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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黑手党的历史-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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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家们没能给达拉·基耶萨他想要的权力，一轮有关达拉·基耶萨的新闻报道给读者们留下了达拉·基耶萨被政府孤立的特别印象，达拉·基耶萨的儿子在其父亲被谋杀五天之后作出了下面的解释：
在反对恐怖主义的斗争中，我父亲习惯于用背后的支持力量掩护他，让所有的立宪政党都在他背后支持他，首要的就是基督教民主党。这一次，他刚到达巴勒莫后就明白一部分基督教民主党不准备给他作掩护。更重要的是，反而对他怀有浓厚的敌意。
达拉·基耶萨将军得到这样不冷不热的支持之后，“我们的事业”理所当然地将他的人名看作是政府又一次摆出的空洞姿态，并估计杀害他的政治代价会相对较低。有人禁不住将黑手党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战略贴上恐怖主义的标签，但令人可惜的是，恐怖分子经常将自己看作是被压迫者的代表，他们这些孤独的战士拿起弱者和无助者仅有的武器进行强烈的反抗。相比之下，拥有海洛因带来的新财富和免罪旧记录的“我们的事业”根本就没将意大利政府当回事。它不只是一场恐怖运动，更是一场蔑视政府的运动。
不久，更多的名字被添加到了“优秀的死尸”的名单上。纵观这一系列暴行，我们逐渐开始体会到越来越多的西西里人当时的感受，他们愤怒地希望这些谋杀案中有一个最终能成为转折点，从而标志意大利政府下定决心与黑手党决战到底的那一刻的到来。政府在有些时候确实有过回应。达拉·基耶萨将军死后，已遭谋杀的共产党人皮奥·拉·托尔曾倡议的一项法律终于通过。这项法律第一次将参与“黑手党性质的社团”定为违法犯罪行为，并将“黑手党性质的社团”定义为依靠制度性的恐吓、缄默法则以及通过以地盘为基础的敲诈勒索而进行经济渗透的犯罪组织。这项法律相当于美国在1970年通过的《反诈骗腐败组织集团犯罪法》。该法律还允许政府没收黑手党敛取的不义之财。这些都是将黑手党绳之以法的非常重要的新武器。但是，从政治家那里传出来的信号仍然是矛盾的。与“我们的事业”进行较量的并不是意大利政府。转折点从未来到过。少数英勇的法官和警察仍然领导着打击黑手党的战斗，而支持他们的是少数的政治家、行政人员、记者和市民。
1983年7月29日，“我们的事业”在巴勒莫中部安置了一枚汽车炸弹，炸死了法内科尔的上司和首席调查法官罗科·奇尼西、他的两名保镖和一名公寓看门人。记者从第一次黑手党战争中看到了巴勒莫与禁酒令时期的芝加哥的相似之处。现在贝鲁特似乎是唯一可以成为西西里首府的姊妹城市了。一位匿名警察将调查者绝望的心情描述给《时刻》：
我们正处于战争中，但对于这座岛、这座城市的政府和当局而言，就好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黑手党正用机关枪和炸药到处扫射。我们只能用语言进行回击。他们有上千人而我们只有几百人。我们在城市中心设立醒目的路障，他们则休闲地漫步在科尔索·德·米尔、布兰卡乔和尤迪托大街上。
奇尼西的死导致一个人默默地做出了非凡的英雄举动，这是少数勇敢之人为黑手党进行斗争时所采取的典型方式。奇尼西死亡的消息对安东尼诺·卡彭内托产生了深远影响，他是一个脸色苍白、性格胆小的地方法官，酷爱饲养金丝雀。卡彭内托是一名西西里人，在佛罗伦萨拥有一份安全而又体面的工作，马上就要退休。然而，卡彭内托在奇尼西谋杀案几天后递交了一份申请书，希望能够代替奇尼西的位置。卡彭内托后来解释说：“这是一种冲动，部分是因为一直激励我工作的服务精神，部分是因为我的西西里人身份。”当他走进巴勒莫司法官的新办公室时，他发现桌子上放着一封贺电。上面本应该写着“我希望你成功”，但却被篡改为“我希望你死”。为了保护自己，卡彭内托在宪兵军营的一间小房子里度过了四年半。
卡彭内托刚一上任就召集起来一些地方法官，对黑手党进行了沉重的打击。从打击左翼恐怖主义的运动中借鉴经验，卡彭内托的想法就是将专业化的反黑手党法官组成一个“智囊团”，以便共享信息、降低遭到报复的危险。卡彭内托希望他的团队能够描绘出一幅有关黑手党问题的“全面、完整的”图画。卡彭内托的“智囊团”成员包括：乔瓦尼·法内科尔、保罗·博尔赛利诺、朱塞佩·迪·莱洛和莱奥纳多·瓜尔塔诺。在卡彭内托的领导下，他们坚定了打击黑手党的决心，开始了自己的工作。
当卡彭内托于1984年9月29日在司法官举行记者招待会时，市民们才刚刚意识到这个“智囊团”做出的惊人的成果。卡彭内托这位经验丰富的法官宣布多玛索·布西达这位“两个世界的老板”正与司法部门合作，随之签发了336张逮捕令。甚至“一意孤行的贪污犯”维托·钱奇米诺也收到接受调查的通知。布西达透露，他在科莱奥内家族的手上（后来，钱奇米诺和经营一家私人征税公司的萨尔托俩堂兄弟都被逮捕）。许多受到控诉的人早就是逃避司法制裁的逃犯。但是，当巴勒莫警察出去抓捕被告时，手铐仍然不够用。卡彭内托瘦削的脸上挂着灿烂的微笑，他详细阐明了已收集到的证据有何重要意义：
我们掌握的不只是许多个别的黑手党案件。黑手党作为一个组织是要接受审判的。毫不轻率地说，这是一次历史性的行动。我们最终成功地渗透到了黑手党机构的核心。
卡彭内托所指的庞大的审判的目的是要证明黑手党是一个独一无二、统一的机构，报纸开始将其称之为“布西达命题”。它将是关于这个荣誉团体的一次哥白尼思想革命。
听到布西达背叛的消息之后，科莱奥内家族开始袭击悔罪者及其家属。在出现精神危机期间向警察坦白自首的小头目莱奥纳多·维塔尔在12月份被杀，布西达的妹夫也是同样的下场。（意大利仍然没有合理保护证人的机制）而每当警察快要抓到那些藏匿的黑手党老板们时，“我们的事业”就会立即进行报复。1985年7月底，负责抓捕黑手党逃犯的机动小组官员贝佩·蒙大拿在波尔蒂塞罗的海滨郊区中枪遇害。尽管是在度假，蒙大拿仍然在汽艇上对黑手党分子的避暑别墅进行秘密监视。此前有消息说，蒙大拿已经下定决心在捉拿两名主要黑手党杀手时，下定决心一旦逮捕他们就立即将他们枪毙。为了应对该挑衅，“我们的事业”凶残地杀害了蒙大拿：暗杀使用的是达姆子弹〔※（dum…dum bullet），英国制造的一种枪弹。因由印度加尔各答附近一个叫达姆的地方兵工厂生产而得名。又俗称“开花弹”、“榴霰弹”、“入身变形子弹”。弹头尖端没有包覆而露出铅心，子弹射入人体后铅心扩张或破裂，因而扩大了创伤面，造成对人员的严重伤害。〕。蒙大拿的女朋友在他被子弹打中时距他只有几米远，活着的她为了找到一部电话疯狂地向一间问房屋跑去，但是城镇的街道两边已经空无一人而且所有人家的百叶窗都已经关上。没有比这幅画面更能够清楚地展示西两里西部是如何被恐惧和缄默法则笼罩着的。
蒙大拿是他所在部队里的第三个遇害者。警察工会抗议说，西两里的政府官员只有在被黑手党杀害的警察的葬礼上才出现。但是当一名身兼半职业足球运动员和捕捞海胆的渔民的年轻人被当作黑手党杀手的放风者而被警察逮捕后，警察面对的问题更多了。他在被关押期间惨遭折磨和毒打，等警察将其送到医院时已经为时已晚。警察企图隐瞒这一事件，但是纸包不住火，事件泄露之后，这位犯罪嫌疑人的死导致了民众们的愤怒。内政部部长此次居然罕见地作出迅速回应，将前几年负责打击“我们的事业”而取得众多成果的警察和宪兵队解散。
部长的这个决定宣布还不到24小时，又一名机动小组的高级官员尼尼·卡萨拉遭到埋伏而遇害。按照巴勒莫20世纪80年代的恐怖标准来看，卡萨拉死亡的惨烈程度也令人极为震惊。12至15个人占领了卡萨拉家对面的楼房，卡萨拉刚走出防弹车就向他开火。卡萨拉的妻子只能眼睁睁地在阳台上看着两百多发子弹射向她的丈夫。同卡萨拉一起遇害的是23岁的警察罗伯托·安提俄基亚，他知道上司有可能会受到攻击，提前度假回来保护上司。卡萨拉在几天前的采访中曾说过，“谁认真对待工作，谁早晚就得被害死”。
警察感觉到的孤立感使他们极为愤怒。机动小组的成员集体威胁请求调职。他们因为没有证人作证而抗议，并将警察总部里那些想要延长护照的人打发走。一个公民打电话进行常规咨询，但是却听到电话那头的人叫他“滚蛋”。在安提俄基亚的葬礼上，共和国总统和内政部部长的出现几乎在巴勒莫八百年的大教堂外引发一场警察暴动。这位已逝高官的同事们朝这两位政治’家吐口水并高声骂道：“混蛋！谋杀者！小丑！”飞行队和宪兵之间爆发了争斗。一名军官向记者倾诉了他的愤怒：
我们对此已经厌倦了。我们并不需要这些国家葬礼。总是出现相同的面孔，总是说着相同的话和相同的哀悼词。两天之后舆论就会平静下来……然后所有事情还会像以前一样继续进行。让我们这些白痴自己死吧，因为我们受黑手党和我们的领导者的双重打击。
至于被警察选为发泄愤怒对象的这两位政治家是否与“我们的事业”有合谋行为，我们不得而知。不过其中传达的信息却很明确：这不是意大利在与黑手党作斗争，而是凭借团队精神和使命感团结在一起的少数民众在与黑手党作斗争。
观看斗牛赛
乔瓦尼·法内科尔和保罗·博尔塞利诺在为大审判准备诉讼案的时候就是老朋友（他们的工作并不包括在法庭上作辩护律师）。他们的年龄几乎相仿，在巴勒莫中部的同一地区长大，他们的父母也都是中产阶级。法内科尔的父亲是一位化学家，而博尔塞利诺的父亲是一名药剂师。他们两人都忠于职守并对正义拥有相同的不可动摇的信念。但是他们也有不同之处，那就是拥有不同的政治倾向。法内科尔没有参加过任何政治党派，但是对左翼党派比较同情。博尔塞利诺年轻时加入过一个新法西斯团体，而且还比法内科尔持有更为强烈的天主教信仰。这两位法官总是谨慎地对那些试图利用他们名誉的政党做出的友好表示予以拒绝。
法内科尔和博尔塞利诺对于他们居住和工作的城市也持有不同的态度。法内科尔也许是因为缺乏自信的性格，对于巴勒莫对其工作的支持抱有更为悲观的态度。每天他上班都要由四辆快速行驶的防弹汽车护卫，车上坐满身穿防弹背心、佩带机关枪的特工。同时，一架直升机在他们行走路线的上空盘旋监视。从当时《两两里日报》的来信专栏判断，一些巴勒莫市民认为这些护卫车队所造成的交通拥挤比黑手党问题还要严重。当法内科尔的一位邻居写信建议法内科尔搬到郊区时，法内科尔显得十分沮丧。博尔赛利诺这位享乐主义者却非常乐观：“他们在一直为我们加油。”
这两个人都从日益壮大的西西里反抗黑手党的运动中积聚力量。学生们在城市的街道上举行反黑手党示威游行。社会运动人士也成立了一个以佩皮诺·因帕斯塔诺命名的研究中心。在西西里，有一个名字叫做萨尔瓦多·帕帕拉多的大主教，不害怕说出“黑手党”一词，勇敢地谴责国家在面对黑手党屠杀时的不作为。结果，红衣主教于1980年在尤西卡丹监狱做复活节弥撒时遭到监狱犯人的抵制。一些基层神职人员更是明确地表示出了反对黑手党的态度。
变革的力量甚至在基督教民主党内部积聚起来。1985年7月当选巴勒莫市长的基督教民主党人莱奥卢卡·奥兰多直言不讳地表示反对黑手党，并确保市议会以“民事诉讼者”的身份参加了大审判。奥兰多领导了著名的“巴勒莫之春”运动，与二战后笼罩巴勒莫市议会多时的严酷冬天形成了令人振奋的对比。然而，大多数巴勒莫人对法官们的战斗仍持紧张不安的中立态度，正如法内科尔所说，“在我看来，整座城市的人都站在窗口，等待观看斗牛比赛以何种方式结束”。
大审判于1986年2月10日开始，几乎持续了两年的时间。诉讼程序刚一启动，一阵紧张而平静的气氛就笼罩在了巴勒莫的上空。“我们的事业”的杀手们奉命潜伏起来，因此戏剧性的场景便从街道转向了毗邻尤西卡丹监狱的一座灯火通明的水泥地堡，一座专门建造的法庭便坐落在这里。这座地堡表明，对所有知名人士的谋杀案深恶痛绝的公众最终迫使意大利政府作出打击黑手党的确切承诺。但是，这幅景观远远不能让人放心，一名记者说它像是降落在巴勒莫的一座巨大的司法飞船。大厅被涂成了绿色，呈八角形状，外面放置的30只笼子是为208名最危险的被告准备的。受到指控的474人中，有119人仍然在逃，其中最重要的两名逃犯是卢西阿诺·莱焦的“野兽”：“矮子”雷依纳和“拖拉机”普罗文扎诺。身穿蓝色运动服和白色网球鞋的莱焦在23号笼子里首先发言。莱焦被指控一直从监狱里暗中操控科莱奥内家族的事务，他说要对这一指控进行自我辩护。
审判开始后，记者试探了一下公众的情绪。巴勒莫大街上的许多民众不愿意谈论审判的事情。有些人公开反对这次审判，他们说黑手党处于防御状态之后，失业的人反而更多了。更多的人对审判表示怀疑：“这是一场闹剧。它只会抓住那些脖子伸得太长的人。决定审判将如何结束的还是那些政治大腕们。”布西达明确表示，他认为意大利还没有准备好倾听他所有的秘密，至于他所了解的黑手党与上层政治家的联系，他将深藏在心底。许多人认为在大屠杀中作战的仅仅是一些暴徒，他们只是一群线偶而已，而真正的黑手党分子却是在上面操纵这些线偶的人。
但是对大审判的质疑并不仅仅限于一些街头采访。西西里岛上一些重要的思想领袖也无法完全把握这次审判的真正意义。一方面，这件案子仅就规模来说就让人害怕，主教帕帕拉多称之为“一场令人压抑的表演”。在大审判即将开始前的一次讨论热烈的采访中，主教似乎改变了早先对黑手党的坚定立场。他说堕胎要比黑手党杀害的人更多，并且担心所有的媒体将注意力集中在审判上会有损巴勒莫的形象。当他被问及是否将自己定位为一个反黑手党的高级教士的时候，他含糊其辞地回答道：“带着一种纯粹消极的态度，你无法做好任何一件事情。仅仅反对什么是不够的。”
很多人担心大审判试图批量行使审判权，有可能不会认真地裁定每一个被告是否有罪还是无罪。一些人怀疑大审判的规模仅仅反映出了法官们自我的膨胀程度。
悔罪者提供的证据也遭到了质疑。许多旁观者对于他们的证据的真实性表示严重关切。1985年，一位杰出的电视人因为一位来自那不勒斯卡莫拉家族的悔罪者提供虚假证据而成为严重误判的受害者。对于许多观察者来说，采信多玛索，布西达的证词会带来同样的危险，而且危险程度更大。
在大审判进行的几个月期间，仍有宝贵的空间来保持中立。在面对关于黑手党以及何为西西里人这些根深蒂固的假设时，“布西达命题”已经不再奏效。我们若是要把握住其深刻内涵，就要在理解上迈出一大步。可是就连黑手党的一些最直言不讳的敌人也未必能够迈出这一步。这时一个既著名而又奇怪的名字出现了，它让人们理解了为什么许多西西里人难以接受法内科尔和博尔塞利诺所做的事情，为什么西西里人将法内科尔和博尔塞利诺视作问题的一部分而不是解决问题的手段。这个名字就是：列昂纳多·沙沙。
沙沙是一位小说家，他在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底初做了大量的工作，使黑手党成为了公众的关注焦点。直至今天，大多数想要了解黑手党的非意大利人还会去阅读像《白天的猫头鹰》此类的小说。沙沙的背景、他的写作以及他对自己的西两里人身份的认同感，所有的这一切使沙沙与黑手党对抗了三十多年。可悲的是，在1987年1月，同样的力量将沙沙推向了因大审判而分崩离析并饱受困扰的城市的错误一方。
诉讼进行了11个月后，沙沙在《晚邮报》上撰写了一篇文章，彻底毁掉了他作为黑手党反对者的声誉。文章围绕最近发生的两件事展开：一是一本有关“铁血法官”在法西斯时代如何展开反对有组织犯罪斗争的书籍出版了。二是保罗·博尔塞利诺的晋升（博尔塞利诺刚刚掌管了马尔萨拉市调查办公室，马尔萨拉市位于西西里最西端，科莱奥内家族在此有关系密切的盟友）。沙沙激烈地争论道，大审判与法西斯主义一样有践踏公民自由的危险。沙沙怒斥了意大利社会中存在的一种不良风气（这种风气我们现在称之为“政治上的正确性”），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只要有人对反黑手党法官进行批评就会被认为与黑手党老板们有勾结。沙沙通过指责博尔塞利诺追求名利而结束了他的论战：“再没有比参与黑手党的审判使人在司法界升迁得更快的途径了。”
沙沙的抨击在意大利产生了极大的震动，意大利民众总是倾向于将作家和知识分子看作道德领袖，而他们认为政治家们没有能力来承担这种角色。沙沙一向严肃对待自己所承担的这种道德领袖的角色，他将自己看作是“异教徒的国度”里的一种理性声音，就像自己小说中那些不断尝试但是最终却没能打破缄默法则的侦探们那样，既理性又孤独。博尔赛利诺被《晚邮报》刊登的这篇文章深深伤害。他说，批判自己的沙沙一直以来都被自己视为精神之父。一些与黑手党有勾结的政治家后来怀着窃喜之情引用这位小说家的话来攻击那些受其启发的法官们。
当《白天的猫头鹰》的作者用笔讨伐反黑手党的法官时，他正身患绝症。他在多年孤独的岁月中将他艺术上所有精妙之处都倾注在理解黑手党的思想模式上，而且他对现在比比皆是的反黑手党口号极为憎恶。但是沙沙的论战不只是一个固执、垂死的老人在感情上的爆发。沙沙发出的是一种不信任的声音，是西西里岛几代人对黑手党和意大利政府的一种不信任。
沙沙从小自学成才，他的父亲在阿格里琴托省的硫磺矿上的工作。沙沙还是一个孩子时就目睹了法西斯政权的虚伪和残暴，目睹了黑手党在战后杀害硫磺矿上的工会领袖。对沙沙来说，黑手党是意大利警察的一个非正式分支机构，政府和黑手党都有着同样残暴镇压民众的反应冲动。从他的一生和西西里的历史得出的教训是：西西里岛人只能指望从当局那里得到麻烦。沙沙对意大利政府的悲观态度可以和他对西西里的宿命论观点相提并论。沙沙长期以来坚信黑手党在本质上并不是一个有自我意识的组织，而是一种精神状态，一种将两西里最理性的头脑囚禁起来的精神状态。
当我大声反抗黑手党时，我也很痛苦，在我身上，在每一个西西里人身上，都残留着黑手党的情愫。因此，当我与黑手党抗争时，我也在同自己抗争。这种斗争就像是一种精神上的分裂，一种撕心裂肺的疼痛。
值得庆幸的是，岛上许多像卡彭内托、博尔塞利诺、法内科尔这样的人并没有被沙沙所提到的这种“撕心裂肺的疼痛”所困扰，他们对如何才是一名西西里人这个问题有着不同的见解。
大审判的命运
大审判于1987年12月16日宣布判决结果。474名被告中，有114人被宣判无罪，其他被宣判有罪的被告则共同分摊2665年的刑期。这些数字传达的信息非常明确：法院支持了“布西达命题”，但它没有像许多公民自由论者所害怕的那样批量实行司法审判权。即使是卢西阿诺·莱焦也因为证据不足而被判无罪，要证明他在狱中仍然向其黑手党手下下达命令是一件不大可能的事情。
在判决后的几天里，那些支持法官的报纸宣告黑手党是西西里文化中不可战胜、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神话破灭了。这是报纸界作出的一种不成熟的回应，说出的更多是人们的希望而不是信念。在判决成为既定事实之前，大审判还要经历漫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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