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情提示：如果本网页打开太慢或显示不完整，请尝试鼠标右键“刷新”本网页！
意大利黑手党的历史-第30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铱荚谖魑骼锏何鞑砍鱿郑锩娴墓ぷ魅嗽笔谴勇砣幽讯吹幕Ъ摇Ｓ捎谖魑骼锒酒诽崃冻叫恫分尬鞑亢捅泵廊旧隙抉娜耸�1977年大幅上升。1974…1982年问，世界各地缉获的海洛因数量增加了6。5倍，正是在这些年间西西里黑手党控制了海洛因市场。
但是西西里的黑手党并不满足于成为海洛因的加工者和进口者，通过与美国同行合作，他们还想控制销售网络。多玛索·布西达早在1966年就开始从纽约的甘比诺家族贷款建立属于自己的第一家比萨店。到70年代末期，美国驱逐的西西里非法移民每十人中就有九人在比萨店工作。自本世纪初以来，意大利食晶的进口与生产对美国的黑手党而言一直至关重要。因此，在美国各地建立起来的餐厅网络的原料供应链被黑手党保护的公司所垄断，这一点并不让人奇怪。1986年美国的“比萨店联络”案证实，许多比萨店销售的不仅仅是奇怪的意大利食物玛格丽塔比萨或四味奶酪比萨。
据估计截止到1982年，西西里黑手党控制了美国东北部地区所消费的80％的海洛因的生产、运输及销售。回流到西西里的利润由于明显的原因从没有精确计算过，但每年也能达到数亿美元。70年代末期，“我们的事业”较之以往更为富裕，更为强大。
“比萨店联络”还涉及了黑手党的两个分支的权力平衡问题。西西里人——低级别的美国黑手党分子妒忌地称呼他们为“拉链”——已经不再是美国老板们的廉价劳动力。美国的高级匪徒再也无法对西西里人摆出高人一等的姿态，“乔香蕉”在1975年去西西里岛度假时对西西里人摆出的正是这副姿态。由于他们的数量、组织以及他们似乎能够无限制地获得海洛因供应，现在西西里人在美国已经有了相当大的自主权。
博南诺家族控制的布鲁克林的尼克博克大道成为西西里人的殖民地和海洛因的终点站。一位渗透到“我们的事业”里的费城家族的缉毒局特工了解到：
布鲁克林意味着西西里的黑手党，与位于美国的“意大利裔美国黑手党”区别开来。他们之间有明显的区别……布鲁克林控制了美国所有的海洛因……西西里人使用意大利裔美国人来销售海洛因。
但是，这些拉链们不仅在美国建立了“企业辛迪加”，而且还严重入侵美国的“我们的事业”的“权力辛迪加”。特工约瑟夫·D·皮斯托（又名唐尼·布拉斯科）代表联邦调查局于1975年至1981年间潜入了纽约的博南诺家族。他记录了下面这段发生在两个美国“君子”之间的焦虑的谈话，他们听说一些西西里人将成为头目：
——那些家伙［拉链们］正在准备接手一切。我们不能让他们当头目。我们将失去所有的权力。
——……那些该死的拉链们不会支持任何人的。你他妈的给他们权力，如果现在不受伤的话，三年之后也会受伤的。他们将会把你活埋了。你不能给他们权力。他们对什么都毫不在乎。他们不在乎谁是老板。他们得不到尊重。
1979年，一名西西里“君子”确实接管了两年纽约的博南诺黑手党家族。据说，他之所以下台是因为他发现自己用英语做生意很困难。
西西里黑手党和美国的黑手党在海洛因生意上并不总是死对头。他们中的许多人实际上都是亲戚。一个黑手党分子要是为了毒品生意而寻找可信赖的伙伴和工人的话，他首先就会找和他有血缘关系的亲戚，特别是那些刚加入黑手党的家族成员。当海洛因生意在70年代过热时，许多黑手党分子处于有利的形势，因为他们已经建立了跨大西洋家族企业，能够轻松地适应任何他们所需的非法商品交易。这对于那些同美国建立最紧密关系的沿海城镇来说更是如此。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唐·塔诺·巴达拉曼迪的家乡——希尼斯。另外一个例子就是附近的戈尔福斯特堡港，像马加蒂诺和博南诺家族这样的西西里裔美国人犯罪血统的诞生之地。巴勒莫也有很多这样的联系，萨尔瓦多·因泽里洛——帕索·迪·里加诺家族的老板和主要的海洛因经销商——是卡罗·甘比诺的表弟，而甘比诺在1976年去世前一直是纽约五大家族里最有势力的家族的首领。因泽里洛、巴达拉曼迪和马加蒂诺这些家族一直在大西洋两岸来回穿梭，来自美国和西西里的表亲们几代以来一直互相通婚。因泽里洛的跨洋家庭谱系中“不可思议的、缠绕不清的亲戚关系”曾让法内科尔大法官也直挠头。
贩毒意味着建立各种人际关系，意味着将一大群人才汇集在一起：从投资商、咖啡碱供应商到提炼毒品的技术人员，从运输者、街头小毒贩到掌握洗钱技术而不被意大利金融警察抓住的金融家。这些国际网络从社会的顶层一直伸展到底层，而且他们与黑手党并不是一回事。
黑手党自从毒品能够交易起就开始从事这项营生。但即便这样黑手党也没能变成海洛因企业集团。正如布西达所说，“每个人在贩卖毒品时都是自主的。最有经济机会的人做的工作最多”。“拥有经济机会”意味着要与组织外的各种人才建立关系网络。
当然，自主原则也有许多限制，一个“君子”所做的每件事都可能会给“我们的事业”带来政治牵连。一个家族有权对发生在自己领地的任何经济活动征税，而且如果其家族任何成员参与并不直接受其控制的企业的活动时，家族也有权对该成员索要贡品。对于一个黑手党老板而言，从毒品中获利的最简单方法就是给毒贩们提供“保护”。这一方法还有额外的好处，就是使毒品贸易与家族隔离开，因为这项贸易所需要的专业人才并不受缄默法则的束缚，一旦被捕，他们可能透露给警察很多事情从而给黑手党家族带来更大的风险。
但是当利润十分巨大时，家族间的争斗就会产生，委员会也可能随之参与其中。等委员会参与进来之后，它将毒品贸易纳入“我们的事业”结构之中。这种犯罪行为就相当于将一家公司变为公有制一样。一群高级老板组成的小组委员会负责管理这项生意，这种方式能确保他们对所发生的事情了如指掌，而且所有人都能够分得一部分利润。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发生在70年代中期的途径那不勒斯的烟草走私案。委员会开始以财团或联合股份公司的形式运作，通过“疯狂的迈克”米歇尔·扎扎来购买运输的烟草货物，这和第一次黑手党战争之前它对海洛因贸易所采取的方式一模一样。1974年，扎扎连同几个其他知名的卡莫拉人甚至被接纳进了“我们的事业”组织，这是委员会恭维他们并控制他们的一种方式。尽管如此，委员会没有、也不可能垄断黑手党的烟草走私或海洛因贸易。一方面，它只代表巴勒莫省而不是整个西西里岛。大部分的海洛因生意仍然远离委员会的监视而不受其控制。结果就是，黑手党组织中商业因素、政治因素掺杂在一起，沆瀣一气，而且成员之间因为猜疑而导致权力关系变幻无常，这种情况与第一次黑手党战争爆发之前的情况极为相似。
银行家、共济会、收税员与黑手党
从美国回流来的毒品收入使农民的小房子里装上了金子做的水龙头，公寓楼和海滨别墅得以兴建，巴勒莫迅速兴起的奢侈品店里的货架被一扫而光，遍布意大利和欧洲的合法和非法的企业再次获得了投资。海洛因带来的美元也流人了基层金融部门（在20世纪70年代，一批私人银行和合作银行在西西里投资市场上的份额扩大了一倍）并被吸纳进了意大利银行系统的制高点，与政治贪污金混在一起。有了这些钱，黑手党前所未有地到达了社会阶梯的最高层。
乔瓦尼·法内科尔于1978年抵达巴勒莫的司法官。“法内科尔方法”在两年之内使案件得到了突破，一直深入到“我们的事业”的跨大西洋毒品生意的最里层，发现黑手党与萨尔瓦多·因泽里洛、罗萨里奥·斯帕托拉以及斯特凡诺·邦塔德之间有关联。萨尔瓦多·因泽里洛是帕索·迪·里加诺家族的老板；在布鲁克林被称作“樱桃山甘比诺”的罗萨里奥·斯帕托拉，是西西里的建筑巨头和纳税大户；斯特凡诺·邦塔德是黑手党前委员会的三人工作小组成员之一。他们每个人都是庞大、错综复杂的婚姻联盟网络之中的一部分。法内科尔还和米兰的地方法官一起处理了一桩诈骗谋杀案，这桩案件极有可能把意大利社会最糟糕一面——政治和金融机构最高层的腐败、黑手党势力影响以及反民主阴谋——公之于众。
这起案件集中在银行家米歇尔·辛多纳身上。辛多纳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是意大利最有影响力的金融人物。他掌管着美国最大的银行之一，控制着梵蒂冈在国外的投资，还是基督教民主党政治家的主要资助者。此外，警察当局怀疑他替黑手党洗钱。1974年，辛多纳的金融帝国因受诈骗指控而轰然倒塌，辛多纳逃往美国。1979年，辛多纳在美国委托一名黑手党分子将负责清算他在意大利债务的律师杀害。鉴于大西洋两岸的警察当局已将他包围，辛多纳得到一群黑手党分子的帮助，制造了一起由“美好生活无产阶级颠覆委员会”组织的虚假绑架案；“美好生活无产阶级颠覆委员会”是一个并不存在的左翼恐怖组织，而帮助辛多纳的黑手党分子们曾经参与过因泽里洛一甘比诺一斯帕托拉一邦塔德的海洛因走私活动。辛多纳在这些西西里“恐怖分子”手上差不多呆了三个月，他的左腿甚至还在麻醉后挨了一颗枪子儿，以便伪造绑架者欲置其于死地的证据。绑架的真正目的是对辛多纳以前的政治盟友进行变相勒索，希望他们仍然拯救辛多纳的银行从而保护“我们的事业”在该银行的存款不蒙受损失。这个阴谋失败了，辛多纳被他的绑架者“释放”后，向美国联邦调查局自首。1986年，他在喝完一杯加有氰化物的咖啡后死于狱中。
1982年夏天，另一位名誉扫地的意大利银行家罗伯特·卡尔维被发现吊死在伦敦的黑衣修道士桥上。卡尔维的履历读起来就像是辛多纳的翻版：迅速崛起，与梵蒂冈关系密切，用资金贿赂执政党，金融崩溃之后极力通过绑架政治家以求自保。有一件事直到2002年4月才被证实——至少在意大利当局的心中是这样的——卡维尔并不是像最初认定的那样死于自杀，而实际上是“被自杀”。在意大利语中，“自杀”这个词可以变成及物动词来形容此类情况。在本书撰写期间，一个与科莱奥内家族关系密切的黑手党老板因被指控下令谋杀卡尔维而即将受到审判。控方的论点以一个黑手党悔罪者提供的证据为基础，认为卡尔维也像辛多纳为因泽里洛－甘比诺－斯帕托拉－邦塔德集团所做的那样，以同样的方式为科莱奥内家族循环贩毒收入，而且他因为不可信赖而惨遭杀害。据估计，这名黑手党分子会否认警方对他的指控。
这两位“被上帝选中的银行家”都是一个被称为“第二宣传队”的共济会分会会员。1981年3月，调查辛多纳虚假绑架案的米兰地方法官在里西欧·格里总导师的办公室发现了一份列有962名“第二宣传队”成员的名单。这些宣誓入会的人中有特工部门的全部领导人员、54名国会议员和一批资深的商人、军方人士、警察、公务员和记者。议会对“第二宣传队”作出的调查结论是，其目的是破坏公共生活和颠覆民主，但并非所有的成员都了解这个根本目的。“第二宣传队”的总导师肯定是为了敲诈目的才一直秘密保留着这份成员名单。我们至今尚不清楚“第二宣传队”所带来的确切影响程度。
黑手党和其他共济会团体之间的关系更容易界定。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一些高级黑手党分子为了便于与商人、官僚和政治家进行联系而加入共济会。正如一位悔罪者解释的那样，“通过加入共济会，你可以与商人、机构以及手握重权的人物广泛的接触，这些人物手中握有的权力与‘我们的事业’的惩罚权力大不相同”。
我们举一个例子就能够说明这些人际关系网络究竟能够产生何等恶劣的影响：议会对辛多纳事件进行调查后发现，在米歇尔·辛多纳虚假绑架案中将辛多纳麻醉并开枪打伤他的那名整形医生称自己是“一位伤感的国际共济会会员”。他与黑手党以及“第二宣传队”的总导师都有密切的联系。并且，19年来他一直是巴勒莫警察总部的住院医师，并且可能在美国政府中也有许多的朋友。
若是将这场贪污风波中的共济会“白领”当作“我们的事业”这帮暴徒最主要的合作者的话，那便是大错特错。首先，对于任何一个同时加入这两个秘密社团的人来说，并不存在要更忠实于那个社团的问题。“我们的事业”的利益总是放在首位，正如一位悔罪者所说的那样：“共济会的誓言是违心的，因为我们只尊重一个誓言，那就是在‘我们的事业’里所立的那个誓言。”
我们现在得知，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西里岛上两个最富有的人同时立下了两个誓言，一个是共济会的誓言，一个是黑手党的誓言。他们是萨尔沃家族的堂兄弟：尼诺和伊纳齐奥。尼诺·萨尔沃是来自特拉帕尼省的萨拉密家族的一位“君子”，生性粗暴却爱交际。他1955年结婚，岳父经营着一家代为征税的小公司。在西西里，直接和间接税收都是通过私人公司支付的，这一税收体系被巴勒莫权威的历史学家称为“一个地狱般的吞钱机器”。尼诺同岳父以及那位温文尔雅的堂兄弟伊纳齐奥一起在1959年组成了一个联合公司，获得了征收西西里40％的税款的权力。1962年，公司在“少壮派”萨尔沃·利马的帮助下得到了在整个巴勒莫收税的合同，仅仅这一项业务每年就能产生超过两百万美元（按20世纪60年代的汇率计算）的利润。堂兄弟俩在60年代中期进一步控制了征税系统并一直持续到80年代初。意大利其他地方的同类企业普遍提取税收的0。3％作为利润，而萨尔沃两兄弟的公司则一直提取10％的回扣。他们通过垄断欧盟和意大利政府给予农业企业的大量补贴来增加收入，而这些企业是他们通过税收回扣建立起来的。
若是没有坚实广泛的政治支持尤其是西西里地区大会的支持，这种形式的强取豪夺自然是不可能维持的。实际上，在萨尔沃堂兄弟两个、黑手党以及基督教民主党一些部门之间形成的小腐败圈腐蚀了整个意大利政治制度。糟糕的是，当需要重新续订征税合同或者为了阻止将征税服务置于公众控制之下，萨尔沃堂兄弟为了获得政府的支持就将公司收取的部分税收送给政治家们以作为回扣。更糟糕的事情还不止这些。地区大会上的许多政治家就像西西里岛上镇议会的议员一样，实际上是黑手党与基督教民主党领袖协商后招募并选举出来的。
1982年，法内科尔大法官将萨尔沃堂兄弟的业务递交审核，这种大逆不道的事情可是头一回发生啊。法内科尔大法官与“我们的事业”的正面对抗才刚刚开始。但是繁荣的毒品走私生意使西西里黑手党分子们手上沾染上了更多的鲜血。
科莱奥内家族的第二次崛起——迈向大屠杀1970…1983
1981…1983年的第二次黑手党战争在意大利语中被称为“金枪鱼大屠杀”，这个术语来源于意大利捕鱼业。若是没有看过法维尼亚纳旧弗洛里奥渔场的金枪鱼捕捞活动的话，领略这个隐喻含义的最好方法就是去观看罗伯托·罗塞里尼导演于1950年拍摄的电影《荒岛怨侣》，看看这位导演如何在其情人和女主角英格丽德·博格曼面前演示真正捕捞金枪鱼的壮观场面。博格曼扮演的立陶宛难民为了逃出战俘营嫁给了西西里岛上一个贫穷的渔民。当渔民们把捕捞的金枪鱼拖进平静的港湾，将船只围成一圈，然后有节奏地用力将渔网拖出水面，网里的大鱼活蹦乱跳往上跳窜的时候，残酷的现实生活就展示在了女主人公的眼前。当猛烈拍打的金枪鱼被吓人的钩状鱼叉拉上船时，水里面一片污血泡沫，博格曼只是惊恐地在旁边观看。
1981…1983年的这场黑手党野蛮屠杀并不是不宣而战。在屠杀开始的三年之前，宪兵们已经得到了战线的精确地图和一份关于战胜方科莱奥内黑手党所使用的战略简介。1978年4月，黑手党分子朱塞佩·迪·克里斯蒂纳被安排在一间隔离的小屋里与宪兵队长进行秘密交谈。迪·克里斯蒂纳是一个知情人，他比可怜的莱奥纳多·维塔尔级别高很多。一方面，他是西西里中南部列西的老板。另一方面，他很可能是装扮成警察并参与1969年拉齐奥大街谋杀案的一名“君子”。迪·克里斯蒂纳在那个具有重要象征意义的集体处决上出现，这就意味着那次谋杀案不是由巴勒莫地区的黑手党而是由整个黑手党组织决定的。总之，迪·克里斯蒂纳是黑手党体系中的核心人物，与迪·克里斯蒂纳会面的宪兵却说他看起来像是一只被追捕的猎物。
使迪·克里斯蒂纳恐惧万分的那个人就是卢西阿诺·莱焦。迪·克里斯蒂纳解释说，莱焦现在是一个千万富翁。昔日科莱奥内家族的“红花侠”已经入狱四年，但他仍然在幕后通过他的化身“矮子”雷依纳和“拖拉机”普罗文扎诺管理着他的业务。据迪·克里斯蒂纳估计，雷依纳和普罗文扎诺这两个“野兽”每人至少都犯下了40桩谋杀案。莱焦的收入来源包括在意大利本土实施绑架。1973年，尤金·保罗·格蒂三世，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尤金·保罗·格蒂一世的17岁的孙子，在罗马遭到绑架。这名17岁男孩在250万美元的赎金送出五个月后才被释放。绑架者为了证明决心和胆量，将男孩的一只耳朵和一绺头发在很早之前就送到了一家报社。据迪·克里斯蒂纳所言，这全都是莱焦干的。
但是迪·克里斯蒂纳对“我们的事业”内部政治派系纷争的描述要比他揭露的有关卢西阿诺·莱焦的情况更为重要。“我们的事业”分成了两派，而第一派领导者无可争议地就是莱焦，另一派的领导者则是与他对立的唐·塔诺·巴达拉曼迪，即希尼斯的“坐着的恶棍”。
迪·克里斯蒂纳已经意识到科莱奥内正在实施一项旨在包围反对派的长期战略。他们从管理巴勒莫省及西西里其他各地的小镇的家族中一一征募支持者。斯特凡诺·邦塔德这个前三人工作小组成员是巴达拉曼迪派系的一个关键人物，迪·克里斯蒂纳作为邦塔德的忠实追随者，是科莱奥内家族突袭巴勒莫、完成进攻计划之前必须扫除的障碍之一（因为迪·克里斯蒂纳与邦塔德非常亲密，不太乐意谈及巴达拉曼迪派系的情况，没有提到他的派系中包括了“我们的事业”中两个最重要的海洛因经销商：帕索·迪·里加诺家族的老板萨尔瓦多·因泽里洛和仍在狱中的多玛索·布两达）。
像在黑手党不同历史时期中向警察坦白的几乎所有黑手党分子们一样，迪·克里斯蒂纳没有多少可以选择的余地。莱焦控制着一个由14人组成的精英敢死队，不仅在西西里有基地，在那不勒斯、罗马和其他的意大利城市也有基地。科莱奥内家族的势力已经渗透到敌方家族之中（他们后来还在没有通知其他领导人的情况下建立了一个由“君子”组成的秘密军队）。迪·克里斯蒂纳唯一的希望是宪兵或许可以通过抓捕逃亡15年的罪犯普罗文扎诺而首先反抗科莱奥内家族。他告诉宪兵最近有人在巴盖里亚看到过“拖拉机”普罗文扎诺，他坐在一辆白色奔驰轿车里，开车的是年轻的“刽子手”乔瓦尼·布鲁斯卡。位于圣朱塞佩杰托村的布鲁斯卡一家是莱焦的老盟友，他们是科莱奥内派系在巴勒莫省的中坚力量。当“刽子手”乔瓦尼·布鲁斯卡1976年加入黑手党时，“矮子”托托·雷依纳就是他的教父，这绝非巧合。
迪·克里斯蒂纳若有所思地结束了他与宪兵之间的谈话：“到下个周末我就能收到刚订购的一辆防弹车……你知道，我良心上也有可宽恕之罪。当然，还有一些不可饶恕之罪。”几周之后，他的罪就招来了恶果，他在巴勒莫郊外的帕索·迪·里加诺地区被枪杀。若是宪兵懂得如何解读这一事件，那他们就能进一步确认即将发生的战争是如何从迪·克里斯蒂纳的死演化而来，因为帕索·迪·里加诺地区是反科莱奥内派系的领导者萨尔瓦多·因泽里洛的地盘。未经允许就在别人的领地上杀害一位老板，再没有比这更嚣张的侮辱了。
整个列西镇的上万人都参加了迪·克里斯蒂纳的葬礼。宪兵也几乎在同时就迪·克里斯蒂纳的证词的重要性得出了一个清晰的报告：
迪·克里斯蒂纳提供的信息披露了一个隐秘而又十分矛盾的事实。它揭示了一个残酷的事实，那就是存在一个与国家权力类似的更敏锐、有效的力量，它采取行动、制定措施、制造钱币、杀戮甚至做出判决——所有这一切都是背着当局干的。
报告之后却没有采取任何司法行动。
自从迪·克里斯蒂纳被杀和大屠杀以来，更多的黑手党背叛者帮助警察当局重现了第�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温馨提示： 温看小说的同时发表评论，说出自己的看法和其它小伙伴们分享也不错哦！发表书评还可以获得积分和经验奖励，认真写原创书评 被采纳为精评可以获得大量金币、积分和经验奖励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