糊地总结为是倭寇天然的野心。
他们显然还不够了解秀吉。
秀吉发动战争的理由有很多，这些理由有政治上的、经济上的，也有个人心理上的，但归根到底总结起来，就两个字：烦恼。
丰臣秀吉的烦恼，相当得多。
从秀吉初仕织田家开始，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几十年，以往那些系出名门眼高于顶的大名、公卿们，一个个跪拜在他脚下，予取予求。丰臣氏已成为日本列岛的“天下人”，在整个日本说一不二，权柄要比当年室町幕府还要大。一个泥腿子出身的家伙，居然攀爬到了天下的巅峰，这在日本还是从未有过的事。
按道理他已经功成名就，可以颐养天年了。可按照美国超级英雄漫画的规律：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而责任越大，烦恼就越大。
他的天下，一半是靠打下来的，另外一半是靠谈下来的。打下来的地方好说，我的地盘我来做主；谈下来的地方，就得卖人家面子，象德川家、上杉家、毛利家几家大名，尽管已臣服秀吉，但地位尊崇，实力雄厚，秀吉见了他们也得客客气气。
对于这些人的领地，万万动不得，就算动，也是要付出相应代价。比如德川家康，秀吉费尽心思把他从老根据地三河撵走，却不得不把更为富庶的关东地区给他，整个德川家的领土，比丰臣家本身还辽阔。
所以秀吉的所谓“天下一统”，是一个多方势力妥协的结果，和蒋介石在“东北易帜”后的处境差不多，只是个形式上的全国统一。他所能直接控制的领土并没多少，许多大名根本是听调不听宣。
而追随秀吉鞍前马后的那一批文臣武将，如石田三成、小西行长、加藤清正等人，逐渐崛起成为新兴势力。秀吉把自己直接控制的地区，一一论功行赏，分配给了他们。可这点土地，不足以满足这些人的胃口。
这下可麻烦了。新人要积极上位，老人却不肯让贤——日本六十六国，已经不够这些新旧势力瓜分。这样下去早晚要出事，危及到丰臣家的和谐统治。
小兄弟不能不管，老东西不能不防。为了皆大欢喜，丰臣政权唯一的出路，只能走出去，向海外去夺取土地。
对日本来说，只有一条路可走：入侵朝鲜，甚至还有更远处的大明。
很多学者认为，秀吉发动朝鲜战争的原因，是为了打通中日、中朝因宁波之乱、三浦之乱而断绝的贸易线路。秀吉时代虽然町人已经有了较大的政治影响力，出现了许多豪商集团。他们积极扶植自己在政治上的代言人，迫切地寻求对外贸易。
但我个人觉得，这只是一个次要原因，或者说是一个附带好处。从全国格局来看，可日本毕竟还不是成熟的商业社会，主要的商业区只是集中在博多、界、长崎等几个港口，整个国家的经济结构并没有发生本质变化。后世象英国那种商业帝国为了贸易开战的情景，在日本还不具备条件。最直接的例证，是当时的日本连货币都无法完善地制造，那会金子、银子、大明朝的铜钱，才是日本市场上的硬通货，日本自己铸造的铜钱因为质量太差，动不动就尸骨无存，所以大家都不喜欢。谁也不愿意自己挣来的钱一不小心就碎成一地铜渣不是？所以早在明嘉靖时期，亚洲海上走私者们的一大常规贸易项目，就是把大明铜钱贩运去日本，在那里兑换回远高于明朝比价的银两。
因此对那个时代的日本人来说，最重要的，始终是土地。有了土地，就有了人，有了钱，有了可以传承百代的资本。秀吉的一位老部下加藤光泰，曾经跟秀吉抱怨说他在甲府的封地太小，养活不了家族。秀吉大怒，说现在日本就这么点地方，你想拿地，就是想造反。等咱们打下大明，再给你解决不迟。
再仔细看一下日军先发九大军团的指挥官名单：小西行长、加藤清正、黑田长政、岛津义泓、福岛正则、小早川隆景、毛利辉元、宇喜多秀家、丰臣秀胜。在这份名单里，要么是秀吉的亲信，如小西、加藤、黑田、福岛等；要么是秀吉的亲戚，如秀家和秀胜；要么是失地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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