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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荡人生:一起走过三十年-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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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能想到，一夜之间温州鞋就成为了“瘟鞋”的代名词，大家都避之惟恐不及。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自己卖的明明是真皮皮鞋，一下子也都打了水漂。虽然最后经过艰难的诉讼，我拿到了两千多元的赔偿，但是多年的辛苦和努力也都付诸东流。
温州人向来以善于做生意而出名，但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以前，很多温州商人都停留在只注重赚钱的商人层次，而且相当多的人都是赚钱至上，一时之间假冒伪劣盛行，导致温州货很快就落到人人喊打的地步。
不过，真没想到，那把火反倒烧起了我的豪情和决心：温州人如果连鞋子都做不好，还能够做什么？我要从头做起，自己做鞋，做人见人爱的温州鞋！于是，我回到老家，用借来的三万元钱创办了奥康集团的前身。我还为自己的皮鞋想了个朗朗上口的商标：奥林。奥林，奥林匹克，这在当时正在筹办亚运会的中国，可是一个响当当的名字。不过，因为涉及到国际共有品牌，不得不改为“奥康”：发扬奥林匹克精神，推进企业健康发展。我们要为温州皮鞋雪耻。
我又扛着自己生产的皮鞋，重返武汉。把自己亲手生产的皮鞋送到武汉大大小小的商场，但人家愣是不收。好不容易以试销的方式，把鞋子摆进了汉阳一家商场的鞋柜，一连半个月，就是无人间津。有一次，我一大早就在柜台前贴出告示：“这不是被焚烧的温州皮鞋，而是经久耐穿的奥康皮鞋，保质期六个月，出现质量问题，以一赔二。”终于，开始有顾客光顾了。多年来，信誉一直就被我们奥康视为企业的生命线，因为正是凭着诚信经营，我们才赢得丁国内外客商的青睐，奥康集团也因此而得到迅猛发展。
◆从内部突围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明确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到这时中国的民营企业真正获得了稳定成长的外部环境，需要做的就是加强自身的修炼。
奥康也是在改革开放大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我们对市场经济基本上没有概念，没有这方面的知识，更谈不上经验，就是凭感觉，摸着石头过河。但是有一点很清楚，信誉是我们发展生存的根本。所以我最害怕的就是员工的质量意识淡薄，质量没有保障，大家就要丢饭碗。2000年7月，奥康集团就解聘了八名高层人员，原因是他们所负责生产的皮鞋质量不合格。尽管这批产品基本达到各项工艺要求，但是我们仍然认为这些管理人员放松了对质量的要求，还是决定解除其职务，并销毁了这批皮鞋。
◆温州制造
经过十来年的发展，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奥康已经具有了相当的规模和实力，在奥康被评为“中国真皮鞋王”之后，一个树立奥康品牌和重振温州鞋的绝佳机会开始出现了。当时，各地涌现出了很多假冒的奥康鞋。面对打假收缴来的数千双假冒奥康鞋，我们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十多年前，一把火烧臭了温州鞋的名声，十年之后，我们为什么不能再烧一把火，重新树立温州鞋的形象呢？1999年12月15日，同样是在杭州，在众目睽睽之下，我和温州市以及主管部门的领导一起，将两千多双假冒的奥康鞋付之一炬。非常有意思的是，有位政府主管部门的领导，也点燃过十二年前杭州武林门的那把火。当时，看着熊熊燃烧的大火，这位领导说了一句很值得玩味的话：“十二年前，我烧的是温州假冒鞋，十二年后，我烧的却是假冒温州鞋。”一把火，又烧出了一个中国名牌。
直到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还有些温州企业不敢在自己的产品上标注温州字样。为了重塑温州人的形象，2001年3月，我们奥康做出了一个令同行们震惊的举措：当年的3月15日，奥康毅然高举起“温州制造”的大旗，把专卖店直接开到号称“中华第一街”的上海南京路上。
一个不足七十平方米的店面，年租金高达一百六十多万元。其中的风险有多大，可想而知。因为仅仅就在十年前，也就是在同样这条街上，许多商家竞相打出“此店无温州货”的牌子，以免惹祸上身。其实，我们敢迈出这一步，靠的是实力和坚定的信念。我们进驻上海市场不久，就以精美的制作和新颖的款式受到了消费者的青睐。就在当年5月初，在上海市政府采购中心的招标采购中，上海市公安局面向社会公开定购五万双警鞋的项目，我们奥康皮鞋就一举中标。
现在，品牌延伸似乎已成为一种时尚。不少大企业在一个行业做得差不多了，就开始借助原有品牌的优势，向一个新行业延伸。在温州也出现了这样的苗头，有的原本做皮鞋的企业，却又做起了服装。在这股品牌延伸的热风一度蔓延的时候，我们没有盲目跟风，奥康走的是多品牌经营的道路，因为我们希望专心致志做好自己的皮鞋。2001年，我们成功推出了康龙休闲鞋，接下来，美丽佳人时尚女鞋、GEOX呼吸鞋、红火鸟等品牌相继被推出，奥康开始以立体式的品牌战略抢占各个细分市场的市场份额。
◆破坏性管理变革
企业规模扩大之后，很多内部管理问题也随之而来。在奥康发展的历程中，经历了三次大的转折，也就是“三次变革”。
第一次变革是1995年打破家族式管理。当时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整天都陷于处理家族管理者引发的繁琐纠纷之中，成了不折不扣的“消防员”，根本无暇顾及企业发展。就在我犹豫不决的时候，发生了两件事，促使我下定决心，要破除家族企业的管理弊端。
一件事情发生在公司内部，当时一位负责销售的长辈看到市场上老太太的鞋好卖，不容我分辩，执意生产了一大批老太太穿的棉鞋，价钱也很便宜。虽然这批鞋卖得很火，但是从那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很多人一提起奥康就会说：“奥康啊，我知道，不就是专卖老太太鞋的那个牌子吗？”对于一个希望塑造一流品牌形象的企业来说，这简直是致命的打击，我们花了好几年的时间，才慢慢扭转了不利的局面。
之后不久，另外一件令温州业界震惊的事情又发生了。温州一家知名的制鞋企业突然倒闭了，而它曾经是温州最大的制鞋企业。我记得这家企业倒闭两年前，我还和那位老总讨论过家族企业的问题。因为他是董事长，儿子是总经理，女婿是副总经理，夫人是财务经理，一旦出现问题，我觉得也很难处理。那位老总当时哈哈一笑，“大家都是一家人，难道还真打起来不成？”结果，儿子和女婿谁也不服谁，还真打了起来，管理混乱得一塌糊涂，企业就迅速走向了衰败。
一番震动之后，我下了狠心，企业用人，要用最能的，不用最亲的。
而且如果家族里的人全部都是A型血，那不管怎么样繁殖都是A型血；只有从外面再找一个B型血，才能够产生AB型血。做企业就是这个道理，新的员工会带来新的思路。如果永远局限在自己的小家族里，就看不到外面广阔的天地，企业只会越做越小。
家族管理变革后，公司的管理更加开放了，培养和发展了一大批人才，为公司进一步扩大发展奠定了基础。随后在2002年，公司又进行了第二次变革，通过建立完整的规章制度体系，使公司的管理更加规范，运营也更加稳定和安全。到了2006年，公司进入第三次变革期，对集团的组织架构进行了改革，集团的管控模式实现了由操作管理向战略管理的转变，强化了集团公司规划、监控和服务的职能，对公司实现战略目标奠定了基础。
第07章 张贤亮：我用文化经营荒凉
【张贤亮小传】
作为作家的张贤亮颇具历史符号意义。在文艺复兴一般火热的上世纪八十年代，他在知识分子和大学生圈子里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的作品常常引起广泛争论，并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人们思想的解放。
而九十年代以后，他下海经商，做得风生水起，担任政协委员参政议政，也驾轻就熟、颇有建树。他是一个具有作家的灵魂，却兼有思想者的理性和行动者的意志力，全面参与和见证时代变迁的少数人。
张贤亮祖籍江苏盱眙，1936年12月生于南京一个资本家的家庭里，父亲曾在哈佛商学院读书。张贤亮曾在重庆、上海、南京、北京读小学及中学。高中毕业后，自愿前往甘肃贺兰的农村担任基层工作，次年调到甘肃省干部文化学校当教员。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张贤亮开始文学创作，1957年因在《延河》文学杂志上发表长诗《大风歌》被划为“右派分子”，在宁夏劳改农场劳动改造，这一改造就改造了二十年，1977年才获得彻底平反。那年，他调任《朔方》杂志编辑，开始重新写作，相继发表了《邢老汉和狗的故事》、《灵与肉》、《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这些小说相当一部分获得全国优秀小说奖。他的作品感情深沉、富于哲理、文笔俊逸，因为描写了特殊环境里人性的扭曲与挣扎，引起过广泛的争论。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张贤亮担任宁夏文联主席。当时，张军钊在宁夏拍摄电影《一个和八个》，但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地点。张贤亮让文联干部领着张军钊到了具备荒凉感的镇北堡，张军钊一眼相中。巧合的是，张艺谋是该片的摄影师，也觉得这个地方很好，这为后来在镇北堡拍摄《红高粱》埋下了伏笔。由于《一个和八个》被禁映了一段时间，所以第一部正式放映的“镇北堡电影”是根据张贤亮的小说《灵与肉》改编的《牧马人》。到了九十年代，共有五部电影在镇北堡拍摄。这引起了银川市政府的注意，于是镇北堡多了一块牌子，叫做“文物保护单位”，来这里拍电影是要收费的。
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全国掀起了大办商业的热潮，文联也和其他党政机关一样要办第三产业，身为宁夏文联主席的张贤亮自然“挺身而出”，响应了这一潮流。一开始他可能抱着作家“深入生活”的想法，但随着形势的发展，他开始欲罢不能，后来他成了镇北堡西部影城的董事长，而且一发不可收拾，励精图治，终于将西部影城建成了“有形资产数千万、无形资产超一亿”的旅游风景区。
据说，成功转型为企业家的张贤亮事实上也没有远离文学，依然喜欢写作，但不再有强烈的发表欲望。他依然思考信仰问题，关心国计民生，也依然推崇他在劳改时曾熟读的《资本论》。作为文化人转换而来的企业家，张贤亮对事物常常有自己独特的看法，例如他反对人们迷信那些成功者的速成教材或者别人的成功经验，认为没有一个企业家的成功经验是可以复制的，真正有启示的，是高境界的、根本性的东西。
而经商和做任何事一样，最高的技巧是无技巧，，2008年，张贤亮推出了新书《中国文人的另一种思路》，在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向改革开放致敬，与读者分享他十多年来的商路心声，引起各方关注。书中还记录了他当政协委员时候的一些提案，其中有一条是“要对拖欠农民工和员工工资的用人单位及雇主制定惩罚性的条款”。
◆关于“下海”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曾作为“文人下海”的典型被媒体广泛报道，一晃过去了十四年，“逝者如斯夫”！开始我只有七十九万元资本，如今镇北堡西部影城的有形资产近两个亿。荒凉中无人问津的古堡废墟，早已变成宁夏首府银川市第一个“国家AAAA级景区”，有“中国电影从这里走向世界”的赞誉，这里成功地承办了第十三届金鸡百花电影节，更是来宁夏的外地旅客必到之处，年接待游客量近四十万人次，门票收入上千万元，宁夏党政领导和老百姓公认西部影城是“宁夏之宝”，品牌的无形资产要大于有形资产数十倍。
作为一个作家，—F海”的经历丰富了我的创作素材。这几年我虽没有发表重要作品并不等于我没在写作。现在中国文坛的风气不正，信仰迷失，礼崩乐坏，也不是发表重要作品的时候。再说，和我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同时出道的“新时期作家”中，又有谁在二十一世纪初发表了重要小说呢？不少人已转写散文或研究《红楼梦》了。
虽然近些年我在文学上似乎止步不前，但至少我为社会提供了两百多个就业机会，给镇北堡西部影城周边农民每年提供五万个工作日。原来举目荒凉的地方被我带动成为繁荣的小镇，附近数千人靠我吃饭，这总使我感到自豪。
九十年代初“下海”的文人不少，后来大多纷纷爬上了岸，作家中大概只有我还在经营企业。回首创业初期一路颠簸至今，有艰辛也有欣慰。
◆发现镇北堡
镇北堡是明清两朝在西北地区修建的两百多座边防兵营中的一座。我发现它是在1962年春我第一次劳改释放当农业工人去赶集的时候，正如我在小说《绿化树》中写的，它“坐落在山脚下的一片卵石和沙砾中间，周围稀稀落落地长着些芨芨草”。这里所说的山即贺兰山。
那时，镇北堡方圆数十里是一望无际的荒滩。没有树，没有电线杆，没有路，没有房屋，没有庄稼。我走了大约三十里路，眼前一亮，两座土筑的城堡废墟突兀地矗立在我面前。土筑的城墙和荒原同样是黄色的，但因它上面没长草，虽然墙面凹凸不平却显得异常光滑，就像沐浴后从这片荒原中冒出地面似的，在温暖的冬日阳光下显得金碧辉煌。镇北堡给我的第一印象是美的震撼，它显现出黄土地的生命力，一种衰而不败、破而不残的雄伟气势。原来作为军事要塞的镇北堡内，所有建筑物都被附近老百姓拆得一干二净，连城门洞的砖也拆得一块不剩。里面随意地搭建了一些简陋的羊圈。但我还是发现了它有一种银幕上的审美价值，在小说《绿化树》中我就写了它让我联想到好莱坞拍摄的以中东为背景的影片。
1980年，我平反后被分配到宁夏文联，正值广西电影厂的导演张军钊要拍根据郭小川长诗改编的电影《一个和八个》。摄制组以陕北采景一路跋涉到宁夏，都没有找到理想的地方。到银川，他们请宁夏文联的干部协助他们找。我就把镇北堡介绍给文联干部，叫人领摄制组去看。《一个和八个》是镇北堡拍摄的第一部电影，这部电影后来被电影评论家评为第五代导演的开山作，是所谓新时期电影的经典之一，而张艺谋当时还是个默默无闻的摄影师。自此以后，大导演谢晋接踵而至，拍了根据我的小说《灵与肉》改编的电影《牧马人》，后来又根据我的小说《邢老汉与狗的故事》拍摄了《老人与狗》。《老人与狗》是著名艺术家谢添的绝响，而《牧马人》的观众人次至今还未被突破。张艺谋后来又在这里拍摄了他的成名作《红高梁》，还有陈凯歌来拍了《边走边唱》，滕文骥来拍了电影《黄河谣》。由于我的介绍，镇北堡逐渐有了影视城的雏形。这座古堡的废墟因为被我发现而改变了命运，这是镇北堡的机遇。
◆创建西部影城
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众所周知，“讲话”发表后全中国掀起了经商热潮，宁夏文联也和其他党政机关团体一样忙着办“经济实体”。我认为作家要深入市场经济生活，最好的方式无过于亲自操办一个企业，就趁着这个潮流“下海”，创办了“宁夏华夏西部影视城公司”，公司的基地在镇北堡，称为“镇北堡西部影城”。所以说，市场经济的大潮是第二个机遇，改变了我的命运。然而，最重要的还是我个人的市场经济思想准备和在青少年时期读了些书，多少具有一定的文化素养。
在长达二十二年的劳改期间，除了“马恩列斯毛”的著作，是不允许读书的。但读书成了我的习惯，尽管环境恶劣，稍有闲暇总要捧本书看。马克思的《资本论》就一直陪伴我渡过那段艰辛的日子。这部巨著不仅告诉我当时统治中国的极“左”路线绝对行不通，鼓励我无论如何要活下去，而且在我活到改革开放后让我能大致预见中国政治经济的走向。
虽然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就因提出“给资本主义平反”险些再一次受到批判，但中国后来的发展证明了我还是有一定前瞻性的（关于我对中国的认识请参考我的文学性政论散文《小说中国》）。创办和经营镇北堡西部影城，贯穿了我对市场经济的理解。
刚开始，作为宁夏文联的主席，我是拿自己著作的外国译本的版税存单向银行贷款“下海”的，镇北堡西部影城在产权关系上还算是宁夏文联的“三产”。可是到1994年初，中央下文件指示所有党政机关群众团体必须和下属的“三产”脱钩。这一“脱”，就把“责权利”全压到我头上。当时，西部影城正在投入阶段，不见丝毫效益，如果我不想承担风险也还有办法“解套”，但我还是毅然挑起这副担子。既然要“深人生活”那就“深入”到底吧。而“脱钩”以后，由于“责权利”分明，企业经营者的个人利益与企业的经济效益直接挂钩，就调动起我办企业的动力，也给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铺平了道路。
◆“管”就是“通”
我是这样解释“管”的：“管”的原意是指一种中空的可以吹奏的乐器，所以“管”最重要的是“通”，中间不通，管子就成了棍子。“管理”的要义就在于上下要通、左右要通、里外要通。管理者要把自己的想法明明白白地告诉员工，开诚布公，员工也能与管理者交流，提出建议或申诉。
首先我明确了劳资关系。今天来讲明确劳资关系似乎多余，但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民间经济刚起步时确有必要，尤其在经济较为滞后的西北地区。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最大的毛病就是“产权虚置”，名义上，管理者和工人都是企业的主人，实际上工人对企业毫无支配权，名义上的“主人”自然而然既懒散又无责任心。我首先对我的工人申明：
你们是国家的主人但并不是企业的主人，国家主人体现在你能通过你选出的代表选出市长、省长直到国家主席，而我这个企业主是你不能选的。进了我的企业，请你在工作时间放弃个人自由，要绝对服从我和我任命的各级管理人员，要绝对服从企业依法制订出的各种规章制度，如有差错，就请你离开我的企业另谋出路。
明确了劳资关系，树立了管理的绝对权威，就必须使企业有较强的凝聚力，让雇用的员工心甘情愿听你的指挥。还在西部影城初期的建设阶段，我就把员工的生活区、文化活动区、办公区及食堂尽可能地建成为宁夏企业当中最好的模式，尽管工作地点是一片荒凉的废墟。我在西部影城内部实行了一种叫“员工评议制度”的机制，员工每月都要上交一份“员工评议表”，让每一个员工评议其他员工这一个月来的优异表现或失误的地方。这样，既树立起了标兵，又加强了员工之间的互相监督。“员工评议表”是管理者在这一个月对员工发放奖金或批评处罚的根据，同时也了解了员工的工作态度和各部门的工作进度。这种“员工评议制度”我们已经实施了十三年，卓有成效，在企业的健康发展中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修旧如旧”，出卖荒凉
有一个好的管理体制还不够，更需要企业管理者自身具备一定的文化素养，至少要对自己从事的这一行业有比较成熟的理念。我把镇北堡西部影城一开始就定位在旅游业上，尽管不断有电影电视剧组来此拍摄影视片，我的主要目的仍是吸引游客，靠门票收入取得利润而对影视剧组优惠，到2003年，我已经对剧组免收场租费了。
镇北堡之所以吸引我和许多电影电视艺术家，就在于它荒凉、粗犷、原始的地貌和古人活动留下的古旧残破的遗迹。改变或者拆除掉这些东西，它就一钱不值，不会有人光顾。我一开始就特别注意保存并修复古堡的残墙。我派人四处搜集“文革”时期在“破四旧”中拆下的古城砖，在宁夏南部山区固原县的老百姓家中一块一块地收购来六千多块明代的城砖来加固镇北堡的砖石部分，做到了“修旧如旧”。对完全被地震摧毁的一段明城墙，我采用目前国际最先进的可逆性保护措施，在残墙上部铺设了50米长、2。8米宽的钢化玻璃长廊，下面的残墙上布置彩色灯光，使它有种舞台效果。游客可以上长廊上步行游览，观赏下面的古城墙遗址。实际上，镇北堡古城墙并没有很大的文物价值，类似的古堡在西北遍地都有，但只要突出它的古旧色彩，把保护措施变成风景，游客们就会对它饶有兴趣。
“文化”是人做出来的。我在镇北堡采取国际最先进的文物保护措施修建的玻璃“遗址廊”，在中国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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