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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回忆录-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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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英王乔治五世突然逝世时才返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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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比西尼亚的抗战失败，意大利把这整个国家吞并了，这在德国的舆论中产生了无法挽救的后果。甚至那些本来不赞成墨索里尼的政策和行动的人，也对意大利进行战争时那种似乎是神速的、高效率的和无情的方式惊叹不已。在德国，一般人都认为大不列颠已彻底衰败。它受到意大利不可消释的仇恨；它把斯特雷扎阵线一下子摧毁了；它在世界上丧失了威信，这正好同新德国日益增长的实力和声誉成对比。我国在巴伐利亚的一位代表写道：“这里各方面的人谈到英国时的轻蔑语调，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值得担心的是，今后德国在西欧问题上以及在欧洲的和欧洲以外的更为普遍的问题上同我们进行谈判时，将会采取强硬的态度。”
《慕尼黑新闻》（1936年5月16日）刊登了一篇文章，其中发人深省的几段是：
英国人喜欢过一种比我们德国人的标准更为舒适的生活，这并不是说英国人不能进行持久的努力，而是说，只要不损及他们个人的和国家的安全，他们总是极力避免进行这种努力的。他们掌握了生产手段和财富，使他们和我们大大不同，能在大约一个世纪之间多少是自动积累起他们的资本。
……在大战中，它只是在开始时有些犹豫，但终于表现出惊人的精力；可是在大战之后，在世界各地英国先生们却认为他们应该休息一下了。他们全面地解除了武装——在人民生活中甚至比陆军和海军中来得更为彻底。它甘心情愿放弃相当于两大国〔海军〕加起来的水平，接受同美国相等的地位……陆军怎样呢？空军又怎样呢？……为了建立地面的和空中的防卫力量，英国所需要的，不仅是金钱，最必需的是人，以及为了帝国国防所要付出的英国公民的生命。它的新的空军计划，共需要一万一千人，但实际上还缺七千人。还有，小规模的正规军也大量缺额，大约缺少一整个师。它的地方军（为业余军人而设的像安息日圣经学校一类）远远没有达到所规定的名额，无论如何不能算作有效的战斗力量。不久以前，鲍德温先生自己就说过，他无意把募兵制改为征兵制。
旋风正在震撼欧洲，而且的确也震撼整个世界，在这种情况下，采取一种以因循不决来取得成功的政策就难望顶住这个旋风。在英国，现在没有几个人能够从国家的立场而不是政党的立场对政府的优柔寡断和暧昧的态度表示愤慨，要求它对帝国在不知不觉中逐渐陷入的危险负起责任。英国群众对于政府所谓局势可以逐步改善，所谓用小规模的调整和审慎周到的策略就能恢复均势，似乎都深表赞同……。
今天，整个阿比西尼亚已不可改变地、全部地和最后地只属于意大利的了。在这种情况下，不论日内瓦和伦敦都深信，只有使用特殊的力量才能把意大利赶出阿比西尼亚，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有使用这种力量的权力和勇气。
所有这些话，都说得太正确了。英王陛下政府曾轻率地提出要维护伟大的世界事业。他们曾大言不惭地要领导五十个国家前进。可是，鲍德温先生遇到残酷的事实就退回来。长期以来，他们在制定政策时，与其说是考虑欧洲形势的实际情况，不如说是为了满足在国内舆论上有势力的分子。由于同意大利疏远，他们已打乱了欧洲的均势，而对阿比西尼亚却毫无帮助。他们使国际联盟遭到惨败，就算还没有使这个机构的生命力遭受致命打击的话，也至少使它大受摧残。
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1）风云紧急……第十一章 希特勒动手了
第十一章 希特勒动手了
1936年
英国的新气氛——希特勒可以随意动手了——法苏协定的批准——莱茵兰与凡尔赛和约和洛迦诺公约——3月7日希特勒重占莱茵兰——法国的犹豫——弗朗丹访问伦敦——英国的和平主义——弗朗丹与鲍德温——威格拉姆的忧虑——希特勒得到证实和胜利——国防协调大臣——英斯基普爵士的选择——焉知非福——我对国联的希望——艾登主张与法国举行两国参谋会谈——德国在莱茵兰设防——我在议会提出警告——布利特先生在战后的揭露——7月11日希特勒对奥地利的保证。
1936年1月底我回到本国，那时我觉得英国出现了一种新的气氛。墨索里尼之征服阿比西尼亚和他所采用的野蛮方法，霍尔—赖伐尔谈判的冲击，国际联盟的失败，“集体安全”的明显崩溃，凡此种种，不但使工党和自由党改变了态度，而且使那些只是在七个月以前还参加“和平投票”的一千一百万人所代表的用心善良但至今不起作用的舆论也改变了态度。所有这些势力，现在都准备好好地考虑进行反法西斯和纳粹暴政的战争的问题了。使用武力，已不再被认为是不合法的思想，而且在成千成万酷爱和平的人民群众的心目中，甚至在以前曾以和平主义者自豪的许多人的心目中，都逐渐被认为是一个决定性的手段，但是根据他们所信奉的原则，只能在国际联盟的提倡和批准之下才能使用武力。两个反对党虽然继续反对重整军备的措施，但在很大程度上已打开了取得一致意见的大门。如果英国政府能够顺应时势，恐怕它已经能够领导一个团结的民族，以共同赴难的精神，推进整个战备工作了。
政府墨守他们的中庸政策，只是采取一些不彻底的措施，只求平安无事。他们还不去利用目前国内彼此日益协调的精神，使我感到很奇怪。他们本来可以用这个方法来大大提高他们自己的地位和取得扩充国家实力的权力。鲍德温先生却并无此意。他衰老得很快。他在选举中获得巨大的多数，保守党又安静地在他的掌握中，因此他就高枕无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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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让希特勒的德国重整军备，又没有受协约国和其他有关国家的积极干涉，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就几乎是肯定要发生的了。实力决斗的日期越拖延，则我们在第一阶段要不经艰苦的战争就制止希特勒的可能性，以及第二阶段，经过可怕的考验来取得胜利的可能性，都将越来越少。1935年夏季，德国破坏和约恢复征兵。英国对此已表示默许，而且还根据另外一个协定，准许德国重建海军，如果高兴的话，它还可以按英国的规模来建造潜水艇。纳粹德国已秘密地和非法地建立了空军，到1935年春季，还公开宣布其空中实力与英国相等。它在长期暗中准备之后，就积极制造军械，到现在已是第二个年头了。英国和整个欧洲，以及当时觉得遥远的美国，已面对着欧洲最有效率的七千万人口的民族这种有组织的武力和战斗意志；这个民族正盼望着重新恢复他们的民族光荣，当他们稍有踌躇时，一个军事的、社会的和政党的残暴政权就驱赶他们向前进。
希特勒现在可以随意出击了。他所采用的一系列步骤，并未遇到欧洲两个自由的民主国家的有效抵抗；在美国方面，除了高瞻远瞩的总统以外，也只是逐渐引起人们注意罢了。在1935年，有获胜希望的和平努力，到现在却几乎完全失败了。
墨索里尼已在阿比西尼亚获胜，他公然对抗国际联盟，尤其是对抗英国，结果获得成功。他现在痛恨我们，和我们疏远，而与希特勒携手。柏林——罗马轴心已经形成。现在正如事实所表明的，防止战争，或者用类似战争的实力试探来延缓战争，现在已经没有多大成功希望了。对于英法两国来说，现在除了等待挑战到来之外，只有尽可能作好准备。
也许还有时间来建立一种“集体安全”，这种集体安全的基础应该是有关各国准备使用武力来执行国际联盟决议的明显决心。各民主国家及其附属国，无论就其目前的实力或潜力而论，都比独裁国家强得多，但是它们的地位和它们的敌人相比，已比十二个月以前削弱了一半以上。被惰性和怯懦所束缚的善良动机，无论如何敌不过武装的和坚决的邪恶。对和平的真诚热爱，绝不能为糊里糊涂使千百万平民卷入全面战争进行辩解。在善意但软弱的大会中的欢呼，不久就寂然无声，他们的票数不久也要作废。大难日益逼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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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曾在1935年拒绝和破坏西方国家商讨东欧洛迦诺公约的努力。现在新德国说它自己是反布尔什维主义的堡垒；
他们说，他们绝不可能同苏联合作。12月18日，希特勒在柏林对波兰大使说，“他坚决反对西方与俄国合作。”在这种情绪下，他力图阻碍和破坏法国与莫斯科达成直接协议的努力。
法苏条约是在五月签字的，但未得到任何一方批准。阻止条约的批准，就成为德国的主要目标。赖伐尔从柏林方面得到警告，说如果法国批准条约，以后就不必希望法德作进一步的接近。后来赖伐尔表示不愿坚持批准条约已很明显，但这对事实并无影响。
1936年1月，新任法国外长弗朗丹来到伦敦，参加乔治五世的葬礼。在他抵达的当晚，他在唐宁街与鲍德温先生和艾登先生共进晚餐。他们谈到如德国破坏洛迦诺条约英法两国将采取的态度。这时法国政府正准备批准法苏条约，所以希特勒很可能采取这个步骤。弗朗丹就征询法国内阁和参谋部的正式意见。据他的记载，他2月间在日内瓦通知艾登先生说，如德国破坏条约，法国的武装部队即将听受国联的指挥。他向艾登提出，希望英国将遵照洛迦诺公约的条款给予援助。
2月28日，法国国会批准《法苏条约》，次日，法国驻柏林大使奉命拜会德国政府，询问在什么基础之上可以举行法德谅解的一般谈判。希特勒答称要有几天的考虑。3月7日上午十点，德国外交部长纽赖特先生邀请英、法、比、意各国大使到威廉街，向他们宣布德国的建议：订立二十五年公约，莱茵河边界两边设非军事地带，订立限制空军的条约，以及同东西方邻国为订立互不侵犯条约进行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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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茵兰的“非军事地带”，是根据凡尔赛和约的第42、43、44各条成立的。这些条文，宣布德国不得在莱茵河西岸或五十公里内的东岸设防。在这个地带内，德国也不得有任何军事力量，不得在任何时间进行军事演习，或保持供军事动员之用的任何设备。在这些条文之上的，则是曾由双方自由谈判订立的洛迦诺公约。在这个条约中，缔约国个别地和集体地保证德比和德法边界的永久性。公约第二条，德国、法国和比利时保证不越过这些边界进行侵犯或攻击。如果凡尔赛和约第42或43条被侵犯，则这种破坏条约的行为就构成了“无故的侵略行为”，被侵犯的缔约国可以因为他国在非军事地带内集结军队而要求立即采取行动。这种破坏行为应该立即向国际联盟提出，而国联在确定破坏行为属实之后，必须向缔约国建议：它们必须对受侵国提供军事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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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36年3月7日同一天中午，也就是希特勒提出二十五年公约后两小时，他在国会宣布他准备重行占领莱茵兰，就在他说话的同时，德国军队连续越过边界，进入该区所有的德国重要城镇。他们到处受到欢迎，但他们也深恐协约国有所行动。与此同时，为了迷惑英美舆论，希特勒宣布这次占领纯属象征性质。在伦敦的德国大使递交艾登先生一项建议，其内容与纽赖特当天早上在柏林交给洛迦诺各缔约国大使的建议相同。这个建议使大西洋两岸所有愿意上当的人就此心安理得。艾登先生对德国大使给予一个严肃的答复。自然，现在我们知道，希特勒当时这种和解性的提议，不过是他阴谋的一部分，用以遮掩他的违约行为罢了。这种违约行为的成功，对于他的威望从而对他计划的第二步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
这不仅是破坏了在战争中用武力给德国规定的条约义务，并违反了在和平时期双方完全自愿签订的洛迦诺公约，而且还利用了协约国友好地在规定日期之前提早几年撤出莱茵兰的行动。消息传出，引起了全世界的震动。由萨罗任总理、弗朗丹任外长的法国政府，慷慨激昂、义愤填膺地加以谴责，并向它所有的盟国和国际联盟提出呼吁。这时候，法国博得“小协约国”，即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的效忠。
波罗的海国家和波兰也同法国的体系联结起来。鉴于英国曾经提出过保障法国边界和抵抗德国侵略的保证，而且曾对法国施加压力，使法国提前撤出莱茵兰，法国尤其有权要求英国援助。如果世上有所谓破坏条约这么一回事，那么，德国的行为就是破坏条约的行为，不仅破坏了凡尔赛条约，也破坏了洛迦诺公约，因而各缔约国同样有约束力的条约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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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法国来说，这是一个充满不祥之兆的冲击。萨罗和弗朗丹马上想实行全国总动员。如果他们能做得到的话，他们就动员了，这样就可以迫使所有其他的人非跟他们走不可。这对法国是一个生死关头，但他们似乎非有英国的同意就不能有所行动。这只是一种解释，但不能使人原谅。这是有关法国生死存亡的问题，任何名符其实的法国政府应该早就下定决心信赖条约义务。在这些急剧变化的年头，人选不断变动的法国政府，它的各个部长不止一次借口英国搞和平主义来为他们自己也搞和平主义辩护。情形也许确是如此，英国从来没有鼓励他们去抵抗德国的侵略。恰恰相反，如果说他们行动踌躇，他们的英国盟友却毫不踌躇地对他们加以种种劝阻。在整个星期日中，伦敦和巴黎之间频繁地通电话，对话时十分激动。英国政府劝告法国人暂时等待，以便两国在充分考虑后才采取共同行动。好一个退却的挡箭牌！
伦敦非官方的反应也很冷淡。劳合·乔治匆忙地说：“依我的判断，希特勒先生的最大罪行，不是破坏条约，因为事前有过刺激的原因。”他接着说：“我希望我们保持冷静的头脑。”所谓刺激的原因，显然指协约国的裁军还裁得不够。斯诺登勋爵则把希望寄托于希特勒所提出的互不侵犯条约上，他说希特勒过去的和平建议没有被人理睬，但各国人民将不允许这次的和平建议再被忽视。这类言论，也许表现了当时英国舆论的错误倾向，但是讲这种话的人也不见得光彩。英国内阁总想走阻力最小的路线，觉得最便当的出路莫过于敦促法国向国际联盟再度提出呼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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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国内也有重大的分歧。总的来说，政治家希望军队动员，向希特勒提出最后通牒，而将军们正如他们德国方面的对手一样，则要求镇静、忍耐与延缓。我们现在才知道这时希特勒与德国最高军事当局之间所发生的意见冲突。如果法国政府真的动员了近一百个师的法国陆军（当时，大家还错误地以为这是欧洲最强的陆军），德国参谋部就肯定会迫使希特勒撤退进驻的军队。这对他的妄求会起抑制作用，因而也许会给他的统治以致命打击。在这里必须记住，这时候，即使单以法国一国之力，没有其他的援助，也可以把德国人逐出莱茵兰，而只要法国开始行动，并援引洛迦诺公约，就一定可以取得英国的援助。但事实上，法国迟迟不见行动，瘫痪无力，因而永远失去了本来不必经过大战就可以阻止希特勒野心的最后机会。与此相反，法国政府经英国的怂恿，把担子推到国际联盟的肩上，而国联由于前一年制裁的失败和英德海军协定，早已受到削弱，失去锐气了。
3月9日星期一，艾登先生偕哈利法克斯勋爵和拉尔弗·威格拉姆前赴巴黎。最初的计划是准备在巴黎举行国际联盟的会议的，但不久威格拉姆奉艾登之命，赴法邀请弗朗丹到伦敦来，把国联的会议改在英国举行，这样法国就会获得英国更有力的支持。对这位忠实的官员来说，这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使命。3月11日他回到伦敦后便立刻来看我，并把全部情形告诉了我。弗朗丹本人于深夜抵达伦敦，在星期四早晨约八点半钟左右，他到莫佩思大厦我住的地方来看我。他告诉我说，他要求英国政府同意两国同时动员陆、海、空三军，又说他已经获得“小协约国”和其他国家的支持。他给我念一张长长的单子，上面开列他收到的各国的答复。毫无问题，上次大战中的协约国，仍然拥有强大的实力，他们只要行动起来，就一定能够取得胜利。我们当时虽然不知道希特勒和他的将领之间发生了些什么事情，但强大的实力显然仍在我们的一边。我当时是局外人，以私人地位实在无能为力，但我仍祝愿我的贵宾在使事情发展到摊牌上完全成功，我还答应在我力量所及的范围内给予帮忙。那天晚上，我邀请我主要的同事吃晚饭，来听听弗朗丹的建议。
张伯伦先生这时当财政大臣，是政府中最有力量的一员。
他的传记作者、能干的基思·法伊林先生从他的日记中引述了一段话：“3月12日，和弗朗丹谈话，我们强调舆论不会支持我们进行任何性质的制裁。他认为如果我们保持坚强的阵线，德国就会不战而屈服。我们认为对一个疯狂的独裁者作这种估计不一定可靠。”后来，在弗朗丹要求至少可以实行经济抵制时，张伯伦的回答是提议在谈判时成立一支国际军队，他同意订立一个互助条约，而且宣称，如果放弃一块殖民地就可以获致永久和平的话，他愿意给予考虑。①
①法伊林：《内维尔·张伯伦传》。
同时，英国大部分的报纸，以《泰晤士报》和《每日先驱报》为首，都表示相信希特勒建议订立互不侵犯条约的诚意。奥斯汀·张伯伦在剑桥大学发表的演说中，却提出了相反见解。威格拉姆认为他的职责是让英国的财政界、新闻界、政府人员以及洛西恩勋爵等威格拉姆所能想到的人都同弗朗丹接触。弗朗丹在威格拉姆家里，不论遇到什么人，都提出下面的话：“今日整个世界，尤其是小国的目光都看着英国。
如果英国现在愿意行动，它可以领导欧洲。你们应该有一个政策，这样世界都将追随你们，因而你们就可以防止战争。这是你们最后的机会了。如果你们现在不阻止德国，一切就完了。法国就不能再保障捷克斯洛伐克，因为这在地理上成为不可能了。如果你们不维护洛迦诺公约，那么你们就只好眼看着德国重整军备，而法国对这一件事是无能为力的。如果你们今天不用武力制止德国，即使你们和德国建立了暂时的友好关系，战争还是不可避免的。至于我本人而言，我不相信德法之间可能有什么友谊；两国关系永远处在紧张状态之中。不过，如果你们放弃洛迦诺公约，我就将改变我的政策，因为再也没有其他的办法了。”这些是勇敢的话；如果付之以行动，一定会表现得更为响亮。
洛西恩勋爵提出一个见解：“他们毕竟只是到他们的后花园去罢了。”这是一种可以代表英国人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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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听到情况不妙的消息并和威格拉姆谈了一次话以后，我劝弗朗丹先生在返国前要求同鲍德温先生会晤。这次会晤在唐宁街举行了。首相十分客气和有礼地接待了弗朗丹先生。鲍德温先生说，他虽然不大懂外国的事务，却能很准确地估计英国人民的情感。人民需要的是和平。弗朗丹先生后来在书中说，他当时回答鲍德温先生说，保障和平的唯一办法，就是趁现在还有可能的时候制止希特勒的侵略。法国并不愿意把英国拖入战争，它并不要求实质上的援助；它自己就可以执行这种可以说是纯粹的警察行动，因为根据法国所得到的情报，在莱茵兰的德国军队接到命令，如遇到武力抵抗就要撤退。弗朗丹当时强调说，法国向它的盟国所要求的，只是让它能自由行动。这段话当然是假的，法国根据洛迦诺公约有权采取的合法行动，英国怎么能够加以限制呢？英国首相再三说，英国不能接受战争的风险。他又问法国政府打算怎么办。关于这一点，却没有明白的答复。据弗朗丹说，①这时鲍德温先生就说道：“你的意见或许是对的，但是，如果你的警察行动，哪怕只有百分之一的可能引起战争，我也没有使英国参战的权力。”停了一会儿，他又说：“英国并不处于参战的状态中。”这话现在没有得到证实。弗朗丹先生回到法国时，他深信不疑的是：第一，除非英国表现出坚强的意志力，要不然他那内部分裂的国家就很难团结一致；第二，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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