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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传-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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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天后，金庸在《明报》回应说，董文“语焉不详，断章取义”，并公布讲话全文，他在前言中说：“谈话在内地发表，情况自与资本主义之香港环境歧异，错误或不足之处，敬请指教为感。”
有人指出他讲话“互相矛盾”，他一面说“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传播媒介，全然谈不上什么‘真实报道，公正评论’”，一面又说“作为一个一生从事［小说网·。。］新闻工作的人，我信奉‘忠于事实，公正评论’的信条”。2000年1月20日，连经济学家张五常也写了《新闻何价？——与查良镛商榷》一文：
……我绝对不同意查老所说的，美国的传媒往往不尽不实。……可以肯定的是，这种报道远比“大跃进”期间，一小亩地可种出数十吨粮食的“为国家好”的消息可靠得多。
我最不同意查老之处，是美国要“颠覆和侵略”中国。历久以来，美国的传媒惯于“颠覆”自己的政府。②
1999年10月，《明报月刊》出特大号，“新中国五十年总评说”专题的头条就是金庸的《文景开元，何足道哉！》：
1976年清除“四人帮”后，踏上开放改革的康庄大道。汉朝文景，唐朝贞观、开元，清朝康、雍、乾三个时代固然强盛繁荣，但有不少封建皇朝的腐朽与不合理、不公平之处，对人民压迫剥削太多。这些情况现在大都已经革除了。如果今后继续坚持开放、改革、法治、稳定的政策，放眼于百年大计而不计较一时的小利小忿，再行之五十年，中国又一个强盛兴旺的黄金大时代在望，文景开元，何足道哉！
① 董桥《没有童谣的年代》，154—155页。
② 张五常《学术上的老人与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69—72页。
循着这些思路，我们便可以理解金庸在杭州的讲话。然而，香港的董桥他们又如何理解得了他的心思？
三、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
自1994年10月金庸得到北京大学名誉教授的职衔以来，浙江大学、杭州大学、南开大学、华东师大、中山大学、辽宁师大、吉林大学等内地大学先后以名誉教授相赠。
1998年，与金庸关系密切的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张浚生转任新合并组成的浙大党委书记。1999年，浙大聘金庸为人文学院院长。1985年张浚生到港任职不久，就去拜访金庸，他以白兰地酒招待，两人从此结交，曾多次一同外出旅游。
75岁高龄的金庸对浙大学生说：“我没本事做你们的老师，不过年纪大些，做你们的大师兄好了。浙大的学生真的跟我很友好，自称小师弟、小师妹，在黑板上写了‘欢迎大师兄给我们讲课！’的字。”①面对中央电视台的镜头，他则说：“我们人文学院有七个系，有中文、历史、哲学，中国哲学、外国哲学这些我懂得，我可以给学生讲课，教新闻也可以，我办过报纸，新闻意识我也懂得，还有国际关系，还有社会学，我也研究国际法，所以也懂得。七个系（之中）六个系我全部懂，我可以教，所以这个人文学院院长我有资格做。”②
之前，1997年4月4日，金庸向浙大捐赠100万港币成立了“浙江大学金庸人文基金研究会”。浙大给了他全校最高的教授待遇，他把所有工资都放到这个基金里。他对白岩松说：“我自己版税收入相当不错，自己很够用了，原来有资产在香港、外国，所以不需要靠这里的薪水生活，如果不请我做院长，我也会捐钱的。”
2000年，金庸正式得到浙大的导师资格认证，受聘为浙大人文学院博士生导师。浙大历史系教授何忠礼参加过主要由历史系老师组成的基层评议，“别人都是三本著作和若干论文，厚厚一沓材料，只有金庸是一张空白表格，上面写着‘查良镛’三个字”。他们拒绝进行这样的评议，表示“由上级领导决定”。何坦率地指出，“金庸对历史学基本不懂，让他带博士完全是误导学生”。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说：“浙大没有遵守学术规范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的规定，评金庸为博导，或许他们只考虑了有利的一面，但实际上却损害了浙大的学术声誉，对金庸也不利。”南京大学董健教授称这是“一场错位”。
① 田家明《剑桥观礼记》，《明报月刊》2005年10月号。
② 2005年5月21日中央电视台《面对面》。
对于这样的批评，金庸内心并不服气。2003年7月，他在央视《新闻夜话》不无伤感地说：“我现在的想法是觉得自己学问太差，如果照我自己的意思，最好小说也不写，从大学开始就专门研究历史，研究外国文学，那么到现在大概跟其他的大学教授学问差不多了。”2005年他对记者说，自己正在写《中国通史》，“南京大学有个院长批评我，金庸不是科班出身，不是研究历史的。但北大有教授就认为，历史学家和历史工作者是不同的。历史学家要目光很远，需要一个大的历史观，而不是考证哪一点”。问及他是否希望自己的研究得到内地史学界的认可，他回答：“能承认当然好。但有时候一旦妨碍到个人的利益，他觉得你想得太聪明了，他想不到，不肯承认，就情愿打倒你，来贬低你。”①
金庸对在浙大的身份特别看重，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董健记得他们在南大见面时，他一再“淡化”武侠小说家的身份，强调自己是“历史学家”、“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他递上名片说：“请不要叫我金庸，我是查良镛，我是研究国际关系史的教授。”
余英时“对金庸深厚的文史造诣更为欣赏”。金克木说金庸的史学佛学见解，“论水平未必是‘超一流’……然而以史学佛学入小说，在武侠中讲‘破相’，那就超人一等了”。2001年，金庸到南京大学演讲，学生想要听他讲武侠小说，他讲的却是“南京的历史与政治”。结果，演讲不到一半，听众就起哄、鼓倒掌了。一名历史系学生对董健说：“这报告的学术水平连我们系的副教授也达不到。”台下一片叫声：“我们请你讲小说！”他急得满头大汗、气喘吁吁。在场陪同的董健担心出乱子，叫主持人请同学改用提问的方式来稳定秩序。所有提问或是关于武侠小说的，或是关于他爱情生活的，没有一个人问及“南京的历史与政治”。①
① 《中国新闻周刊》2005年第3期，29页。
此前1994年10月25日，在北大授予金庸名誉教授头衔的仪式上，大家也希望听他讲武侠小说，他却要讲历史，讲中华民族长期不断发展壮大的规律，内容与他三年前在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讲的差不多，结论是，“我们中华民族之所以这样壮大，靠的就是改革和开放”。他多次提及，“加拿大的一些教授觉得我的这些观念比较新”。②北大教授陈平原说，“可在北大演讲时，则未见大的反响，主要原因是，关注种族冲突与文化融合，乃史学家陈寅恪一以贯之的学术思路，其入门及私淑弟子周一良、唐长孺以及众多再传弟子对此均有很好的发挥”。
金庸的民族融合论观点在《天龙八部》《鹿鼎记》等作品中都有体现。韦小宝生于妓院，他的父亲可能是汉、满、蒙、回、藏等任何一族的人。他到扬州问母亲：“我的老子到底是谁？”他母亲也不知道，可能是汉人、满人、蒙古人、回族人，甚至是西藏喇嘛。对中国各民族一视同仁是金庸武侠小说的基调，在他笔下，出身世代书香门第的陈家洛不仅爱上两个回族女子，最后还皈依伊斯兰教；大英雄乔峰是契丹人；《白马啸西风》中，李文秀爱上了哈萨克青年。然而，当他将武侠小说中的历史观形成“学术性文字”，在北大讲坛上却“未能博得满堂掌声”。陈平原认为，“对于中国历史的独立思考，乃金庸小说成功的一大关键”，但是，“对金庸的史学修养，不应估价太高”。③
金庸在成都给一些作家讲羌族历史时说，“羌族在历史上曾经是最大的民族”，“羌族与西南的汉人联盟，建立了西周”，还说“正在研究羌族的灭亡”。消息见报，精通文史的诗人流沙河就公开撰文批评，所谓“西南的汉人”又是大笑话，武王伐纣是姓姬的周民族领导羌族和其他七族，哪来什么“羌汉联盟”？那时哪有什么“汉人”？此外，羌族还在，还有羌族自治县，并无灭亡预兆。④
① 董健《善作秀者必虚伪——说金庸“华山论剑”》，《现代快报》2003年11月10日。
② 《明报月刊》1994年12月号。
③ 陈平原《文学史的形成与建构》，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227页。
④ 流沙河《又挑金庸》，《流沙河近作》，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144—145页。
四、“人在江湖”
2000年9月，金庸在长沙岳麓书院讲中国历史的大趋势，由湖南卫视直播，与在北大讲的大同小异。一位现场听众说：
老先生从春秋战国开始讲起，历两汉而至隋唐，结结巴巴地论述他的民族融合论，这个话题恐怕很难引起台下以青年居多的听众共鸣，老先生看来也不是很擅长长篇大论的表达和渲染，再加上口音的缘故，看来听众是听起来不算轻松，但还是保持着礼貌的安静。……再看到台上吃力的老先生……①
2003年7月25日，他在杭州为《金庸茶馆》创刊而举办的演讲会，讲的也是类似的话题。门票标价188元，但是杭州剧院门外有人在卖票，开价20元，还价10元即可。剧院内许多座位都空着，并没有出现爆满的场面。大部分门票都是“红石梁啤酒”送的，那几天红石梁啤酒的销量以每天150％的速度递增，许多饭店只要喝啤酒就可以抽奖，二等奖的奖品正是门票。
那天的最高气温超过40℃，是杭州多年未遇的高温。下午三点将至，金庸出现在台上，摄影、摄像记者忙乎了一阵之后，主持人宣布演讲开始。他慢吞吞地拿出一沓打印好的讲稿，开始讲中国历史。好像提到了《资治通鉴》，也提到了罗素的《自由和组织》，他耐心地循着讲稿讲，偶尔抬头离开讲稿。他的语速很慢，语调也低，有点含混，北方来的记者就不大听得明白。现场听众虽没有喧哗，但对他讲的内容，明显没有多少兴趣，场内的气氛有点沉闷。演讲持续大约半小时，参与直播的新浪网工作人员转达网友意见：“演讲太学术了，没有兴趣，希望可以自由提问。”
金庸慢吞吞地收回讲稿时，有点不大情愿地撇嘴。提问开始，气氛才开始活跃起来，但没有一个问题针对他刚才讲演的内容。大多数问题都算不得问题，或是捧场，或是邀请。
① 网文《梦底老梅树，花开慷慨红——我在岳麓书院看到的金庸》，2000年9月。
主持人刚刚讲过他是“金庸茶馆”的股东之一。他在“金庸书友会有限公司”挂牌仪式上也说：“以前有不少香港人称我为‘查博士’，我在杭州开了金庸茶馆以后，可以称得上是真正的‘茶博士’了。”然而，当有人问及他对“金庸产业”有什么设想，他在当中起什么作用，或者说白一点，最终他能从中分得多少钱对，他回答：
我不太了解“金庸产业”的问题，我知道目前为止他们准备拍摄动画片，动画片除了他们公司之外，还有其他地方买断我的动画片版权。文新集团我希望他们能够成功，我的投资也很好，我也没有希望能在这里赚钱，我希望《金庸茶馆》能够办得成功。如果动画片能够赚到钱，如果《金庸茶馆》可以赚钱的话，可以把这个对话的平台长期维持下去就满意了。
那年春天“非典”过后，杭州要做一个“抗非”纪念雕塑，他以“半个杭州人”身份捐了一套港版《书剑恩仇录》拍卖。一个杭高学生患白血病需骨髓移植，社会各界纷纷伸出援手，全班同学给这位校友写信，他捐了一套签名的武侠作品集。那天，有人问他对钱怎么看，感觉他在捐款时经常是捐书，是不是觉得捐书比捐钱好？他笑着说：“我怎么看钱？我买股票、投资老是赚钱。在杭州我曾经捐了‘云松书舍’，价值1400万。”主持人马上补充说，金庸担任浙大人文学院院长不拿工资，这次演讲会不要出场费。
在西湖造屋是金庸的一个愿望，1993年3月31日他对《明报》记者说：“以前我讲过，退休之后希望在杭州有一间房子。……杭州市政府又旧事重提，愿意在西湖边上给我一块土地起房子。这是特别照顾，因为西湖边是不许建私人住宅的。我欣然接受，以满足对故乡的依恋思念之情。”别墅还没建成，媒体上就传出批评的声音。1996年11月4日，占地4。5亩的‘云松书舍’竣工不久，他决定捐给政府。他说：“当时我盖这个别墅的用意就是我退休之后到这里定居，做学问，会朋友。等到全部造好后我来看，我觉得这个地方太大了，房舍的结构太精美了，我一个普通老百姓来住这样好的地方不大适合，我就捐给了浙江省杭州市政府。”
有记者问：“您都80岁了，还这么飞来飞去，是觉得自己不够有名，还是觉得钱不够多？”他的回答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外面是酷暑高温，他穿着白衬衫，系着领带，在舞台的灯光下，满头大汗，时不时接过毛巾，用力地擦汗。时间到了，人们还不想放过他。
金庸的身影不时出现在各种热闹的场合，各地的“论剑”不断，他的动静成为媒体娱乐版津津乐道的热点。2003年10月8日的金庸“华山论剑”可以看作是高峰，《南方周末》的报道即以“金庸的节日”为题。
金庸“华山论剑”在海拔1614米的华山北峰举行，陕西电视台全程直播三个多小时，他先是乘索道上去，再坐上扎着红绸的滑竿，抵达北高峰那个小广场，被选为对话对象的包括司马南、孔庆东、张纪中、魏明伦等人。当天华山风景区封山八小时，为保证电视直播的顺利，出动了500名警察和150名武警。（第二天，他去法门寺，当地也出动了上百警力。）对此他也不大满意，当众嘟着嘴巴说了一句：“我本来没让他们封山，他们怕游客看到我会找我签名，一定要封。”
一位读者坐了十来个小时火车赶到西安，却听说华山封山，十分失望，通过旅游局的朋友关系，一大早赶在封山前登上华山，却只能在北峰旁一个小亭子里看电视直播。“真正看到这次所谓的华山论剑时，还是大失所望，领衔主演的金庸的表演颇让人失望，毕竟80岁了，颤颤巍巍，连咳嗽带喘，吐字不清，甚至有点语无伦次，还时不时老泪纵横，真难为他老人家了，与一群文化人在那里为一些典故扯东到西……”①
华山封山八小时，据说直接的门票损失400余万元。陕西电视台对外公布，这次活动投入的400万元已顺利回收，整个活动只赢利40万元。事先金庸希望，“这次活动不要把任何带有商业性质的东西引进来”。“‘华山论剑’不是武功上的比试，更不是一次商业炒作，它是一次文化人之间的谈论，是纯粹的文化对话，希望它能够在文化氛围中开始和结束，千万不要搞太多的商业广告。”陕西电视台副台长王渭林证实，“金庸先生在踏上陕西这块土地后，吃饭、坐车、住宿等都是自己掏钱，坚持不收我们任何的费用”。因为他的坚持，主办方陕西电视台取消了此次“华山论剑”的冠名权。
① 成岗《与金庸华山论剑》，《华西都市报》2003年10月30日。
金庸“华山论剑”之前举办了一场“碑林谈艺”，司马南说，“没有听到真正的交流，而是听到了一片阿谀之声。会上充满客套话和颂歌，没有人提出真正的问题和批评，也没有真正的碰撞、交流”。他本人也说：“还有研讨会，我希望听到贾平凹他们批评我的话，结果满场都是好话，听着是很开心，但意义就失去了。”其实，对他的武侠小说持尖锐批评意见的南京大学教授王彬彬受邀到了西安，却又被拒之门外，当然也分到了一笔不须出场的“出场费”。为什么临时改变主意？据说是有人打招呼，“不希望有不同意见出现”。王彬彬是主办方主动请来的，到底是谁“不希望有不同意见”？①
10月26日，金庸回母校嘉兴中学，向张印通的塑像献花，题词：“江南人文荟萃地，千秋英才从此来。”当晚，嘉兴市长在南湖渡口的醉仙楼为他祝寿，专门给他做了一件紫红色的中装，一进门就脱下西装换上。然后有男孩女孩唱越剧选段《天上掉下个林妹妹》，请他为醉仙楼和还没有造的铁枪庙题写匾额，还请他吃菱，当地人说南湖已不种菱，不知是从哪里来的。11月23日，嘉兴学院金庸研究所请金庸写一副门联，他不用他们拟好的内容，另外写了一副：
嘉德育英九十载，兴学培才二万人。②
诗人流沙河说，七字联内竟有五字平仄对不齐，词义方面，“培才”就是“育英”，意思雷同，类似总结报告：九十年内毕业学生二万，“太浅白，太枯燥，一副拙联”。③
2005年1月，有记者在杭州问他：“以你已有的成就，可以做完全的隐士。为什么现在还是愿意频繁出席各种活动？”他回答：“一个人退隐的话，很寂寞的。我就只是在家里，一个人看看书。”“我不是隐士，也没有忘记外面的世界。”④
① 董健《善作秀者必虚伪——说金庸“华山论剑”》，《现代快报》2003年11月10日。
② 范笑我《笑我贩书续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286、288页。
③ 流沙河《小挑金庸》，《流沙河近作》，142页。
④ 《中国新闻周刊》2005年第3期，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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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剑桥读博
从2000年秋季起，金庸在浙大招收中外交通史和唐史专业的博士生，并向媒体亮出了独特的收徒标准：要对历史有一定的研究，要掌握两种以上的外语，最好还会一点拉丁文或希腊文。2003年后，他招收过四名博士生。自那时以来，他的博导资格、博士生培养一直是媒体的话题，对他晚年构成了巨大的压力。虽然也有严家炎、孔庆东、徐岱等人为他辩解——他们大多数是金庸小说的研究者，他本人也表示不为外界所动，但这毕竟刺痛了他内心最脆弱的那个地方。他多次讲到在东吴大学念书，恰逢内战，学校提早放假，没有拿到毕业证书。这是他一生的缺憾，当他攀到人生的顶峰，越是没有得到过的，他就越想满足，寻求圆满。
金庸对外界的批评特别在意，“我姓查，笔名金庸，要自己把握这个‘查’字，多用功读书，化去这个‘庸’字”。“王朔先生说我是‘四大俗’之一，我写通俗小说，‘俗’是免不了的，对他的说话我并不在乎——有人公开批评我学问不好，我就相当重视了。不是说不开心，学问不好是事实，人家说的是事实。”①
2004年金庸就给浙大校长写信要求辞职，被挽留。2005年1月，他当面向浙大提出辞职，再受挽留，说要到换届时再考虑。记者问：“不换届的话，这一届你还是院长吗？”他不无懊恼地说：“是的，我没死掉，他们就当我是院长。”②
当年，剑桥大学要给他一个荣誉文学博士学位，理事会中有人反对，说他支持中国1997年收回香港，违背英国利益。展开辩论时，支持者认为，他是中国人，支持中国收回失土是爱国行为，剑桥不能反对任何人合理的爱国行为；中英租借新界条约，租期99年，到1997年期满，这是任何文明国家都必须遵守的国际行为；剑桥讲理性、讲守信，不能反对信守条约的行为；剑桥注重学术独立自由，文学博士是学术性的，不是政治性的。③
① 田家明《剑桥观礼记》，《明报月刊》2005年10月号。
② 石贝《我的老板金庸》，216页。
③ 田家明《剑桥观礼记》，《明报月刊》2005年9月号。
6月22日，金庸获授剑桥大学荣誉博士，随即提出申请，请求到该校攻读博士学位。剑桥最初不接受，因他已是荣誉博士。他的申请差不多花了三个月，费了一点周折才得通过。他已80多岁高龄，名满海内外，却执意要去剑桥拿一个博士学位。他说：“求学，并非为了学位，而是感到自己学问不够。”2003年11月23日，他在香港浸会大学说：“我最喜欢大学生活，我快80岁了，最大愿望还是到大学去做学生，从一年级念起。”①
2005年10月1日，金庸入学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与他同班的有中国学生，也有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的学生。他每周上两次课，一次两个钟头，从不缺课。刚去剑桥时他租房住，后来花30多万英镑在剑河旁买了房子，“那里的住房升值很快，去年买的小房子，现在已经涨了5万多英镑。等我读完博士，可以赚一笔小钱”。他笑得很开心。
金庸没有带车，也没有在剑桥买车。到了剑桥他很想骑单车上学，但太太不让他骑，怕他年纪大了出安全问题。他只好打的去上学，“坐的士就很贵，差不多一百块港币一次……”导师很照顾他，有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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