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情提示：如果本网页打开太慢或显示不完整，请尝试鼠标右键“刷新”本网页！
金庸传-第10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起，如果将这个小说拍成电影，应该怎样拍，忽然想不起书中某个人物的绰号了，茶楼的女招待和邻座的茶客纷纷插口进来告诉他们。
左派背景的《香港商报》创刊于1952年10月11日，标榜中立，最初以纯经济新闻为主，销路狭窄，每天只有几千份。第二年改为综合性报纸，以娱乐性的副刊和本港新闻为主，1955年末，《新晚报》还在连载《书剑恩仇录》，《香港商报》副刊编辑李沙威就力邀金庸为他们的“说月”版也写一部武侠小说，编辑的恳切态度使他难以推辞，就答应下来了。从1956年1月1日起，他的第二部武侠小说《碧血剑》在《香港商报》连载。
① 吴霭仪《金庸小说的男子》，明窗出版社1989年版。
② 金庸等《三剑楼随笔》，201—202页。
他想起十几年前在石梁读高中的岁月，在《碧血剑》中虚构了一个“石梁派”，女主角温青青出生在石梁。衢州、石梁以及烂柯山的风光都是他熟悉的：
石梁离衢州二十多里，他脚步迅速，不消半个时辰就到了。石梁是个小镇，附近便是烂柯山。相传晋时樵夫王质入山采樵，观看两位仙人对弈，等到一局既终，回过头来，自己的斧头柄已经烂了，回到家里，人事全非，原来入山一去已经数十年。烂柯山上两峰之间有一条巨大的石梁相连，鬼斧神工，非人力所能搬上，当地故老相传是神仙以法力移来，石梁之名，由此而起。
第五回“山幽花寂寂，水秀草青青”，依稀就是石梁的春天：
两人缓步向后山上行去。那山也不甚高，四周树木葱翠，四下里轻烟薄雾，出没于枝叶之间。良夜寂寂，两人足踏软草，竟连脚步也是悄无声息。将到山顶，转了两个弯，一阵清风，四周全是花香。月色如霜，放眼望去，满坡尽是红色、白色、黄色的玫瑰。
他当年所见的也许不是玫瑰，只是满山五颜六色的山花。
《碧血剑》的历史感很强，政治性极浓厚，崇祯皇帝、李自成、皇太极都出现了，只是主角袁承志的形象有点单薄，人物性格的挖掘和感情的刻画都不够，文学性不如前一部作品。金庸对此很不满意，随后作过两次大的修改，增加了五分之一左右的篇幅。
许多平民在乱世中流离的情节，无疑有金庸自己的人生经历、生命体验。到1956年12月31日，《碧血剑》连载了整整一年，袁承志面对易代的大动荡、大变化，最终选择到南洋一个海岛开始新生活，有人说，这是对千千万万人逃入香港的隐喻。袁是从护送大炮进京的葡萄牙士兵那里得知有这个岛，他们给了他南洋岛屿的地图，“你们与其在这里辛辛苦苦地打仗，不如带了中国没饭吃的受苦百姓到那岛上去”。袁承志心想，你这外国人心地倒好，只是不知我们中国地有多大，亿万之众，凭你再大的岛也居住不下。这个情节出现在1956年9月5日那一段。当时许多香港人与袁承志有着相似的命运，小说中欧洲人帮助这些流亡者找到这个岛，似乎也暗示了香港的处境。1945年二战结束时，香港不足60万人口，1949年前后，政局剧变之际，大批移民进入，到1950年春天人口已猛涨到230万。《碧血剑》的很多读者就是在这期间来香港的。①
四、《三剑楼随笔》
1956年9月5日，《书剑恩仇录》在《新晚报》连载结束，当天预告：“我们已约得武侠小说名家百剑堂主为撰《风虎云龙传》，日内开始连载。”
“百剑堂主”是陈凡的笔名，他给梁羽生的《草莽龙蛇传》题诗，为金庸的《书剑恩仇录》单行本赋词时则署名“中宵看剑楼主”。金庸也在当天的“天方夜谭”致各位读者，说“百剑堂主是一位著名作家的笔名，《书剑恩仇录》单行本第一集的那首《满庭芳》词就出于他的手笔。堂主文采风流……”
陈凡生于1915年，比金庸、梁羽生年长，早在1941年春天，他们还在高中求学时代，陈凡就已进入《大公报》，先后做过记者、采访主任、副总编辑等，决心以《大公报》为终身事业。1947年5月31日，他在广州采访中山大学学生罢课游行的新闻而被捕。同事唐振常说他是《大公报》当年的名记者，走南闯北，写下了许多受人欢迎的通讯。他早年热衷新诗，中年以后改写旧诗词，“嬉笑怒骂，哀思激烈，亦庄亦谐，可歌可泣”，钱钟书罕见地为他的《壮岁集》作序。②
陈凡诗词、书法、文章都好，但他把诗词格律、国文的“之乎者也”用到武侠小说上就不大合适。《风虎云龙传》从1956年9月9日开始连载（一直到1957年7月29日），大概没引起什么反响，从此不见他再写武侠，却和金庸、梁羽生一起被报馆同事戏称为“三剑客”。
10月22日，《大公报》的“大公园”副刊刊登一则预告：
① 韩倚松《浅谈金庸早期小说与五十年代的香港》，何鲤译，《明报月刊》1998年8月号。
② 转引自王芝琛《百年沧桑》，中国工人出版社2001年版，263—264页。
陈凡为《书剑恩仇录》题写的词
《三剑楼随笔》：自梁羽生先生的《龙虎斗京华》《草莽龙蛇传》《七剑下天山》，金庸先生的《书剑恩仇录》《碧血剑》，百剑堂主的《风虎云龙传》等武侠小说在本港各报连载后，大受读者欢迎，成为武侠小说中一个新的流派。现在我们约得这三位作者给“大公园”用另一种笔法撰写散文随笔，日内刊出，敬请读者们注意。——编者
“三剑楼随笔”专栏诞生。10月24日，喜欢电影的金庸为“三剑楼随笔”开篇写的是《与小说》：
你或许是我写的《书剑恩仇录》或《碧血剑》的读者，你或许也看过正在皇后与平安戏院上映的影片《相思曲》（Serenade）。这部影片是讲一位美国歌唱家的故事，和我们的武侠小说没有任何共通的地方，但我们这个专栏却是上天下地无所不谈的，所以今天我谈的是一部电影。也许，百剑堂主明天谈的是广东鱼翅，而梁羽生谈的是变态心理。这一切相互之间似乎完全没有联系，作为一个随笔与散文的专栏，越是没有拘束的漫谈，或许越是轻松可喜。
后来他们也是这样做的。金庸谈电影、书画、音乐、舞蹈，也谈围棋、象棋、民谣、谜语，谈文学、历史、宗教，也谈京戏、摄影，甚至圆周率，信笔所至，范围很广，显示了广泛的兴趣。
谈电影是金庸的家常便饭。香港当时上映一部美国电影《无比敌》，根据美国作家赫尔曼·麦尔维尔同名小说（一译《白鲸》）改编，原作曾被英国作家毛姆推为十部最伟大的小说之一。观众看了电影却觉得并无出色之处，表示失望与困惑。12月1日、5日，金庸接连发表《有什么意义？》《有什么好处？》，分析电影只是有小说的情节，却失去了小说的精神，关键是没有深入小说主角亚海勃船长的灵魂深处，而要深入他的灵魂深处，首先得走进作者麦尔维尔的灵魂深处。
有关棋艺的话题为金庸和梁羽生津津乐道，几乎占了“三剑楼随笔”八分之一的篇目。酷爱围棋的金庸在《书剑恩仇录》中就有对棋局的描写，《碧血剑》也有弈棋的情节。1956年12月8日，他发表《历史性的一局棋》，以白描手法勾勒了1933年在日本举行的一场中日围棋赛，一方是19岁的中国棋手吴清源，另一方是60岁的日本顶级高手本因坊秀哉。这局棋断续下了三个半月，一局既终，秀哉好不容易胜了一子（两目）。他字字平实，却以短短一千多字将这惊心动魄的一幕写出来了。董桥赞许他“对文字的运用，已到极纯熟的地步”，此时即已初露端倪。
有些话题是三人都谈，嗜联的梁羽生写了一篇《闲话怪联》，百剑堂主写了一篇《吟诗作对之类》，金庸接着写了一篇《也谈对联》，从许多熟悉的对联谈起，还谈到百剑堂主的一联：“偏多热血偏多骨，不悔情真不悔痴。”金庸很喜欢这联，百剑堂主用宣纸写好，金庸请荷里活道一家装裱店裱好，挂在他当时租住的斗室中，不觉雅气骤增。①梁羽生发表《数学与逻辑》，几天后，金庸发表《圆周率的推算》。
三人轮流执笔，每天一篇，从文史掌故、名人逸事到琴棋书画、诗词联谜、神话武侠、歌舞影剧，上下古今，无所不谈。专栏持续了三个多月，到1957年1月30日，共写了84个题目，大约14万字。如果不计百剑堂主写的“结语”，三人各写了28篇，每篇之后，都有作者的手写体签名。
在这些并不高深的随笔中，蕴藏了三个读书人的中国情结。他们脱离故土，在香港这个小小的避风港，惊魂未定，心怀故国，文化成为一种安慰。当年5月，香港文宗出版社出了《三剑楼随笔》单行本，和报纸上首发时有所不同，篇目次序有所变化，百剑堂主删去了他认为已失去价值的一篇，一些读者来信作为附录收入，标题偶有改动，每篇篇末原来的手书签名则改为（百）、（羽）、（庸）字样。单行本前面有百剑堂主执笔的《“正传”之前的“闲话”》：
当初，编者叫我们每人来一个专栏，轮流刊登，但金庸说，不如三剑侠一齐出马，更可以互相壮胆。大家不待商议，立表同意。后来对镜自热，竟发现除各自手中有一支笔之外，“侠”气实在并不顶多，乃在定这个栏目名字的时候，还我“楼”来，送将“侠”去。至于那个“剑”字，则只作为对自己的一种鼓励，因为报纸为正义事业而前趋，我们也希望自己的一支拙笔，能够略效微劳罢了。①
① 金庸等《三剑楼随笔》，117页。
1997年9月30日，百剑堂主因心脏病猝发在香港去世，1987年移居澳大利亚的梁羽生在万里之外寄诗哀悼，刊登在他们当年共写《三剑楼随笔》的《大公报》“大公园”副刊：
三剑楼足证平生，亦狂亦侠真名士。
卌年事何堪回首，能哭能歌迈俗流。
五、告别《大公报》
金庸从《新晚报》调回《大公报》，不再做国际电讯翻译，而是做“大公园”副刊编辑（梁羽生接替他编“下午茶座”），以“姚嘉衣”等笔名发表影评。当年给“大公园”投稿的子祯回忆：“我真是有眼不识泰山，原来当时主编‘大公园’的，是影评高手‘姚嘉衣’，也即是后来鼎鼎有名的武侠小说家金庸。我当时只知道他的名字叫查良镛。我跟查先生见过面，他叫我多写些有关影剧的短评给‘大公园’。”②
1947年出生的《大公报》子弟高洁（父亲是金庸在《大公报》的同事高学逵，主编娱乐版）回忆起“上海口音的查良镛叔叔——金庸”和“广西口音的陈文统叔叔——梁羽生”：
小学三四年级，揣了薄薄的劝捐簿，为旺角劳工子弟学校筹款。二位大侠统统被我这孖辫小女孩打过秋风，掏出一元几块来。尽管金大侠声威煊赫，我还是不避“我的朋友胡适之”之嫌，喊一声“叔叔”。脑海中他一定比我父亲年轻，皆因喊他“小查”。……
① 金庸等《三剑楼随笔》，1—2页。
② 《既是良师，又是益友》，原载《大公报》2001年11月22日，《我与大公报》，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90页。
五楼设有小卖部，饿了，可以来一杯热奶茶，吃件牛油多士。我妹妹最爱吃樱桃红果冻，淋上炼奶，香甜无比。查叔叔走过，逗她：“妈咪请吃啫喱呀！”①
从1947年起，金庸在《大公报》（包括《新晚报》）前后度过了十年，从上海到香港，从电讯翻译到副刊编辑，几乎跨越了整个青春时代。他在这里开始武侠小说创作生涯，《大公报》给他提供了一个舞台，他一生事业的根基都在这里奠定。提携、教导过他的几位《大公报》前辈杨历樵、胡政之、许君远，令他一生怀念。每次说起《大公报》，他总带着许多感慨——
当时在中国它是最有地位（但销数不算很多）的报纸，对舆论也很有影响力。我从学生时代起就很喜欢这样一份报纸。后来到香港，我也在《大公报》服务。但后来它改变路线，和过去的传统完全断绝。②
从金庸后来办《明报》的价值取向看，他显然认同胡政之时代《大公报》的文人论政作风。香港《大公报》已不是当年独立的民间报，而是一张不折不扣的左派报纸，政治色彩越来越浓，生性自由、喜欢独来独往的他感到格格不入，工作热情渐渐消失。
1957年夏天起，内地形势骤变，反右运动呼啸而来，千千万万知识分子落入“阳谋”陷阱，并波及香港，《大公报》的言论尺度也跟着内地局势的变化而变化，思想控制明显比过去加强，报馆的气氛和金庸的个性越来越不合拍。
当年冬天，“大跃进”波澜初起，在《大公报》版面上就有体现。12月3日，头条大字标题报道，在十年至十五年内主要工业生产力超过英国。12月18日报道，根据近年增产速度，我国煤、钢产量十五年内定超英国。同时报道，“全国六十五县市粮食增产指标提前十年到达”。金庸觉得《大公报》老讲假话，亩产多少万斤都是假的，他到广东看过。
① 《子弟醉书香》，原载《大公报》2002年2月28日，《我与大公报》，179—180页。
② 江堤、杨晖编选《金庸：中国历史大势》，56页。
10月5日，《新晚报》七周年报庆时，金庸发表《谈批评武侠小说的标准》，就引用了伟大的思想家恩格斯的话，“现实主义除了细节的真实之外，还要正确地表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他受当时内地意识形态影响颇深，对那套流行话语并不陌生。他说：
我在《大公报》前后十年，马列主义的书也看了很多，也花了很多时间去研究。我属于工作上有些成绩的人，开小组会讨论时，我是组长。但我觉得他们的管理方式与我格格不入。
我们只能从他简单的话中体会他当年的心境，“我离开左派报纸，是因为那里不能发表反对当时‘大跃进’错误路线的意见，这实在太违反我作为新闻工作者的本意”。①
金庸感到很难再留在《大公报》。董千里与他相识、相交多年，对他十分了解，在董眼中，“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自由主义者，是可以和而不同的谦谦君子”。②他多次自称个人主义者：“所谓个人主义，是相对于集权主义或国家主义而言。在某些政治制度中，当权者假借国家的名义，宣称为了国家或公众的利益，肆行侵犯人民的权利和自由，他们认为国家高于一切，个人必须为国家而牺牲。所谓国家高于一切，就是政府高于一切，也就是掌握政权之人高于一切，生杀予夺，为所欲为。个人主义者某种意义上，其实便等于是人权主义，也就是民权主义。”这是他对“个人主义”的理解。
1957年冬天，他辞职离开《大公报》，他记得离职前支的是“四等十三级（或四等十四级）”的薪水，并不是高级职员。③
在金庸决定离开之前，在迷惑与苦闷中，同事周榆瑞对他也不无影响。周榆瑞毕业于北平师范大学，在西南联大做过英文老师，在英国、美国驻华情报机构做过翻译，1946年进入上海《大公报》，采写过国共和谈、马歇尔七上庐山、胡宗南攻占延安等重要新闻，受到周恩来赏识。1949年他南下香港，继续在《大公报》做记者，并以“宋乔”的笔名在《新晚报》连载《侍卫官杂记》，因揭露蒋介石而受到读者关注。在左派眼中，周却是“外红里白的红萝卜”。1952年1月10日，港英当局将司马文森、马国亮等八人押解出境，这八人都是中共香港地下党的骨干，他们的政治身份在内地也是不公开的，连同事都不了解。上海、广东公安部门侦查认定是周提供的情报线索，报经公安部决定清除隐患，由上海大公报社发出通知：“本社在港人员轮流回上海学习。”周榆瑞一回到上海即被收审，以“英国间谍”罪名两度关押，出狱后任北京外语学院教授，仍受公安部门监管，到1957年才获准回到香港《大公报》。①
① 转引自艾涛《金庸新传》，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年版，112页。
② 翁灵文等《诸子百家看金庸》三，113页。
③ 《明报》1964年12月18日。
他俩过去就相处得很好，这次周榆瑞回来，两人几乎无话不谈。周的遭遇对金庸选择离开不无影响。他提出辞职后，《大公报》负责人数次挽留，但他去意已决。②
当时，继《碧血剑》之后，金庸的《射雕英雄传》正在《香港商报》连载。武侠小说虽然给他带来了一定的名声和收入，但他从未想过要做一个职业作家。
① 周榆瑞《彷徨与抉择》，香港时报出报社1963年版。
② 金庸自办《明报》，周榆瑞帮了不少忙。1961年9月中旬周榆瑞突然“失踪”，《明报》在头条位置作了报道，几天后得知周已秘密前往英国伦敦。1963年，周出版英文回忆录《彷徨与抉择》，在香港引起很大反应，2月24日《明报》头版报道《周榆瑞发表内幕》，引周的话，“在《大公报》时写了许多使自己良心极感不安的谎话”。4月23日，他在《明报》连载发表《谈》的长文。
第六章 电影编剧
一、“长城”电影
金庸离开《大公报》前，就编过《绝代佳人》《不要离开我》《兰花花》《欢喜冤家》等电影剧本，《绝代佳人》《兰花花》先后被长城电影公司拍成了电影，其中，《绝代佳人》由影星夏梦主演窃符救赵的赵姬，在内地公映，1957年获得文化部的优秀影片荣誉奖，金庸也获得一枚编剧金奖章。
从1953年到1958年，金庸以“林欢”的笔名在《长城画报》发表过至少五十篇谈电影的文章，以理论性的居多。他与电影圈早就混得很熟，经常一起吃饭、聊天，参加他们的聚会。导演程步高从内地畅游回港，长谈一番之后，他们一起去看画展。因电影界朋友请吃饭，他与法国电影人有过一席谈，写了一篇《快乐与庄严》。1953年除夕，他参加长城电影公司的迎新年晚会，与电影明星乐蒂共舞，照片就登在《长城画报》上。1955年除夕，在电影界的联欢晚会上，大家正在舞池中跳舞跳得很高兴时，苏秦忽然大声问金庸：
“你跳的是‘百花错舞’么？”附近的人都哈哈大笑起来，因为他们知道“书剑”中的陈家洛会使一套“百花错拳”，每一拳打出来都是错的。①
金庸离开《大公报》，进入长城电影公司，由报纸编辑而电影编剧，伏笔早已埋下。“长城”是香港当年最大的电影公司之一，拍过不少有名的电影，也捧红了不少明星，如夏梦、陈思思、傅奇、石慧等。初入“长城”，他主要是写电影剧本，希望在电影圈中闯出一条路来。他在“长城”的月薪不过是二百八十元，但每写一个剧本，不管是否被采用，都可拿到三千元稿费，这个收入无疑是诱人的。他一面以“金庸”的笔名继续写武侠小说，一面用“林欢”的笔名编了不少剧本，如《小鸽子姑娘》《有女怀春》《三恋》《午夜琴声》等，有些没有拍成电影。1958年10月5日，《新晚报》八周年报庆时，他和往年一样写了《给送礼》一文，过去他都是署名“金庸”，这一年署名“林欢”。
金庸的剧本大都属于纯娱乐性质，喜剧化的成分较重，追求生活情趣，迎合普通市民的口味，缺乏深刻的内容，但他也为此花了无数的心思。让他兴奋的是，还有机会亲自导演。他根据《傲慢与偏见》改编的《有女怀春》，1958年由他和名导演程步高合作导演，傅奇、陈思思扮演男女主角。1959年，他又与胡小峰合作导演了另一部电影《王老虎抢亲》，夏梦、李嫱等主演。但他从来没有独立导演过一部影片，这是他短暂电影生涯中的一个遗憾。
1954年到1958年的《长城画报》上还有他为电影写的许多歌词，他为电影《不要离开我》写的插曲《门边一树碧桃花》富有民歌风味：
门边一树碧桃花，桃花一枝头上插，村前村后少年郎，有事没事他来到我家。东家的郎君长得俊，西家的哥哥力气大，还有后山的那个人儿，嘿！他天不怕来地不怕。瞧着这个好来那个也不差，这可真正急坏了我的妈妈。她细细来问咱细细问咱，好教人说来羞答答。我早思夜想放心不下，早思夜想放心不下，啊哟，老实说吧，心儿里可另有一个他。
① 金庸等《三剑楼随笔》，201页。
金庸应约为影片《鸾凤和鸣》写过一首“猜谜歌”，是石慧饰演的人物洗澡时唱的，导演袁仰安要求决不可有丝毫“香艳”色彩，以免令人想入非非。他苦思冥想，突然想起小时候姑母给他猜的一个谜语——“什么东西越洗越脏”？谜底是“水”。这个谜语触发了他的灵感，有了越洗越脏的水，再加上越揩越湿的毛巾、越洗越小的肥皂，一首洗澡时哼的“猜谜歌”就诞生了。①
电影圈的这段日子是金庸漫长人生中的一支小插曲，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他做过电影编剧，还做过导演。1979年11月16日，他在台湾访问，在导演白景瑞的公馆“小白屋”，电影界的导演、编剧、演员、影评人聚在一起，和他谈电影。白景�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温馨提示： 温看小说的同时发表评论，说出自己的看法和其它小伙伴们分享也不错哦！发表书评还可以获得积分和经验奖励，认真写原创书评 被采纳为精评可以获得大量金币、积分和经验奖励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