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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回忆录-第10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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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德曼还告诉我，如果我们立即采取行动，就能找到使射束弯曲的办法，不过，我必须接见几位科学家，尤其是空军部情报研究所副所长R．V．琼斯博士，他是林德曼教授从前在牛津大学的学生。于是我怀着不安的心情，于6月21日在内阁会议室召集了一次特别会议，到会的约有十五人，其中有亨利·蒂泽德爵士和几位空军司令官。过了几分钟，来了一位年轻人——我后来听说，他认为他突然被召到内阁会议室来一定是开玩笑——他急忙走进内阁会议室，坐在桌子的最后一个席位上。根据计划，我请他首先发言。
他告诉我们说，几个月以来，从欧洲大陆各方面传来的消息都表明德国有了某种夜间轰炸的新方法，他们对这种新方法寄予莫大希望。这种新方法似乎同密码字“克尼克拜因”有几分关系，我们的情报人员曾多次提到这个字，但是无法解释。最初曾以为是敌人已经安排了间谍，在我们的城市中安装定向信标台，使他们的轰炸机能靠这种电台返航，可是这种想法后来证明是站不住的，数星期前，在敌方靠近海岸的某些偏僻地点拍摄得两三张奇异的矮塔的照片。看来，它们不像任何已知的无线电或雷达的正常的样子。就它们所在的地点来说，也不能以任何这种假定来说明。最近曾击落一架德国轰炸机，机上装有一架似乎比罗兰兹射束在夜间着陆所需用的更精密的装置，而这种装置唯一可以理解到的用途似乎就是夜间着陆。他把这个原因和其他许多原因综合起来，逐步论证，认为德国人可能正在计划按某种定向射束系统导航和投弹。几天前，根据这些线索反复盘问被击落的那架轰炸机中的一个驾驶员，他不得不承认他曾听说正在研究这种东西。以上就是琼斯博士发言的要点。
他用安详的声调讲了二十分钟或二十分钟多一点，很有层次地摆出他根据所得情况推出的论据，就其令人信服的魔力来说，较福尔摩斯或勒科克先生的故事有过之而无不及。当我听他讲话的时候，我心里不禁想起《英戈耳斯比传奇》①中的诗句：
①《英戈耳斯比传奇》，是英国作家巴勒姆（R．H．Barham，1788——1845）用诗歌和散文写成的一本传说故事集。——译者
现在来了一位琼斯先生，他发誓证明，十五年前，他去斯通亨奇（去考察已故约翰·索尼爵士书中描述的石头），在路上曾听到一阵呻吟，
他随着呜咽的悲声寻找，他看到
一只乌鸦正在啄食一个少年鼓手的骸骨！
琼斯博士讲完以后，大家显得有点不相信。一位高级权威人士问道，即便这种射束是可能的，为什么德国人已经有了种种普通的导航设备，还要用射束呢？在两万呎以上的高空，星星经常是看得见的。所有我们自己的驾驶员都受过航行技术的艰苦训练，都认为他们是善于寻找航向和目标的。桌上其他的人似乎都很关心这件事情。
※ ※ ※
现在我要用我自己所能了解的词汇说明德军的射束如何使用以及我们如何使它扭转方向。无线电射束也像探照灯的光束一样，是不能高度集中的；它总要散开；不过，如果使用所谓的“分裂射束”法，就可以得到相当精确的结果。我们假定有两个互相平行的探照灯光束，它们这样一明一灭：左边的明右边就灭，反过来，右边的明左边就灭。如果一架进攻的飞机恰好位于两道光束的中间，驾驶员的航程便不断地被光束照明；可是，比方说，如果它偏右一些，更靠近右边光束的中心，这道光束就会增强，而驾驶员就会看到灯光闪烁不定，表明航向不对。驾驶员要避免光束的闪烁，他就得在两个光束的正中间飞行，两旁光束的强度相等。这条中间的路线就可引导他飞向目标。这样可以使从两座电台发射的两条射束在英格兰中部或南部的任何城镇上空交叉。德军的飞行员只需沿一条射束向前飞行，直到他检测到第二条射束时就投掷炸弹。我想说明的就是这些！
以上所述，便是分裂射束和有名的“克尼克拜因”装置的原理，戈林把他的希望寄托在这个装置上，并使德国空军相信，不论阴天、下雾或黑夜，都能对英国城市进行轰炸，并且还可使进攻的飞机免遭高射炮火和战斗机的截击。德国空军最高统帅部的将领依恃他们有条理的头脑和经过深思熟虑的大规模计划，把他们空战胜败的赌注押在这么一种新发明上，他们认为，这种新发明也像磁性水雷一样，可以打败我们。因此，他们就不再像我们那样费事去训练一般的轰炸机驾驶员掌握困难的航行艺术了。这种方法十分简单和可靠，有利于训练大批的人员，靠无法抵御的科学取得大量的战果，所以很适合他们的思想和性格。德国驾驶员之追随射束，一如德国人民之追随他们的元首。除此以外他们就再没有可以追随的了。
可是，及时受到警告和立刻采取行动，使单纯的英国人找到了应付的办法。及时在我们国内建立适当的电台，我们就能干扰他们的射束。当然，我们的干扰几乎可以立即被敌人觉察。另外还有一种更好的办法。我们可以在一定的地点设置一种重复发射器，加强分裂射束的一半信号，而不加强另一半信号。这样，试图在分裂射束两半边的信号都相等的航线上飞行的敌机驾驶员，就要逸出正确的航线。可炸毁一座城市或至少可严重破坏一座城市的大批炸弹，便会落到距离城市十五或二十哩以外的旷野里。我身任首相，无需再加研究，一旦认清了这场奇妙而厉害的竞赛的原理，我在6月间的这一天就发出了一切必要的命令，假定这种射束已经存在，一切对抗德军射束的研究工作，应绝对优先进行，执行这一决定时，如有人表示丝毫的迟疑或发生过失，均应向我报告。这一切，尽管作了这么多的工作，我并没有给内阁增添麻烦，甚至也没有给参谋长委员会增添麻烦。如果我遇到任何严重的阻碍，我当然要向那些友好的机关进行申诉，道出详细的原委。然而，这是不必要的，因为，在这有限的、而且在当时几乎是很神秘的范围里，人们很快就表示服从，一星半点的阻碍可以一扫而尽。
大约于8月23日，敌人在迪埃普和瑟堡附近新建的一批“克尼克拜因”电台的射束指向伯明翰，同时开始了大规模的夜间空袭。当然我们需要克服“初期的困难”；但是在几天之内，“克尼克拜因”电台的射束就被扭转或受到干扰，在以后的两个月，即最危急的9月和10月，德国轰炸机在英格兰上空绕来绕去，盲目投弹，或者说，真的被引入歧途。
我偶然记起一件事。在我主持的国防部里，有一位军官；
当伦敦遭受空袭时，把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送到乡下去。这地方距离任何市镇都有十哩。他们看到三块田地以外发生了一连串巨大的爆炸，因而非常惊愕。他们数了一下，一共有一百多枚重型炸弹。他们奇怪，德国人为什么轰炸这个地方，并且感谢上帝，他们没有挨炸。这位军官第二天讲起这件事，可是由于要绝对保密，知道内幕的人极为有限，消息的限制极为严格，所以，虽然他也处于接近机密的地位，却没有人能够给他以满意的解答。了解内幕的很少几个人只好报以会心的微笑。
德国飞行人员不久就怀疑他们的射束受到了干扰。据说，在这两个月中，没有人敢于告诉戈林，说他的射束受到扭转或干扰。由于他的愚昧无知，他坚持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他对德国空军发表特别的演讲和警告，对他们保证这种射束决不会出差错，谁敢怀疑，就立即开除。如前所述，在闪电战中，我们曾遭受重大损失，几乎任何敌机都能以任何方式袭击伦敦。当然，轰炸是极不准确的，德军所有的轰炸方法都受到我们的反措施的很大干扰，再加上他们一般的误差，所以落到目标范围以内的炸弹不超过五分之一。我们必须认为，这也等于是一个相当大的胜利了，因为德机的轰炸尽管只有五分之一炸中，但对于我们的生活和工作就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影响。
※ ※ ※
经过内部的一番斗争后，德国人终于修改了他们的方法。
他们很幸运的是，他们有一个大队，即“第一百作战小组”，使用的是它自己特有的一种射束。他们称之为“X装置”，这是一个神秘的名称，当我们听到的时候，使我们的情报人员大惑不解。到9月中旬，我们对于这种装置已有了充分的了解，能设计对抗的设备了，不过这种专门的干扰设备在今后两个月内还制造不出来。因此，“第一百作战小组”还能继续准确地进行轰炸。敌人赶紧利用这个小组领路，在目标地区投掷烧夷弹，引起大火，起火的地方便成为其余的已经不再受“克尼克拜因”信号指挥的德国空军轰炸的目标。
11月14至15日，考文垂头一个成为用这种新方法攻击的目标。这时，虽然我们新的干扰设备已经开始制作，可是由于技术上的一个误差，因而还要过几个月才能有效地使用。
即便如此，我们关于射束的知识还是很有用的。根据敌人射束的方向和发射的时间，我们就能预测轰炸的目标、时间、路线和高度。我们的夜间战斗机，唉！在当时无论在数量上和装备上都还不能很好地利用这方面的情报。然而，这类情报对消防队和其他民间防空队的贡献却是无法估计的。他们可以经常集中在遭受威胁的地区，并在轰炸开始以前对居民发出特殊警报。不久，我们的对抗措施有所改进，足以应付敌人的攻击了。与此同时，我们在适当的时间，在适当的空地上燃起许多诱敌的火光（暗语叫“海盘车”），把大量来袭的敌机引入歧途，这种办法常常能产生非常大的效果。
到了1941年初，我们已经能够掌握“X装置”了，可是德国人也在大用脑筋，差不多与此同时，他们又使用了一种称为“Y装置”的新装置。以前两种系统都是在目标上空使用交叉射束，而新系统则只使用一条射束，同时还使用一种无线电测量距离的特殊方法，使飞机驾驶员知道他沿射束飞行了多远。他飞行到准确的距离时便投弹。由于我们的幸运和一切有关人员的才智和努力，我们在德国人还未在实战中用这种“Y装置”之前几个月，就精确地弄清它的操作方法，当他们准备利用这种装置给轰炸机带路的时候，我们已经有办法使它失掉作用了。就在德军使用“Y装置”的第一夜，我们的新的干扰装置便开始发挥作用。我们在听音器里听到敌军的带路飞机和地面指挥站之间用恶毒语言骂个不停，这就表明我们的努力收到了成效，因此，敌方空军人员对这一新发明的信心，从一开始就丧失无余，经过多次失败之后，便不再使用这个方法了。1941年5月30日夜间都柏林的遭受轰炸，完全可以说是我们对Y射束进行干扰造成的事先未曾料到的、偶然的结果。
马蒂尼将军是德国在这个工作中的主持人，他在战后承认，他没有及早觉察到一场“高频率战争”已经开始；他还承认，他低估了英国情报机关和研究对抗措施的机构。当我们所有其他种种防御方法或则失败，或则还处于幼稚阶段的时候，我们利用他在射束战争中所犯的战略错误，使敌人把大量的炸弹投掷到我们城市以外的地方去了。然而，正是在这种很可能致我们于死地的空袭的压力下，我们才能迅速改进我们的防御。自从战争开始以来，我们就积极生产一种安装在飞机上的雷达，名为“A．I．”，自从1938年以来，防空研究委员会就曾对此孜孜不倦地进行研究，颇有收获，希望利用它来探测并追踪敌人的轰炸机。可是这套设备太大、构造又太复杂，由驾驶员自己来操纵，难于胜任，因此，就把这种设备装在双座“伯伦翰”式战斗机上，后来又装在“勇士”式轰炸机上，由观测员操纵雷达，指挥驾驶员，直到看见敌机，并向它开火——通常是在夜间大约距离一百码。最初，我把这种装置叫作“嗅感器”，希望它早日应用。这必然要经过一个缓慢的过程。不过，总是已经开始了。一个广泛的地面控制的拦截系统已经建立起来，并已正式应用。英国飞行员驾驶着装有八挺重机枪——不久又装上加农炮的战斗机，不再像从前只凭机会，而是开始用拦截系统追击几乎是毫无防御的德军轰炸机了。
敌人之利用射束，现在对我们反而有利。他们非常清楚地向我们报警，报告他们袭击的时间和方向，使我有关地区的夜间战斗机中队及其一切仪器装置得以及时地充分发挥作用，使那里的高射炮部队得以周密部署并利用他们自己的一套复杂科学进行指挥；对于这些，以后还要谈及。3月和4月间，德军轰炸机损失率日益增加，使德国军事首脑不胜焦虑。
他们发现，把英国的城市“夷为平地”，并不像希特勒所想象的那样容易。5月间，德国空军奉到命令，停止对大不列颠的夜袭，准备在另一战场上采取行动，这才松了一口气。
这样，法国沦陷后敌人企图征服不列颠的三次重大尝试，都被我们成功地击败或阻止了。第一次是德国空军在7、8、9月的不列颠之战中遭到了决定性的失败。敌人不但未能毁灭为我们的生存和前途所系的英国空军、机场和飞机工厂，反而自己——尽管他们在数量上占压倒的优势——遭受到难以忍受的损失。我们的第二次胜利紧接着第一次胜利。德军未能取得制空权，因而未能实现其横渡海峡入侵的计划。我们的战斗机驾驶员的英勇，以及有利于这一点的优越组织，事实上使他们的功绩——在难以形容的不同条件下作出的功绩，同三百五十年前德雷克和他率领的无畏的小型舰只和勇敢的海员所作的功绩完全一样，当时，西班牙无敌舰队被击溃后，帕尔玛公爵①的强大的陆军也是在低地国家无可奈何地等待横渡海峡的船只。
①当西班牙以无敌舰队进攻英国时，帕尔玛公爵曾率陆军两万人进抵欧洲低地国家，企图渡过海峡登陆，但因缺乏载运船只，只有望洋兴叹。——译者
第三次考验是对我们的城市在夜间不分青红皂白地进行大规模轰炸。我战斗机驾驶员的无限忠心和他们的技术以及人民群众——尤其是首当其冲的伦敦居民和支援他们的民间防空组织——的坚韧不拔的毅力，又战胜并挫败了敌人的企图。但是，如果没有本章所讲的英国的科学和英国的科学家所起的令人永远难忘的、决定性的作用，那么，在高空和烈火熊熊的街上所作的种种巨大努力，也是徒劳无功的。
※ ※ ※
德国有一句有用的俗语：“大树高不过天”，然而，我们有一切理由预期德国对英国的空袭将不断加强，一直持续下去。在希特勒真正进攻俄国以前，我们没有理由假定空袭会逐渐减弱和停止。因此，我们竭尽全力来改进我们迄今赖以获得生存的措施和方法，并研究新的措施和方法。对有关雷达的各种研究和应用给予最高的优先权。在极为庞大的规模上延揽和组织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在人力、物力上给以最充分的便利。此外，还不遗余力地寻求其他击落敌人轰炸机的方法，在其后的几个月中，由于敌人对我港口和城市一再进行残酷的血腥轰炸，我们的工作就更加努力进行。我要提到三方面的发展（在本书附录中还要反复谈到），由于林德曼的鼓励，由于我们战前在防空研究委员会共同研究的结果，我对这三个方面特别感到兴趣，并行使我的权力积极进行。第一是密集发射的火箭，用它加强我们的防空炮火；第二，以长铁丝把炸弹悬在降落伞上，放置在敌机飞来的航线上，成为空中布雷屏；第三是研究一种非常灵敏的引信，它无需击中目标，只要接近到飞机近旁就能爆炸。我们在三种方法上曾耗费了大量的费用和人力、物力，现在必须对它们作简短的记述。
在这几种方法中，没有一种能在1940年收到成效。到我们能够实际运用，至少还需要一年。当我们正要把新装置和新方法在战斗中加以使用的时候，敌人的空袭（我们之所以设计这些新装置和新方法，就是为了对付敌人的空袭）突然停止了，而且在将近三年的时间中几乎完全没有再来空袭，因此，批评家们往往低估我们在这方面所作的努力的价值，这种价值只有遇到重大的考验才能获得证明，而且它们在任何情况下，都未妨碍这一领域的其他工作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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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凭畸变射束是不够的。德机一旦击中正确的目标，除非被我们的“海盘车”诱火搞得弄不清目标，它们便很容易回到它们前个晚上炸起大火的地方。无论如何，必须把它们接下来，因此，我们便发明了两种新武器——火箭和空中布雷。我们的防空炮火装上雷达以后，只要敌机继续以同一速度按直线飞行，就可以十分准确地确定它的位置；不过，有经验的飞行员是很少按直线飞行的。当然，它们要作“Z”字形的飞行即“躲躲闪闪”地飞行，这就是说，在发炮到炮弹爆炸之间的二十或三十秒钟里，它们已经离开射击点半哩左右了。
解决办法是在预定命中点周围形成一大片密集的火网。
如果能大量制造高射炮，并对炮队配备充足的人员，在正确的时间和正确的地点用一百门高射炮一起射击，那就好了。
但，这是我们的人力办不到的。代替的方法是改用火箭（为了保密，我们称之为“不旋转投射弹”），它既简单而且又经济。甚至在战前，克劳博士在防空研究委员会的时候，就研制了一种二吋和三吋的火箭，射击的高度几乎和我们的高射炮相等。一个三吋火箭所带的弹头比三吋高射炮的威力大得多。只是精确性较差一点。另一方面，火箭发射器有一种无法估计的优点，那就是：用不着增加我们任务已够繁重的兵工厂的负担，就可以非常迅速和非常容易地大量生产。曾经制造出数以千计的火箭发射器和几百万发炮弹。弗雷德里克·派尔爵士是一位非常卓越的将军，他曾在整个战争期间担任我们地面防空炮火的指挥工作；职业军人往往憎恶新奇的发明，唯独他不然，对于这种可以增加他的火力的发明表示欢迎。他将这种武器编成庞大的炮队，每队有九十六座火箭发射器，人员大半由国民自卫军中抽调，它的密集的火力，远远超过高射炮火的威力。
在整个战争期间，我同派尔将军之间的合作日益密切，我时常发现他非常机敏，可委以重任。除火箭炮队外，他所指挥的兵力，人数最多时一共有三十几万男人和妇女，高射炮有二千四百门，他不但在这扩充兵力的时期表现极好，就在对英国的空袭已被击退之后的日子里仍照样表现得极好。这时，他的任务是尽量从高射炮队的静态防御中抽出人力，在不减低炮火威力的情况下，尽可能用妇女和国民自卫军来代替正规军和技术人员。不过这件事的详情应在适当的地方再加以叙述。
不仅派尔将军的指挥任务曾得到我们科学家的研究的帮助，而且随着战争的进展，他们的帮助成了一切措施的基础。
在不列颠之战的白天空袭阶段，高射炮队击落敌机二百九十六架，另外还可能击毁或击伤七十四架。可是夜袭又给他们带来新的难题，这些难题靠他们现有的探照灯和声波定位器是无法克服的。从10月1日起算的四个月里，只击落了大约七十架敌机。雷达的出现挽救了这个局面。第一批指挥炮火的雷达装置在10月间应用，贝文先生和我花了大半夜时间观察它们的效果。直到12月才装设探照灯射束。但是，使用这种装置需要经过大量的训练和经验，同时，这种装置的本身也需要作许多改进。在这样范围广阔的领域进行巨大的努力，使我们在1941年春得到了丰富的收获。
在5月前两周对伦敦的空袭中——德机的最后几次空袭——并击毁敌机七十余架，也就是说，比冬季四个月中击落的敌机还要多。当然，这一时期高射炮的数目也增加了。在12月份，共有重高射炮一千四百门、轻高射炮六百五十门；在5月份共有重高射炮一千六百八十七门、轻高射炮七百九十门，另外还大约有四十个火箭炮队。①我们防空炮火的效力的巨大增长，是由于科学家们向士兵提供了许多新的发明和技术改进，由于兵士使这些新的发明和技术改进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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