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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传-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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睦险耍勾�1959年以来他的近两千篇社评中找出大量的“毛病”，称他“下流反华”“恶毒反华”，是香港报界“反华宣称最敏感的动物”，指责他“造谣生事，大发反华妖论”：
《明报》的人不是未到过中国（内地），他在内地的亲戚绝不会是光着屁股的，这样大做裤子文章，岂不太卑劣了吗？……
这本来是他的反华妖术之一，就是不管来源是否可靠，只要得到一点捕风捉影之词，立刻加油添醋，大发其污蔑祖国的妖论。
《略揭最恶毒反华的的画皮》说：
让我们在这里给它做一次义务宣传：《明报》者，一张进行恶毒反华的报纸是也。
……在这一块中立的画皮下，它的法很多，它常常走私夹带，在一个看来没有关联的问题上，它会塞进一点私货。……当《明报》向你嘻嘻哈哈的时候，冷不防一支暗箭就会射过来，或者在被它认为要害的地方点你一点，叫你防不胜防。
10月27日，金庸在《批评中共就是反华？》社评中作出回应：“反对政府的某些措施，反对执政党的某一种做法或主张，是表示反对国家？人民有没有批评政府或执政党的权利？……我们的批评可能是错的，但我们坚持有批评的权利。”结果引来更凌厉的炮火。
《大公报》和《文汇报》《新晚报》《香港商报》《晶报》等联合出击，向金庸和《明报》展开新一轮的围攻，这是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梁威林布置的。老同事陈凡以“张恨奴”笔名写的长文《的妖畜和妖术》（10月28日、29日）、《再谈的妖言和妖术》（11月1日）分三次刊登，最具攻击性。遥想当年，陈凡曾为他的《书剑恩仇录》题词：
一卷书来，十年萍散，人间事本匆匆。当时并辔，桃李媚春风。几许少年俦侣，同游日，酒与情浓。而今看，斜阳归路，芳陌又飞红。
他们同在《大公报》副刊开设《三剑楼随笔》专栏，没想到，昔日的同事、同道，如今却因政治观点而势成水火。“十年萍散”，真是一词成谶。“当时并辔……而今看，斜阳归路，芳陌又飞红。”十年之后，不仅各有各的人生际遇，而且反目成仇。①
11月13日，《明报》“自由谈”副刊发表《略揭凡块“画皮”》，指出《大公报》的说法幼稚得可以了。从11月26日起，金庸在《明报》发起反击，直到12月22日，在二十六天中他以“《明报》编辑部”名义，每天在头版或二版头条位置发表《敬请指教和答复》系列长文，就“劳民”与“扰民”、人民公社，要不要向外国输出粮食，要不要民主自由、“修正主义”，“一切归功于党”、“核子与裤子”，“试验核弹是不是罪恶”、“批评左派便是‘反华’”、“马列主义就是‘华’吗”等一系列问题，向《大公报》发起连珠炮一般的还击。
陈凡批刘金庸的武侠小说，“思想内容大都是反正义、反爱国的”。他反唇相讥，说自己的小说“写得差，内容也很无聊，荒诞不经，原是不登大雅之堂的玩意儿”，其中四篇就登在《新晚报》《香港商报》上。
金庸请《大公报》指教的第七个问题是“要不要民主自由”：“我们赞扬民主自由，认为每个普通百姓应当各有不可侵犯的人权和尊严，贵报认为这样说就是贩毒，是不是要每个人都永远听党的话，完全没有自己的主张和自由，每个报人都成为又红又专的‘歌德派’的积极分子，那便戒了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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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不要收回俄占地？他质问《大公报》：
① 《海光文艺》1966年第3期，13页。
到底应不应该主张收回我国被俄国强占的一百七十三万七千方英里的土地？在什么情况下应当全力主张收回？在什么情况之下应当完全置之脑后？在什么情况下应当强调“伟大的爱国主义”？在什么情况下应当强调苏联老大哥万岁而坚决反对“狭隘的民族自私主义”？
要不要援助外国？他质问《大公报》：
缅甸三十万华侨生活上正陷入空前的困难和痛苦，这是不是事实？贵报为什么对这事完全不予报道和评论？我们要求中共替华侨出头，为什么是恶毒反华？我们要求中共不要援外而照顾本国同胞生活，为什么是恶毒反华？从什么时候起古巴、缅甸等外国变成了“华”，而中国同胞反而不是“华”？
他在7月14日曾发表过一篇社评《不援同胞援异族》。
12月22日，他发表《有什么不对，请原谅！》指出：“你们辱骂《明报》的口气很恶毒，用的字眼很难听，我们完全没有回敬。然而，我们的语气和辞句，还是有许多不够有礼貌、不够忠厚的地方，这一点，请你们原谅。我们这些文字写得很匆促，一定有不够周详的地方，必须引用康利上尉的一句话：‘有什么不对，请原谅！’敬祝你们圣诞快乐！新年快乐！”同一天，《明报》在头版刊登《谨向读者致谢及道歉》，感谢许多读者来信支持、鼓励，还有许多读者给“自由谈”投稿，对这场笔战提出不少意见，大部分都热诚爱护《明报》，向对方据理力争，因无法一一登出，《明报》表示诚恳的歉意。
当金庸全面出击时，《大公报》等左派报纸没有大举反击，是因为受到北京高层的阻止。“五家左报的爱国热情很可贵，但方法上忽略了用事实和道理去说服人，所以开战不久就受到主管香港工作的廖承志同志的批评，陈毅也告诫爱国报纸要正确对待别人的批评。”陈毅还说过一句话：“《明报》那个社论，要中国人有裤子穿，那还是爱中国人嘛！”①金庸对陈毅也心生好感，“文革”时陈毅挨红卫兵批斗，他在社评中赞扬陈为“核裤论”做过说明。1972年1月12日，他在陈毅去世后的社评中称许陈“性格豪爽，心直口快”，再次提及“核裤论”不过是一个比喻。
① 陈昌凤《香港报业纵横》，112页；张圭阳《金庸与报业》，131页。
在香港市民眼里，《明报》与左派报纸的笔战如同一幕精彩的大戏，大大引发了他们的好奇心，他们热切地追看报纸，就像看武侠小说连载一般。有人以不无调侃的口吻说，《明报》之所以有今天，全靠了《大公报》的帮忙，如果不是这场笔战，《明报》是不是能成为大报还是一个未知数。这话未必完全准确，却道出了一个实情。这也是商业社会的特定现象。有人为了炒作报纸，提高发行量，有意向其他报纸寻衅，打笔仗，这在报业史上并不鲜见。
金庸和《明报》成为这场笔战的大赢家，《大公报》做了《明报》的义务宣传员，有读者来信说，本来是《大公报》的长期读者，以往从来不看《明报》，因为笔战才有了兴趣。金庸感谢《大公报》替《明报》做了义务广告，介绍了不少读者，使《明报》近来销量大增，发行量从笔战前平均日销62075份，12月10日达到70516份，1965年1月达到73254份①，跃居《文汇报》《大公报》之上，成为香港举足轻重的大报之一，经常卖到断市。作为商人，他开始日进斗金。
六、《天龙八部》
《倚天屠龙记》连载了两年多，到1963年9月2日结束时，《明报》已在香港报界站住脚，发行量、报格都大大提升了。9月3日，《天龙八部》开始在《明报》和《南洋商报》同时连载。
经过“逃亡潮”事件、“核裤论”风波，《明报》不仅以武侠小说招徕市民读者，而且以社评和“自由谈”副刊吸引知识分子和公务人员，逐渐成为一份以知识分子为主要读者对象的大报。但金庸并没有放弃武侠小说的写作，即使在与《大公报》笔战的日子里，他也没有停下。
有读者记得，一天早上，渡海时遇到一位老朋友，对方照例买了早报在船上看，坐下来正谈得投机，那位朋友拿起《明报》，立即打开，竟一言不发，完全不再理会他，全神贯注地看上面连载的《天龙八部》。他本人以后也成为追读者。①
① 张圭阳《金庸与报业》，132页。
《天龙八部》人物众多，情节曲折，线索复杂，其中贯穿着两条主线，即人类对权力的贪婪和对爱情的痴迷。对权力的畸形追求导致了武林的血雨腥风。为了早已失去的王权，慕容家族不惜挑起江湖杀戮，“四大恶人”之首段延庆也是为了争夺失去的王权，丁春秋、天山童姥、鸠摩智一样为建立武林霸权而厮杀……权力是多么诱人的东西，古往今来，无数人不惜为此流血遍野。
“无人不冤，有情皆孽”。段正淳风流成性、到处留情，他的儿子段誉却是段延庆所生。康敏对乔峰的刻骨仇恨仅是因为他对她的美貌视而不见。天山童姥与李秋水反目成仇无非是为无涯子到底爱谁，其实无涯子另有所爱。段誉对权力、武功毫无兴趣，一心追求爱情，一连串的偶然性，使他练成了“六脉神剑”“凌波微步”，并继承了大理国王位。四大皆空的小和尚虚竹阴错阳差，不仅成为西夏驸马，而且得到逍遥派神功，成了江湖上谈虎色变的灵鹫宫主人。一心追求王权的慕容复什么也没有得到，他醉心于权力，不顾一切想恢复慕容家族百年前的大燕王朝，为此放弃了表妹王语嫣纯洁无瑕的真挚爱情，践踏了包不同、风波恶等人对他忠心耿耿、出生入死的兄弟情义，他的心中只有王朝的美梦。对权力的痴迷，终于导致众叛亲离，从名满江湖的翩翩公子变成一个疯子，端坐土坟，纸冠俨然。王霸雄图、血海深仇终究要归尘土，荣华富贵也终将如浮云般飘逝。此时在金庸心目中，爱情、友情等人性中美好的东西，无疑要比帝王的权杖更加重要。
《天龙八部》前后写了四年，正是金庸与自己出身的左派报纸阵营交恶、发生笔战时，昔日的同伴与他断绝交往，甚至恶毒咒骂，恩恩怨怨一言难尽，所谓正、邪之争如同他当时面临的左右对立，他遭遇过与乔峰相似的困境。第十九章《虽万千人吾往矣》乔峰独闯聚贤庄的英雄宴，与旧日丐帮兄弟干杯断义，随后生死搏杀——
乔峰端起一碗酒来，说道：“这里众家英雄，多有乔峰往日旧交，今日既有见疑之意，咱们干杯绝交。哪一位朋友要杀乔某的，先来对饮一碗，从此而后，往日交情一笔勾销。我杀你不是忘恩，你杀我不算负义。天下英雄，俱为证见。”……丐帮的旧人饮酒绝交已毕，其余帮会门派中的英豪，一一过来和他对饮。
① 《明报》“自由谈”1969年5月17日。
对他相当了解的梁羽生说：“读者甚至会有这样的疑问：‘作者是否要借聚贤庄中的酒杯，以浇自己胸中的块垒？’”金庸不同意这个看法，在《一个“讲故事人”》中婉转地表示，这个批评完全错了。但他笔下的武侠世界，确乎与他自身跌宕起伏的生命历程相对应，在人物的遭遇、痛苦中折射出了他经历的曲折心路。现实中的风雨，无意中流露在每日连载的武侠小说中。①
在《神雕侠侣》之前，他笔下的主角陈家洛、袁承志、胡斐、郭靖等都是一望而知的正派人物，基本上走的是正、邪不两立的传统路子。之后，正、邪就没有那么截然分明了。《天龙八部》中的乔峰，“比郭靖复杂丰富得多，他有陈家洛等书生剑士型的细腻情感及敏捷思想，而没有他们的优柔寡断及幼稚天真”（吴霭仪语）。乔峰豪饮干杯、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豪情，燕云十八飞骑、奔腾如虎风烟举的气势，教单于折箭、六军辟易、奋英雄怒的悲壮，曾让多少人为之倾倒。乔峰是金庸笔下英雄中的英雄，在他身上，几乎可以找到所有英雄的美德。他的爱深沉、专一，没有山盟海誓，但永远信守如初；他的恨刻骨铭心，一刻也不敢忘记。他是契丹人，却是汉族人抚养成人的。因为他的血统，他无法见容于汉家武林，但他又逼辽帝不能在有生之年侵犯宋界，背弃了自己的民族。这样一个豪气冲天、视金钱权势如粪土的英雄却受命运的捉弄而走投无路，最终免不了折箭自杀的结局。乔峰的死，作者和读者一样万念俱灰。现实是多么严酷，怎么样惊天动地的英雄也免不了一死。②
七、《连城诀》
为扩大《明报》销路，他们效法《星岛日报》，星期天加送一份彩色大型画报。沈宝新找东南亚的《南洋商报》合作，在香港和东南亚各地一起发行，取名为《东南亚周刊》，知识性与娱乐性并重，有图片，有漫画，报道软性时事，也连载金庸的武侠小说，开本很大，彩色精印，16页。从1964年1月12日起，每逢星期日随《明报》赠送，不另收费。金庸的《素心剑》（后来改名为《连城诀》）从第一天起就在这上面连载。
① 参考严晓星《对金庸生平研究的几点思考》，《2000北京金庸小说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② 高之岩《香港文学的一枝奇葩——金庸的武侠小说》，《太原日报》1997年7月7日。
这是从金庸埋藏心底的一个儿时故事发展出来的。他家有个叫和生的长工，是个残疾的驼子，小时他发现爸爸妈妈对和生很客气，从来不差和生做什么事，只是让他在家扫地、抹尘，接送孩子们上下学堂。遇到下雪、下雨的日子，和生总是抱着他上学，是他记忆中一个很亲切的老人。和生是江苏丹阳人，家里开一家小豆腐店，父母替他跟邻居一个美貌的姑娘对了亲。家里积蓄了几年，就要给他完婚了，结果他被一家财主诬陷为贼，下到狱中，关了两年多才放出来。父亲、母亲都气死了，未婚妻给财主少爷娶了去做继室。有一天和生在街上撞到财主少爷，取出一直藏在身边的尖刀，将那财主少爷刺了个重伤。和生也不逃。正好金庸的爷爷查文清做丹阳知县，重审狱中每一个囚犯，得知和生的冤屈，十分同情，不过他刺人行凶确是事实，也不便擅放。查文清辞官时，索性悄悄将和生带回家来。和生当然不是真名。
《连城诀》的故事本身未脱武侠小说的秘籍、宝藏之类的俗套，但情节跌宕起伏、环环相扣，人物性格鲜明。主角狄云的身上依稀可以看到和生的影子，狄云和师妹戚芳的悲剧，丁典与凌霜华的惨死以及“铃剑双侠”的分手，三对青年男女不同的遭遇，写出了人间爱情的脆弱、命运的无定，狄云等“素心人”在世间遭遇的尽是悲剧。为了“连城诀”，三个徒弟不惜联手杀死师父，三人之间又展开长期的明争暗斗。为了“连城诀”，道貌岸然的翰林、知府凌退思不惜牺牲女儿的幸福和生命。最后在宝藏面前，形形色色的人都像发了疯一般，暴露出人性中阴暗、残酷和贪婪的一面。
《连城诀》写成以后，金庸惊觉，狄云在狱中得丁典授以《神照经》一事，和他少年时代就熟悉的《基督山伯爵》太接近了，不免有抄袭之嫌。虽不是故意抄袭，但无意中多多少少受了大仲马的影响。“但全书已经写好，再作重大修改未免辛苦，何况丁典的爱情既高尚又深刻，自具风格，非《基督山伯爵》的法利亚神父所能有。即使在我自己所写的各个爱情故事中，丁典与凌霜华的情史，两人的性格，也都是卓荦不凡，算是第一流的。要舍弃这段情节实在可惜。”①
八、倪匡代笔
写武侠小说的连载很辛苦，每天都要写一段，不能停，特别是他要到国外旅行，要么先写好几段留下来，要么带到国外，晚上不睡觉，拼命写，一大早快信寄回来，心理压力很大。②
1965年金庸先后去过埃及、土耳其、印度、马来西亚等地。这年5月，他应邀赴伦敦参加国际新闻协会会议，并计划顺便在欧洲作一次长途旅行，好好休息一下。为了支撑《明报》，他已多年没有放过长假了。此时，《天龙八部》在《明报》连载了一年半，每天一段，从没间断，总不能先停下来吧，于是金庸想到请人代笔。但此时整部小说复杂的线索都已展开，结构、人物关系千头万绪，找人代笔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后来他想到了“因文字而成为知己好友”的倪匡，不过倪匡会不会答应他心里没底。
早在1963年，《倚天屠龙记》连载结束以后，东南亚一带读者反应热烈，新加坡一个报纸想请金庸续写《倚天屠龙记》，他没有时间，就推荐了倪匡。三人相约在一家酒店见面，他正式提出请倪匡续写《倚天屠龙记》，“新加坡方面的读者十分喜爱《倚天屠龙记》，希望有续篇，我没有时间，特地约了新加坡的报纸编辑来，竭力推荐，请倪匡兄写下去，一定可以胜任”。新加坡来的编辑也说：“金庸先生的推荐，我绝对相信，要请倪匡先生帮忙。”倪匡只觉得“脑中嗡的一声，几乎飘飘欲仙”，除了大口喝酒，半晌无语，然后神情严肃地说：“今天是我有生以来最高兴的日子，因为金庸认为我可以续写他的小说，真的太高兴了。其高兴的程度，大抵达到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可是我这个人有一个好处，就是极有自知之明。而且，我可以大胆讲一句，世界上没有人可以续写金庸的小说。”续写之事就此作罢。
这次金庸找到倪匡，首先强调是“代写”不是“续写”，请他“代写”三四十天，不必照原来的情节，“你只管写你自己的”。总之不让倪匡有推辞的机会。当时他的另一个文字之交董千里（项庄）也在场，他接着对倪匡说：“老董的文字，较洗练，简深而有力，文字的组织能力又高，你的稿子写好之后，我想请老董看一遍，改过之后再见报！”倪匡答应了，金庸放心出门。
① 金庸、池田大作《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193、194页。
② 《金庸散文集》，237页。
1965年金庸（前排左一）在土耳其
1967年金庸（前排右二）在日内瓦
在英国伯明翰，金庸在一家中国馆子天桥饭店请一批各国同业吃饭，饭店侍者都是从香港新界来的，其中三人在港是《明报》读者，听说他代表《明报》来开会，大为兴奋。到了伦敦，周榆瑞带他去东星酒楼饮茶，主人是《明报》读者，无论如何不肯收钱。在爱丁堡的青龙酒家，老板王胜既要订《明报》，也要订《武侠与历史》，并千万拜托金庸回香港一定要代他去看看父亲。
《天龙八部》的连载有倪匡代笔，但社评只能停写了，金庸在欧洲不断寄回“旅游寄简”，从6月到7月，署名“金庸”刊登在社评位置的，有《饮茶与中国饭店》《贝鲁特的国立大赌场》《伦敦的几个宴会》《周榆瑞在伦敦》《在莎士比亚故乡》《新界青年在英国》等。在莎士比亚的木屋，他忽然想到英国人对莎翁如此尊崇，而我们的《桃花扇》《琵琶记》《长生殿》等伟大的戏剧正在惨遭清算，不禁黯然。
倪匡自称，代写《天龙八部》，虽然“战战兢兢”，“思想负担之重，一时无两”，但金庸既然说可以自由发挥，他就写了一段基本上独立的故事，只是他不喜欢阿紫这个人物，就把她的眼睛写瞎了。金庸回港，已知道他将阿紫的眼睛弄瞎了，一见面就望着他，倪匡不无歉意地说：“你临走时叫我不要弄死人嘛，我是弄伤了，打打杀杀肯定会受伤嘛。”①
倪匡代写的部分有四万多字，等《天龙八部》出单行本时，金庸征得他的同意删去了。倪匡崇拜金庸，替金庸代笔是他引以为豪、沾沾自喜的一件事，他写过一副对联：
屡为张彻编剧本，曾代金庸写小说。②
① 《倪匡：我唯一可以谋生的手段就是写作》，李怀宇《访问历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77页。
② 张彻（1922—2002），原名张易扬，浙江宁波人，香港著名导演，20世纪六七十年代武侠片的象征性人物，影片《独臂刀》开创票房过百万的纪录。
直到1966年5月27日，《天龙八部》连载了近三年。由于连载的时间跨度太长，出场人物有数百个，情节错综复杂，每天写一段，仅年龄、时间就有很多难以自圆其说的矛盾，也有人批评结构松散，人物个性及情节太离奇。美国华裔学者陈世骧酷爱此书，两次写信给金庸，称誉“可与元剧之异军突起相比”。以陈氏之学术地位，从文学批评高度对此书所作的评价，自然令以“讲故事人”自居的金庸受宠若惊。另一位研究文学的学者夏济安也很推崇这部作品，陈世骧从日本路经香港，第一次与金庸见面吃饭时，特别告诉他一件事，夏济安有一天在书铺见到一张圣诞卡，上面画了四个人，神情相貌很像“四大恶人”，就买下，并写上金庸的名字，写了几句赞赏的话，托陈世骧转寄给他，陈随手放在杂物之中，结果再也找不到了。
陈世骧、夏济安的赞许令金庸欣慰，他在1969年8月说，“夏先生和陈先生本来是研究文学的人，他们对我不像样的作品看重了，我觉得很光荣，同时也很不好意思。武侠小说本身在传统上一直都是娱乐性的，到现在为止好像也没有什么价值重大的作品出现”。①
① 杜南发等《诸子百家看金庸》五，31—32页。
第九章 查良镛社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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