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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回忆录-第10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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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与“澳大利亚”号会合，继续跟踪维希舰只，直到傍晚。这时，那几艘军舰转向北方，并把速度从十五浬增加至三十一浬。接着便开始了一场追逐。我们赶不上它们。下午9时，“光荣”号有一部发动机发生了障碍，前进的速度不能超过十五浬。它的舰长同意在“澳大利亚”号的押送下，回到卡萨布兰卡。这两艘军舰预计在午夜时分驶过达喀尔；“澳大利亚”号的舰长通知“光荣”号舰长说，如果受到潜艇的袭击，他应立刻把舰只沉没。无疑，“光荣”号舰长把这话告诉了达喀尔当局，因此，安然驶过了该地。追踪另外两艘维希罕舰的“坎伯兰”号，在一场暴雨中与那两艘军舰失去了联系，后来虽再次发现，但并未向它们开炮，让它们逃回了达喀尔。“普瓦蒂埃”号于17日在海上遭到挑战时，便自行凿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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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一切情况都通知了史末资将军。
首相致史末资将军 1940年9月22日
你可能已经见到了我关于达喀尔的电报。我经常考虑你在历次电报中所说的不应忽视非洲的一番话。戴高乐拯救法国殖民地的运动已在赤道非洲和喀麦隆展开。我们不能坐视这些大概是出于德国的指使而派来的法国军舰和维希人员破坏这些实际的收获。如果达喀尔沦入德国之手，成为潜艇基地，则对好望角这条航线的影响将不堪设想。因此，我们已经着手布置，使戴高乐进占达喀尔，如果可能，就采取和平手段，如属必要，就采用武力；现在即将开始进攻的远征军，看来已经具备了必要的力量。
自然，与法国水兵和一部分驻军发生流血冲突的危险，不是一件小事情。总的说来，我认为，他们多半不致于会进行激烈抵抗，因为这块法属殖民地的士气低沉、处境困难，而且，由于我方之控制海洋，他们势将面临毁灭和饥馑。不过，在交手以前，结果如何，谁也难以肯定。有人说，当法国的舆论——甚至在维希——在英国抵抗敌人的战斗鼓舞下已倒向我方的时候，不应冒此危险，并且认为，再来一次奥兰事件，将对我们极为不利，这一论点曾引起我们的重重顾虑。虽然如此，我们还是得出了一致的结论，认为这种反对的意见最后不见得正确，无论如何，与袖手旁观、坐令维希政府击败戴高乐的危险相比，总要小些。如果说，维希政府在奥兰事件或在我方对它实行封锁之后都未曾宣战，那么，即使在达喀尔发生战斗，我看也是不致于宣战的。除了达喀尔在战略上的重要性和戴高乐占领该港的政治作用外，还有以前错误地存储于非洲内地的六七千万盎司比利时和波兰的黄金，此外，那只并没有遭到彻底破坏的大战舰“黎歇留”号也会间接地落到我们手中。总之，事情已经决定了。
目前我们还不打算插足摩洛哥，因为德国正在向西班牙和西班牙在摩洛哥的权益施加压力。我们对叙利亚抱着莫大希望，卡特鲁将军下星期即将前往。现在马特鲁港即将发生一场大战，我希望我们的装甲增援部队能及时到达。
我对肯尼亚的危机并没有多大顾虑，如果我们据守后方而从铁路那边迎战，把困难的交通留给敌人，就更没有什么问题了。我正设法运送一些适用的坦克到这个战场去，此外，我觉得，那里驻扎的军队太多了，这些军队对于苏丹和埃及三角洲是需用的。
能和你一起沿着这条多年以来我们共同遵循的道路前进，使我感到非常愉快而且充满信心。
我向罗斯福总统发出了以下的电报：
前海军人员致总统 1940年9月23日
我得到洛西恩勋爵转来你对于达喀尔的消息的反应，感到振奋。如果德国人在那里建立巩固的潜艇和空军基地，那对我们的共同利益将有不利。看来达喀尔可能有一场剧烈的战斗，也可能不发生战斗。不过，我们已经下了命令要猛冲。
如果你派几艘美国军舰到蒙罗维亚和弗里敦去，我们将不胜欣幸；我希望，到那时，我们已经拿下达喀尔，欢迎你们访问。不过，目前真正重要的是，请你透露给法国政府：在一切有关美国的问题上，宣战将对他们大为不利。如果维希政府宣战，就和德国一样了，而维希政府在西半球所有的权益，也势必被看作德国的权益。
你提醒我注意德国入侵我本土的问题，使我非常感激。我们已经作好应付的准备。我很高兴听到有关来福枪的消息。
※ ※ ※
在进攻达喀尔的三天中，发生了些什么事，我无须在此详述。它们应当在军事史上占有它们的地位，同时，也是一个很能说明运气不佳的例子。空军部的气象学家当然仔细研究过西非沿岸的天气条件。对长年累月的记录进行研究的结果表明，在每年这个季节，气候是很稳定的，天空晴朗，时常有太阳。9月23日，当英法舰队逼近这个要塞时——戴高乐和他率领的舰队在前——却是大雾迷漫。我们原来希望，既然绝大多数的居民，不论法国人还是土著，都站在我们一边，那么，英国军舰只在远处接应而由戴高乐率领的军舰驶入港口，便可决定当地总督的行动。但是，我们很快就发现，维希党羽已经成为达喀尔的主人；无可怀疑，维希政府的巡洋舰的到来，已使达喀尔参加自由法国运动的任何希望遭到破灭。戴高乐的两架飞机在当地机场一着陆，驾驶员立即被捕。
其中之一还在身上带着一张自由法国主要拥护者的名单。戴高乐的代表乘着一只悬有一面法国国旗和一面白旗的船前往，竟被拒绝，随后乘坐一艘汽艇进港的其他人员也遭到射击，其中两人还受了伤。所有的人都横下了一条心；这时，英国舰队在雾中逼近，驶到距岸边五千码的水域。上午10时，港内的一座炮台对我侧翼的一艘驱逐舰开炮，我方还击，于是很快就展开了一场大战。驱逐舰“英格菲尔德”号和“先见”号受轻伤，而“坎伯兰”号的机舱被击中，不得不退去。
一艘法国潜艇刚露出潜望镜就被飞机击中，还有一艘法国驱逐舰也起了火。
关于军舰对炮台的问题，曾经长年累月地争论了很久。纳尔逊说过，用一个六门炮的炮台，就足以抵御一百门炮的一列军舰。1916年，鲍尔弗在达达尼尔视察时说：“如果军舰上的大炮能在炮台射程达不到的地方轰击炮台，则战斗双方的势力便未必如此悬殊。”这一次，英国舰队如果正确地部署，在理论上是可以与达喀尔炮台交战的，而且可以在二万七千码的距离外，发射若干发炮弹之后击毁达喀尔炮台九·四吋口径的大炮。但是，这时维希政府的军队还有那艘“黎歇留”号战舰，它可以用两门十五吋口径的大炮同时轰击。英国海军上将必须把这一点估计在内。最要命的，是有雾。因此，在上午11时30分左右炮战完全停息，所有英国和自由法国的舰只都退去了。
下午，戴高乐将军企图让他的部队在律菲斯克登陆，但是，这时大雾更浓、方向愈难辨明，只得放弃这个计划。下午4点30分，各司令官决定撤走军队运输舰，次日再继续作战。报导这一消息的电报于下午7时19分到达伦敦，于是我便在9月23日10时14分以我私人的名义向各司令官发出了以下的电报：
既然已经开始，我们就必须干到底。不论情况如何，我们均不罢手。
当夜向达喀尔总督递送了最后通牒，他答复说，要保卫该港，直到最后一兵一卒。各司令官回答说，他们打算继续打下去。24日的能见度比昨天好些，但仍然模糊。当我们的舰只逼近时，岸上的炮台向我方开火，同时“巴勒姆”号和“坚决”号与“黎歇留”号在距岸一万三千六百码的海域交战。
不久后，“德文郡”号和“澳大利亚”号与一艘巡洋舰和一艘驱逐舰遭遇，结果将那艘驱逐舰击伤。大约在10时左右轰击停止，这时“黎歇留”号已被一枚十五吋的炮弹击中，曼努耳要塞也中了一枚十五吋的炮弹，另外一艘轻巡洋舰也起了火。此外，有一艘敌方潜艇在企图阻扰我们前进时被我方投掷的深水炸弹逼上水面，船员宣布投降。我方没有一艘军舰被击中。下午，又开始轰击了一会儿。这一次，“巴勒姆”号被击中四次，但伤害不大。这一场轰击毫无结果，只是表明了对方防守牢固，守军有进行抵抗的决心。
9月25日恢复战斗。当日天气晴朗，我方舰队在离岸两万一千码的海域开炮，这次不但遭到岸上炮台准确的回击，也受到“黎歇留”号的两门十五吋口径大炮的同时射击。达喀尔驻军司令所放的烟幕遮住了我们的目标。刚过9点，“坚决”号战舰便被一艘维希潜艇的鱼雷击中。此后，海军上将“鉴于‘坚决’号的情形、敌潜艇继续进攻的危险以及岸上守军的射击既异常准确而且又决心抵抗”，便决定撤到海面去。
与此同时，上午10时在我缺席的情况下召开的国防委员会，认为不应向各司令官施加压力，强要他们采取有背于他们明智判断的行动。内阁于上午11时30分开会，会间，传来了今晨作战结果的消息。根据这些消息，似乎可以清楚地看出，就慎思明辨和我方人力、物力所能容许的范围来说，我们已经尽到了最大的努力。有几艘优秀的军舰遭受重创。对方显然要死守达喀尔。谁也难以断定，长久打下去的激烈情绪是否会引起法国维希政府宣战。因此，经过痛苦的讨论之后，一致同意不再打下去了。
于是我向各司令官拍发了以下的电报（9月25日下午1时27分）：
根据所有我们截至目前获得的消息，包括“坚决”号的受创，我们决定放弃进攻达喀尔的计划，因为我们显然将遇到不幸的后果。除非还发生了什么我们现在尚未获悉的情况，使你们打算强行登陆，否则，应就此罢手。请用“最急”电报通知，你们是否同意这样做，但是除非情况转变得完全有利于我方，否则在未接到我们的答复以前，不应真正开始登陆。
假设放弃这一计划，我们将尽力用海军掩护杜阿拉，不过我们不能保护在巴瑟斯特的戴高乐的军队［如果他们还在那里的话］。我们现正考虑向弗里敦调派援军的问题。一俟接到你们的答复，我们即发出如何处理其余的部队的指示。
各司令官的答复如下：
同意罢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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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 1940年9月25日
我对我们不得不放弃进占达喀尔的计划深感遗憾。维希方面比我们先到一步，并利用其党羽和干练的炮手加强了防御工事。一切同情我们的人都遭到扼杀和镇压。我们有几艘军舰被击中，当你想到我们已有的负担时，当可了解，如坚持强行登陆，将使我们承担不适当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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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天的炮击中，没有一艘英国军舰被击沉，只有“坚决”号受创，在几个月内不能参加战斗，另外还有两艘驱逐舰需要在国内船坞大修。维希方面有两艘潜艇被击沉。其中有一艘潜艇的船员获救，两艘驱逐舰被烧毁和搁浅了，“黎歇留”号战舰被一枚十五吋炮弹击中，并受到两枚险些把它击中的二百五十磅炸弹的创伤。在达喀尔当然无法修理这艘庞大的战舰，它在7月间便一度因受创而不能航行，现在我们肯定可以不再把它作为一个敌对因素来考虑了。
在这次远征计划中，谈一下战时内阁和几位司令官的主张之一变再变，是很有趣味的。几位司令官起初并不十分热心，欧文将军给自己留了退路，他给帝国副总参谋长写了一篇长长的备忘录，备述种种理由，强调一切困难。当远征军驶过加那利群岛以南的时候，法国巡洋舰队和驰援的维希党羽，挟法兰西共和国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权威，溜过了直布罗陀海峡。从这时起，我便确知形势已经转变；战时内阁根据我的建议，并在参谋长委员会的支持下，一致同意，在为时尚不为晚而且没有遭受什么损失的时候，中止这一行动，以免暴露我们的计划失败。
这时，在战地的几位司令官却站了出来，强烈要求采取行动，战时内阁认为，而在我看来也十分正确，应该听凭各司令官自行判断，准许他们放手去作。因此，就试行登陆，达喀尔坚强有力的抵抗立即表明，战时内阁自己的意见和它听取的意见都是正确的。
达喀尔一战的剧烈程度，虽然远远超过我们的意料，但是，在维希政府不会对英国宣战这一点上，我们还是没有判断错误的。他们只是用北非的空军轰炸直布罗陀作为报复。9月24日和25日，他们曾对直布罗陀的港口和船坞连续不断地进行了空袭；第一次，在港口投下了一百五十颗炸弹；第二次，出动飞机约一百架，投弹比第一次多一倍。法国飞行员似乎并不认真，多数炸弹都落到海中。有一点小损失，伤亡不大。我们的高射炮队击落敌机三架。达喀尔之战的结果是维希政府得胜，于是这件事就这么暗中“了结”了。
对有关的英国海军和陆军司令官并没有加以任何责备，他们一直供职到战争结束，那位海军上将还得到了最高的荣誉。对敌情估计的错误应从轻处理，这是我行事的准则之一。
如果他们根据对当地情况的了解认为可以完成任务，那么，他们之踊跃一试是十分合乎情理的；他们低估了法国巡洋舰及援兵的到来对维希驻军所产生的影响，这决不能算作他们的过失。关于戴高乐将军，我曾在下议院说过，他这次的行为和表现，使我对他比以前更加具有信心。
达喀尔插曲的经过值得认真研究，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不但说明了不可逆料的意外事件对战争将产生何种影响，而且，还揭示了军事力量和政治力量的相互作用，以及联合作战的困难，特别是有盟军参加的时候，尤为困难。在一般的人看来，它似乎是一个估计错误，部署混乱、临事怯懦和糊里糊涂的突出实例。在美国引起了一片强烈的批评，因为达喀尔靠近美洲，美国人对它有特别的兴趣。澳大利亚政府也感到忧虑。国内也纷纷抱怨战争指挥失当。但是，我决定不作任何辩解，议会也尊重我的意愿。①
①见附录（4）中我与孟菲斯先生的通信。
※ ※ ※
回顾起来，也许应该对这些事情采取一种比较清醒的看法。研究海军史的人，将十分惊奇地发现，它和将近三百年前发生的一件事情非常相似。1655年，克伦威尔曾派遣一支海陆联合远征军去围攻西印度群岛的圣多明各。那次进攻没有成功，但是远征军司令官没有空手而回，他们接着去夺取了牙买加，从而把失败变成了胜利。
虽然我们在达喀尔失败了，但是我们却得以阻止法国巡洋舰的前进，并且使他们一心想去挑唆法属赤道非洲驻军的企图落了一场空。戴高乐将军不到两个星期就拿下了杜阿拉和喀麦隆，使它们成为推动自由法国事业的一个基地。自由法国在这些地区的活动起了一定的作用，不但制止了维希毒素的渗入，而且，由于他们控制了中非，从而使我们后来从塔科拉迪到中东穿越非洲大陆的航空运输线得到了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最光辉的时刻……第二十五章 艾登先生的使命
第二十五章 艾登先生的使命
1940年10月
张伯伦先生退休——内阁的人事变动——保守党的领导——我决定继任保守党领袖的理由——重开滇缅公路——致罗斯福电——我们在沙漠前线的力量加强——我对中东军政当局的责难——对马耳他岛的忧虑——艾登先生飞往中东——1940年10月13日我对形势的估计——艾登先生在开罗同各将领举行会议——他的报告和要求——我们在马特鲁港的力量逐渐加强——艾登先生和史末资将军预定在喀土穆会晤——我打算对意军采取先发制人的进攻——应更妥善地利用我们在中东的人力物力。
9月末，张伯伦先生的健康状况大为恶化。7月间，他曾动过一次手术，进行检查，手术之后，他很勇敢地又回到了自己的岗位；检查结果，医生们认为他得了癌症，不是外科手术所能治疗的。现在他才明白实情，并且知道自己再也不能恢复工作了。因此，他向我提出辞呈。由于事态的发展十分紧急，我认为必须在政府中进行前文叙及的人事变动。约翰·安德森爵士任枢密院院长并主持内阁内政委员会。赫伯特·莫里森接替他为内政大臣兼国内安全大臣，安德鲁·邓肯爵士任军需大臣。这些变动都从10月3日起开始生效。
张伯伦先生还认为，他应该辞去保守党领袖的职务，并且要我继任。我必须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关于这个问题也许还有各种不同的看法）：一个大党领袖的身分，和我现在所处的由英王和议会授权、并由各党联合组成和正式支持的政府首相的地位，是否相容。我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毫不怀疑的。保守党在下院所占的席位和其他政党席位的总数相比，占绝大的多数。因为是处于战争状态，所以遇有意见不合或者形成僵局，也不能用解散议会、举行选举的办法来诉诸国民的公断。在危机重重的艰难时期，在屡遭失败和挫折的漫长岁月，如果我不仅要获得两个小党领袖的同意，而且还要获得保守党这个大党的同意，我才能行动，那么，我便不能指挥这场战争了。不论是谁当选，也不论他有多好的自我牺牲的美德，他总之是要掌握实际的政治权力的。对我来说，我只是负行政的责任。
这些论点当然不能同样地适用于和平时期；不过，我觉得，不如此，我便不能在战争中胜利地克服困难。而且，就应付联合政府中的工党和自由党来说，基本的事实是，我作为首相，而现在又出任最大政党的领袖，并不完全依靠他们的投票，即便没有他们，我最后也照样能得到议会的支持。因此，我在大家的敦促之下便接受了保守党领袖的职务，我敢断言，如果没有保守党领袖的职位以及保守党党人对其领袖的忠诚拥护，我就无法在获得胜利之前完成我的任务。如果我拒绝担任，保守党内另外一个最有希望的人选是哈利法克斯勋爵，现在他亲自提出要我继任的动议，并经全党一致通过。
※ ※ ※
我们在茫茫无边的惊涛骇浪中闯过了夏季，但是能够生存的信念却与日俱增。秋季和冬季，我们又陷入错综复杂的困境，其程度虽不像夏季的危险那么严重，但却更加令人困惑。入侵的威胁已显然减轻。在空中进行的不列颠之战，我们已经获胜。我们已经扭曲了德国的射束。我们本土军队和国民自卫军已经非常强大。10月间的秋分暴风，使英吉利海峡和爱尔兰海波涛汹涌，危险莫测。以前我引以为慰的种种论据，都一一证实，更加可信了。在远东，日本宣战的危险似乎已经减轻。他们曾经等着要瞧一瞧德国入侵我本土的情形，但是德国没有入侵。日本军阀要想寻求万全之策。但是在战争中万全之策是很少有的。如果说他们在7月间认为不值得对我们发动战争，那么，现在当大英帝国的光辉更加灿烂、世界局势对日本更加不利的时候，他们为什么要向我们发动战争呢？在封锁滇缅公路三个月期满后，我们觉得有足够的力量重新予以开放。日本人对于海战富有经验，他们对于海战的看法也许同英国海军部的方针是一致的，但是，当我们采取重开滇缅公路、使物资流入中国这一决策的时候，我们并不是一点忧虑也没有的。在这次对未知之数的普遍衡量中，业经证明我们的判断并没有错误。
我想向总统拍发电报，把我认为可以使他和美国人民感到高兴的消息告诉他。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 1940年10月4日
滇缅公路为期三个月的封锁将于10月17日满期，我们就各项有关问题进行长期考虑之后，今天已决定重新予以开放。外交大臣和我将于星期二，即8日，对议会宣布此事。我准备说，我们所抱的日本和中国之间达成公正解决的希望业已落空，三国公约恢复了1939年的《反共产国际公约》，并具有针对美国的显然标志。我知道，让你发表任何声明，从而使美国在太平洋承担义务，采取假定的行动方针是多么困难，但是，我要冒昧提出：目前，采取一个简单的行动难道不比说空话好些？难道你不能派遣一支美国舰队——越大越好——前往新加坡作一次友好访问吗？新加坡方面将以完全正规的适当方式欢迎他们。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利用这次访问的机会，对于新加坡和菲律宾水域的海、陆军问题进行技术上的商讨，并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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