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回忆录-第25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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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会飞出海面；看到他这样飞，我很高兴。我们继续飞行了四五分钟。然后突然飞到晴朗的天空，翱翔在雄伟的直布罗陀悬岩之上，它在这道地峡和狭长一片的中立土地上闪闪发光。这块中立地带把直布罗陀同西班牙和一座叫作“西班牙王后宝座”的山连结在一起。在浓雾中飞行了三四小时之后，范德克路特还能精确地飞行。我们飞过了令人悚然的岩壁正面数百码，没有改变航线，就平安降陆了。我仍然认为，如果能再飞高些，再迂回飞行一两小时，就会更好了。我们加了汽油，时间还有富余。这实在是一次漂亮的飞行。

　　这天上午同总督在一起，下午乘机返国；黄昏时分，我们走马观花地领略了一下比斯开湾的风光。

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命运的关键……第三十章　“火炬”作战计划的最后形成

第三十章　“火炬”作战计划的最后形成

　　艾森豪威尔将军担任指挥——同美国将军们的融洽相处——需要一个简单的指令——从华盛顿方面投来一个爆炸物——美国对进入地中海颇有顾虑——8月27日我给罗斯福总统的电报——8月30日总统的复电——美国相信法军不会攻击美军——9月1日我给总统的电报——9月3日总统的复电——我建议艾森豪威尔飞往华盛顿进行解释——我写给哈里·霍普金斯一信但未发出——对于僵局及其原因的观察——9月4日总统传来的较好消息——我们同意：万岁！——好，加油干吧——计划和时间——同艾森豪威尔和克拉克两将军再作讨论——9月15日我致电总统——“一次美国的军事行动，我们在这次行动中当助手”——“火炬”日期定在11月8日——隆美尔向开罗的最后一次进军——阿拉姆海尔发战斗。

　　当我离开伦敦前往开罗和莫斯科去执行任务时，“火炬”作战计划的指挥官尚未选定。我在7月31日建议，假如马歇尔将军被任命为1943年横渡英吉利海峡军事行动最高统帅，艾森豪威尔将军应在伦敦作为他的副手和先行官，并筹划“火炬”作战计划。艾森豪威尔将担任“火炬”作战计划的指挥官，而以亚历山大将军为副。美方逐渐同意这个意见；在我从开罗出发到莫斯科去之前，罗斯福总统给我下列两封电报：

　　罗斯福总统致前海军人员（在开罗）

　　　　　　　　　　　　　　　　　　　　　　　　　　　1942年8月6日

　　英国三军参谋长8月6日建议任命艾森豪威尔将军为“火炬”作战计划的总司令，我和美国三军参谋长对这项建议表示同意。我们正在研究英国三军参谋长提出的作为艾森豪威尔将军行动指南的正式指示，不久当就此问题提出报告。

　　8日又发来电报：

　　我完全同意“火炬”作战计划的日期应该提前，我要求比原定日期提前三个星期。

　　宣布任命艾森豪威尔为统帅的公告事宜，已交由伦敦和华盛顿两方的三军参谋长们考虑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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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在8月24日从开罗返抵伦敦时，我们的计划尚未最后完成，还有许多问题需待决定。第二天，艾森豪威尔和克拉克两位将军来与我同进晚餐，讨论这次作战行动的情况。

　　这一时期我同这些美国军官的交往很密切，也很愉快。6月间他们到来以后，我就规定每星期二在唐宁街十号共进午餐。这些集会看来都很成功。我几乎常常是亲自同他们谈话，我们反复地讨论我们所有的事务，我们好像是一个国家的同胞。我认为这些私人接触极有价值。我的美国客人，尤其是艾森豪威尔将军，很喜欢爱尔兰的炖菜。我的妻子几乎时常能够拿出这样的菜肴。不久我就称艾森豪威尔为“艾克”了。

　　我还给马克·克拉克和比德尔·史密斯——后者于9月初来此，任艾森豪威尔的参谋长——两人取了绰号，一位叫“美国鹰”，一位叫“美国牛头犬”。为什么取这样的绰号，你看看他们的照片就明白了。我们也有好多次在楼下餐室举行非正式的会议，大约在夜间十时开始，有时开到深夜。美国将军们也有几次到契克斯来过夜或度周末。在这些场合，我们除了谈谈个人的本行以外，不谈其他问题。

　　艾森豪威尔将军的一位副官——一位非职业军人出身的朋友——曾在他的一本著作中说，所有这些集会对于工作业已过度的美国军官说来，是个沉重的负担。果若如此，那他们真是太讲礼貌了，也真是太善于掩盖自己的真实感情了。无论如何，我确信，这些密切的关系对于进行战争是很必要的，没有这些关系，我就不可能掌握全部情况。在9月28日的一次会议上，我确实对比德尔·史密斯和他的长官做了一桩有益的事情。那天晚上，夜还未深，但我注意到这个“近视眼”——人们也这样叫史密斯——看来非常疲倦，像是有病。

　　我建议他睡觉去，但他硬是不走。有一度我以为他快要晕倒，要从椅子上摔下来。因此我结束了讨论。我上楼时，请艾森豪威尔单独到内阁会议室来一下。我关上门对他说，“如果你要比德尔参加这次战斗，今天夜里就得送他到医院去，不管他愿不愿意。否则你就完全失掉他这个人了。”艾森豪威尔根据他的果断习惯，就这样做了。第二天，比德尔·史密斯进了医院，两天中输了两次血。他彻底休养了两个星期，大部分时间睡在床上。这样他才能够为占据我们全部思想的作战计划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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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同美国将军们会谈以后，打电报给罗斯福总统：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　　　　　　　　　　　　1942年8月26日

　　从现在起，我的主要思想已集中到“火炬”作战计划上；

　　你可以相信我会尽力使你的伟大战略思想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我在与艾森豪威尔、克拉克以及在这里的我方人员谈话后认为，贯彻这个任务的最妥善的而实际上也是唯一的办法，在于为这次战事确定一个日期，并使各项有关工作都按照这个日期行事，而不是光说一切准备就绪后就开始作战。假若你和我能给艾森豪威尔如下的指令，那将是极有帮助的：“你将于10月14日开始执行‘火炬’作战计划，即以现有军队并在你认为适当的地点发动进攻。”这一指令将改变全部准备工作的性质。艾森豪威尔将真正拥有盟军总司令所应有的权力。无尽无休的反对意见、疑惧和善意的改进建议，均将退回到适当的地方；代替几乎是无止境的犹豫不决的将是行动。

　　我想艾森豪威尔会欢迎这样的指令，这项指令总算给了他一个现在还未得到的机会。

　　2．据我所知，这次作战行动的基础主要在于政治方面。

　　我们应该取得的第一等胜利是兵不血刃；其次，假如战斗不能避免，就要赢得胜利。为了取得第一等胜利的最好机会，我们必须（1）在开始攻击之时，就应尽量拿出压倒优势的力量；

　　（2）进攻地点要尽可能多一些。这和迪埃普登陆战争的性质绝对不一样，也和任何类似“痛击”作战计划的作战方式有所不同。在“痛击”计划中，我们对付的是有战斗力的德军和钢铁般的设防巩固的法国海岸。在“火炬”作战计划中，我们遭遇的肯定是力量十分薄弱的而又分散的抵抗，而且我们登陆的攻击点有很多的地方可以选择。行动迟缓将使危险和困难倍增，那样一来，无论增加多少作战部队，也无济于事。

　　为了应付各种可以想象得到的不利事故，因此就要求对每一个细节仔细规划，对每一项计划都要做到安全第一、像对一个长期作战行动一样作长远准备——这些要求从道理上说是堂而皇之，其实却会使这次战役遭到失败。发动战役的日期如果比我所指出的更为迟缓，那就会大大增加泄露秘密和使敌人先行下手的危险。

　　3．为了减轻司令官们的责任，我的意见是，你我应该确定政治上的论据，并由我们自己承担冒险的责任。我认为，作出下列的假定是合理的：（1）由于有了“火炬”作战计划，西班牙不会对英美作战；（2）德军至少还需要两个月的时间才能强行通过西班牙，或从西班牙获得供应；（3）北非法军的抵抗，多半是象征性的，可用突然的和大规模的攻击制服他们，此后，北非法军也许可以在自己的指挥官统率下积极地支援我们；（4）维希政府不会对美英宣战；（5）希特勒将对维希施加极大的压力，但在10月份，他没有军队可以用来进驻法国的未被占领区，同时我们又已把他牵制在加来海峡，等等。所有这些论据有可能证明是错误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必须等着打一场恶仗了。对于这种情况的出现，我们已经有所准备。但是我们若在战斗开始时便以冒险而大胆的行动力争兵不血刃地取得胜利，那就可以使我们赢得很大的战利品。对于进行政治冒险以及政治判断错误这两点，我个人准备承担任何责任。

　　4．显然，在西部沙漠打一次胜仗会大大地有助于这些政治设想。不是隆美尔在8月间有月光的日子里攻击我们，就是我们在9月底向他发动进攻。随便哪一种攻击，都要有个决策，我深信，有个决策就好办得多。

　　5．你知道，我在这里没有详谈具体问题，是因为我觉得我们现在必须拿出坚定的决心和超人的能力来执行这项作战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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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这时从华盛顿方面投来一个爆炸物。英国和美国的参谋部门对于我们攻占法属北非计划的性质和范围发生了严重分歧。美国三军参谋长对于他们承担在直布罗陀海峡以东地区进行大规模作战行动的任务，极为不满。他们似乎感觉到，他们的部队有可能在内海中被截断。艾森豪威尔将军反而完全赞成英方的意见，认为在地中海内，尤其是在阿尔及利亚进行强大的作战行动，对于战局的胜利极关重要。尽管他向上级力陈己见，他的观点似乎并未起什么影响。由于美国各有关部门坚决主张在双方运送人员和粮食的船只确实驶出以前，一切必须推迟，因此，他的计划也受到妨碍。在这样庞大的作战行动中，必然会有引起耽误的事项，但是，要等候这些问题全都解决，只有使发动作战的日期无限期地推迟。

　　美国三军参谋长仍然坚持己见，我和我的顾问们不同意他们的看法。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　　　　　　　　　　　　1942年8月27日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于25日对我们所提出的关于“火炬”作战计划的备忘录，使我们非常为难。我认为，假如我们不在开战的第一天就拿下阿尔及尔和奥兰，那么这次作战的重要意义就要完全丧失。在阿尔及尔，我们极有可能得到友好的接待，即使除阿尔及利亚外一无所得，也已取得一个最重要的战略胜利了。艾森豪威尔将军在我们的热诚支持下，实际上正在制定在发动进攻的第三天在菲利普维尔和布奈登陆的计划。我们当然不能肯定在德军之前进抵突尼斯，但德军同样也不能肯定得到突尼斯的法军的很好接待，纵然维希政府准许他们进驻该地。

　　2．我们在阿尔及利亚站稳了脚跟，并使奥兰的交通线畅通之后，即使德军到了突尼斯，我们也能同他们争夺一番。但是如果不从奥兰东进，那就等于把突尼斯和阿尔及尔都送给敌人。把作战行动限于奥兰和卡萨布兰卡两地，肯定不会使人对于我们的军事力量以及同时广泛展开的攻势获得印象，而我们正想依靠这种印象来对北非法军施加良好的影响。我们都深信，阿尔及尔是整个军事行动的关键。安德森将军接受艾森豪威尔的委任担负起这项任务，他自信有能力攻下阿尔及尔。占领阿尔及利亚并向突尼斯和比塞大挺进是进攻意大利必不可少的步骤，而进攻意大利又是促使法军合作的最好机会，也是我们未来战役的主要目标之一。

　　3．我们已一致同意占领奥兰，当然我们也想拿下卡萨布兰卡，但是如果要在阿尔及尔和卡萨布兰卡之间加以选择，阿尔及尔无疑地不可比拟地是更有希望、更有效果的目标。在地中海内的登陆行动，在10月份五天中有四天可以进行，但是在摩洛哥的大西洋海岸，比例恰恰相反，五天中只有一天可以登陆。

　　4．然而，如果在奥兰和阿尔及尔的军事行动获得良好的反应和结果，那么，在卡萨布兰卡附近海面出现的一支军队也许就容易进入该城，因此，一次佯攻行动当然是正确的。不过，卡萨布兰卡是极其困难的攻击点，也是距离地中海内主要目标最远的一处地方。卡萨布兰卡也许会很容易地成为我们唯一遭受失败的地点，因而使我们为了这一点小的收获而遭受一切危险；当然，在这样一场大规模的作战行动中，危险总是不可避免的。就阿尔及尔说来，我们向你方要求的只是一支挂有〔美国〕旗帜的美国联络队。然而，我们〔自己〕不能同时占领阿尔及尔和奥兰。假若你们因此而愿意以大规模兵力，冒一切危险进攻卡萨布兰卡，美军就必须像现在盟军总司令所计划的那样继续直指奥兰。

　　5．如果照备忘录所建议的那样，对这次作战计划作全盘改变，当然必须更改发动进攻的日期，从而可能使全部计划遭受致命的打击。希特勒在10月份是没有力量向西班牙或法国未占领地区进军的。到了11月，他压迫维希和马德里政府的力量就会一周一周地迅速增大了。

　　6．总统先生，我希望你记住我对斯大林许下的那些诺言，哈里曼得到你的完全批准后是同意这些诺言的。如果“火炬”作战计划搞不成功，或像现在所建议的那样遭到削增减，我感觉我的地位将受到可怕的影响。由于这种种理由，我急切地请求你重新考虑这份备忘录，并准许美国盟军总司令完成他所制定的计划；对于这些计划，我们现在正日以继夜地工作着。此间参谋人员正将这样的意见通知他们的美国同僚。

　　8月30日我收到总统的复电。

　　罗斯福总统致前海军人员　　　　　　　　　　　1942年8月30日

　　我已仔细考虑了你的关于“火炬”作战计划的电报。我热切希望尽早发动攻击。时间是一个要素，我们正极力加速进行准备工作。

　　我深深感到，初攻必须完全由美国地面部队担任，而由英方的海军、运输队和空军支援。我们在执行这次登陆战时应该假定，法军抗拒美军将不如抗拒英军那样激烈。我甚至可以说，我有理由相信，英美部队同时登陆会受到非洲全部法军的激烈抵抗；但最初由美军登陆，没有英国地面部队参加，就会真正出现法军不抵抗的情况，或者只有象征性的抵抗。我们登陆以后，如有可能，我需要一个星期的时间来取得法军的不抵抗的保证，以巩固我们双方的阵地。我实在希望我能做到这一点。

　　然后你们的部队就可以东进。我充分认识到，你们的登陆必须赶在敌军到达以前。我们相信，德国空军和伞兵部队至少不可能在敌军最初袭击以后两星期内大量开到阿尔及尔或突尼斯。我们希望，在此期间，你们军队登陆不会受到多大抵抗，并能向东推进。讲到登陆地点，我认为我们必须在非洲西北海岸建立稳固和永久的基地，因为我们共同的实力有限，全靠直布罗陀一条交通线是很危险的。

　　我因此建议：（1）美军同时在卡萨布兰卡附近和在奥兰附近登陆；（2）他们应在山岗之后建设相互平行的公路和铁路，总长约三百多哩。这样的交通设备可使这次登陆行动在摩洛哥得到一个供应基地；这个供应基地是在直布罗陀海峡之外，可用来增援和接济阿尔及尔和突尼斯的作战行动。真正的问题似乎在于没有足够的掩护，以及运输的战斗物资不足以供应两次以上登陆战的需要。我认为，最好要有三次登陆；在我们登陆后一星期，再由你们在东面进行第三次登陆。

　　为此目的，我认为我们应该重新检查我们的人力物力，并作极大的努力，使第三次登陆得以成功。那时，我们可以暂时搁下驶往俄国的运输船队，并冒险停止其他商船运输。

　　现已拨给艾森豪威尔供他两次登陆之用的一切船只，当然必须不用于其他方面。因此东面登陆所需的船只，必须利用现在未被“火炬”作战计划征用的船只。在我们方面，将由我来研究这问题。我们能否在四十八小时内或者更短一些的时间内得到答案？

　　我要强调一点，不论情况如何，我们的登陆行动中必须有一次是在大西洋上进行。

　　向总司令下达的作战指令中应该规定，攻击应在尽早的实际可行的日期开始。这个日期应该与能使这一登陆行动很有可能获得胜利所必需的准备工作相一致，因此这个日期应当由总司令决定；但绝不可迟于10月30日。我仍然希望在10月14日发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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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从这封电报可以看到，由于美国方面坚持己见，又发生了另外的一连串的困难。他们的看法是：法军对于美军或许会不抵抗而让它登陆，甚至会欢迎它登陆，但一看到英军，却要猛烈顽强地抵抗。过去在奥兰、达喀尔、叙利亚和马达加斯加以及我们所实行的封锁等方面的旧恨，肯定是英国和维希对立的严重原因。另一方面，美国大使李海上将同贝当是亲密友好的。我们一直急切希望使这次远征保持美国特色，我也急切希望美国人同意这一点，因此从一开始我就欢迎罗斯福总统担任领导。不过，在草拟计划时就发现，很大数量的军队、大部分的运输任务、至少相同数量的空军以及三分之二的海军部队，必须由英方承担。美方认为，美军得到维希的爱戴，我军则为他们所深恶痛绝，这样就会造成对我军的战斗与对美军归顺的不同局面。我对这种意见，不能完全同意；但我很愿意这样做：假如必要的部队已开始行动，而且这次作战又不是非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不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应该在背后尽力给予物质上的帮助。我甚至会同意，必须参加初攻的英国军队可以穿着美军的制服。只要取得胜利，其他都算不了什么。但是对于缺乏必须的军队，或者不合理地限制军队的调用，就不能迁就。由于英美双方参谋部门之间无法达成任何协议，这个问题必须由总统和我亲自来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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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　　　　　　　　　　　　1942年9月1日

　　我们已仔细考虑了你最近的来电。三军参谋长们也已同艾森豪威尔谈过此事。

　　2．如果你希望由美国承担这次登陆的全部政治和军事方面的重担，我们是不能提出什么争议的。我和你一样，非常重视这次作战行动的政治意义。我不知道你在维希和北非的态度方面得到了什么情报，但是，倘若你们能在必要地点平安登陆，或仅遇到象征性的抵抗，那当然是好极了。我们不能预料这样的可能性究竟如何。

　　3．然而我希望你已考虑过下列各点：

　　（1）由于英国小型舰艇和飞机事先已在直布罗陀集合了一个时期，英军参加登陆的情况会不会泄露出去？

　　（2）英军在登陆时无论用哪种旗帜，英军参加的情况会不会泄露出去？

　　（3）开始战斗时，是否需要我国飞机对法国飞机、我国舰只对法国炮台作战？

　　（4）假如在黑夜抵达滩头和登陆（这又是突然袭击所不可少的），那么，怎样才能分辨美军和英军呢？在夜间，猫都是灰色的。

　　（5）我认为登陆的可能性是四比一，但是假如浪涛使我们无法在大西洋海滩登陆，那么怎么办？

　　4．而且，倘若事与愿违，登陆受到顽强的抵抗，甚至上不了岸，我们在相当的时间内将不能前来接应我们，因为我们突击船只已被美军征用一空，我们的增援部队乘用的船只只能驶入已被占领的港口。因此，如果失去这样一种政治性的不流血的胜利——我同意你的看法，也认为获得这样的胜利是大有可能的——接着将遭受到关系极为重大的军事失利。假若我们当年不是在最初被一些妥协方案搅乱，我们本来是能够在1940年9月袭击达喀尔的。就是那一次无情的经验使我们的军事专家重视部队的单一化了。你们是否将有足够的训练好和装备好的美国军队来独力进行这次登陆，或者，无论如何，有众多的兵力可以使敌人望而生畏呢？

　　5．这次突然放弃我们迄今为止一直在进行着的作战计划，势必会引起严重的耽搁。艾森豪威尔将军说，10月30日是最早的发动日期。我自己认为，这意思很可能是指11月中旬。停止军运的命令已于昨日发出，以便在必要时重作安排。

　　我担心，以11月代替10月，将造成一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