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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回忆录-第24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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涠角富硬亢妥橹�8月6日和7日再向内阁说明理由——戈特将军牺牲——战时内阁的一个紧张时期——蒙哥马利将军任第八集团军司令——艾森豪威尔麾下的参加“火炬”计划的英军司令官的调动——8月8日，访问义勇骑兵师的一天——8月8日给奥金莱克将军的信——我通知总统——雅各布上校日记一则——亚历山大将军于8月9日到达——奥金莱克将军不愿指挥伊拉克一波斯战区——给亚历山大将军的指示。
我从多方面获得的报告，使我对于中东最高司令部的怀疑不断增长。到中东去就地解决那些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已成为当务之急了。最初认为，这次旅行将取道直布罗陀和塔科拉迪，然后越过中非到开罗，此去需要五天甚至六天的飞行。由于在这次飞行中我要经过热带和疟疾流行地区，便规定要进行一连串的预防注射。有些注射要在十天之后才能起免疫作用，同时又使人极感不适，甚至不能行动。战时内阁的若干阁员亲切友好地关心我的健康，他们反倒成为我需要加以劝说的对象了。
可是，正在这时，一位年轻的美国驾驶员范德克路特上尉来到英国，他刚从美国驾驶一架“解放者”式的C—46型飞机前来；机内的炸弹架业已拆去，装上了某些旅客设备。这架飞机当然能够按规定的航线飞完全程，而且在各个阶段都有富余时间。空军参谋长波特尔见到这位驾驶员，反复询问他这架飞机的情况。已飞行过约一百万哩的范德克路特问道，何必绕道塔科拉迪、卡诺、拉密堡、乌拜伊德等处呢。他说，他能一口气从直布罗陀飞到开罗；下午从直布罗陀东飞，黄昏时急遽折向南行，越过西班牙或维希的属地，然后东飞，直至阿西乌特附近，就可见到尼罗河；又转向北飞，再过一小时左右就会到达金字塔西北的开罗飞机场了。这就使全部计划作了变更。我在两天的时间内就可以到达开罗，不会遭受中非臭虫的任何骚扰，也不必经受预防它们的注射。波特尔被他说服了。
我们急想知道，苏联政府对于1942年将不横渡英吉利海峡进攻这一个出于不得已但也是令人不快的消息，究竟有何反应。7月28日晚，正巧我在唐宁街十号我和战时内阁其他成员在临时搭成作为餐厅用的花厅内恭宴国王。陛下在私下同意我的出行，国王去后，我便立刻邀请心境爽朗的阁员们到内阁会议室商讨问题。当时决定我无论如何应到开罗走一趟，并应向斯大林建议同他会晤。因此，我向他发出了下列电报：
首相致斯大林总理 1942年7月30日
我们正为另一次努力作初步的安排，以便使一支巨大的运输船队能在9月份第一周驶往阿尔汉格尔斯克。
2．如果得到你的邀请，我愿前往高加索的阿斯特拉罕或到便于会晤的类似地点同你会晤。届时我们可能共商战局，并在一起作出决定。我还可以将我们与罗斯福总统已经制订的1942年的进攻计划告诉你。我将偕同帝国总参谋长前来。
3．我即将启程前往开罗。我在那里有重大事务需要处理，这是你可以想象得到的。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将在那里确定一个便于会晤的日期，8月10日到13日这几天都可以。
4．战时内阁已同意我的建议。
斯大林总理致丘吉尔首相 1942年7月31日
我代表苏联政府邀请你前来苏联同苏联政府的人员会晤。由于希特勒方面对于英国、美国和苏联的威胁现已达到特别紧张的程度，因此如果你能前来苏联，共同商讨反对希特勒战争中各种紧急问题，我是十分感激的。
我认为最适宜的会晤地点是莫斯科，因为，不论是我，还是政府中其他人员以及总参谋部的领导人员，都不能在这样紧张的对德作战时刻离开首都。
帝国总参谋长前来，极合我们的愿望。
请你按照你在开罗完成任务所必需的时间，自行决定会晤日期。你可以预先断定，任何日期对我都是合适的。
你答应在9月初派第二批运输船队运送战争物资给苏联，请容许我向你表示感谢。虽然从战场调出飞机极为困难，但我们将尽可能采取措施来加强运输船队的空中防卫。
首相致斯大林总理 1942年8月1日
我一定来莫斯科同你会晤，到开罗后再决定行期。
※ ※ ※
在此期间，集中攻击鲁威塞特山脊的阿拉曼阵地上的战事仍在进行。隆美尔的进攻力量已感不足，而我们的力量足够防守还有余裕，但是胜败尚在未定之天。现在已决定叫我飞往开罗，因此我致电奥金莱克将军：
1942年7月31日
我希望在8月3日，星期一飞抵开罗。帝国总参谋长也将在同一天经由其他路线到达。我已要求史末资陆军元帅和韦维尔将军设法在同一周中前来开罗。请对此予以密切注意。
帝国总参谋长布鲁克将军已在直布罗陀，将经由马耳他飞往开罗，我向他发出下列电报：
首相致布鲁克将军 1942年8月1日
我在昨天收到奥金莱克的电报，现由其中摘出一节，从中可以看出，我们的中东之行是多么需要：
“昨天同各军军长举行一次会议，详细讨论了战术情况。
由于兵力不足，而且敌人的阵地也已得到有效的巩固，因此我们不得不作出如下结论：在目前情况下，不宜作突破敌方战线的努力，或从南翼袭击敌军。在9月中旬之前，不会有重新采取攻势的机会。这将取决于敌军能否建立起坦克部队。
因此，我们暂时的政策是采取守势，在全部防御地区内做好充分准备和巩固工作。与此同时，我们将伺机突然采取攻势，奇袭敌军。……”
亚历山大·卡多根爵士将代表外交部随我同行，此事业已安排停当。8月2日，星期日夜半之后，我们从莱纳姆乘C—46轰炸机出发。这次旅行与前次乘“波音”式水上飞机那样的舒适截然不同。这种轰炸机当时没有暖气，像刀片那样刺骨的寒风从许多隙缝吹进来。机内没有卧床，但后舱两块搁板可使我和我的医师查尔斯·威尔逊爵士躺下；那里有足够的毯子供大家使用。我们低飞经过南英格兰，以便使我们的高射炮部队可以辨别；他们虽然得到通知，但仍处于“戒备”状态。我们飞到海上以后，我离开座舱，到后舱去休息。
由于服了良好的安眠药片，睡得很香。
我们于8月3日早晨平安到达直布罗陀，竟日视察要塞的周围各处，下午六时登程飞往开罗——此去要飞行二千多哩，为了躲避沙漠战场四周的敌机，必须绕很远的路程。范德克路特为了使机内多留些汽油，在夜色降临前不再向地中海飞去，而是直接飞越西班牙地区和半敌对性的维希属地。因此在黄昏前我们有四架“勇士”式战斗机护送，我们实际上已破坏了这两个地区的中立。我们在空中都没有遇到麻烦，也没有进入任何重要城市的炮弹射程以内。当夜幕笼罩着毫不悦目的景色，我们到后舱就C—46型飞机所能供应的卧具睡觉时，我仍然感到非常愉快。在中立地区，如果被迫降落，会引起很大麻烦，即使在沙漠地区降落，情况虽然好一点，也会出现另一种问题。但是C—46型飞机的四个发动机愉快地吼叫着；飞机在星空明朗之夜通宵飞行，我酣然入睡，直到天明。
我在日出前坐在副驾驶员座位上，已成为这些旅行中的习惯。我在8月4日早晨坐上副驾驶员座位时，在晨光熹微中，见到蜿蜒不断、宛如银带的尼罗河悦目地展现在眼前。我在尼罗河上观看晓色已非一次。在战时和平时，我取道陆路或水路，几乎遍历从维多利亚湖到地中海的全部尼罗河流域，除“栋古拉一带”以外，几乎都经历过。太阳照到尼罗河水面上，闪闪发光，景色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使我赏心悦目。
现在，我暂时成为“前线人员”了。我不在国内坐候前方的消息，而能亲临前线传出战讯，这是使人兴奋的事。
※ ※ ※
我在开罗必须解决下列问题。奥金莱克将军或他的人员对于沙漠地区部队是否已失去信心？果若如此，他应被解职，但谁来接任为宜？对于一位具有最高品格、显著才能和决心的司令官，要作出这样的决定是痛心的。为了使我自己的判断不致有误，我曾促请史末资将军从南非到开罗来。我到达时，他已在英国大使馆内。我们谈了一个上午，我告诉他我们的一切困难和种种解决方案。下午我和奥金莱克长谈，他很明晰地说明了军事形势。次晨，由于奥金莱克的请求，我接见了科贝特将军；他是总司令所器重的人。他说，奥金莱克急于要尽早卸去第八集团军司令的职务，回到开罗去处理他的更广泛的事务。然后他又使我惊奇地说，“我将继他带领第八集团军。实际上，上周我已整装待发了。”这一种安排我们当然从未考虑过。午餐后，韦维尔将军从印度来到。六时我举行一次会议，讨论中东问题，史末资、凯西、帝国总参谋长、韦维尔、奥金莱克、海军上将哈伍德和空军的特德等所有负责人员都参加了。我们讨论了大量问题，在许多问题上取得了一致意见。但在整个开会时间中，我的心思却转到中东司令官这个主要问题上。
要处理这类性质的人员调动，而不考虑其他问题，那是不可能的。帝国总参谋长的责任是要鉴定我们将领的品质；在这个问题上，他是我的顾问。我首先建议由他出掌中东。布鲁克将军当然很愿意让他担任作战指挥官，而且我也了解，没有人比他更为适合。他考虑了这个问题，并且在第二天上午与史末资将军进行了长谈。最后，他答复说，他担任帝国总参谋长才八个月，他相信他已取得我的全部信任，而且，目前总参谋部的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在此时进行变动，也许会在这个重要关头引起暂时的混乱。而且，全面考虑一下，他也不愿承担先是劝告奥金莱克辞职、然后自己取而代之的任务。他的声誉极高，不应遭受此种非难；那么，我只好在别人身上打主意了。
亚历山大与蒙哥马利曾和布鲁克共同作战过，这使我们想到1940年5月敦刻尔克的往事。在缅甸，亚历山大曾在负责指挥无望获胜的战役中作出卓越的表现，我和帝国总参谋长对此都大加赞佩。蒙哥马利的声誉很高。如果决定要换下奥金莱克，亚历山大无疑要被委任担负中东的任务。但是第八集团军的情绪可不能忽视。假若从英格兰派两名人员去接替在沙漠地作过战的人员，这是不是被看作是对于他们和所有第八集团军各级军官们的一种谴责？在这一点上，戈特将军在各方面似乎都能适应需要。全军都对他表示忠诚；他赢得“惩罚者”这个称号并不是无因的。但是，据布鲁克将对我说，当时有一种意见，认为他很疲乏，需要休息。因此此刻要作出决定，还嫌太早。我在此行的旅程中，将有机会来亲自了解什么事情是在可以匀出的短时期内办得到的。
※ ※ ※
迈尔斯·蓝普森爵士对我的招待十分隆重。我下榻在他有冷气设备的卧室里，并在他的有冷气设备的书房里办公。那时天气酷热，只有这两间房间的温度舒适宜人。在这个在其他方面都不怎么可爱的环境里，我们居住了一个多星期，了解情况，听取意见，并到开罗之东卡塞辛区视察前线或巨大的兵营，我们的强大援军正陆续开到这里。
8月5日，我视察阿拉曼阵地。我和奥金莱克将军同乘他的汽车到第九澳大利亚师所防守的鲁威塞特以西战线的最右侧翼。从那里又沿战线前进，到鲁威塞特山脊后面他的总部，我们就在围有电网的方块地上早餐；那里遍处是苍蝇和重要的军事人员。我曾要求各兵种的军官前来，特别是“惩罚者”戈特将军前来一见。据说，他因工作劳累，身体衰弱。这正是我所要了解的。我结识了在场的各兵种的军长和师长后，便要求戈特将军同乘汽车到我的第二目的地飞机场去。奥金莱克的一位参谋表示反对，说这样要使他绕道，多费一小时；
但我坚持他应当与我同行。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会见戈特。当汽车在崎岖的道路上颠簸前行，发出辚辚之声时，我看着他的明朗的蓝眼珠，并问他自己的情况。他是否感觉疲乏？是否要谈谈自己的意见？戈特说，他的确感觉疲乏，他已有几年没有回过国，只希望到英格兰去度假三个月。但他声明他还能胜任新的急要的工作，并担负起委托给他的任务。
我们于8月5日下午二时在飞机场离别。两天后，他就在同一时间，几乎就在同一空间被敌人杀害了。
在飞机场，我被委托给空军少将科宁厄姆接待。他在特德属下，指挥和陆军共同作战的全部空军；如果没有他的活动，那么五百哩的大规模撤退要取得成功，必然要遭遇到比我们已经遇到的更大灾难。我们在一刻钟内飞到他的总部，那里已准备好午餐，所有主要的空军上校以上的军官都已到齐了。我感到主人方面在我到达时精神很紧张。所有餐品都是从谢泼德饭店订购的。一辆专门卡车正把开罗方面的美好食品运来。但这辆车迷了路，又派人到处寻找。最后，它终于来到了。
这是我们在心事重重之中的一个愉快时刻——在浩瀚沙漠中遇到了一个真正的绿洲。我们不难发现，空军对陆军会有怎样批评，而且，陆空军双方对我们的优势兵力所遭到的挫折，又是多么惊奇。当晚我飞返开罗，发出下列电报：
首相致副首相 1942年8月5日
我同第八集团军共同度过了漫长的、使人兴奋的一天，刚才归来；我们访问了阿拉曼和鲁威塞特，视察了南非和澳大利亚军队，会见了莫斯黑德、拉姆斯登和戈特将军，同奥金莱克度过了一个上午，同特德、科宁厄姆和皇家空军人员度过了一个下午。军队都很愉快，大家似乎都充满信心，斗志昂扬，但对屡次失却胜利机会感到大惑不解。我在考虑我必须向内阁提出人选建议的同时，我要求他们让我视察前方后方所有部队。
2．我正同足智多谋的史末资讨论整个形势。形势之所以严重到如此地步，错误当然不在军队，而且与军队的装备关系也很小。
3．我故意使我将来的行动飘忽不定。下议院对我的报告表示满意，听来令人高兴。这次环境的改变和户外生活使我获益非浅。
次日，即6日一整天，我同布鲁克和史末资一同度过，草拟致内阁的必要电文。现在必须解决的问题，不但牵涉到高级官员，也牵涉到这个广大战区的整个指挥机构。我时常感觉到，用“中东”一词指埃及、地中海东部沿岸各国、叙利亚和土耳其等地是不恰当的。这是近东。波斯和伊拉克才是中东；印度、缅甸和马来亚是东方；中国和日本是远东。但是，我觉得，比改变名称更为重要的是划分现在的中东司令部的范围。它要管的方面太多，整个地区也太大。现在是实行改组的时候了。
首相致副首相 1942年8月6日下午八时十五分我在这里经过了解，并在同史末资元帅、帝国总参谋长和国务大臣再三商议之后，已决定必须立即采取断然措施，改组最高司令部。
2．因此我建议，中东司令部可划分为两个独立的司令部，就是：
（1）“近东司令部”，包括埃及、巴勒斯坦和叙利亚，总部设于开罗；
（2）“中东司令部”，包括波斯和伊拉克，总部设于巴士拉或巴格达。
第八集团军和第九集团军属于近东司令部；第十集团军属于中东司令部。
3．将任命奥金莱克将军为新的中东司令部的总司令，职衔依旧不变，但缩小其职权范围。这种变动，在日后也许是更重要的。它也会使奥金莱克将军同印度保持联系。我们还须记住，韦维尔将军任印度总司令，只是在战争进行时才担任此职；印度事务部时常希望奥金莱克在可能时回到印度去。
我一点也不知道，这项计划竟会因此受到阻难，终于未能实现；当然，谁也不能对难于逆料的事件作出保证。
4．将任命亚历山大将军为近东总司令。
5．蒙哥马利将军接替亚历山大执行“火炬”计划。我感到遗憾的是，必须从“火炬”计划中调出亚历山大；不过蒙哥马利在各方面看都有资格接替〔他来执行这计划〕。
6．将任命戈特将军为第八集团军司令，受亚历山大指挥。
7．将解除科贝特将军近东司令部总参谋长职务。
8．将解除拉姆斯登第三十军指挥官一职。
9．将解除多尔曼—史密斯副总参谋长职务。①
①在这里只是为了谈事实经过，才在这份名单中列举军官的名字。这些名字和我后来评论中提到的名字，都不能认为我个人对任何一个人有所指责。这些只不过是在亚历山大将军接替奥金莱克将军时指挥官与参谋人员的主要变动情况而已。
10．还需要为第八集团军选择两位军长以代替戈特和拉姆斯登。我们对这两个职位有些想法，不过，最好还是由帝国总参谋长对这些问题以及一些下一级人员的调动一并进行讨论。一些下一级人员的调动问题需待亚历山大到任后由他和戈特一同商定。……
12．以上就是这里的严重而紧迫的形势所要求的重要人事变动。我的战时内阁同僚如能对此加以批准，我将感激不尽。史末资与帝国总参谋长希望我转达他们的意见：他们完全同意，在许多困难和可供选择的办法中，这是宜于遵循的正确方针。国务大臣也完全同意。我确信这些人事变动必将给与军队以新的有力的推动，恢复他们对司令部的信心，而我感到遗憾的是，这种信心目前并不存在。我在这里必须强调指出，需要一个新的开始和激烈的行动，来给这个庞大而转动不灵的、并且多少有些混乱的机构赋予新的生命。战时内阁不难了解，8月或9月间对隆美尔的胜利，将在“火炬”计划开始之时对北非的法国人的态度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多尔曼—史密斯少将只是在1942年6月16日才任副总参谋长。因此，他对托卜鲁克的陷落或加柴拉的失败没有责任。从6月25日到8月4日，在第二十四章所描写的战斗期间，他在第八集团军总部担任奥金莱克的主要作战军官。我在那一章中既赞许了第八团军指挥工作，也谈到隆美尔的显著成就。
13．我希望我将在尽可能早的时期收到战时内阁批准的通知，我也希望亚历山大能立即启程。他必须在我和帝国总参谋长去俄国之前到达此地。我希望在星期日或星期一动身。
所有的调动将在星期一起实行，而且在符合作战前线利益的情况下尽早予以公布。目前必须严格保密。
战时内阁同意我对最高司令部立即采取激烈变动措施的观点。他们热烈赞同挑选亚历山大将军，并说他将立刻从英国启程。不过，他们并不同意将中东司令部分成两个独立的司令部。在他们看来，导致成立统一司令部的理由在此刻甚至比1941年12月决定这样做时更为充分。他们同意由蒙哥马利代替亚历山大在“火炬”作战计划中担任的职务，并且已召他立刻到伦敦来。至于其他任命问题，他们愿意由我处理。
首相致副首相 1942年8月6日、7日
我们关于把中东司令部分成两个的建议完全是根据这样做确有好处才提出的。如果奥金莱克将军不是由于战线拉得太长，照顾面太多，而造成精力分散的话，也许不会发生西部沙漠的灾难。……若不是不愿“埋头于利比亚的战术问题”，他本来会直接指挥在5月底开始的战役的。“埋头于利比亚的战术问题”这句话本身就暴露了由于无关紧要的任务而使轻重倒置。事实上，主宰我们当前任务的正是这种“利比亚的战术问题”。
这两个司令部由三四百哩的沙漠区域隔开，而且，这两者之间的唯一模的联系是经过我们无法运送军队的土耳其铁路、横跨沙漠的汽车路以及需时十四日左右绕道阿拉伯半岛的海上交通线。两个司令部的供应基地全然不同。……我们都深信，现在建议中的安排从地理上、战略上以及后勤等方面看来都是合理的。……我之所以提出重新划分战区的建议，只是由于需要采取突然而决定性的改组司令部的行动以对付隆美尔，并且给部队以从头开始的感觉。我极不愿在我们的命运取决于迅速而决定性的击败隆美尔的时刻，使亚历山大由于考虑边远地区而感到为难。
我恳切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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