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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回忆录-第3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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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能在2月初办妥这件事，那么，他们再派人去访问你，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
俄国人对贝奈斯是非常照顾的，让他恢复了慕尼黑以前的边界，只是在北面的山脉的一些山顶，由于军事原因，稍加调整，另外在东面有一小块领土是同俄国相连的。
因为这是我最后一次会见贝奈斯总统，我要表示我对他的敬意。他的思想和目标，一贯都在支持奠定西方文明基础的主要原则，并且始终忠于他的祖国的事业。他担任这个国家的首脑已经二十多年。他是行政和外交事务方面的一个杰出人物。他知道如何以耐心和毅力来长期忍受困难的处境。他的失败在于他在最关键的时刻，没有采取断然的决定，因而使他本人和他的国家遭受了很大的损失。他的外交经验过于丰富，同时逐年积累起来的政治机敏性过于强烈，结果反而使他不能看准时机，对胜利或灭亡进行孤注一掷。如果在慕尼黑时期，他曾下令开火，第二次世界大战本来也许会在对希特勒更为不利的情况下开始，因为希特勒当时还需要费许多时间部署他的军队和装甲车辆。
※ ※ ※
12月间，“自由法国”的负责人逮捕了佩卢东、布瓦松和弗朗丹，我们虽然因为此事同戴高乐将军闹得关系紧张，但我仍然决定设法在回国以前，恢复同他的友好关系。我在元旦邀请他在1月3日到我的别墅来晚餐，并在这里住宿。我说：“这样，我们就有机会来举行很久以来就感到需要的会谈了。我的妻子也在这里，如果戴高乐夫人愿意陪你同来，我和我的妻子会感到非常高兴。”戴高乐将军显然认为时间过分仓促。我本来应当知道，他在北非期间，除法国的官邸外，是不愿在其他地方住宿的。他推托说，他还有很多其他的约会。
因此我就把事情搁下了。但是后来我又听说，他将在1月12日到达马拉喀什，于是我邀请他在那一天来午餐，他接受了。
我们的客人还有达夫·库珀先生和黛安娜夫人、比弗布鲁克勋爵、我国驻当地的领事奈恩先生夫妇。戴高乐将军兴高采烈地来了，用英语同我的妻子寒暄，并且在餐桌上一直说英语。礼尚往来，所以我就说法语了。
午餐后，夫人们出去逛市场，戴高乐和我以及其他的先生们都留在花园里进行长时间的谈话。我有许多棘手的问题要同他交涉，我认为如果我说法语，那就会使这些问题变得比较轻松一些。奈恩先生事后曾作了一些追记，他在记载中说，“我听见丘吉尔先生用一种令别人完全能听得清楚的声调，操英语和达夫·库珀先生打耳语说，‘我的法语讲得不错吧，是不是？戴高乐将军的英语说得那么流畅，因此他是完全能够听懂我的法语的。’大家听了这些话，由戴高乐将军带头哄笑起来了。首相继续用法语谈话，而非常敏感的戴高乐将军的一切戒心也都消除了，主动地以一种友好合作的态度接受丘吉尔先生的评论。”
评论的范围既广泛而又严肃。为什么他对落在他的势力范围以内的法国著名人士要进行报复？难道他不了解，他为自己在美国制造了多少困难？罗斯福总统对他是多么气愤？我们大家是多么依赖美国的援助以及他对我们的友好态度？他为什么要用这种和其他各种不必要的摩擦，使他自己的任务变得那么复杂？他没有这些大国政府的援助，是无法生存的，既然如此，为什么却又总是有意去触怒这些政府？另外，还有一个小问题：为了使事情容易处理起见，我特意把乔治将军从法国请来，为什么他要把乔治将军赶出委员会去？这时，戴高乐说，他已邀请乔治将军担任荣誉退伍军人委员会主席。
我问他得到了什么答复。他说，“我没有得到任何答复。”我说这也并不奇怪。戴高乐究竟有没有这种职位让人去担任呢？
但是，一切都很愉快地结束了，最后，戴高乐将军提议，请我参加第二天早晨专为我举行的阅兵式，我欣然接受了这一邀请。于是第二天，戴高乐和我就站在一个小型检阅台上，检阅从我们面前通过的大批法国和摩洛哥的部队。这次阅兵式在马拉喀什这个绿洲上的居民的欢呼声中，持续了一小时之久。
※ ※ ※
由于德黑兰会议而产生的另一问题，也引起了很多的困难。我们已经知道斯大林曾经怎样要求分得一部分意大利舰队。而大家对罗斯福总统有这样的印象：他本人在谈话中曾经提到三分之一的数字。英国的三军参谋长们不满意这种提法，他们在和他们的俄国同僚们会谈时常常是用另外的依据。
罗斯福总统因为他个人谈到了“三分之一”这个数字而感到不安，因此非常坦率地向我说明了整个情况。
罗斯福总统致首相 1944年1月9日
我曾经告诉过你，哈里曼要求了解，我们将采取什么行动来履行我们关于在2月1日将意大利舰只移交苏联的诺言，这样，如果他被问到这件事，就可以同莫洛托夫进行讨论。我告诉他说，我的意图是把俘获的意大利舰只，分配三分之一给苏联，以充实它的作战能力，并且从2月1日起，将可能分配的舰只尽快地移交。
哈里曼后来提醒我说，斯大林在德黑兰会议上提出的要求只是重申苏联最初在10月的莫斯科会议上提出的要求［即战列舰一艘，巡洋舰一艘、驱逐舰八艘、潜艇四艘，准备在俄国北部沿海使用，商船四万吨，将在黑海使用］，不论在莫斯科或德黑兰，都没有提到俄国人要求获得额外的船只，使总数达到被俘获的舰只的三分之一。因此，哈里曼认为，我12月21日给他的电报只是为了向他提供情况，所以，他没有和莫洛托夫讨论关于三分之一的问题。
哈里曼也强调，履行我们关于移交这些舰只的诺言是极端重要的。在他看来，如果我们不履行诺言，或者采取拖延办法，只能引起斯大林和他的同僚们的猜疑，即我们是否会坚决地执行我们在德黑兰承担的其他义务。
另一方面，三军参谋长们对于这种移交却提出了许多的反对意见，其根据是，这一行动对于准备进行的战役可能发生的影响。他们担心，这种做法会失去意大利海军和陆军同我们的合作，同时他们会把我们需要用于“铁砧”和“霸王”战役的许多重要的舰只凿沉或者进行破坏活动。他们预见到，这种做法目前对于俄国的作战能力没有什么实质上的利益，因为这些军舰目前非常不适于在北方的海洋航行，而黑海又不对商船开放。
经过修改的协定［由海军上将坎宁安负责谈判］中的一些规定是非常明智的，因为这些规定使联合国家有权在它们认为合宜的情况下，处理任何一部分或全部的意大利舰只。重要的是，我们应当获得并保持我们盟国的信任，而且我认为我们应当作出一切实际的努力，以便找出一个解决办法，使苏联要求的意大利舰只，从2月1日左右开始能够移交给他们。
如果我们对约大叔说明，我们的参谋长们认为这件事对于“霸王”和“铁砧”战役可能产生的影响，并且提议延期到发动“霸王”和“铁砧”战役以后再把意大利舰只移交给他，你认为这样做是否明智？鉴于英国目前指挥地中海战场，同时为了使我们在准备采取的行动方面，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见，我特别渴望听取你的意见。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任何一方要采取单独的行动，显然是不可能的，但是我认为你会同意这一点，即我们不应当推翻我们对约大叔讲过的话。
这封电报的含意不十分清楚。我同意我们在10月的协定中所提到的舰只，但是不同意“三分之一”这种比较笼统的措辞，因此，我答复说：
首相致罗斯福总统 1944年1月9日
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就是关于舰只的问题，我们不应当对斯大林失去信用。一个星期以来，我一直同艾登就这个问题交换信件，并且希望在一两天内，能向你提出一项建议，以便你我二人联名发出电报。
我本人完全同意大西洋两岸的三军参谋长们的意见。我认为立即移交这些意大利舰只，对于意大利与盟国之间的合作，会产生非常有害的结果，因为这些舰只曾经坚决地驶往马耳他岛，主动地听候我们处理。在整个1943年中，我的目的不仅要使意大利投降，而且要使它在战争的进行方面以及将来解决欧洲问题方面，都能参加我们这一边。因此，我准备敦促战时内阁和海军部让英国作出重大的牺牲，把若干艘英国舰只提供给俄国，而不要在目前这个时刻刺伤意大利人的心，因为根据我的看法，现在刺伤意大利人将会给未来造成不良后果。我和国内函电往来频繁，我确实非常高兴地了解到，我在国内的同僚和三军参谋长们对于我的意见完全同意。由于美国承担了太平洋战争的全部重担，因此我们不能指望他们作出很大的贡献。另一方面，我们这时无论在地中海，或者由于击沉了“沙恩霍斯特”号而在国内和北极的海域，都有充分的海军力量。我和国内的朋友们取得了一致意见以后，立即将下列建议送达总统：
首相致罗斯福总统 1944年1月16日
我记得很清楚，在德黑兰时，丝毫没有提到“三分之一”，而只是答允接受俄国人在莫斯科会议上提出的要求，将战列舰一艘、巡洋舰一艘、驱逐舰八艘、潜艇四艘和商船四万吨移交给他们。
2．另一方面，三军参谋长们提到的主要困难，也是确凿的，我想斯大林一旦相信了我们的意图和诚意以后，就很可能让我们以最圆满和最迅速的方式处理这一问题。
3．因此，我建议我们现在联名对他说明下列事实。
“（1）……联合三军参谋长委员会……认为，如果目前要实际执行移交，或者对意大利人透露此事，那将危及我们三国的利益。但是，倘若你经过充分的考虑以后仍然希望我们继续进行，我们将同巴多格利奥进行秘密交涉，以便完成必要的安排。……这些安排必须根据这样的原则，即选定的意大利舰只，应当驶往适当的盟国港口，然后由俄国的船员接收，驶往俄国北方的港口，因为现在只有这些港口是开放的，而且只有在那里才能进行任何必要的装备。
“（2）然而，我们深刻了解这种做法的危险性，因此决定提出下列变通办法：
“英国战列舰‘皇家君主’号，最近已在美国重新装备完毕。它装有可供各种大炮使用的雷达。英国还有一艘巡洋舰可供使用。英王陛下政府方面同意苏联船员于2月间在英国港口接收这些舰只，驶往俄国北部港口。然后，你们可以进行必要的改装以适应北极的情况。这些舰只暂时作为租借而移交给苏联政府，并且悬挂苏联旗帜，直到在不影响军事行动的情况下，能够安排意大利舰只的移交事宜时为止。
“如果事态的发展使我们同土耳其人的关系好转，而且达达尼尔海峡能够开放，这些舰只，如果需要的话，也可以在黑海驶行。我们希望你们能很仔细地考虑这个变通办法，我们认为这个办法不论从哪方面来说，都比第一个建议要优越得多。”
4．如果你们能提供巡洋舰而不要我们做法，那么我们就感到轻松了。关于八艘驱逐舰的问题，我们无能为力，也许你们能满足这个需要。否则，我们只好说，在进行“霸王”和“铁砧”战役以前，我们绝对无法供应。至于四万吨商船，我认为由于你们有大量的储备，而且船舶沉没的情况又大为好转，也许你们能满足这些要求，但是我们愿意承担一半的负担。
5．亲爱的朋友，我希望你能考虑所有这些可能性，并且让我了解你的意见。据我看，斯大林会因为这种慷慨的建议而留下良好的印象。无论如何，这表示我们的信用和善意。我怀疑在我们向他提出这个变通办法以后，他还会坚持在条件不成熟的时候，提出意大利舰只的问题，但是我们总算采取了正确的行动。
※ ※ ※
罗斯福总统接受了这个变通办法。美国人负责提供一艘巡洋舰，于是，我们就按照我所建议的方式，在1月23日，由罗斯福总统和我联名发出电报，将整个问题基本上按照我的建议提交斯大林。我们后来收到了斯大林的复电，内容如下：
斯大林总理致首相和罗斯福总统 1944年1月29日
由首相先生和总统先生你们两位签署的、关于移交意大利舰只以便苏联使用的联合电文，已于1月23日收到。
我必须说明，自从我在德黑兰提出将意大利舰只于1944年1月底移交苏联的这一问题，获得你们共同的肯定答复以后，我就认为问题已经解决，并且从来没有想到事后还要重新考虑我们三人共同作出、并已同意的决定。同时因为我们当时一致认为，这个问题只需同意大利人谈定，我就更以为毫无问题了。现在我才知道情况并非如此，甚至根本没有向意大利人提到这一问题。
为了不把这个问题弄得复杂化（在我们反对德国人的共同斗争中这是非常重要的），苏联政府准备接受你们的建议：
在英国的港口派遣战列舰“皇家君主”号及巡洋舰一艘前往苏联；由苏联海军最高指挥部暂时使用这些舰只，直到适当的意大利舰只能够移交给苏联时为止。同样，我们也准备从美英两国接收四万吨的商船，供我们使用，直到相等吨位的意大利船只移交给我们时为止。此事不应再有拖延，所有上述舰只都应在2月份移交给我们，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在你们的复文中，并没有提到将意大利的驱逐舰八艘和潜艇四艘于1月底移交苏联的问题，而这项移交是首相先生和总统先生你们两位在德黑兰同意了的。现在对于苏联来说，驱逐舰和潜艇的问题极端重要，没有驱逐舰和潜艇，移交战列舰一艘和巡洋舰一艘就没有什么意义。你们自己都很了解，没有驱逐舰护送，巡洋舰和战列舰都是无能为力的。现在意大利的全部舰队既然都在你们控制之下，要执行德黑兰所采取的决定，从舰队中选出驱逐舰八艘、潜艇四艘供苏联使用，应该是没有困难的。我也同意用同样数目的英美驱逐舰和潜艇代替意大利的驱逐舰和潜艇，移交苏联使用。还有，移交驱逐舰和潜艇的问题也不能拖延，而必须与移交战列舰和巡洋舰同时一并解决，这是我们在德黑兰已经具体决定了的。
最后，这个问题还是像我所希望的那样解决了，尽管我们和我们的苏联盟国交换了不少函电，而且其中还有一部分内容是令人不甚愉快的。“皇家君主”号和美国巡洋舰按照原来的建议移交给苏联了。关于驱逐舰，不可避免地必须延期到“霸王”战役完成后才能移交。为了使俄国人容易接受这种安排，海军部从我们现代化的潜艇中拨出四艘借给他们使用。正如人们所了解的，苏联人在战后很守信用，把这些舰只归还了我们，然后我们又作好安排，按照有关各方面都能接受的方式，将意大利舰队的一部分舰只移交给苏联。
※ ※ ※
虽然我很希望在这个愉快的休养所中再休息两个星期，而且大家也极力劝说，但是我还是决定要在对安齐奥展开突击以前赶回国内。我于1月14日，在十分理想的气候条件下，飞到直布罗陀，“英王乔治五世”号正在那里等着我。当天下午，我很早就到了，再度前往女修道院。①已经就任地中海最高统帅的威尔逊将军和海军总司令约翰·坎宁安海军上将，都从阿尔及尔乘飞机到达那里。我们对于大家共同为之努力的重大军事行动，进行了焦急的然而却很乐观的谈话。15日，我就同我们一行中的其他人士会合，他们已经登上了“英王乔治五世”号。这艘军舰驶出阿尔赫西拉斯湾，进入辽阔的大西洋，然后前往普利茅斯。这次安适的航行结束后，我们受到了战时内阁阁员和三军参谋长们的欢迎，他们见我归来，确实十分高兴。我离开英国两个多月了，他们为了我的病和我的活动，经常担心着急。现在真的到家了。我对于所有这些忠实可靠的朋友和同事们，都非常感激。
①参阅第四卷，第728页。
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紧缩包围圈……第二十六章 铁托元帅和南斯拉夫
第二十六章 铁托元帅和南斯拉夫
米海洛维奇和铁托——巴尔干半岛斗争的重要性——迪金和麦克莱恩的代表团——意大利投降后游击队力量的发展——1943年10月23日我给罗斯福的电文——米海洛维奇和铁托之间的激烈争执——我们政策的三个因素——伦道夫参加麦克莱恩的代表团——彼得国王的困难处境——1944年1月8日我给铁托的信——他的复信——继续保持通信——我们从米海洛维奇方面撤出联络人员——1944年2月22日我向议会报告——彼得国王解散普里奇政府。
现在得请读者回顾一下，本书以前的主要叙述中未曾谈到的一个激烈而阴暗的故事。南斯拉夫从1941年4月被希特勒侵入和征服以后，成了一个发生可怕事件的场所。精力旺盛的南斯拉夫幼王，带着曾经公然反抗德国进攻的保罗亲王的大臣们以及其他的政府成员，前来英国避难。在南斯拉夫山区，再度爆发了激烈的游击战，几个世纪以来，塞尔维亚人就是用这种游击战抵抗土耳其人的。米海洛维奇将军是游击战的首要战士，集合在他周围的是南斯拉夫幸存的社会名流。但在世界事务的漩涡中，他们的斗争几乎没有引人注目。
他们的境遇是“人类的极大苦难”之一。米海洛维奇的许多部属都是知名人士，他们在塞尔维亚有亲友，而在别处又有财产和可以认出的关系，这种种情况使得游击队的领袖米海洛维奇受到不少损失。德军采取了一种残忍的恫吓政策。它对游击队的活动，采取了报复手段，在贝尔格莱德曾分批地枪杀优秀人士，每批达到四五百名之多。在这种压力下，米海洛维奇逐渐改变了态度；他的一些指挥官同德、意军队进行妥协，约定他们留在某些山区，不受袭击，而他们作为一种报答手段，则很少进行、甚至不进行反抗敌人的活动。那些成功地经受了严峻考验的人们或许会污辱米海洛维奇的名声，但历史却更能明辨是非，因此是不会从塞尔维亚爱国者的名单中抹去他的名字的。到了1941年秋季，塞尔维亚人对于德国恐怖行为的抵抗，已经名存实亡了。这一民族斗争只能靠普通人民的固有的英勇精神支撑下去，然而，这样的精神是并不缺乏的。
为了民族生存和反抗德国人，一场狂暴猛烈的战争，像火焰似的在游击队员中间燃烧起来了。在游击队员中，铁托站在最前列，他是一个卓越的人物，不久便取得了统治地位。
铁托（这是他的自称）是一个曾受过苏联训练的共产主义者；
他在希特勒侵犯俄国以前和南斯拉夫遭受袭击以后这段期间，按照共产国际的总政策，一直在达尔马提亚海岸一带煽动政治性的罢工。但是他的共产主义学说和他为了拯救陷于苦难中的祖国而激发出来的炽烈热情，一旦在他的胸中和头脑中融为一体以后，他就成为一个领袖；而拥护他的则是这样一些人：他们除了生命以外，没有什么可丧失的；他们随时准备牺牲生命，如果要牺牲生命，也就要杀死敌人。这就使德军遇到了一个不能依靠大批屠杀名流或重要人士来解决的问题。他们的对手是一些天不怕、地不怕的人，对于这些人只有剿灭才能奏效。在铁托的指挥下，这些游击队员从德军手中夺取了武器。他们迅速地扩大了队伍。无论德军对于人质或村庄采取多么残暴的报复手段，也不能制止他们的活动。对于他们来说，不是牺牲生命，就是获得自由。不久，他们开始给德军以重大的损害，并且控制了广大的地区。
游击运动同那些半心半意地抵抗敌人，或与敌人勾结以换取豁免待遇的南斯拉夫人之间，不可避免地要发生激烈的争执。游击队故意破坏“采特尼克斯”（Cetniks）——人们对米海洛维奇的部属的称呼——同敌人订立的任何协定。德军于是枪决“采特尼克斯”的人质，而“采特尼克斯”为了进行报复，便向德军提供游击队活动的情报。所有这些情况，在荒野的山区中不时发生，而且无法控制。这是悲剧中的悲剧。
※ ※ ※
我在专心从事其他事务的同时，也尽可能地注意这些事变。我们除了空投一些接济物资以外，不能再提供其他的援助。我们在中东的总部负责这个战场的一切军事行动，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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