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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荡人生:一起走过三十年-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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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今后，我不会再被称为卖国贼了。所以我认为这种让步，对于中美两国都是有利的。外国企业，包括柯达公司向中国政府交税的记录比我们的国有企业好得多……我相信只有通过竞争才能使我们的国有企业办好。”事隔多年后，朱铬基在1999年4月13日纽约美中贸易委员会晚宴上的讲话，实际印证了当年被骂为“卖国贼”的尴尬。
柯达CEO裴学德在罗切斯特也遭到诘问。
柯达怎么能进人中国大投资呢？那个国家不是有可怕的“文化大革命”……对，听说，法律极不完善……这些关于中国的旧印象，让柯达内部很多人反对裴学德精心酝酿的中国计划。
柯达董事会也有不同的声音，因为全行业合资计划承诺在中国的投资，是柯达在海外的最大投资。这么大的投资如果遇到政治风波，怎么办？如何把项目收回？而目前变来变去的谈判结果，似乎正好呼应了反对者的担心。
在柯达的管理层也有一个担忧，如果中国政府不遵守自己关于过渡期保护的承诺，怎么办？在罗切斯特，人高马大的邓凯达异常直率地问道：“我十二亿美元的投资上午签下，如果中国政府下午就让其他人进来，怎么办？”邓凯达所说的其他人实际指的就是老对手富士。邓凯达当时是柯达的首席运营官（COO），是CEO裴学德的接班人。这并不是说邓凯达对于柯达巨额投资中国怀有保守的看法，而是一些跨国公司在中国签约的前车之鉴，让邓凯达有些不能确信。
叶莺也异常直率地回答：绝不可能！
邓凯达与叶莺为此打赌的一幕，外人看来很像是“好笑的喜剧”，实际上这是一个很严肃的大问题：这难道真是一场豪赌？
在1997年早春，邓小平的去世，叶莺心中自有一份哀伤。十八年并没有抹去当年那份发自心底的激动。她仿佛依旧能感受到当年与邓小平第一次握手时的感觉，一双有力量的手，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举手投足间都有一分大国领袖非凡的自信……后来，这双手变成朱铬基……叶莺确信这些人物都是改变中国命运的人物。
叶莺没有退缩。她敏感地意识到，柯达与中国胶卷工业陷入危机的国企合资，是各取所需，但契合当代中国经济变革的核心问题，与朱铬基正在推动的国企改革精神相通。国企改革是中国政治领导人不得不长期面对的棘手问题，而且并不容易解决。
叶莺完全把握了自己的角色：“做一个桥，间于东西方感情与理智之间，取一个共有的空间，有一个合作的条件。”
对于朱裴握手的全行业合资谈判，越走到深处，谈的实际就是一个“信任”。而要赢得相互的“信任”，就要中美双方共同跨越巨大的差异。
叶莺在合资谈判遭受内外夹击的关键时刻，领悟了这一点。
她着手营造这种“信任”的气氛，她让中方相信柯达对中国投资的战略是真实的，又使柯达高层信任中国鼓励柯达投资项目的承诺是可靠的。全行业合资谈判没有在内外夹击中夭折。
朱镕基和叶莺们在“全行业合资项目”上的共识，得到了新的政治支持。
在1997年中共“十五大”上，江泽民总书记的讲话中，有很长一段国企问题的内容。他要求加快国企改革，可以采用从股份制到破产等方法。江泽民的讲话被称做是“大胆的”、“先驱的”。《远东经济评论》报道：在多年最为头痛的问题困扰之后，北京终于准备要面对国企改革。柯达“全行业合资项目”扣上了这样的节拍，形势开始平静了下来。
1997年5月27日，中央协调小组和美国柯达公司，在“3…21”决定的基础上重新签订会谈纪要，主要内容：上海不参与合资企业；柯达出资三亿七千五百万美元；上海、天津、辽源三家感光材料公司不与柯达签订合资合作协议，由中央政府有关部门明确这三家企业在过渡期内不与其他外商合资或合作，柯达公司为此承诺的补偿费由中方协调小组统筹处理；组建两家合资公司，即厦门福达、汕头公元与柯达组建柯达中国投资股份公司，无锡与柯达组建另外一个股份有限公司，其中公元厂获得一亿八千一百万美元；将无锡阿尔梅的股份由20％提高到30％。乐凯集团在保持中方控股和自己品牌的前提下，可以与柯达公司或其他外商进行合资合作。过渡期则为2001年12月31日之前。
原公元厂获得一亿八千一百万美元的补偿金，用于还债以及支付工人补偿金。而后由工人人股，成立“公元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黑白相纸和胶片。原公元厂的彩色涂布线完全切给柯达的合资公司。原厦门福达厂获得一亿四千九百万美元，用于偿还债务以及支付工人的补偿金。福达厂的彩色生产设备等全部划给柯达控股的合资公司。无锡阿尔梅获得四千五百万美元。与柯达建立合作关系的三家企业——上海感光、天津感光、辽源胶片分别获得了三千一百万、八百万、二百万美元的经济补偿，这些国有企业利用这笔资金实施了关停并转。
后来，总理和副总理全部在协议上签字同意。
随后是对乐凯的补偿。1997年7月14日，当时的总理李鹏、副总理吴邦国等专程前往保定视察，原则同意乐凯的九五发展规划。不久之后乐凯股票迅速上市，获得八亿元左右的资金。
而在北京1997年冬季的风雪中，在一次滑雪中摔伤脚的叶莺，拄着拐杖，等候到中央部委最后的批复。这是庞大的全行业合资谈判的最后一幕。
改变历史的“98协议”最终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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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章 李书福：“疯子”企业家
【李书福小传】
在中国商业界，草根出生的李书福是一种可能性，也代表着民营经济的想象力。他以一家国有体制外的民营企业之资，在没有任何技术及市场资源的情况下，硬是从被国企和外企准垄断的汽车行业里杀出一条血路，当了一个产业的颠覆者。
李书福是浙江台州人。台州地处浙江南部，一面靠海，与温州相邻，同样是人多地少，资源紧缺的地区，工业基础薄弱。因此在李书福年轻时，进入工厂工作是一种奢望，这也必然导致了他往商业上的进化。在李书福年轻时，曾经做过野照相的生意，然后又在“从照相液中提去银”这样一个匪夷所思的业务中掘到了第一桶金，之后他转行做摩托车，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这些都还不是他人生的最高成就，他为人称道的是造汽车的生涯，不过这样一项代表现代工业最高成就的事业，在李书福看来却等同于四个轮子加两张沙发的简单加工，在这种理念之下还能取得成功不能不说是奇迹。
李书福广为人知的地方当然不止上述这些。我曾在李书福尚在做摩托车时，便去参观过他的工厂，并没有留下太深的印象。他的工厂就在国道边，设施简陋，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工人见我们去还很紧张，因为不久前刚刚发生过门卫打人的事件。可过了几年，突然冒出李书福想造汽车的新闻。我第一次看到这条新闻时，很吃惊，我对江浙一带的知名企业家了如指掌，其中最有可能做成汽车的，是万向集团的鲁冠球。
他靠万向节起家，二十多年来一直在汽配领域中蓄力，最大的梦想就是造汽车，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去他家中采访，楼梯的转角处醒目地挂着一幅画，就是汽车。可是，这回却被名不见经传的李书福抢了先。李书福造车，没有牌照，他最著名的一句话就是：“请给我们一次失败的机会。”
我听过李书福的多场演讲，能讲出这么有哲理和煽情的名言，真是为难他了。在一开始，李书福就被媒体渲染成了一个“符号”，一个堂·吉诃德似的、随时有可能被强大体制吞没的悲情英雄，而李书福本人似乎也十分“配合”这样的形象塑造，他是一个天生的本色演员。有一次，我作为评委参加一个颁奖晚会，电视台直播，轮到获奖人李书福上台，他走路的动作明显放慢，好像是电影里的慢动作。主持人很好奇，问他为什么会这样，他一脸茫然地说，是他们（导演）让我走得慢一点的。一言既出，满场莞尔。
可是，李书福并没有真的变成一个只会演戏的“喜剧演员”。在他不断做秀的同时，吉利集团却以无比扎实而坚定的步伐在汽车行业迅猛成长，在过去的几年里，它一直引领着中国轿车产业成长的方向。如今回视，无论是轰动的价格战、与跨国公司的车型专利官司，还是对自主创新的追求，似乎都符合一个追赶型企业的发展逻辑。这是一个尚无法用成功来定义的企业，但是，它所做出的种种努力和获得的战绩却令人肃然起敬，这也是李书福作为一位近似疯狂的企业家的价值所在。
在过去三十年的中国企业史上，每当一个企业家被赋予或承载了很多寓意的时候，他所面临的凶险和动荡就会比其他人大很多；而这个企业家如果靠的是一种非常规的模式成长起来的，那么，他所面临的失败的概率就更大了。
一个企业在崛起和冲锋的时候，可以靠一股“疯劲”打出一片空间来，可是，随着规模的扩大和竞争的正面化、阵地化，总是靠一股精神气已经走不到太远了，所谓“小企业做对事，大企业不做错事”。企业家必须要寻找的是边界。
◆李书福的汽车逻辑
1996年李书福买过两辆奔驰，回台州之后把它们都拆了，然后从香港买来奔驰的配件，试图一件件地组装起来，造出自己的奔驰车。
当然他知道如果完全是组装的话，奔驰公司肯定不会答应，所以他在奔驰的外面加上了自己的外壳。很可能是因为钢制外壳一时搞不出来，异想天开的李书福居然就敢用玻璃钢给这辆吉利公司最早“下线”
的汽车做了一个外壳。不仅如此，李书福还把这辆“奔驰”车开上了台州街头，还在电视台做了广告，居然还就有人打电话来问这辆车的价钱。
用玻璃钢做奔驰外壳，如果不是李书福，恐怕没人想得出来。想想看吧，开着一辆有着亮闪闪的玻璃钢外壳的奔驰在大街上走是什么劲头，也许比把装甲车驶入闹市区还需要勇气。而这辆车还会有买主，恐怕是有人认出那是辆货真价实的奔驰，打算买回去换个壳再卖掉。
有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李书福造车要以仿造奔驰人手？除了李书福外没有人知道。但利润一定是一个巨大的因素，如果不是惟一的因素。奔驰是当时进入中国的最贵的车，把奔驰仿制出来的结果必然是高额的利润。这一点，李书福显然是清楚的。
但他低估了造奔驰的难度。他的玻璃钢奔驰也许看起来很漂亮，但耐久性肯定是不行的。很快，这辆车的外壳就开始这里突出那里凹进了。当他想去相关部门为这辆汽车办理出生手续的时候，得到否定的回答也是必然的：这辆车安全性有问题，不可能得到批准。
这时候，李书福的执拗性格就开始决定他的行动了。在别人都准备要放弃的时候，他说了一句惊天动地的话：“造汽车有什么难的，不就是摩托车再加两个轮子吗？”这句话后来演变成他关于汽车的另一句名言：“汽车不就是四个轮子加两张沙发吗？”
这就是汽车“疯子”李书福的逻辑的可爱之处。如果按这种逻辑推演一下，那么飞机就是两只轮子加两个单人座。当然，航天飞机要例外一点，它的“沙发数”取决于航天员人数的多少。但无疑，这玩意儿连轮子都没有，一定更为简单。
这是一句大话，但也许当时这样的话既鼓舞了李书福，也成了吉利造车从小到大的基本信心所在。到2004年之后，李书福已经不大说这句话了。真正使他有信心的，是别人已经做出来的东西，他和他的伙伴们也能做出来，这是做冰箱、摩托等一连串的成功给他的信心，或者有一天李书福也还真会去试试造航天飞机呢。
不过2004年之后取而代之的挂在他嘴边的话是：“吉利现在有一千多名专家，我们对汽车的自主创新有信心。”是的，对于处于仿制阶段的吉利来说，藐视造车的难度能激励他们前进，可是当他们真正成为汽车工业的一分子的时候，再低估造车的难度，无疑将使吉利进入仿制的恶性循环之中不能自拔。
既然从高端人手不行，李书福就转向了另外一个极端，低价车。造低价车没有当时的高利润，他看上的，应该是汽车业在美国的规模。李书福看来坚信汽车业在中国能够做大，所以就算短期没有利润，他也一定要进入这个行业。那只最早伸向大炮仗的手，一定得是他李书福的。
这回，他瞄上了当时刚刚流行一时的天津夏利。路风教授这样描述李书福的早期造车史：“吉利第一款投入批量生产并面世的车型是模仿天津夏利（包括车身和底盘）的豪情，采用的是天津丰田发动机公司为夏利配置的丰田8A发动机。当今天吉利已经成为一个拥有好几个车型的高速成长的汽车公司的时候，我们很难不去问问当初第一款豪情的设计师是谁，回答很简单，钣金工！实际上，由于豪情是手工敲打出来的，所以它的图纸是在投入批量生产几年之后才被后来加入吉利的专业人员补齐的。”
让钣金工做一辆汽车的设计师多少寒酸了点，不过对于李书福和当时的吉利来说，大概也就是这样了。对于一个连家人都反对的汽车狂热分子来说，有钣金工跟着做算是不错的了。李书福大概付了足够的薪水，要不然，吉利造汽车的钣金工应该会担心自己的饭碗。
不过，让路风教授奇怪并感慨的是：“说来也怪，虽然不符合规范的设计程序，但生产出来的车却还是不错（反正是通过了国家强制性安全检查），而且因为在高速公路上跑得太快，引起了江浙交通警察的注意。豪情果然是豪情万丈。”
从钣金工开始造车，这就是吉利的现实。在吉利内部引以为豪的创业史中，很明白地说明了吉利的艰难。李书福做汽车最早的基干力量就是从吉利摩托里挑出的三个在汽车厂干过的工程师，他们和李书福一起创业的地点就在李书福为自己的汽车梦而买下的几百亩空地上。
不这样又能怎么办呢？不错，李书福此时是个有钱人。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1996年李书福的财富数额是不小的。为造车，李书福对外宣称他要投入五个亿。而路风教授得到的数字是李书福当时拥有的是一个亿。但就算是五个亿，李书福得到的还是白眼。在他为自己的汽车梦跑到北京各大部委，想领吉利汽车的准生证时，客气一点的官员都劝他还是回去搞他的摩托车比较好，不客气一点的就直接把他轰走。
那些官员的动机其实并不坏，因为就算是吉利摩托车的准生证，也都是在它出世十年之后的1998年，李氏兄弟用六千万买下了一家临海濒临倒闭的摩托车厂才得到的，更何况生产汽车！更何况李书福只有五个亿的资金！1996年投产的桑塔纳，国家的投资是十几个亿，而且上海汽车制造厂造车有大量的人才和几十年的经验。一个无人才无经验的李书福怎么可能凭五个亿就能做出汽车来？不要说官员，李书福到上海去采购配件，一个工程师听说他想凭五个亿造出车来，也是扭头就走。
造汽车，资金是前提。有了资金，李书福就只缺一张生产权许可的牌照了。他也许可以通过收购国有企业来取得牌照，进而来完成他的汽车梦。但李书福不是金融家，没有金融上赚来的大把钱的支持。他手里有的，只有他从实业上赚来的几个亿而已。而且同时他也没有高层关系，不能把吉利集团做成国家的试点。这个汽车“疯子”要实现汽车梦，只能拿他的头去撞，去赌。牌照和资金，这两项是李书福造车梦的最大障碍。关于他造汽车如何跨过资金门槛，我们后面将通过一个案例来揭开。可以告诉读者的是，李书福造车跨过资金门槛的惊险程度，绝不亚于他拿到牌照。
◆“疯子”的眼泪
天无绝人之路。生产执照的问题在李书福的一次偶遇中解决了。
有心想生产汽车的李书福在四川德阳和几个人吃饭时说起这个话题，得到了一个信息，说德阳某监狱下属的汽车厂可以生产汽车，但只能是轻型客车和两厢轿车，而且监狱长还是其中一个人的朋友，并主管着那家汽车厂。有心介入汽车业的李书福很快和这家监狱谈起了合作，李书福注资取得了70％的股份，这家厂被取名为“四川波音汽车制造有限公司”。不过这家工厂已有的牌照是生产轻型客车的，在汽车目录上的代码是“7”字打头的，不能生产李书福想造的三厢轿车。
对这一点，李书福看来并不担心。他总算可以造汽车了，炮仗已经被他拿在手里了，至于怎么放，现在是他的事情了。而且事实上，轻客和轿车的差别并不大，关键在于不能是三厢式的。所以我们后来看到的吉利最早的两款车——豪情和美日都是两厢式的。此时的李书福似乎已经等不住了，他要在他认为最合适的时机进入这个行业，把这个炮仗给放了。而1997年就是他认为最合适的时机。
李书福后来就这个时机问题与人探讨过，说迟两年和早两年都不行。这当然主要是因为民营企业的实力问题，中国的对外开放到九十年代已经是人所共知的不会后退了，而汽车业显然将随着经济的发展而迅速开放。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是中国的两个轮子，在它们的推动之下，国外汽车巨头进人中国是迟早的事。而民营企业要进入汽车业，建立自己的品牌和市场，要的就是一个“早”字。这一点李书福的想法是没错的，先行者虽然要冒政策的风险，但是获得的关注和先行之利也是巨大的。他得抢在别人前面放这个炮仗，晚了就不响了，因为都炸成一片了。
不过与监狱的合作看来并不那么愉快。李书福后来回忆说，监狱的惟一优点是人力资源便宜，但效率是很低的，而且进出非常不便。李书福在2006年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这样无法让我们的客户来看我们是怎样生产汽车的。”而就在这个合作过程中，监狱长不幸身故，有心自己造车的李书福走了些关系，在买下了公司另外30％的股份之后，得到了在台州临海生产汽车的机会，吉利汽车这才算是有了一个钣金工时代的开始。这也就是路风教授提到的临海造车的开始。
李书福在临海生产汽车是一个秘密行动，当时他和三个造汽车出身的追随者创业的地点，是一块为吉利汽车公司征下的八百亩的土地，李书福对外宣称这块土地是用来做摩托车的。对钣金生产汽车也采取了极度的保密态度。因为李书福异地造车是违规做法，使他的豪情下线时差一点找不到嘉宾来捧场。没有官员，也没有媒体，他摆下一百桌酒席却差一点没人来。
也难怪台州当地的政府官员和媒体不给李书福捧场。李书福造车可以说是与中央政府的汽车产业政策背道而驰的。就在李书福开始其造车行动的两年前，国家刚刚出台了新的汽车产业政策和目录，以国家产业政策的形式确定了“3＋6”的产业格局，规定了国内汽车业以三大汽车公司和六家中型汽车公司垄断经营的格局。所以此时，作为地级市一级的台州，自然不会有人敢于出头为李书福这辆违规的民营汽车来捧场了。
吉利老人的回忆是，在豪情下线的那一天，李书福几乎处于绝望的状态。可以理解的是，汽车不像他以前生产的摩托车和冰箱，因为涉及太多的管理部门，无论是交通、运管还是公安部门，任何一个环节的彻底否定，都会置刚刚下线的豪情汽车于死地。如果完全没有政府的支持的话，吉利汽车很难找到经销商。以前李书福做摩托车，他可以设法绕过政府的管制，但是在汽车这个行业，尤其是在吉利汽车有异地生产这个致命问题的情况下，李书福需要地方政府的支持。
这就是中国特色。尽管到了九十年代，政府的管制已经比李书福放弃北极花冰箱的时候要宽松得多，但对于一些大的垄断行业，管制还是严格存在的。这些行业包括银行、电力、邮政、通讯等等。尽管像吉利这样的民企不断地以打擦边球的形式来冲破这种管制，很多行业在造成既定事实之后，政府会在现实的推动下放松管制的力度，但汽车业当时的管制是明确而严厉的。
但是中国特色的另外一个方面是政策和对策同时存在。进入九十年代，随着地方政府权力的扩大和对经济增长的追求，争夺产业分布进而赢得其背后的税收增加成了地方政府之间竞争的要点。浙江的国家投资较少，客观上造成了浙江民营企业发达、经济繁荣的景象。但汽车业却是一个很大的弱项，这导致了大量在生产汽车配件领域有很大优势的民营企业在行业竞争的过程中，面临着其他地方政府干涉的问题。
李书福的机会就在这里。吉利汽车的见证人，《文汇报》驻浙江记者站站长万润龙写下了这样一段对当时的回忆，发表在东方网的评论里：
想当初，李书福想造汽车，而且敢冒天下之大不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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