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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回忆录-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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嵩纾虼宋颐蔷醯糜Ω们肽憔≡绺璐鸶础！庇谑牵�9月19日下午，捷克政府就接到了立即把捷克境内日耳曼人占半数以上的地区移交给德国的建议。
英国毕竟没有保护捷克斯洛伐克的条约义务，它也没有提出过非正式的保证，但法国确实有这样的条约约束：如果德国进攻捷克，法国必须对德作战。二十年来，贝奈斯总统始终是法国的忠实盟友，而且几乎是法国的附庸，在国际联盟和其他场合都支持法国的政策和利益。如果世上还有所谓神圣庄严的义务的话，那么现在的法捷关系就是了。勃鲁姆和达拉第的声明，言犹在耳。法国政府竟自食其言，实为劫数的凶兆。我始终认为贝奈斯的屈服是错误的。他应该保卫他的防线。按照我在那时的看法，一旦战争爆发，法国在全国人民热情澎湃的情况下，一定会起来帮助的，而英国也会立即同法国采取一致行动。在这次危机的高潮时（9月20日），我到巴黎去了两天，拜访我在法国政府中的朋友雷诺和曼德尔。这两位部长都感到非常苦恼，甚至想退出达拉第内阁。我反对他们辞职，因为就算他们作出了牺牲，也不能改变事态发展的进程，反而使法国政府由于失去两个最能干最果断的人而更为虚弱。我甚至冒昧地把这个意思明白告诉了他们。在这次痛苦的访问之后，我便回到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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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0日深夜到21日凌晨二时，英法两国驻布拉格公使往访贝奈斯总统，告诉他已经没有希望根据1925年德捷条约进行仲裁，并极力敦促他“在法国和英国不能承担责任的形势还没有出现之前”，要接受英法两国的建议。法国政府对于这一个通知至少自己也感到有些惭愧，所以要他的公使只用口头提出来。在这种压力之下，捷克政府在9月21日屈从英法建议。当时在布拉格有一位名叫福歇的法国将军。他从1919年起就是法国驻捷克军事代表团的团员，1926年升任团长。他现在向法国政府申请离职，离职后立即就参加了捷克军队。他还取得了捷克国籍。
法国曾提出下面的辩解，对此我们不能轻易放过。他们说，如果捷克拒绝屈服，结果发生战争，法国自应履行其义务；但是，如果捷克一遇到施加压力就屈服，那就无损于法国的荣誉。关于这一点，我们只好交给历史来评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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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一天，即9月21日，我向伦敦新闻界发表了一篇有关这次危机的声明：
捷克斯洛伐克在英法两国的压力之下被分割，这无异是西方民主国家向纳粹武力威胁的彻底投降。这种失败不会给英国和法国带来和平或安全。恰恰相反，这将使这两个国家的处境更为软弱无力和更为危险。仅仅使捷克中立化就意味着德国可以抽出二十五个师的兵力用来威胁西线；此外，这将为胜利的纳粹打通一条通向黑海的道路。受到威胁的，不单是捷克斯洛伐克，还有一切国家的自由和民主。以为把一个小国投入虎口就可以得到安全，实在是致命的谬见。德国的战争潜力会在短期内迅速增长，其速度将比法国和英国完成必要的防御措施要快得多。
在9月21日的国际联盟大会上，李维诺夫提出正式警告：
……现在，捷克内政正在受到其邻国的干涉，而且受到公开的咆哮的攻击恐吓，说什么要以武力相加。欧洲最古老、最文明、最勤劳的民族之一，经过了几个世纪的压迫之后才获得独立；在今天，或者在明天，也许就要决定拿起武器为保卫独立而进行战斗了……
对于奥地利被消灭这一件重大事件，国际联盟竟然毫不在乎地放过去了。苏联政府深知这个事件对于欧洲尤其是对于捷克的命运的重要性，所以在德奥合并之后就立即正式向欧洲各大国提出建议，应对这个事件可能发生的后果立即进行集体磋商，以便采取集体的预防措施。遗憾的是，我们的建议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这个建议如果实行，可能使我们不至于受到现在全世界为捷克的命运而感到的震惊……在我动身来日内瓦的前几天，法国政府第一次问我们：一旦捷克被攻击，我们将采取什么态度。我以政府的名义提出如下极其明确而毫不含糊的答复：
“我们准备根据条约履行我们的义务，将同法国一起以我们所能采取的方法来援助捷克。我国的国防部准备立即参加法国和捷克的国防部代表举行的会议，商讨采取适时的措施……”只是在两天之前，捷克政府向我国政府提出如下的正式询问：如果法国恪守其条约义务，给予捷克以直接而有效的援助，则苏联政府是否准备根据苏捷条约给予捷克以同样的援助呢？对于这个问题，我国政府给予明确的肯定答复。
奇怪的是，这样一个有关的大国所发表的公开的不附带条件的声明，竟然对张伯伦所进行的谈判和法国对于这次危机的处理丝毫不起作用。我听到有人说，在地理上俄国不可能把军队开到捷克去，而发生战争时，俄国的援助也只能限于小规模的空军支持。当然，这需要取得罗马尼亚同意，在次要程度上也要取得匈牙利同意，让俄国军队通过它们的领土。麦斯基先生对我表示，至少对罗马尼亚来说，如果在国际联盟支持下的一个大同盟对它施加压力和提出保证，就很可能取得它的同意。从俄国经过喀尔巴阡山脉到捷克有两条铁路：北面的一条是由切诺维兹经过布科维纳；南面的一条是由德布勒森经过匈牙利。利用这两条与布加勒斯特和布达佩斯有相当距离的铁路，就可以转运三十个师的俄国军队到捷克去。这些可能性就是维护和平的力量，将可以使希特勒受到很大的阻碍，一旦发生战争，几乎可以肯定这会导致更远大的后果。有人竭力说苏联口是心非，言而无信，因此，苏联的建议事实上未被重视。苏联的建议没有放在对付希特勒的天平上，而是受到冷漠的（更不必说是蔑视的）待遇，这在斯大林的心中留下了一道痕迹。事态的发展，好像世界上不存在苏联这个国家似的。为了这一点，使我们后来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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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1日，墨索里尼在特雷维佐发表了一篇相当重要的演说，他说：“如果捷克斯洛伐克觉得它今日所处的地位可以称为一种‘微妙的形势’，它曾是——我们也许已经可以用‘曾是’这两个字了，其理由我马上就告诉你们——不仅包括‘捷克斯洛伐克’而是包括‘捷克、日耳曼、波兰、马扎尔、露西尼亚、罗马尼亚、斯洛伐克’，现在这个问题既然已经发生，那我要郑重声明，它有必要用一个通盘的办法来加以解决。”①
①见里普卡：《慕尼黑及其后》，第117页。
捷克政府屈从英法的联合建议被迫辞职，另外成立了一个由赛洛维将军领导的无党派政府。赛洛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是驻西伯利亚的捷克军团司令。9月22日，贝奈斯总统对全国广播，严肃地呼吁人民保持镇静。当贝奈斯准备广播时，张伯伦已飞往德国，和希特勒举行第二次会谈。这次会谈是在莱茵兰的一个城市戈德斯贝格举行的。英国首相带着已由捷克政府接受的英法建议的细节，作为同“元首”进行最后讨论的根据。这两个人在戈德斯贝格的旅馆中会晤，这个旅馆是四年前希特勒为了肃清罗姆而匆匆离开的那一家旅馆。会谈一开始，张伯伦就发现他自己面对着他所说的“一种完全意外的形势”。他回来后曾在下院描述当时的情况：
在贝希特斯加登时，我听说如果接受民族自决原则，希特勒先生就会同我讨论实施的方法和步骤。他后来告诉我，他根本没有想到我竟然会再来并表明已接受这个原则。我不希望下院以为他有意欺骗我——我自己一点也不那么想，但对我来说，我本来以为当我回到戈德斯贝格时，我只要安静地同他讨论我带去的那些建议，事情就可以顺利解决。使我大为震惊的是，会谈一开始他就说这些建议是不能接受的，而应代以另一套我根本没想到的建议。
我觉得需要一些时候来考虑我该怎么办，所以我就退场了。对于我能否完成我的使命，我心中充满着不祥的预感。但在退场前我先得到希特勒先生答应延长他以前提出的保证，这个保证就是在谈判未获结果之前不调动他的军队。在我这方面，我则答应请求捷克政府避免采取任何足以引起意外事件的行动。
讨论就这样停下来了，直到第二天才继续进行。9月23日的整个早晨，张伯伦在旅馆的阳台上踱步。他在早餐后给希特勒送了一封信，说他准备把德国的新建议转交给捷克政府，但提出其中有严重的困难。希特勒在当天下午的答复中毫无让步之意，张伯伦要求在当晚的最后一次会议上提出附有地图的备忘录。这时捷克已开始动员，英法两国政府正式通知它们驻布拉格的代表，说他们以前曾负责劝说捷克不要动员，现在不能再负这个责任了。那天晚上十时三十分，张伯伦再度与希特勒会晤，至于会谈的情况，最好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明：
在我同德国总理最后一次会谈中，他把备忘录和地图交给我。会谈从当夜十时半开始，直到次日清晨两三点钟，在场者有德国外交部长，还有亨德森爵士和威尔逊爵士。我第一次在备忘录上发现有时间上的限期。因此，这时我说得很坦率。我极力强调说，如果坚持这些条件就会发生危险；一旦发生战争，就会导致可怕的后果。我说，这个文件的用语和所持的态度，与其说是备忘录，倒不如说是最后通牒，这将使中立国的舆论大为震动。我严厉责备德国总理对我谋求和平的努力没有作出任何响应。
我必须附带说明的是，希特勒恳切地向我重申他在贝希特斯加登所说过的话：说这一次是他在欧洲最后一次的领土野心，他并不是要把非日耳曼种族也包括在德国之内。第二，他还极其恳切地说，他希望同英国友好相处，如果这次苏台德问题获得和平解决，·他·极·愿·意·恢·复·谈·判。当然他还说：“此外还有一个棘手的问题，即殖民地问题；但这是一个不会引起战争的问题。”
9月24日下午，张伯伦返回伦敦。第二天，内阁召开了三次会议。这时在伦敦和巴黎都有日益强硬的舆论。讨论结果，决定拒绝在戈德斯贝格所提出的条件，并把这个消息转告德国政府。法国内阁同意这个决定，并立即实行部分动员，其效率之高确实出乎意外。在9月25日的晚上，法国总理和部长又来到伦敦，勉强接受了对捷克人的义务。次日下午，威尔逊爵士奉命携首相亲笔信去柏林见希特勒，那时正是在希特勒准备在体育馆演说的前三个小时。威尔逊爵士所能得到的唯一答复，就是希特勒表示不愿意放弃戈德斯贝格最后通牒中所定的期限，即星期六，10月1日，除非他在星期三，28日下午二时以前接到捷克表示同意的通知，否则他将在这一天向这个地区进军。
那天晚上，希特勒在柏林发表演说。当他提到英国和法国时，用语温和亲切，但对贝奈斯和捷克人，则进行了粗暴而无情的攻击。他非常肯定地说，捷克人必须在26日以前离开苏台德区，还说他在这个问题获得解决之后，不管捷克境内发生什么事情他都不再感兴趣了。“这是我在欧洲的最后一次的领土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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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像处在类似的情况时一样，危机日益恶化，我同政府的接触就更为频繁密切。9月10日，我到唐宁街官邸拜访首相，作了一次长谈。9月26日我又去了，他或者邀请我去，或者很愿意接见我。在这关键的一天，下午三时半，他和哈利法克斯勋爵在内阁会议室里接见我，我敦促他们执行我在8月30日致哈利法克斯勋爵信中所提出的政策，即由英国、法国和俄国发表一个共同声明，表明一致反对希特勒侵略的一致情绪和决心。我们详细讨论了一个公报，看来大家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哈利法克斯和我的意见相同，我当然就以为首相也是完全同意的了。当时有一个外交部级官员在场，就由他拟了稿。当我们分手时，我极为满意，如释重负。
当晚大约八时，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即现在的雷金纳德·利珀爵士，向外交大臣提交一个公报，内容大要如下：
德国如果不顾英国首相的努力，仍对捷克发动进攻，其直接结果必定是法国必然援助捷克，而英国·和·俄·国自必支持法国。
公报由哈利法克斯勋爵批准后就立即发表了。
在早一些时候我回到我的莫佩思大厦寓所时，我发现已有十五位先生齐集在那里。他们都是保守党党员：塞西尔勋爵、劳埃德勋爵、爱德华·格里格爵士、罗伯特·霍恩爵士、布思比先生、布雷肯先生、劳先生。大家的情绪极为热烈。各人的意见集中于一点就是：“我们必须使俄国参加。”保守党内的意见如此热烈，表明了他们已完全抛开阶级、党派或意识形态的利害关系等想法，表明了他们的情绪之高，这使我深深感动，惊叹不已。我把唐宁街的事情告诉了他们，并说明公报的性质。大家听了都大为安心。
法国右派报纸对这个公报表示怀疑和蔑视。《晨报》说这是“巧妙的谎言”。博内先生则忙着表示他的行动是多么进步。
他对几个议员说，他不能证实英国公报，好让这些议员感觉到这并非他所希望的英国保证。他当然是不难传达这种印象的。
那天晚上，我和库珀先生在海军部吃晚饭。他告诉我，他正要求首相立即动员英国舰队。这使我回想起二十五年前我自己的经验，那时的情况与此十分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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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的时刻似乎已经到来，双方的军队已列阵对峙。捷克人有一百五十万人在欧洲最坚强的防线后面武装待命，由高度组织和高度效率的工业机械把他们装备起来。法国军队已部分动员，法国内阁虽然有点勉强但还准备履行对捷克所承担的义务。在9月27日午夜之前，我国海军部向我国舰队发出了警戒电报，命令舰队在次日动员。这个消息同时分发给英国各报纸（在下午十一时三十八分）。9月28日上午十一时二十分，海军部正式发出英国舰队动员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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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可以看一下希特勒向英、法两国政府展示的坚硬的正面背后的情形。总参谋长贝克将军对希特勒的计划惶恐不安，他完全不赞成这个计划，还准备加以阻止。在三月间，在德国进犯奥地利之后，他曾送给希特勒一个备忘录，列举详尽的事实来证明：连续不断的征服计划势必招致世界性的灾祸，使新近复兴的德国再度陷于崩溃。希特勒对此不作答复。停了一段时期。贝克不愿分担元首决意进行战争的历史责任。到七月间，他们二人之间出现对立。当对捷克斯洛伐克的进攻即将实现时，贝克要求希特勒保证不再进行战争冒险。于是他们二人就决裂了。希特勒对贝克说，军队是国家的工具，他是国家的元首，所以陆军和其他武装力量都要无条件服从他的意志。贝克因此就请求辞职。他的辞呈始终没有得到答复。这位将军的决定是不会更改的。自此之后，他就不到陆军部办公了。希特勒只得把他解职，并委派哈尔德来继任他的职位。贝克后来还有一个悲剧性的但光荣的命运。
所有这些事情，只有秘密的圈内人才知道的。现在元首和他的专家顾问之间也开始了一场持续的严重斗争。贝克是陆军参谋部一致信任和尊敬的人，他们之间不但在职业意见上一致，而且对非军人的、政党方面的命令同样都有反感。看来九月危机已造成了使德国将领感到担心的局面。有三十到四十个师的捷克军队部署在德国东部边境，而法国军队约以八对一的优势开始沉重地压在“西墙”。敌意的俄国可能利用捷克的飞机场采取军事行动，苏俄军队可能通过波兰或罗马尼亚向前推进。最后，据说英国海军在最后阶段已在动员。随着所有这些形势的发展，人们的情绪上升到狂热的地步。
首先，我们得到了哈尔德将军所作的关于拘捕希特勒及其主要亲信的阴谋计划的报告。这件事的证据还不限于哈尔德的详细叙述。计划肯定是有的，只是当时的决心究竟有多大，那我们就不能精确判断了。将军们曾一再计划造反，但到最后关头总是由于种种原因而给打消了。他们被盟军俘虏之后，为了他们本身的利益，自然不厌其详地说明他们曾经如何为了和平做出努力。毫无疑问，那时有过这种阴谋计划，并且为了实现这个计划，也采取过一些重大措施。
到9月初（哈尔德说），我们就采取了必要的步骤使德国能够摆脱这个疯子。那时，大部分的德国人对战争的前景充满恐惧。我们并不想把纳粹领导人杀死，只是想把他们抓起来，成立一个军政府，向人民宣布：我们之所以采取行动，完全是因为我们深信我国人民正在被引到确实无疑的灾难中去。
参加这个阴谋的有：哈尔德将军、贝克将军、施蒂普纳格尔将军、维茨累本将军（柏林卫戍司令）、托马斯将军（装备署署长）、布罗克多尔夫将军（波茨坦卫戍司令）以及柏林警察局局长赫尔多夫将军。他们还秘密告诉了总司令勃劳希契将军，他也表示赞同。
作为对捷克斯洛伐克采取军事行动和正常军队的调动的一部分，他们顺利地把一个装甲师调到靠近柏林的地区，只需一个晚上的时间就可以开到柏林。证据是很清楚的，因为在慕尼黑危机时，赫普纳将军指挥的第三装甲师驻在柏林之南。赫普纳将军的秘密任务就是在接到信号时立即占领首都、总理府和重要的纳粹部门。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这个师后来被拨归维茨累本将军指挥。椐据哈尔德的供述，柏林警察局局长赫尔多夫当时对于拘捕希特勒、戈林、戈培尔和希姆莱等，曾作过极其周密的布置。“当时不可能出任何意外。只要希特勒在柏林，则政变取得完全成功所需的条件就全部具备了”。希特勒在9月14日晨由贝希特斯加登到达柏林。哈尔德在中午得到了这个消息，立即去见维茨累本把计划订好。当即决定在当天晚上八时执行。到下午四时据哈尔德说，维茨累本的办公室接到张伯伦要飞到贝希特斯加登与元首会晤的消息。于是他立即召开会议，在会议中哈尔德告诉维茨累本说：“如果希特勒的虚张声势的恐吓又获得成功，那么，他作为总参谋长是不宜把它拆穿的。”于是就决定暂缓行动，等待事态的发展。
这就是当时的总参谋长哈尔德将军所说的柏林内部危机的故事，是否属实，历史家将会进行调查。后来米勒—希勒布兰特将军也加以证实，有些调查过此事的权威人士也认为确实可靠。如果这件事终于被认为属历史事实，那么，这又是另一个因极小的偶然事件而改变人类命运的例子。
除此之外，参谋部方面还有其他虽不那么激烈但还热心的努力，以谋求抑制希特勒，这是毫无疑问的。9月26日，由汉内肯将军、勒布将军和博登沙茨上校等组成的代表团，到总理府请求晋谒希特勒，但被打发走了。次日中午，主要将领在陆军部开会。他们一致同意拟订了一份意见书，送到总理府。这个文件曾在1938年11月在法国发表。①意见书分五章，另有三个附录，一共十八页。第一章的重点是叙述第三帝国的政治领导人和军事领导人之间的意见分歧，并说明德国人民士气低落，支持不了一次欧洲战争。又说，如果发生战争，就必须把非常权力授予军事当局。第二章叙述国防军的恶劣情况，并说“军事当局只好对许多严重违反纪律的情况不加过问”。第三章列举德国军备的各种缺点，尤其着重说明匆促完成的齐格菲防线的缺点，而在埃克斯拉夏佩勒和萨尔布吕肯之间地区，又缺少防御工事。意见书又说，集中在纪韦的法国军队恐有入侵比利时的可能。最后强调军官太少，说是要使陆军能达到作战力量，至少要有四万八千个军官和十万个军士，如果现在就进行全部动员，至少有十八个师缺乏有训练的下级指挥官。
①由拉韦尔涅教授发表在1938年11月的《法国和外国政治年刊》上。见里普卡，前引书，第212页及其后。
这一个文件还提出种种理由，证明为什么除了严格限于局部战争之外，失败是必然的，而且可以肯定，在陆军军官中，相信德国有可能取得胜利的人，还不到五分之一。在附录中，有关于捷克斯洛伐克军事上的评论，说捷克斯洛伐克军队即使没有同盟国的援助也能打三个月，而德国在波兰边界和法国边界方面，在波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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