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回忆录-第16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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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霍普金斯不是单独一人了。有好几位美国陆军和海军的高级军官驻在伦敦，表面上是和租借法案有关的，特别是戈姆利海军上将，他参加我们的海军部的日常工作，共同研究大西洋作战问题和为解决这个问题美国所分担的任务。我于7月24日在唐宁街十号同霍普金斯的一伙人以及三军参谋长举行了一次会议。随同霍普金斯出席会议的人员，除了戈姆利海军上将外，还有称为“特别观察员”的钱尼陆军少将和美国大使馆陆军武官李准将。艾夫里尔·哈里曼刚刚结束埃及之行归来，当他逗留埃及期间，经我指示，请他参观我们所有的军事设施。这时，他也随同霍普金斯出席了会议。

　　霍普金斯说，“在美国身居要职并决定防务方面的政策”的人们认为，中东对英帝国说来，是一个无法防守的阵地，而为了保持这个阵地，英国正在作出很大的牺牲。依照他们的看法，大西洋战役是最后决定这次战争胜负的战斗，所以应该把一切力量集中在这上面。他说，总统是比较倾向于支持中东战事的，因为，他认为，哪里有敌人，就应当在哪里同敌人作战。钱尼将军把英帝国的四个问题按照以下的次序排列：联合王国和大西洋航线的防卫；新加坡和通往澳大利亚与新西兰的航线的防卫；一般海洋航线的防卫；第四，中东的防卫。这些问题都是重要的，但是他把它们按照这个次序排列。李将军同意钱尼将军的意见。戈姆利上将表示，如果美国军火大量运往中东的话，他担心中东运输线的安全。这不会削弱大西洋的战斗吗？

　　然后，我请英国三军参谋长发表他们的看法。第一海务大臣解释了为什么他觉得对于歼灭一支入侵的敌军今年比去年有更大的信心。空军参谋长指出，皇家空军与德国空军对比，已经比去年9月大大增强了，并且提到，我们摧毁入侵敌军出发港口的能力最近已经增长。帝国总参谋长也以自信的语气发表意见，说道，现在英国陆军要比去年9月间强大得不可胜计。我接着说明经过克里特岛的教训以后为保卫飞机场而采取的特别措施。我邀请我们的客人去参观他们感到兴趣的任何一个飞机场。“敌人可能使用毒气，但是，如果这样，那反而对他们自己不利，因为我们已经准备好立即报复，而且，他们在海岸上可能建立的任何据点，都是我们的集中的目标。毒气战也会扩展到敌人的本国去。”然后，我请迪尔谈一谈关于中东的意见。他没有表示任何与他于5月间写的文件相反的意见，他有力地阐述了使我们必须留在那里的几个原因。

　　在讨论结束时，我感觉到，我们的美国朋友经过我们的说明而信服了，并且对我们之间的团结一致留有深刻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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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如此，如果日本对我们开战的话，我们对本国防务所抱的信心却不能扩展到远东。约翰·迪尔爵士也为这些令人焦虑的事而感到不安。我仍然有这样的印象：在迪尔的心目中，新加坡比开罗重要。这的确是一个令人悲痛的问题，正如要让你选择你的儿子还是女儿将被杀死一样。就我来说，我不相信，任何发生于马来亚的不测所造成的损失，足以抵得上丧失埃及、苏伊士运河和中东的五分之一。我不能容忍放弃为埃及而斗争的想法，所以就决心情愿在马来亚付出任何被勒索的代价。我的同僚们也有这种看法。

　　我觉得有再次在远东派驻国务大臣的必要。驻远东国务大臣同战时内阁保持最密切的联系，可以解除各总司令和当地总督们的部分负担，并协助我们去解决很快积累起来的严重的政治问题。我有一位朋友和同僚达夫·库珀先生，当时任新闻大臣。他根据他身居中枢的观点而了解全盘局势。他的坚定的性格促使他在1938年慕尼黑协定以后辞去海军大臣的职务。他有口才，又有文采。他有在1914到1918年的战争中任近卫步兵第一团军官的军事上的经历。这一切合在一起使他具有最高的资格。7月21日，他调任兰开斯特公爵郡大臣，由布伦丹·布雷肯先生继任新闻大臣。8月初，他在他的妻子黛安娜夫人陪同下，取道美国前往远东。直到10月底，他才在回到新加坡后发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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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几个月以来，英国和美国政府就在密切协调下应付日本。7月底，日本已完成对印度支那的军事占领。由于这个赤裸裸的侵略行动，他们的军队已处于可以进袭马来亚的英国人、菲律宾的美国人和东印度的荷兰人的态势。7月24日，总统要求日本政府，作为全面解决的序幕，应使印度支那中立化，并撤出日本军队。为了给这些建议增添分量，颁发了冻结所有日本在美国的财产的行政命令。这使一切贸易陷于停顿。英国政府同时采取了行动，两天以后，荷兰政府也采取了行动。荷兰附和这项措施意味着一下子剥夺了日本的关系重大的石油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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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下旬的一个下午，哈里·霍普金斯来到唐宁街的花园中，我们同坐在阳光下。他一开口就说，总统很愿意在一个偏僻的港湾之类的地点同我会晤。我随即答道，我确信内阁将允许我请假。这样，一切很快就安排好了。地点选定为纽芬兰的普拉森夏湾，日期定为8月9日。接着，命令我们最新的战列舰“威尔士亲王”号准备出发，我渴望同罗斯福先生会晤。到现在，我已同他日益亲密地通信将近两年了。况且，我们之间的一次会谈，将昭告世人：英美两国的团结越来越密切，将使我们的敌人感到担心，将使日本仔细考虑，并使我们欢欣鼓舞。关于美国介入大西洋问题，援助俄国问题，我们本身的供应问题，而最重要的是日本的威胁日益增加的问题，都有许多有待解决的事。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　　　　　　　　　　1941年7月25日

　　内阁已同意我的休假。我正在作这样的安排，如果对你方便的话，我将于8月4日启航，约在8日、9日、10日期间同你会晤。实际秘密会晤地点待以后再定。海军部将由通常联系途径将详情奉告。我将携同第一海务大臣庞德海军上将、帝国总参谋长迪尔和空军副参谋长弗里曼前往。我对这次当可有益于将来的会谈寄予莫大的期望。

　　我对伊斯梅说道，“你和波特尔必须留下，以便照料事务。”

　　我携同前往的还有：外交部的亚历山大·卡多根爵士，国防部的彻韦尔勋爵、霍利斯上校与雅各布上校，以及我个人的幕僚。此外，还有技术与行政部门以及计划部门的许多高级官员。总统说，他将携同美国三军首长和国务院的萨姆纳·韦尔斯与会。那时在北大西洋有大量的德国潜艇，所以必须极端保密。为了确保秘密，总统在表面上是休假巡游，但在海中换乘“奥古斯塔”号巡洋舰，把他的游艇留在后面作为迷障。这时，哈里·霍普金斯虽然身体很不好，但得到罗斯福的许可，取道挪威、瑞典和芬兰飞越一段令人疲倦而又危险的漫长航程前往莫斯科，以便直接从斯大林那里最详尽地获悉苏联的局势和需要。他将在斯卡帕湾登上“威尔士亲王”号。

　　我在首相郊外官邸附近上了这列载运我们一行人员（包括大批译电人员）的长长的专车。我们在斯卡帕湾从一艘驱逐舰登上“威尔士亲王”号战列舰。

　　8月4日黄昏时分，“威尔士亲王”号同护送它的几艘驱逐舰驶入大西洋浩瀚无际的洋面。我发现哈里·霍普金斯在长途飞行和莫斯科的吃力的会议之后是那样疲惫不堪。的确，他在两天以前抵达斯卡帕的时候是那样精神萎靡，以致庞德海军上将立刻让他躺在床上，并留他在那里休息。虽然这样，他却像往常那样快活，在航程中慢慢地恢复了气力，并告诉我他出使莫斯科的全部经过。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　　　　　　　　　　1941年8月4日至5日

　　哈里从俄国归来，疲乏不堪，但是现在又活泼起来了。我们将在途中使他恢复体康。我们刚启程。德国人就在二十七年前的今天发动了上次大战。我们这次必须好好地干一下。发生两次大战应该是够多的了。我对我们的会晤怀着很大的希望。向你致最亲切的问候。

　　位于螺旋桨上面的那些宽敞的舱房，当船停泊在港内的时候最舒适，但是，在海上遇到波涛汹涌的时候，则由于摆动而使人难以安身，所以我就迁移到舰桥上舰队司令的舱房内，在那里工作和睡眠。我很喜欢我们的舰长利希，他英俊可爱，具有英国水手所应有的一切品质。唉！不到四个月，他和他的许多伙伴，就随着他那艘极好的战舰永远沉没在波涛之下了。第二天，海上风浪是这样大，使我们不得不减低速度，否则就得丢开我们的驱逐舰护航队。第一海务大臣庞德海军上将作出了决定。自此以后，我们就单独以高速度继续航行。据报告，曾发现几艘德国潜艇，因此，我们曲折前进，并作大迂回，以躲开它们。舰上严禁发出无线电波的声音。我们能够收到电报，但是在一段时期内，我们只能偶尔交谈。因此，我的日常工作暂停，并且有一种生疏的空闲感，这是自从开战以来从来没有过的。许多个月以来，我第一次能够看一本消遣的书。驻开罗国务大臣奥利弗·利特尔顿曾送给我一本书，叫作《皇家海军霍恩布洛尔上校》①，我发现这本书非常有趣。我趁一个适当的机会电告他说，“我发现霍恩布洛尔好得很。”这竟在中东司令部中引起了不安，那里的人以为“霍恩布洛尔”是他们不曾获悉的某项特殊军事行动的暗号。由于海面波涛汹涌，后甲板不能使用，但是我每日三四次出入各个舱房，并上下通向舰桥的各个扶梯，因而得到充分的运动。晚间，我们有一个很好的电影院，在那里为我们一行人和那些不值勤的军官放映最新最好的影片。卡多根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晚餐后，观看‘汉密尔顿夫人’影片。非常好。首相看过五次，还是深受感动。放映完毕后，他对大家说：‘诸位，这部影片的内容很像你们亲身经历的那些大事，所以我想，它会使你们感兴趣的。’”这次航行是一支令人愉快的插曲。

　　①福雷斯特（C．S．Forester）著的一部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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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在位于舰桥上那间虽然狭小但是舒适的舱房和床上休息时，我根据我研究过的关于春季战事的一切报告，思索沙漠地区未来的战斗。我在思索中拟出致三军参谋长的一项备忘录，其中第一句是我非常得意的：“在这次战争中首先恢复被重型装甲坦克夺去的大炮在战场上的首要地位的司令官将享有盛名。”这句话将见于本卷的相应的地方。①

　　①见本卷第442页，（原书页码，下同。——译者）

　　在我离职期间，以代首相名义行使职权的艾德礼先生关心我的安全。他担心，如果消息有一点泄漏，敌人将派“提尔皮茨”号军舰去追击“威尔士亲王”号。

　　首相致掌玺大臣　　　　　1941年8月6日

　　我觉得，走漏消息不会有多大危险。如果［下院］有人直接询问，应要求询问者不要提出他的问题。但是，如果他非要问不可，应作这样的回答：“我不承担答复关于谣传的事。”关于“提尔皮茨”号的问题，恐怕没有这样的好运气。

　　我确信，在返航时罗斯福会考虑到我们出海时的安全。我们现在已经得到新的驱逐舰护卫队。

　　在启程以前，我想，最好让比弗布鲁克勋爵为我们处理关于对俄国供应美国物资的整个问题。我恐怕会失去我们切盼而急需的物资。所以临行时留下以下的指示：

　　首相致爱德华·布里奇斯爵士　伊斯梅将军和机要室

　　　　　　　　　　　　　　　　　　　　　1941年8月3日

　　10日或10日前后，将有一架可能载送比弗布鲁克勋爵到我们这里来的飞机从伦敦起飞。这架飞机除了携带信件和紧急公文外，还要携带外交部各门类的最重要电报，这些电报可能是经过译释的。必须派干练的人员从事拣选，并把电报装入一个沉重的箱子里，以便在飞机发生意外时沉入海中。

　　此事务必办妥。

　　当我在海上时，我发出以下的电报：

　　首相致比弗布鲁克勋爵　　　　　　　　1941年8月7日

　　如果你愿意来，我非常欢迎，请安排在11日下午或12日早晨到达，但请勿冒不必要的危险。或许，最好你在这一边［美国］多逗留些时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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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于8月9日（星期六）上午九时抵达纽芬兰普拉森夏湾的会晤地点。

　　首相呈国王陛下　　　　　　　　　　　　1941年8月9日

　　为尽我微末的职务，我已安全抵达，即将于本日上午谒见总统。

　　在海军互致例行的敬礼以后，我登上“奥古斯塔”号军舰向罗斯福总统致敬。总统以完全的礼仪接待我。在奏两国国歌时，他由他的儿子埃利奥特搀扶而站立着，然后对我致最热烈的欢迎词。我把国王的一封信交给他，并介绍我们一行人员。随后，总统和我本人之间、萨姆纳·韦尔斯和亚历山大·卡多根爵士之间以及双方的参谋人员之间分别开始会谈，在我们逗留的几天内几乎是继续不断地进行会谈，有时个人对个人，有时举行较大的会议。

　　在星期日（8月10日）的早晨，罗斯福先生带着他的僚属和几百名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各级的官兵代表来到“威尔士亲王”号舰上，在后甲板上参加礼拜仪式。我们大家都感觉到，这次礼拜是我们两国人民信仰一致的一种极为动人的表现。凡是参加这次礼拜仪式的人，都不会忘记那个阳光灿烂的早晨呈现在那拥挤的后甲板上的景象——讲坛上挂着英美两国的国旗；美国和英国的牧师共读祈祷文；英美两国的最高级海陆空军军官们成为一个整体，聚集在总统和我的背后；密集的英美两国的水兵队伍完全混合在一起，他们合用着一本圣经，一齐热烈地参加双方都熟悉的祈祷与唱诗。

　　我亲自选择了两首赞美诗——“海上遇险歌”和“基督徒进军歌”。我们结束时唱了“上帝是我们千古的保障”这首诗，麦考利的著作使我们忆起，这是铁骑军在把约翰·汉普登的遗体送入坟墓时曾经歌唱的那首诗。每一个字都好像震动心弦。这是生活中的伟大时刻。唱诗的人中约有一半不久即将战死。

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伟大的同盟……第二十四章　大西洋宪章

第二十四章　大西洋宪章

　　我起草的大西洋宪章原稿——总统建议的改动——我们于8月11日进行的讨论——保障帝国特惠权的必要——大西洋各岛屿的问题——我们在对日本的政策上取得一致意见——我向外交部和内阁提出的8月11日的报告——内阁的迅速答复——大西洋宪章的定稿——英美联合致斯大林的电报——我发出关于美国供应物资的备忘录——帕维斯先生因飞机失事遇难——我于8月12日致内阁的报告——国王和内阁的贺电——致澳大利亚总理的报告——冰岛之行——8月19日我回到伦敦。

　　罗斯福总统在我们最初会晤的一次谈话中对我说，他认为，我们最好能够拟订一项联合宣言，规定一些广泛的原则，以便沿着同一道路引导我们的政策。我亟愿依从这项极其有益的建议，因而于次日（8月10日）交给他一篇初步的宣言大纲，内容如下：

英美两国关于原则的联合宣言

　　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和代表联合王国国王陛下政府的首相丘吉尔先生举行会谈，以寻求和商定面对纳粹和德国的侵略保障其各自国家的安全以及解除由于德国的侵略而引起的世界各国人民的危难的对策。他们认为，应公布某些为双方接受的原则，作为他们制定政策的指南针，并据此希望世界有一个更好的前途。

　　第一，他们的国家不寻求领土或其他方面的扩张。

　　第二，两国反对不符合有关民族自由表达的愿望的领土变更。

　　第三，两国尊重各国人民选择他们在其管辖下生活的政府形式的权利。它们唯一关心的是捍卫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的权利，因为，如果没有这些权利，所谓选择必然是空谈。

　　第四，两国将力求实现重要产品的公平合理的分配，其范围不仅限于它们各自的疆界以内，也及于世界各国之间。

　　第五，两国寻求和平。这种和平不仅要永远消灭纳粹暴政，还要利用有效的国际组织，使一切国家与民族得以在它们自己的疆界内让人民安居乐业，在渡过海洋时没有受到非法袭击的恐惧，也没有必要去维持负担沉重的军备。

　　考虑到所有关于我的反动的“旧世界”的观点的传说，以及据说使总统因此感到的痛苦，我愿意记录下来后来称为“大西洋宪章”的那个文件的却稿的实质与精神，是出自英国方面，是我自己的手笔。

　　8月11日肯定将是工作紧张的一日。

　　首相致海军部　　　　　　　　　　　　　　1941年8月11日

　　此后二十四小时内，应尽力译出由此问发出的电报。

　　当我们在早晨会晤时，总统交给我一份修正稿，我们以此稿作为讨论的基础。唯一同我的初稿有重大不同的是第四点（关于取得原料问题）。总统希望插入“不加歧视，并在平等的条件下”字样。总统还提出了另外两节：

　　第六，两国寻求能够在公共海洋上确保安全的和平。

　　第七，两国相信，世界上一切国家必须遵从放弃使用武力的精神。因为，如果那些在本国以外威胁或可能威胁使用武力的国家继续使用陆海空军，便不可能维持将来的和平。两国相信，这类国家解除武装是十分重要的。两国要进一步采取实际可行的措施，以减轻爱好和平的各国人民在军备方面的沉重负担。

　　在我们讨论这个文件之前，总统说明，他的意思是要同时（可能在8月14日）在华盛顿和伦敦发表一项简短的声明。

　　声明中包括以下各点：总统和首相曾在海上举行会谈；他们曾携带各自的僚属与会；他们的僚属曾讨论了按照租借法案援助各个民主国家的问题；关于海军和陆军方面的会谈，没有在美国国会授权的范围以外承担任何未来的义务。声明将接着说，首相和总统曾讨论过有关世界文明的某些原则，并且双方同意就这些原则发表一项声明。我要求，不必在这种声明中强调没有承担义务这句话。这会使德国有隙可乘，并将使中立国和战败国意气沮丧。我们也不喜欢听这句话。因此，我很希望总统把这项声明的内容只限于援助民主国家的积极部分，尤其是，因为他提及租借法案而已经使自己站得住了。总统接受了这个意见。

　　接着就对宣言的修正稿进行详细的讨论。双方对几处小的改动很容易就同意了。主要的困难在第四点和第七点，特别是第四点。关于这一点，我立刻指出，“不加歧视”这几个词，可能用作非难渥太华协定的依据，所以我碍难接受。这项宣言的文本是一定要提交本国政府的，而且，如果要维持现在的措辞的话，就一定要提交各自治领政府。我难以希望它会被接受。萨姆纳·韦尔斯先生指出，这就是问题的核心，并且，这一节体现着美国国务院在过去九年中所力求实现的理想。我不得不提到英国八十年来面对着不断增长的美国关税而坚持自由贸易的经验。我们曾经允许我们的一切殖民地尽量输入外国商品。甚至大不列颠周围沿海的贸易也对全世界的商业竞争开放。所有我们得到的回报，就是美国接连施行保护政策。听到这番话后，韦尔斯先生似乎有一点惊慌不安。我随后说，如果能够插入“在适当地顾到两国现有义务的条件下”，删除“不加歧视”，并以“贸易”代替“市场”，那么，我当可把宣言文本提交英王陛下政府，并可有几分他们将能够接受的希望。总统显然很受感动。他没有再坚持己见。

　　关于第七点的那些概念，我指出，虽然我接受这个宣言本文，英国的舆论也将因为宣言中没有表示要建立一种国际组织来维持战后和平的任何意图而感到失望。我答应竭力去寻求一个适当的修正方案，而在当天稍晚些时候向总统建议，在第二句中加上“在建立一个更广泛、更持久的普遍安全制度以前”这一段词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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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双方海军和陆军首长之间，也连续不断地举行会议，并且在广泛的范围内取得一致意见。我曾经向总统约略述及德国侵入伊比利亚半岛的危险，并说明我们为对抗这一行动而占领加那利群岛的计划——即“香客”作战计划。然后，我把这次讨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