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传-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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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金庸动了大手术，当然要戒烟。回忆当初他和蔡澜一起相对喝威士忌、抽烟谈天，是生活中的一大乐趣。自从心脏病发之后，香烟不能抽了，烈酒也不能饮了，然而每逢宴席，他仍喜欢坐在蔡澜旁边，一来习惯了，二来可以互相悄悄说些席上旁人不中听的话，共引以为乐，三则可以闻到一些蔡澜所吸的香烟余气，稍过烟瘾。③

四、围棋

金庸是个“极为内向的人，不喜应酬、不善辞令，下围棋是他最大的兴趣，无人对弈时甚至自己和自己下棋”。④

自30年代初执棋子以来，金庸对围棋的兴趣终身不减。那时，江浙一带围棋之风很盛，“每一家比较大的茶馆里总有人在下棋，中学、大学的学¨wén　rén　shū　wū¨生宿舍中经常有一堆堆的人围着看棋”。他的家乡海宁是围棋之乡，清代曾出过棋圣范西屏、施定庵。旧时他家有一小轩，是他祖父与客人弈棋处，挂了一副对联：“人心无算处，国手有输时。”他小时候看了不解其意。他读中学时正值抗日战争，烽火连天，课余常和同学下棋。他转学到衢州中学，就带了围棋。据说到重庆考大学时，一天考化学，他和两个同学在茶馆歇息，偶与茶客摆下围棋，由他下场，两位同学观战，一回过神，开考已半小时，匆忙赶到考场，幸亏监考老师网开一面，破例准许进场。说他是个棋迷并不过分。

①　《明报月刊》2004年9月号，23页。

②　石贝《我的老板金庸》，34—35页。

③　金庸《走近蔡澜》，《中华读书报》2002年7月3日。

④　《解放月报》1988年第12期，17页。

在《大公报》《新晚报》工作时，金庸常和梁羽生、聂绀弩等下围棋，还写过《围棋杂谈》等“棋话”：

围棋是比象棋复杂得多的智力游戏。象棋三十二子愈下愈少，围棋三百六十一格却是愈下愈多，到中盘时头绪纷繁，牵一发而动全身，四面八方，几百只棋子每一只都有关联，复杂之极。在我所认识的人中，凡是学会围棋而下了一两年之后，几乎没有一个不是废寝忘食地喜爱。古人称它为“木野狐”，因为棋盘木制，它就像一只狐狸精那么缠人。我在《碧血剑》那部武侠小说中写木桑道人沉迷于棋，千方百计地找寻棋友，生活中确是有这种人的。①

在他笔下，棋如人生，人生如棋。他对围棋的酷爱流露在他的武侠小说中，从《书剑恩仇录》《碧血剑》到《天龙八部》《笑傲江湖》，都有关于围棋的描写，“常有人问起我下围棋的种种来。就直接的影响和关系而言，下围棋推理的过程和创作武侠小说的组织、结构是很密切的。推敲之间，变化太大，耗时过久，这种艺术也就渐渐不时兴了。……但是围棋的训练对我却有另外的启示。其一是‘变’，沈君山先生曾告诉我：目前的电脑还不能处理围棋中所包含的广多变数。这使我想起佛家道家都曾揭示过的：人世之变化多端，周流不居。其二是‘慢’，这和当前西方文明社会中的人生态度是相冲突的，慢的妙处在于沉思和品味。如果围棋能在西方社会里成为普遍的娱乐，可能会帮助许多人更深刻地体悟人生”。②

金庸以棋写人、喻人，喻人生百态、人心百态，发挥得淋漓尽致。《天龙八部》中的“珍珑棋局”，不同的人在这个棋局面前，面对的都是自身的命运。

平生嗜棋如命的范百龄凝视棋局，眼前一黑，喷出一大口、一大口的鲜血。一心重温王朝旧梦的慕容复对棋局凝思已久，左冲右突，始终杀不出重围，心中越来越焦急，拔剑便往颈中刎去。以大理国皇子之尊落魄江湖的“四大恶人”之首、“恶贯满盈”段延庆看着看着，隐伏在心底的自尽念头又冒了上来。只有心无旁骛、四大皆空的少林寺小和尚虚竹——

①　金庸等《三剑楼随笔》，37页。

②　翁灵文等《诸子百家看金庸》三，141—142页。

一上来便闭了眼乱下一子，以至自己杀了一大块白子，大违根本棋理，任何稍懂弈理之人，都决不会去下这一着。那等于是提剑自刎、横刀自杀。岂知他闭目落子而杀了自己一大块白棋后，局面顿呈开朗，黑棋虽然大占优势，白棋却已有回旋的余地，不再像以前这般缚手缚脚，顾此失彼。……若不是虚竹闭上眼睛、随手瞎摆而下出这着大笨棋来，只怕再过一千年，这个“珍珑”也没人能解得开。

在《明报》社评中，围棋也会成为主题。1968年6月30日的社评《林海峰获本因坊荣衔》说：“前几年大陆也颇为重视围棋，大陆的青年高手陈祖德已可和日本第一流的九段棋手一较高下。本来发展下去，以我国人本质之优势，未始不能全面盖过日本。但‘文化大革命’一来，任何文化都给革了命，围棋当无例外。陈祖德、吴淞笙等人近况不知若何，北望神州，不胜怅惘。”

1971年3月9日，他在《围棋和中共的战略》社评中说，围棋中包含了许多中国人处世和斗争的哲理，研究围棋以了解中国人的斗争方式也是路径之一。中国历史上，谢安、梁武帝、曾国藩、吴佩孚等既懂战略，又喜围棋，中共会下围棋的将军有陈毅，国民党方面有周至柔。毛、蒋都不下棋。

1973年8月26日，他发表社评《不专心致志，则不得也》，从围棋国手陈祖德在日本连战皆败说起，“文革”期间，不仅陈的棋力退步了，“这些年来，中国围棋界没有出新的人才。其他各界也很少”。

金庸曾拜围棋大师林海峰的高徒王立诚为师，也跟聂卫平等人学过棋，媒体报道过“聂棋圣”在他家吃螃蟹破纪录的事。1993年3月19日，金庸第三次成为中南海的座上客，丁关根在钓鱼台国宾馆宴请他，特地请聂卫平作陪。席闻丁关根问聂卫平：“你有几个围棋弟子？”聂答：“最好的弟子是马晓春，但真正拜过师的只有查先生一位。”丁说：“你怎么叫徒弟为查先生？”聂回答：“我崇拜查先生的小说，他的年纪又比我大得多，我们是两头大。”丁关根又问：“查先生的围棋在香港是不是最好的？”聂沉吟半晌，才说：“在香港知名人士中第一。”众人大笑，金庸却说：“即使在香港知名人士之中，我的围棋也绝非第一。”

1985年12月24日金庸与陈祖德、聂卫平等在一起

1986年金庸与吴清源对弈

金庸与郝克强在家中对弈

台湾《围棋》杂志给了金庸“香港棋坛闻人”的称号，也有人说是香港作家司马长风首先提出来的。倪匡对这称呼大大赞赏，因为这表明名字倒是众所知闻，棋力之低，却也可想而知。这也是他的自嘲。《明报》编辑部也有许多人爱下围棋，订阅了一些日本的围棋杂志。①

胡菊人和金庸就是棋友，二人棋力不相上下。金庸自称是“冲动派”，下棋可以大胜，更常大败；而菊人是“稳健派”，败而不溃。金庸爱围棋，“尤其他的长子逝世后，他对围棋的喜爱，迹近疯狂”。②

本来金庸每天晚上都要回报社写社评，一下起围棋来，他连社评都不写了，交由徐东滨执笔，有时潘粤生也会代劳。1982年，陈祖德到香港治病，金庸专门请他到自己家里休养，一住半年多。金庸把罗建文也请到家里。“每天两人各教我一盘棋，都是开始让八子。从让八子开始，以后让七子、六子、五子地进步起来，直到陈祖德先生病势有所改善离港回沪，那时开始让四子了。之后，我又请了聂卫平、王立诚、林海峰、吴清源诸位老师指点。当时围棋界的朋友们开玩笑说：‘木谷实众弟子围棋段数最多，查良镛众师傅围棋段数最多。’……起初我只是和人对弈，弈理完全不懂，直到一众好师傅时时教导棋理，懂得多了，定式、手筋等也记了不少，水准自然提高了些。其实我的棋还是臭棋，和高手对弈，自己摆上四个黑子再说（请对方让四子）。”③

金庸与沈君山、余英时、牟宗三等人结交，都是通过围棋。他们几个人中，沈君山的棋最好，沈君山让金庸三子，让余英时两子。牟宗三就比他们两个差一点，但棋瘾很大，金庸请牟星期天来下棋，牟一定来的。佘英时跟他下过一盘棋，余输了。不过金庸一直认为余的棋比他好，只是一开头不小心让他占了上风，没有办法转，这盘棋才输了的。

林海峰、陈祖德、郝克强都教过他棋，而且友谊甚笃。有几位日本朋友，言语不通，只能用汉字笔谈，却因为下棋成了朋友。①

①　《明报》1964年12月22日。

②　杨莉歌《金庸传说》，195页。

③　金庸《痛悼梁羽生兄》，《明报月刊》2009年3月号，19页。

欧阳碧记得1986年或1987年第一次上山顶道一号的查家别墅做客，金庸听说她会连五子儿，就把她带到客厅的另一边，端出一具木墩子一般的围棋盘，两盒烧瓷的黑白棋子，跟她下了起来。下围棋的一般不屑于玩连五子儿，他们那天下了三盘，结果被欧阳碧赢了两盘。两个女儿和阿May听说她赢了，都过来叽叽喳喳地吵着要跟她杀一盘，她们轮流跟她下，最后查传讷终于把她赢了。②

在他家中大厅的醒目之处挂着日本棋院颁发的围棋段数证明书，是金庸从日本带回来的，据说段数是一段。有一次倪匡在他家当着温瑞安等人的面说：“足拿了段级呢！还不是几个人自己封的，我看他棋艺也不怎么！”③中国围棋协会授予他的是业余六段，“在他的书房里，悬挂着由李梦华签名的围棋段位证书”。④

1964年4月金庸到东京，就让当地朋友陪他去买些日文的围棋书。他家中不仅收藏有大量关于围棋的书，而且搜罗了各类名贵的棋盘、棋子，棋子有天然石、贝壳、烧瓷的，有日式、中式。倪匡一次在百货公司看到一副棋子，白子用水晶制，黑子用墨晶制，华贵无比，建议金庸去买，结果他动作慢了，想起去买，被人买走了，多年引以为憾。⑤

金庸搬到山顶道的别墅时，倪匡去参观新居，他拿出一个新买的木棋盘，是一株千年老树原块木头制成的。他问倪匡：“猜猜看，买来多少钱？”倪匡暗想，你查良镛问我价钱，那就估高一点吧！“一万块！”金庸提醒：“喂！是从日本买回来的呀！”“那么——三万块！”金庸摇了摇头：“倪匡，怎么你这么不识货？这是珍品，在日本店里看到，要买下来，老板不肯，后来托人去求情，才勉强答应卖给我。”他一本正经地说，并竖起十根指头，原来是十万元。他把木棋盘抱得紧紧的，生怕它溜走似的。倪匡只有感叹。⑥

①　《金庸散文集》，178页。

②　石贝《我的老板金庸》，118页。

③　翁灵文等《诸子百家看金庸》三，150页。

④　《人物》2000年第7期，120页。

⑤　翁灵文等《诸子百家看金庸》三，103—104页。

⑥　沈西城《金庸与倪匡》，39页。

金庸沉迷于黑白子的世界，不惜花钱、花时间，有人批评他“过分浪费”，他置之不理。他对推广围棋也很热心，出钱、出力。80年代，他在尖沙嘴金马伦道买了一层楼，作为香港围棋会的会址，每个月只是象征性地收取一元租金。其间他向围棋会的几位高手学艺，围棋会经常举办比赛，他都会去颁奖。后来，他与会中一位高手因围棋会的事发生口角，一怒之下收回了房子，不再租给围棋会。①

1983年8月28日晚上，金庸在台湾“清华大学”说：“人生其实很复杂，命运跟遭遇千变万化，如果照一定的模式去描写的话，就太将人生简单化了。围棋有定式，几位大宗师都是老一辈老师照定式教出来的，而人生没有定式。”那天，林海峰也在。金庸说：“今天林老师讲围棋，就说下棋时感到一种矛盾，不知道是弃子好，还是把它救出来好，本身不太统一。”在他心目中，林海峰是一代宗师的风度，初次见面，林海峰话也不讲，他和妻子都很佩服，很欣赏。棋高不高是另一回事，关键是林海峰个性很好，刚毅木讷。金庸和沈君山一致认为就是郭靖的写照。以前他认为生活中并无这样一个人，那只是他想象中的男子汉大丈夫、顶天立地的英雄。“当然林老师主要是在围棋上的贡献，下围棋的人品也有好有坏，我跟他接近总觉得他话也不太讲，但是很忠厚很实在，在某一方面修养很高。”②1966年4月15日，《明报》头版显著位置刊登林海峰与高川格对决的棋局，当时林八段，对手是十段。金庸常常对沈君山说，他写了郭靖这个拙实的人物，称为侠之大者，十余年来，在实际世界里并没有碰到过，竟在林海峰的身上看到了郭靖的影子。③不过他最仰慕的棋手还是吴清源。

某夜闲谈，一位朋友忽然问金庸：“古今中外，你最佩服的人是准？”他冲口而出：“古人是范蠡、张良、岳飞。今人是吴清源、邓小平。”

他说，这纯粹是个人喜好，自幼就对范蠡和吴清源这两人感到一份亲切。今人他最服吴清源，是因为他喜爱围棋，对其不世出的天才充满景仰之情。他认为在两千年的围棋史上恐怕没有第二位棋士足以与其比肩，其毕生所求不是胜负，而是人生的境界。①吴清源常说，下棋要有平常心，心平气和，不以为意，境界方高，下出来的棋境界也就高了。“然我辈平常人又怎做得到？”②

①　杨莉歌《金庸传说》，197页。

②　杜南发等《诸子百家看金庸》五，209、214、215—216页。

③　沈君山《浮生再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163页。

四卷本的《吴清源打棋全集》是金庸常常学习的，日本围棋高手小松英树随同教他围棋的老师王立诚到他家做客，向他借棋书研究，选中了这套书，发现他在棋书上画了不少红蓝标志。王老师夸他钻研用功，只是问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吴老师输了的棋你大都没有打？”他回答：“因为我敬仰吴先生，打他大获全胜的棋谱时兴高采烈，分享他胜利的喜悦，对他只赢一目半目的棋局就不怎么有兴致了。至于他的输局，我通常不去复局，打这种谱时未免闷闷不乐。”其实，他知道即使那些负局之中同样有精妙之着。

金庸与梁羽生晚年几次见面，下棋几乎成为必有的项目。1994年1月悉尼作家节时，他们已十年不见，难得的会面，两位古稀老人最有兴趣的就是下棋，一下两个小时，直到疲乏，有些头晕了才作罢。1999年春节期间，梁羽生回香港探亲，他们在跑马地的“雅谷”聚餐，饭后本来也约好下棋，因那天他感冒，感到身体不适，只好作罢。金庸向许多围棋高手拜师学棋，梁羽生下不过他了，但每次对弈还是缠得不死不活。在悉尼梁家，梁羽生拿出一副很破旧的棋子，开心地说：“这是你送给我的旧棋，一直要陪我到老死了。”几本清代的棋书《弈理指归》（施定庵），《桃花泉弈谱》（范西屏）也是金庸送的。2009年初，梁羽生去世前夕，他们最后一次通话，电话里梁的声音很响亮：“金庸，是小查吗？好，好，你到雪梨（悉尼）来我家吃饭，吃饭后我们下两盘棋，你不要让我，我输好了，没有关系……身体还好，还好……好，你也保重，保重……”想不到没几天梁羽生就离世了，金庸原本还打算春节后去澳洲，跟相交六十年的老友下两盘棋，再送几套棋书给他。③

①　《金庸散文集》，203、204页。

②　金庸《围棋五得》，《明报月刊》1985年4月号，8页。

③　金庸《痛悼梁羽生兄》，《明报月刊》2009年3月号，18页。

第五篇　是耶非耶

第十七章　出售《明报》

一、香港大学捐款

1988年12月15日，香港大学校外课程部高级讲师黄康显在《信报》发表《向查良镛教授公开道歉》一文，以嘲讽的口吻，提到1986年3月金庸给港大捐款800万港币，随后拿了个荣誉社会科学博士学位的事。因捐款在前，拿博士在后，为了“避嫌”，捐款的事等到1987年才公布。文章指出，“这不是买与卖，而是施与受。捐八百万港元是施，拿博士学位是受”。“主流方案”风波中，黄康显在香港各报发表了大量批查文章，以这一篇流传最广。当时港大还要聘金庸做名誉教授，他对内地记者说，打算用三年时间，就中国历史、中国文化和中国的民族前途做一系列讲演，先写出讲稿来。①

黄康显的文章自然令金庸气愤，1989年1月初，他委托律师向黄发出律师函，提出四个要求：

①　《蛇口通讯报》1989年1月30日。

一、收回发表于《信报》的《向查良镛教授公开道歉》一文；

二、一周内向查先生公开道歉；

三、赔偿查先生的名誉损失；

四、负责支付查先生的所有律师费。（他请了最昂贵的律师）

没想到在英国国家档案馆研究过几年机密外交文件的黄康显不买账，先回复律师信一封，表示已收到他的律师函，限期到了请另外一律师再复一信，称其指控不能成立。同时继续在报纸上批查，说1988年3月香港《文汇报》就有罗孚的文章说他在得到博士学位前送给港大100万，支票由他亲自交给港大校长黄丽松，黄校长请他加一个“0”而成为1000万，责问他为什么不告《文汇报》和罗孚。

从2月初起，金庸就沉默了。如果要打官司，港大校长黄丽松、校务委员会主席杨铁梁等都得出庭作证，而对方声称有足够证据证明他先捐钱、后得博士学位。此事最终不了了之。

黄康显是《明报》的长期读者，认为金庸的社评文字好，但政治功力不深，武侠小说好，但不是纯文学，消费文化而已。①

黄所说罗孚的文章是1987年12月写的，曾以《金色的金庸》为题发表在《读书》1988年第2期：

前两年，他是得到了一个博士头衔的。送这个名誉学位给他的是香港大学。有这么一个传说，在得到这个学位前，他送给港大一百万元，支票由他亲自送给当时的港大校长黄丽松，黄丽松一边收下，一边笑着说，你写漏了一个“0”了。一个“0”似乎无足轻重，但这一个“0”不是一钱不值的符号，而是九百万！他后来又补送了这九百万。这传说真实程度如何，不敢说。无论如何，以查的才识，即使是仅仅写武侠小说的才识，得个博士也不为过。②

①　赵氏《查良镛和黄康显的一场暗斗》，《解放月报》1989年第4期，11页。

②　《读书》1988年2月，140页。

金庸否认了这个传说。1993年罗孚将此文收入文集《南斗文星高》时，加了一句话：

查良镛后来函告作者，他向黄丽松的继任人王赓武校长捐过港币八百万元是获得博士学位以后的事。①

二、退隐梦

在古人中，金庸最仰慕的是范蠡、张良，他们都是在轰轰烈烈之后飘然而去，金庸心中也一直有这样一个“退隐梦”。早在1960年10月5日，他就在《明报》说：“张良的结局怎样？范蠡的结局怎样？因为大家不知道，就容易引起各种有趣的想象。”

80年代后期香港未来政制方案引起的风波，让金庸心力交瘁。“九七”之后的不确定因素，他也不会完全无动于衷。1989年初，他对记者说：“希望能把大部分报社工作托出去，让自己进入半退休状态，过些自己喜欢的生活，比如：弈棋、读书、旅行，或者再写点小说。……如果要写，就写哲理性小说，以哲学为内容，希望新的东西能有新突破。”

这年5月20日，正逢《明报》创刊三十周年，因台风袭港，狂风暴雨，交通停顿，筹备了好几个月的庆祝酒会只好取消，当天刊出随报附送的三十多版报庆特刊，香港总督卫奕信和很多文化名流有贺词，《明报》的编辑、记者、作者、读者都有回忆文章，他在《感恩与报答》中提到了汤因比的话，“一种文明的生存，在于能成功地应付挑战”。原本打算在5月30日举行的宴会也因国事剧变而停办，31日，报社员工在八楼以茶会形式聚会，他在会上颁赠长期服务奖状及金牌，感谢三十年来员工的辛勤服务和卓越贡献。他宣布，自6月1日起，不再担任社长之职，只担任明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另组行政委员会，由《明报周刊》督印人兼总编辑雷伟坡、《明报》总编辑董桥、《明报》督印人吴霭仪、明报集团副总经理许孝栋四人组成，雷任主席。6月1日，《明报》刊出“本报专讯”《查良镛今日卸社长职，续任明报集团董事长》，公开了他的决定。他表示，“年事已高，不胜剧繁，退休之念存之已久，希望逐步提升本公司年轻一辈接班，从家长式的管理改为制度化的管理”。

①　罗孚《南斗文星高》，142页。

1989年金庸在明报大厦办公室

1989年金庸、沈宝新在《明报》三十周年报庆时

自这年4月中旬以来，《明报》社评的标题常常“宋体加黑”——这代表该篇是金庸亲自执笔的，有时几乎天天都是，6月11日的那篇还署了名。他说，“中立与客观”向来是《明报》的立场和方针，他不断提醒年轻的工作人员：“无论如何要冷静理智，要分辨谣言和事实，要记得自己对国家、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