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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黑手党的历史-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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纭懊浩堪铩薄ⅰ暗厥蟀铩薄ⅰ肮盟锍酒靼铩焙汀罢渲榭邸卑铮庑┓税锿ǔＳ伤？岬哪昵崛俗槌伞�1903年，保罗·凯利的“五点帮会”控制了包厘街和百老汇大街之间的地区，包括意大利居民区。凯利出生于那不勒斯，原名保罗·安东尼奥·瓦卡雷利。在短暂的拳击生涯期间，他更换了一个听起来像爱尔兰人的新名字。他衣冠楚楚、说话温和，但据说他掌管1500名恶棍，大多是意大利人，但也有一些犹太人、爱尔兰人以及其他地方的人。凯利的帮会囊括了卖淫、赌博、保护费、房地产和机械政治。虽然他自己从未竞选任何职务，但是他得到上面蒂姆·苏利文的支持，此人是下东区毫无争议的黑手党领袖，属于民主党派。出生在美国的政治家，尤其是像苏利文这种人，是唯一一些看似有能力在不同种族的贫民窟之间建立权力基础的人。
如果真如当时的报纸暗示的那样，西西里黑手党觊觎征服纽约的话，那么它需要在半个世纪前就来到这里。利用西西里社区的据点，黑手党有资源和能力在纽约的黑社会开拓出一块具有竞争力的地盘，但是他们发现要统治纽约是不可能的。
在美国的西西里黑手党还面临着品牌控制的问题。是美国把“黑手党”这个词变为最著名的有组织犯罪的品牌。“木桶里的尸体”这类有名的案子开始把“黑手党”一词传播得更广泛、更远。然而，在这一过程中，这个标识脱离了最初开始以该名字进行交易的那群当地西西里组织。换个通俗的说法就是，就像“胡佛”（Hoover）原本是一个吸尘器品牌，现在却用来泛指任何老式真空吸尘器一样，美国新闻界用“黑手党”一词泛指一切形式的意大利有组织犯罪以及任何匪帮活动（而这在某种意义上对西西里人来说是一项显著的成就，毕竟他们是成熟的黑社会市场中的后来者）。
所谓的“黑手”（意大利语“Mano nera”，英语“Black Head”）进一步说明了这个名称在美国的膨胀。“木桶里的尸体”一案引起新闻界对大量以富裕的意大利裔美国人为目标的勒索案的注意。《纽约先驱报》的头条新闻写道：“居住在纽约的意大利人在黑手党伸长的魔爪的恐吓下保持沉默。”“大量美国商人因被勒索而付给黑手党赎金。”1903年8月3日——发现木桶里的尸体几个月后——尼古拉·加比洛，一名成功的布鲁克林建筑承包商收到这样一份通牒（用意大利语写成），上面画有一只骷髅：
明天下午不来布鲁克林第72街和第13大道与我们会面的话，我们将炸掉你的房子，杀掉你和你的家人。若敢把我们的行动透露给警方，等待你的将是同样的下场。
黑手帮（Mano nera）
这种恐吓信在意大利南部被称作“lettere di scrocco”，即“勒索信”，因为写信人通常抗议他们的贫穷，同时提出威胁。这种手法甚至在黑手党产生之前就已经在暴力产业里使用了。于是加比洛先生的遭遇符合欧洲旧大陆根深蒂固的模式。拒绝合作后，他收到了更多信件。他们要求的金额增加到10000美元。这时，他的三个老朋友和一位陌生人来到他家，主动提出与敲诈者调解，把金额降到1000美元。加比洛决定同意这一建议，但在他交出钱几天后，那几个人又来要钱。加比洛由于担心他所有的财产被榨光，便报了案。他的“朋友们”被逮捕并被判刑。
“黑手”（“Mano nera”或“Black Head”）这个名字注定要比这个匪帮更为成功。渐渐地，越来越多的勒索信开始署名“黑手”。显然，是兴奋的新闻报道开始让犯罪分子有了这个想法。这个名字从纽约传到芝加哥、旧金山和新奥尔良，直到它一度比“黑手党”（mafia）一词更多地被用来指代意大利的有组织犯罪。
“黑手”成了一种犯罪流行。除了专门的匪帮之外，嫉妒的邻居、商业对手、拮据的工人和恶作剧者也写署名“黑手”的信。这种由“荣誉团体”使用的犯罪名称竟被如此滥用，这在西西里岛是难以想象的。在每条街上都有间谍的黑手党家族以野蛮的手段维护他们对恐吓的垄断权。
尽管没能给嫌疑人定罪，“木桶尸体”案使约瑟夫·彼得罗西诺成为纽约人眼中的新型英雄，就像早期的拓荒者一样。他个人的生活经历就是美国救赎力的一个寓言故事，他从一名贫穷的拉丁佬（dago）〔※美国人对意大利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的蔑称。〕变成一位正派的警探。还有谁能在潜藏着黝黑的意大利移民的黑暗、拥挤的公寓和汗血工厂巡逻保卫美国人呢？
彼得罗西诺把数以百计的意大利犯罪分子遣送回国，还关押了许多人。他在纽约警察局的官职继续往上升。1905年1月，他被任命为纽约警察局新设的意大利分科科长。不久后，他成为第一个被升为中尉的意大利裔美国人。1907年，他在意大利居民区中心莫特街的圣帕特里克老教堂和阿德利娜，萨利诺结婚。
第二年，唐·拉法莱·帕里佐罗来纽约访问，彼得罗西诺被派去维护治安。这个当初被怀疑杀害艾曼纽·诺塔巴托洛的嫌疑犯后来被宣布无罪释放。他到纽约是来感谢那些据说为他的事业贡献了2万美金的人。接受《纽约先驱报》一名记者的采访时，唐·拉法莱声称，他此行的首要目的是“给他的西西里同胞灌输良好的公民原则”。当被问及是否和黑手党有关系时，他笑了笑。
此时，彼得罗西诺的名声已经传开了。新从意大利南部来的罪犯会要求被带到警察总局，让朋友指出那个他们常常听说的警察，以便能够见识一下他的模样。1908年秋，这位勇敢的中尉因参与逮捕那不勒斯一名带头歹徒而被意大利政府授予一块金表。
尽管意大利授予彼得罗西诺一块金表，他和他的上级已开始对意大利当局不能阻止犯罪分子和无政府主义者离开意大利海岸来到美国感到厌倦了。1909年2月，彼得罗西诺成为警察局新成立的情报分部的指挥官。他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去意大利建立一个独立的关于西西里有犯罪记录的匪徒的情报网。考虑到给黑手党分子定罪的困难，彼得罗西诺希望能利用在西西里岛搜集到的情报尽可能地把更多的非法移民从美国驱逐出去。
1909年2月21日，彼得罗西诺抵达意大利南部的热那亚港。向南行进时，他中途在罗马停留去见了一些官员，还去萨勒诺附近看望了他的哥哥。2月28日，“黑手帮”的匪徒在巴勒莫着陆，＇w。w。w。w。r。sh。u。。c。o。m＇准备在黑手党的家乡与其展开较量。
彼得罗西诺的尸体于4月9日由冠达邮轮公司的“斯拉沃尼亚”号运回纽约。当时他已经被害四周。船只因天气恶劣而被耽搁。彼得罗西诺的遗体被列队护送至他拉法叶街233号的公寓。五个排的骑警和一个仪仗队护送灵车，车上放满了西西里和纽约的官方机构敬献的花圈。原计划他的尸体庄严地躺放在开着盖子的棺材里供公众瞻仰，但是由于尸体防腐失败，人们只能看到盖子上的一张照片了。《纽约先驱报》估计有2万人来追悼他。报纸还怀疑，尸体防腐是被故意搞砸的，这是西西里黑手党对死者最后的侮辱。4月12日，另一支庄严的队伍带着彼得罗西诺的尸体穿过街道来到莫特街的圣帕特里克教堂举行葬礼。
彼得罗西诺的死是因为他低估了西西里黑手党的势力和残忍。他的街头常识只适用于纽约，他对于故国有种移民者的居高临下的态度。“木桶尸体”案调查期间，当在一次访问中被问及黑手党时，他的谈话充满了偏见和民间传说：
几乎每个从西西里来到这里的人都受到这种道德疾病的折磨。它是遗传而且不可根除的。黑手党是一个联系松散的组织，但是那种反抗一切形式的法律、一切形式的官方机构的精神是所有和它有联系的人的本能。在西西里，妇女和孩子在田间拼命千活，男人则会肩上扛着枪招摇过市。
彼得罗西诺去意大利本该“保密”的任务被纽约新闻界事先宣告出来。到了巴勒莫之后，他拒绝了提供的武装护卫队。他认为他唯一需要的保护措施就是用以行贿的美金。他使用这个在纽约证明极为成功的手段，大胆地试图与犯罪分子及黑手党在大街上进行面对面的接触。当然，这也是西西里警察会做的事，但是他们从来也不会想到单独这么做。彼得罗西诺死后，人们发现他居然把手枪忘在了酒店房间。
巴勒莫警方怀疑彼得罗西诺的死和“木桶尸体”案有关。两名黑手党分子和彼得罗西诺在同一时间回到西西里岛，并用密码电报与“皮杜”．莫瑞罗保持联系。有种说法是，莫瑞罗和朱塞佩·丰塔纳指使维托·卡希奥·费尔罗代表他们安排这次谋杀。卡希奥·费尔罗被捕时，警察从他的身上搜到一张彼得罗西诺的照片。但是他有不在场证词：唐·维托的政治盟友、一名议员，声称彼得罗西诺被枪杀时，该黑手党分子正在他家。令美国新闻界气愤的是，这个案子甚至从未开庭审理。
多年后，在法西斯统治下，卡希奥·费尔罗被宣判无期徒刑，他的事业从而画上了句号。费尔罗在狱中接受了采访。他说他这一生只杀过一个人，“而且，我那么做是公正无私的”。这一隐秘的话语被理解为是暗指最为著名的谋杀案：乔·彼得罗西诺谋杀案，他的名字曾与之联系在一起。他话里的隐含意思可能是说他是为了帮助他的美国同僚才进行谋杀的。这种“坦白”并不意味着一定是他犯了杀人罪。它可能只是费尔罗为享受荣誉而从另一个黑手党分子的经历中所偷来的故事。和“木桶尸体”案一样，乔·彼得罗西诺谋杀案也仍属未破案件。
和大多数到美国的西西里移民一样，莫瑞罗匪帮的成员可能并不打算长期居住。但是和这些移民中的很多人一样，最有名的成员在美国度过余生。对一些人来说，这段时间并不算很长。因泽里洛又开了一家小点心店，但随后不久便被枪杀。迪·普利莫由于在新新监狱表现良好而提前出狱。“公牛”佩托搬到宾夕法尼亚州的布朗敦。1905年10月25日晚，佩托在自家后院，被人用猎枪打了5枪。彼得罗西诺怀疑迪·普利莫是凶手。彼得罗西诺被杀后，朱塞佩·丰塔纳很快消失了。
匪帮的其他成员在纽约几十年的有组织犯罪活动中发挥了作用。彼得罗西诺被害那一年，“皮杜”．莫瑞罗因在东哈莱姆区开设假币工厂，被判在亚特兰大联邦监狱服刑25年。他丢掉了黑手党组织首领的角色。
1916年，莫瑞罗黑手党的其他成员和布鲁克林的那不勒斯人展开了一场斗争。在布鲁克林海军街一家咖啡店外的一次埋伏战中，“皮杜”的哥哥中弹丧命。那不勒斯人企图夺取莫瑞罗对洋蓟的控制权，但是失败了。洋蓟是意大利食物中的一种关键成分，这种特殊蔬菜的交易由“皮杜”同父异母的兄弟两罗·特雷诺瓦掌管，他直到20世纪30年代一直是“洋蓟王”。奠瑞罗匪帮在斗争中赢得胜利，那不勒斯人的几个领袖被捕，而且令他们大为吃惊的是，他们还因这次的伤亡被送进监狱。
“皮杜”．莫瑞罗很快就被释放出来。1919年，他在西西里被人认了出来，他正试图获得意大利黑手党的支持，因为下一任最高老板已经将他判了死刑。这些外交努力似乎成功了，因为三年后他还活着，并且还和那个判他死刑的人一起并肩作战。但是，此时美国有组织犯罪的版图已经彻底改变了。
考拉·金泰尔眼中的美国
美国有组织犯罪历史上最重要的转折点不是某次死刑，不是高级匪徒的某次会议，也不是某个西西里“大老板”的到来．而是禁酒法案的实施。1919年1月，在战时对德国酿酒商的荒唐抗议的推动下，美国宪法通过了第18号修正案，禁止“制造、售卖乃至运输酒精类饮料”。同年晚些时候，沃尔斯特法案（即禁酒法案）的通过使第18号修正案生效。这样一来，国家最赚钱的行业之一移交到了犯罪分子手里。从原料、制造、包装到直接运输到地下酒吧桌子上，匪徒们通过卖滔敛集了大量无需纳税的利润。据估计，在1933年禁酒令废除之前它给非法经济创收20亿美元。
许多普通美国人喜欢喝酒，他们不明白为什么政府不允许他们喝酒，于是匪徒们就成了他们的朋友。酿私酒者的高死亡率给他们的工作增添了魅力。一般人认为，“他们只互相残杀”。贩酒的暴利以及公众对非法造酒的友好态度也降低了腐败的门槛。警方、政治家和法官都在这种非法财源中捞得一把。
禁酒法案带来的非法自由竞争让美国人忘记了世纪之交时他们对黑手党以及“黑手帮”的兴趣。把私酒贸易看作是“拉丁佬”入侵的结果是完全不可行的。欧洲移民的大量涌人在一战期间告一段落。战争结束后，一系列法令向移民关闭了美国人所称的“金色之门”——或者至少对那些没有秘密通道的非黑手党分子而言。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经典匪帮时代，在公众心目中是一个由多民族的“罪犯”和“强盗”统治的时代，而不是由意大利“黑手党分子”或“君子”统治的时代。
直到20世纪50年代，美国公众舆论才又一次把黑手党和有组织犯罪搞混。1969年，马里奥·普佐撰写的《教父》的出版把美国的犯罪集团完全是从西西里传过来的错误公众意见固定下来。禁酒令时期的事实清楚地表明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在纽约大都会区，50％的酿私酒者是犹太人，相比之下只有大约25％的意大利人。
然而在美国各个城市的意大利移民社区内，在禁酒令颁行的时候，一个特定的西西里黑手党组织早已确立下来。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他们的历史最好的见证人是尼古拉·金泰尔，他出生于西西里，却于1905年在费城正式加入黑手党，他被称作“尼克”或“考拉”，取决于他出现在大西洋的哪一边。1963年，已经年近八十、在罗马隐居的金泰尔作出一个史无前例的决定：他决定写一部自传。他把自传稿件交给了一名记者，部分稿件是由其口述、别人代为整理的。这名记者然后对他进行了一系列的采访，帮助他填补稿件中的一些空白。金泰尔是第一个以撰写自传的方式讲述自己经历的西西里“君子”。
人们对金泰尔作出这一决定的原因始终怀有一种挥之不去的神秘感。如同经常发生在意大利的情况一样，这或许和政治环境有关。然而，最单纯的动机，也是金泰尔自己讲出来的原因，可能是最重要的原因。他说自己是个痛苦的老人。他的孩子各个事业有成，但是他们都为自己的犯罪出身感到耻辱，并对他们的父亲唯恐避之不及，而正是这位老人为他们支付了学费并购买了房屋。
考拉·金泰尔的故事似乎在含糊其辞地为自己的生活辩护，为自己辩护同时也为其他人辩护。他力图把自己刻画为所谓真正意义上的在黑手党组织内部寻求和平与正义之路的“君子”形象，但并不完全成功。有一件逸闻趣事可以证明金泰尔相当长时间以来都在努力以这种自欺欺人的方式塑造自己的形象。一名男子声称自己曾在1949年花了一整个下午的时间和金泰尔谈话。事实上，他还深情地回忆起当时自己如何受到金泰尔的眷顾，金泰尔又是如何自始至终半开玩笑地称他为“小教授”的。此人当时是一位年轻的学生，他说这位老练的黑手党分子以一种假设的方式讲述了他心目中的黑手党分子的形象：
小教授，假如我没带武器来到这里，而你拿起一把枪对着我说：“考拉·金泰尔，跪下。”我会怎么做？我会跪下。这并不是说，因为你逼迫考拉·金泰尔下跪了，你就是黑手党党徒。这只意味着你是个手里有枪的笨蛋。
现在，如果我，考拉·金泰尔，没带武器走了进来，而你也没带武器，我对你说：“小教授，你看，我有点麻烦。我不得不要你下跪。”你会问，“为什么？！”我说：“小教授，听我解释。”然后，我尽力说服你必须下跪。当你终于跪下了的时候，这才意味着我是黑手党分子。
如果你最终还是拒绝下跪，那么我只好朝你开枪。但这并不意味着我赢了：那样我就输了，教授。
显然，金泰尔描述自己的形象时，一定要让自己的手里放上一把手枪。如果手里没枪的话，金泰尔连维持自己的虚构形象都有问题。
那个“小教授”就是安德烈·卡米乐，他现在成了意大利的一种文化现象。他的犯罪小说，文风老练，讽刺诙谐，穿插大量的意大利方言，占据了畅销书排行榜榜首。尽管我们无法单独证实卡米乐对这次经历记忆的可靠性，但是它确实捕捉到了老匪徒考拉·金泰尔是如何诚实交待他工作暴力性质（尽管他尽力把自己装扮得高贵）。在自传中，金泰尔承认：“不残忍，你就不可能成为黑手党头子。”
尼克·金泰尔在罗马平静地讲述自己的故事的同时，美国也开了类似的先例。一个美国黑手党分子乔·瓦拉奇由于担心他在监狱会被之前的盟友谋杀，便要求与联邦特工谈话。瓦拉奇是第一个让大家知道美国的黑手党往往用“我们的事业”来指代其组织的人。1963年，瓦拉奇面对一个国会分委员会为有组织犯罪作证时，媒体对其密切关注。当时罗伯特·肯尼迪被其总统哥哥约翰·肯尼迪任命为司法部部长。罗伯特·肯尼迪把瓦拉奇的证词形容为“迄今为止在情报方面与有组织犯罪和诈骗的斗争中所作出的最大突破”。报道瓦拉奇作证事件的报纸当时非常畅销。
但是很多细心的观察者一开始就指出，瓦拉奇算不上是美国黑手党。他不过是个小卒而已，不会参与黑手党组织内部高层的讨论。相比之下，那个伤心、孤独的老先生考拉·金泰尔进入了犯罪精英圈。他和20世纪20年代、30年代所有最有名的黑手党老板密切合作过：“老板”乔·马塞里亚、阿尔·卡彭、“幸运小子”卢西阿诺、文森佐·曼加诺、艾伯特·阿纳斯塔亚、维托·吉诺维斯。令人吃惊的是，考拉·金泰尔用意大利语作的证词至今未被翻泽，西西里半岛以外除了少数几个人知道，几乎不为人知。
金泰尔的故事发生在普通西西里移民向美国人转化的大背景下。但是，在成为美国公民的同时，他们又自相矛盾地成为意大利人。意大利人民族荣誉感薄弱，这在世界上是出了名的。从巴勒莫、那不勒斯和帕尔马来到埃利斯岛的熙熙攘攘的人群说着互相听不懂的意大利方言。“意大利”对他们许多人来说只是个抽象名称。在与其他国家来的移民的交流中，他们才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是意大利人。他们将故国的风俗习惯带到了美国，或者开始了一些新的风俗习惯，比如庆祝哥伦布日〔※（Columbus Day），是一些美洲国家的节日，以纪念克里斯托弗·哥伦布于1492年由欧洲横渡大西洋，“发现”美洲“新大陆”。哥伦布日为10月12日或10月的第二个星期一，当天正是哥伦布在1492年登上美洲大陆的日子。〕，从而庆祝他们刚刚获得的意大利身份。
意大利裔美国犯罪分子也经历着类似的变化，但是他们融人美国社会则是更血腥、更不择手段的过程。到1920年为止，单在纽约就有100万意大利裔人。不用说，他们中只有一小部分是犯罪分子。但是社区日益增长的财富提供了过多的经济犯罪机会，还加强了来自意大利不同地区匪徒之间的紧密联系。街头彩票兑奖活动在意大利裔美国人居住区如同过去在意大利数百个城市一样流行。意大利南部的食品也成了他们的争夺目标。他们使用暴力威胁以便从食物交易中牟取利益，如同西罗·特雷诺瓦垄断洋蓟进口生意一样，意大利裔黑手党分子企图控制从欧洲或者越来越多地从美国西海岸进口的橄榄油的交易。
意大利人还成为纽约码头人数最多的种族群体。1880年，纽约95％的码头装卸工都是爱尔兰人。到了1919年，已经有75％是意大利人。他们在东区和布鲁克林尤其占有优势。布鲁克林的红钩区——完全是意大利人——在整个战争期间以及战后是一个犯罪组织所在地。码头的运作机制包罗万象、残暴无情、获利高。国际码头工人联合会的官员恐吓丁人以确保他们对工人招聘的垄断。他们贿赂轮船及码头搬运公司的管理人以确保对工作机会的垄断。他们还通过20世纪20年代成立的城市民主俱乐部——只不过是犯罪集团的一个幌子——确立了政治庇护。走私、抢劫、敲诈肆虐。国际码头工人联合会的许多官员来自同一个血缘家族。他们得到了由艾伯特·阿纳斯塔亚和文森佐·曼加诺这类人操纵的极其残酷的保护体制的支持。
考拉·金泰尔出生于阿格里琴托附近的一个硫磺矿镇。1903年到达美国的时候，他才18岁，还是个有极强自我价值感的粗暴青年——这是黑手党分子典型的基本要素。他来到堪萨斯城，在那里开始了叫卖推销布匹的工作。他是以骗人的手段销售产品的：他当做亚麻卖的布匹根本不是真的，除了少量的样品以外。
通过他的工作，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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