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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黑手党的历史-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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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奥波多慢慢长大，亲眼看见父亲把曼多里拉变成一座示范农场。尽管在西西里银行有繁重的工作，艾曼纽·诺塔巴托洛把所有的空余时间以及扣除孩子教育费用后的薪金全都投入到这个农场。他以一种开拓者的精神经营着农场，拒绝像多数巴勒莫农场主那样将土地租给别人耕种。他也拒绝使用附近的卡卡莫小镇上的人，这个小镇是出了名的黑手党据点。渐渐赢得了当地村民的信任之后，他雇村民修建河防，在上面种上山榆和仙人掌。多尔多河河岸岩石剥落的陡坡上种满了漆树——一种根部坚硬的灌木，春天整个小山会覆盖上一层球形黄色小花。夏天，农民会摘下树上的叶子，晒干、切碎供应给巴勒莫的制革厂。
庄园的水供给来自在农场发现的几处地下水源。他在庄园里种上了柠檬树、橄榄树和葡萄藤。橄榄油和葡萄酒储藏在建在庄园最高处的农屋下一个很大的地窖里。每一块砖都必须由骡子从萨拉车站运过来。在被害之前，艾曼纽·诺塔巴托洛还打算为他的农夫们建造一座小教堂。曼多里拉可谓是当地建立起来的一个乌托邦。（这是像诺塔巴托洛这样的开明保守派们想要在整个意大利实现的梦。他们意识到新国家的贫穷和不稳定，看到大部分意大利南部乡村无法可依的混乱状态，但是他们害怕工业化正在带给北欧的社会冲突。于是，他们寻求一种家长式的乡村资本主义——一条通向现代化的安全小路。曼多里拉对诺塔巴托洛来说不单纯是一项投资；它是下等社会也是中产阶级学习努力工作和忠诚的学校。）
1893年1月13日，据莱奥波多回忆，他和父亲度过了将是他们最后一次在一起的一天，骑马穿过庄园，穿过每个角落。自从辞去西西里银行的工作之后，他的父亲有了更多的时间经营这片土地。那天晚上，诺塔巴托洛坐在他那张大方桌边，记下一天的所见所闻。这时，莱奥波多无意间打开一个抽屉，发现一只大的锡铁盒，里面有左轮手枪弹壳和许多盒步枪子弹。“这就像在战舰上找到一本杂志一样让人感觉稀奇”，他说。
他父亲笑了笑，放下笔，开始展示他房间里的安全措施。房顶由耐火砖造成，由钢梁支撑。那扇超重的门上用的是英国最新生产的锁。透过一扇窗户可以看见村庄的大部分区域，而透过另一扇窗户则可看见通向农场的唯一入口。“我在这里”，他说，“谁都不怕。携带着武器，有一位勇敢、值得信赖的同伴陪着我，我自己可以对付20个罪犯”。曼多里拉是一个必须坚固防守的乌托邦。他停住了。然后，耸耸肩，补充道：“不管怎样，这些都没意义。如果他们想伤害我，他们会使用奸诈的勾当，就像他们第一次那样。”
父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莱奥波多的脑海中。父亲指的是1882年他被匪徒神秘绑架的那一次。就是这次遭遇使艾曼纽·诺塔巴托洛如此担心自己的安全；赎金谈好被释放之前，他被关在一个小山洞里6天。匪徒首领威胁要发动暴力正面袭击，交纳赎金是避免血腥之灾的唯一办法。在诺塔巴托洛被释放几天之后，绑匪头子被发现在去卡卡莫的路上死了，背部中了好几枪。警方收到匿名密报之后，在维拉巴泰——黑手党泛滥的巴勒莫卫星城——一套属于一位男爵夫人的空别墅里发生了一场枪战，其他绑匪也被捕了。绑架之谜一直没有解开，但是艾曼纽·诺塔巴托洛心里有着强烈疑问。回想他父亲死后的悲痛日子，莱奥波多开始怀疑上次的绑架和这次的谋杀是否有关联。
不到一周后在巴勒莫港口——1月18日——莱奥波多最后一次见到他的父亲。他记得登上开往那不勒斯的船；这是旅程的第一段，先到威尼斯，然后转乘开往美国的船只。之前的三个月是自上海军学院以来第一次回家待这么久。这也是他第一次可以与父亲平等相处，坦率地交流有关商业、政治和职业的看法。船渐渐起锚，莱奥波多站在船尾甲板上，目光在忙碌的港口上寻找，直到看见小船上父亲那熟悉、笔直的身影。转眼间，小船被两艘前行的大船夹住，消失在他的视线里。
1893年2月1日将近中午，在从曼多里拉出发骑马两个小时后，艾曼纽·诺塔巴托洛登上了萨拉车站巴勒莫服务区一节空的头等车厢。只有在这时他才能放松。在绑架案发生后的十年时间里他一直很谨慎——在乡间行走时他总是带着枪——但是从未听说过匪徒在火车上发动攻击，所以他卸下步枪，小心地放在上面行李架的网架上。他把雨衣、帽子、安全带挂在上面之后，坐下来，看着窗外，等待睡意的到来。随着火车沿着海岸向西转，他等着看慢慢变暗的第勒尼安海出现。
直到下一站泰尔米尼伊梅雷塞之前，车厢里一直是诺塔巴托洛一个人。在车厢的角落里，他垂着头，一副快睡着的样子，似乎是火车的靠站惊醒了他。火车在6点23分离开泰尔米尼伊梅雷塞，晚点了13分钟。车开前不久，两个身穿深色大衣、头戴圆顶高帽的人上来了。
副站长发出了开车信号。火车开后，他的目光开始仔细在头等车厢里寻找——他知道他的一位铁路工程师朋友会在其中的一间车厢里。但是他的注意力被站在紧挨着他朋友车厢里的另外一个人吸引住了。这个人衣着考究、身材魁梧、强壮有力。帽子下面一张宽大、苍白的脸，浓密的眉毛，黑眼睛，黑色八字胡。副站长被他凶恶的外表和打扮所震惊，他后来说，这个人看起来像是陷入可怕的思考中。
火车到达巴勒莫时，只有警察对诺塔巴托洛尸体的检验以及当时车厢内的情形才使诺塔巴托洛死前那令人恐惧的时刻得以重现。火车行驶至泰尔米尼站和特拉比亚站之间的隧道时，他遭到两个人袭击，一个人手持匕首，另一个拿着一把骨制把手的双刃短剑。从半睡中惊醒的诺塔巴托洛迅速起身，跳起来躲开这些疯狂的攻击。有些袭击未击中，深深刺进座位和头枕。诺塔巴托洛年近59岁，但是身体健壮而且之前还当过军人。火车的噪音淹没了他的叫声，他抓住了其中一把刀。然后他拼命地用胳膊去拿头上行李架的步枪。此时，一把刀扎进了他的大腿根部。他的手和金属架都被刀砍中了。玻璃窗上留下了他血迹斑斑的掌纹印。而就在这时，诺塔巴托洛被其中一个人从后面抓住，而另一个人则朝他胸口狠狠刺了四刀。他身上一共被刺27刀。
火车驶向特拉比亚站。经过这场搏斗浑身是血、气喘吁吁的两个杀手把诺塔巴托洛的东西从行李架上拖下来，寻找任何可以直接识别他身份的东西：刻有家族纹章的金表，装有名片和枪支许可证的钱夹。天还没黑，但是两个杀手没有先找机会逃掉，火车在特拉比亚站短暂停靠的时候，他们蹲伏在窗子下面。他们决定处理受害人的地方距轨道仅有两分钟的路程。火车一离开车站，他们就把尸体靠在门上，在穿过库雷里大桥的时候，把它扔了出去。但是他们扔得并不够远，尸体并没有落入山谷被冲进海里。相反，尸体撞到护墙上而后又落在了轨道旁。两人在下一站下了车，车厢里血迹斑斑、空无一人。
1899年到1900年的冬天，米兰来了一些不寻常的来客。弓着身子、披着斗篷，几十个身材矮小、头发乌黑的人顶着严寒走过意大利北部城市大雾弥漫的街头，挣扎着靠政府发给他们的救济品维持生活。他们是西西里诺塔巴托洛谋杀案的证人。意大利社会的两个极端在米兰巡回法庭相遇。陪审团不得不通过翻译来听取大量的证词。
关于诺塔巴托洛谋杀案的第一件丑闻是这个案件历时将近7年才被法庭受理。耽搁的原因将在陪审团面前被戏剧性地揭露出来。但即使在审判开始之前，有一点已经确凿无疑，抢劫不可能是凶手的目的。很明显，凶手背后有一个庞大的组织，他们甚至在铁路职工中也有同谋。一个可能的动机显露出来，这桩案件可能与金融、政治腐败有关。诺塔巴托洛被害后不久，一项调查发现了西西里银行在新任行长领导下存在严重管理不善的证据。在与政府进行微妙的合同谈判期间，银行资金被用于保护意大利航运总公司（福罗里欧的航运公司）的股票价格。这是一个简单的骗局。银行贷款被贷给了购买意大利航运总公司股票的中间人，而股票存在银行作为贷款的抵押。真正的贷款人，包括银行行长和伊纳齐奥·福罗里欧的名字却没有被公开——这是违反银行规定的。
同样的欺骗手法被其他与银行有关系的人更为直接地用来赚钱。股价上涨，贷款人就会露面，要求银行抛售股票，取走利润。股价下跌，银行里则充斥着贬值的股票，在被要求偿还预付款时将会求助无门。匿名的贷款人只会赢，西西里银行则必输无疑。这项调查还怀疑黑手党的渗入。
案发几周前，由于银行调查消息泄露，曾有流言说艾曼纽·诺塔巴托洛将会再次回到西西里银行任职。据说，诺塔巴托洛本人在发起这项针对银行事务的调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许多和西西里银行有关系的高层人物对于这个作风严肃的老金融家的回来有许多担心之处。会不会因为银行内部这些贪污者的利益需要得到保护，诺塔巴托洛才会被害的呢？
审判定于1899年11月11日在米兰巡回法庭召开，高层人物涉嫌其中的丑闻引起公众对诺塔巴托洛一案的极大关注。但是被告席上只有两名铁路职工。潘克拉齐奥，加鲁非是最后一节车厢的刹车手。他的工作职责之一就是确保没有东西掉下火车，但是他声称并未发现任何异常。警方断言，凶手在把诺塔巴托洛的尸体从车上丢下去的时候不会不事先确定加鲁非正朝别处看。更多怀疑是针对验票员朱塞佩·卡罗洛的。他不大可能是两名凶手之一，因为他的工作职责之一就是每到一站就沿着站台走一遍，并大声报出站名。但刺客没票就上了车，残忍地杀了人之后，在客舱里守着尸体等到特拉比亚站，这一切没有人帮助都是不可能的，除非有个人——即加鲁非，控方断言——负责防止他们在里面的行动受到干扰。
审讯的前五天很混乱。那两名铁路工行为错乱，记忆力莫名其妙地衰退，言辞前后矛盾。他们居住距离不到50米远，但竟否认彼此认识。验票员加鲁非几次三番地修改证词，给在场听众留下了特别不好的印象。出席审判的一名记者形容他闪烁的眼睛镶嵌在一张“枯瘦、发黄的脸上，脸上肌肉挤出一个狐狸般的大鼻子”。对大多数外行观察者来说，判断这两名被告到底是凶手、同伙或者只是害怕牵连到其他人甚于害怕入狱的无辜证人似乎是不可能的。
受害人的儿子莱奥波多·诺塔巴托洛11月6日站在证人席上的时候，与他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身穿海军服，笔直挺拔地站在证人席上，高昂着头，眼睛似乎沿着他那长鼻梁往下审视着整个法庭。他的长鼻子和厚眼皮的黑眼睛一样都是遗传自他被害的父亲的特征。他声音低沉地陈述证据，他的镇定自信以及讲话的速度一开始令听众们感到很不安。渐渐地，听众们被他的诚实和坦率深深打动。莱奥波多·诺塔巴托洛的陈词震惊了法庭，使他出了名，使这桩案件成为意大利历史上最有名的审判之一。“我相信这次谋杀是仇杀，而且唯一恨我父亲的人就是指挥官、议会议员拉法莱·帕里佐罗。我控告他是这起谋杀案的唆使者，是他教唆这几个杀手和其他杀手杀死了我的父亲。”
接着莱奥波多开始描绘唐·拉法莱·帕里佐罗的所作所为，并开始讲述他的父亲与此人的长期争斗。两个人年轻的时候就认识了——巴勒莫是一个小地方。他们之间的仇恨始于1873年诺塔巴托洛当上市长后不久。当时．帕里佐罗从一个准备为穷人发放面包的基金中贪污了一笔钱，而诺塔巴托洛逼迫帕里佐罗把贪污的钱吐出来。
作为市长，诺塔巴托洛与怀疑帕里佐罗是一个臭名昭著的匪帮的保护人的检察官们频繁接触。在卡卡莫的选举期间，唐·拉法莱似乎依仗了他的势力。诺塔巴托洛和帕里佐罗之间的不和变成了私人恩怨。只要有可能，诺塔巴托洛就尽量避免去帕里佐罗经常出现的地方。诺塔巴托洛厌恶帕里佐罗没有男子汉气概、怯懦和阿谀奉承。当不可避免地与帕里佐罗会面时，诺塔巴托洛毫不掩饰对帕里佐罗的反感。
艾曼纽·诺塔巴托洛怀疑自己1882年那次被绑架就是帕里佐罗指使的。几个绑匪被逮住的那座空旷别墅靠近帕里佐罗庄园的土地。这两处房子都在维拉巴泰——帕里佐罗最喜欢的一个黑手党组织的势力范围。劫持事件本身也发生在卡卡莫附近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是帕里佐罗支持的另一个黑手党组织的势力范围。
绑架事件发生时，两人的战场已经转移到了西西里银行。诺塔巴托洛是董事，而帕里佐罗是管理机构的主要成员。莱奥波多对其父亲在银行时的叙述并没有让那些希望在审判中听到些许丑闻的人失望。他讲述了父亲如何去打这场必败之战，阻止西西里银行被利用为利益的闸门，成为西西里岛上建立客户网络的最强大工具。巨额资金被发现借给儿童、看门人、船夫、死人等完全被虚构出来的个人，而这些资金无法被追回。
整个19世纪80年代，诺塔巴托洛致力于清除银行的腐败行为，而帕里佐罗却不断制造麻烦。诺塔巴托洛试图对银行的结构进行试点改革，以削弱占其管理机构成员三分之二的政客的势力。1889年，他给政府寄送了一份关于银行运作的毁灭性的秘密报告。随信附有最后通牒：不支持改革，我就辞职。这些信件被从农工商部办公室偷了出来。几周之后，它们出现在银行总理事会上，会议召开时诺塔巴托洛恰巧在罗马出差。会议通过了对诺塔巴托洛的不信任投票。尽管一直没有证据，但是偷信的嫌疑集中在帕里佐罗身上。文件丢失的那天，有一个挂号包裹从罗马的一个虚假地址寄到帕里佐罗家。包裹用蜡封口，上面只有罗马某一裁缝的纽扣印记，而帕里佐罗是这名裁缝的顾客之一。
整个情况让政府陷入两难之境：它既可以支持逐渐由骗子操纵的银行理事会，并且理事会明显参与盗窃信件；也可以支持一个有原则、有能力、但政治上不可靠的银行行长。政府犹豫了几个月后，选择了前者。诺塔巴托洛被迫辞职，银行董事会被解散，但是大多数老成员随后再度当选。诺塔巴托洛被迫辞职后，大量不正当债权扑向银行，策划了意大利航运总公司的股票骗局。之后的调查显示，帕里佐罗是匿名借款人之一。
莱奥波多向米兰法庭做总结证词时，强烈谴责了对其父亲被杀一案的调查方式。“我反复告诉当局所有这些事情，然而拉法莱·帕里佐罗从未受到审讯。他们大概是害怕吧。”
从米兰发回的关于莱奥波多·诺塔巴托洛证据的报道引起了罗马政界的恐慌。这次审判本来打算尽量低格调平息诺塔巴托洛案件中日益强烈的公平正义的呼声。现在唐·拉法莱·帕里佐罗突然使政府在政治上陷入窘境。他给新闻界写信，声明他一直与诺塔巴托洛保持着良好的工作关系。后来，由于察觉罗马的氛围对其极为不利，他匆忙逃回巴勒莫。
当总理路易吉·佩卢克斯将军在下议院安排快速投票时，帕里佐罗的议员豁免权被撤销。由于流传着这名备受争议的议员准备逃往国外的消息，西西里与大陆之间的电报通讯被中断，所以他没得到议会投票的消息。巴勒莫司法当局仍然摇摆不定，佩卢克斯将军直接授权警察局局长圣乔治于当晚采取行动逮捕帕里佐罗。警官们发现他正躺在那张每天早晨他都会被客户团团围住的床上休息。
几天后，巴勒莫3万人前往波黎得亚玛广场，为新落成于小科林斯圣坛上的艾曼纽·诺塔巴托洛的半身像敬献花圈。帕里佐罗似乎是完蛋了。“黑手党在作垂死挣扎”，一名评论者这样认为。
莱奥波多·诺塔巴托洛将米兰法庭当成了控诉的舞台，他要抓住这次机会把整桩事件的来龙去脉公之于众——他父亲如何被害、调查如何违规操作以及帕里佐罗又是如何参与的意大利航运总公司的股票丑闻。莱奥波多在作证时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他并非控方证人。在意大利，受害人可以在刑事审判中提出损害赔偿诉讼，甚至可以在案件辩护中发挥作用。这名年轻的海军军官就是这样一个“民事诉讼人”。他有充分理由想推动诉讼：他有足够的理由相信本该准备起诉凶手的案件调查官参与协助掩盖真相。他的怀疑集中在文森佐·科森察的身上——就是后来竭力破坏圣乔治对康卡德尔地区黑手党起诉的那名巴勒莫检察长。
父亲被害的六年中，莱奥波多做了大量的调查工作。在每个关口，他经常遭遇别人的阻力和冷漠对待。1896年，他父亲的一位政治朋友兼私人密友安东尼奥·迪·鲁迪尼当上了总理。莱奥波多去见他，透露了他对帕里佐罗的怀疑，请求帮助。鲁迪尼毫无同情心：“既然你相信是他干的，为什么不直接雇个厉害的黑手党分子替你杀了他呢？”
只有在鲁迪尼的下一任总理佩卢克斯将军当政之时，才积攒起足够的政治动力去开展审判，尽管这次审判只定罪了两名铁路工人。在佩卢克斯的影响下，这起谋杀案的审判由巴勒莫转移到了米兰，在那里证人受到恐吓的可能性小一些。
莱奥波多·诺塔巴托洛陈述证词之后，米兰审判继续进行，同时推迟该案开庭的原因开始被披露。不断有证人出来提供新的证据。由于这一连串颠覆性的揭露，米兰当地军队司令官命令他的官员不要参加审判。曾担任西西里皇家委员的军事部长声明：“诺塔巴托洛谋杀案诉讼证据的准备工作极为疏忽、极为草率；事实上，这项工作的方式是应该受到谴责的。”几天之后，这位部长被迫辞职，因为一家报社披露了他写的一封信，信里要求司法当局及时释放一名很有政治影响力的黑手党分子，以期在选举时帮助一名政府候选人。
从横跨库雷里山谷的火车轨道上发现的尸体被确认是艾曼纽·诺塔巴托洛那刻起，整个巴勒莫就充满了怀疑帕里佐罗是幕后主使的谣言。然而，在巴勒莫负责调查此案件的主要检察官被调走了，显然是因为他暗示那些传言或许有些道理。
一名警官在被要求接管此案后，藏匿证据，包括一双带有血块的短袜。他还引导调查一次次地走向歧途，每一次调查的线索都给被害的银行家的名誉投上了一层阴影。在米兰，该名警官在法庭上被捕，赢得旁听席上一阵热烈的掌声。后来他被查明是帕里佐罗的亲密盟友，曾经充当帕里佐罗的选举“代理人”。
莱奥波多·诺塔巴托洛认为最终实施刺杀行动的凶手之一的名字也在米兰陪审团面前公布出来。泰尔米尼一伊梅雷塞的副站长一一他曾在诺塔巴托洛的车厢里看见杀人凶手——被传到法庭。在重复了1893年2月当晚发生的事情之后，他说他没能在嫌疑人队列中辨认出那名凶手。
于是，代表塔巴托洛家的律师开始追问：是不是他认出了那个人，但是告诉警方由于害怕黑手党他不敢当众说出来？证人颤抖了，但还是坚持他的说法。然后他被带到埃曼诺·圣乔治前一任警察局局长面前——他正是主持嫌疑犯辨认程序的那个人。站长一下脸红了，显得局促不安。旁听席上的听众对他的困境表示出足够的理解，因为他显然是一个担心自己性命的老实人。最终，他还是崩溃了，低声说道：“我确认他所说的一切；这是真的，确实是那同一个人。”
他认出的那个人是朱塞佩·丰塔纳，47岁，来自维拉巴泰。前任警察局局长为法庭提供了疑犯的简要背景。他是黑手党维拉巴泰家族的成员。就在几年前，他被指控制造假币，后来动用关系才摆脱干系。“我觉得在这次审判中，丰塔纳也受到了一种神奇、强大、神秘力量的保护。”
这些情况刚在米兰揭露出来，就下达了逮捕丰塔纳的命令，此时他已经藏匿起来。传言说他受到一位王子兼议员的庇护，此人的庄园受丰塔纳的保护。王子受到警察局局长圣乔治的审讯，圣乔治暗示他有可能会被控诉包庇犯人。王子把情况转述给丰塔纳，丰塔纳说出了投降的条件。圣乔治疲惫地答应了。这个协议让驻守在意大利的《泰晤士报》记者震惊不已：
丰塔纳……由王子的律师陪同，乘坐王子的马车来到巴勒莫，他并没有被不光彩地带到警局，而是在［圣乔治的］私人住宅接受审问，他被准许和家人见最后一面，他并没有戴手铐，而是被体贴地引领到了监狱，他被关进一间舒服的牢房。然而这个人有四次杀人记录，有多次谋杀未遂及偷窃行为，而所有这些指控都被宣判“证据不足”，或者换句话说他被宣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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