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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回忆录-第40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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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斯顿·S·丘吉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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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3日，面对着党派之间的决然破裂，我向国王递了辞呈。这几乎是一个英国首相在宪法上所拥有的唯一特权。但是由于它涉及政府的结束，因而不失为权力的相当坚实的基础。我当然向国王陈明一切经过，他仁慈地欣然接受了我的辞呈，并且问我能否另行组织一个政府。保守党既然在下院中拥有超过其他各党加起来的总数达一百席的多数，我就接受了这项任务，并且着手组成一个我把它当作全国性的政府，但是实际上只能叫作“看守政府”。它的主要骨干和核心当然是我们保守党和自由党的同僚们，但是还有那些不属于任何政治派别的，即无党派的人物，他们在战时内阁中曾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因此毫无例外地仍留在他们的岗位上。这些人包括财政大臣约翰·安得森爵士、莱瑟斯勋爵、安德鲁·邓肯爵士、詹姆斯·格里格爵士、格威利姆·劳埃德·乔治先生等。
组织一个现代式的英国内阁是一件复杂的事情，它包括将近八十个人和职务。当我想到格拉德斯通时代，组织政府采用私人通信或会晤等那些细致的步骤时，我觉得我只在极紧急时使用电话才情有可原。在四十八小时之内新政府已经组成。对于它的特点或质量没有人加以指摘。它在下院里控制了多数，因此必要的财政议案和其它议案均能获得通过。28日我在唐宁街举行茶会款待了前政府的主要部长们。当时的心情是友好的，但也是激动的。许多人为了离开他们的工作而真正感到难过，却没有人比我因失去他们的帮助而更加难过。我们已经在一起经历了这么许多事情；大家把过去的五年作为一生中的光辉时期。历史会承认这样的估计。
“看守内阁”名单如下：内阁
首相兼国防大臣 温斯顿·丘吉尔先生
外交大臣 安东尼·艾登先生
财政大臣 约翰·安德森爵士
枢密院长 伍尔顿勋爵
掌玺大臣 比弗布鲁克勋爵
贸易大臣兼生产大臣 奥利弗·利特尔顿先生
劳工与兵役大臣 R．A．巴特勒先生
内政大臣 唐纳德·萨默维尔
自治领事务大臣 克兰伯恩勋爵
印度及缅甸事务大臣 L．S．艾默里先生
殖民地事务大臣 奥利弗·斯坦利先生
海军大臣 布伦丹·布雷肯先生
陆军大臣 詹姆斯·格里格爵士
空军大臣 哈罗德·麦克米伦先生
苏格兰事务大臣 罗斯伯里勋爵
农业与渔业大臣 R．S．赫德森先生其他内阁级的大臣
大法官 西蒙子爵
教育大臣 理查德·劳先生
卫生大臣 H．U．威林克先生
军需部大臣 安德鲁·邓肯爵士
飞机生产大臣 欧内斯特·布朗先生
公共工程大臣 邓肯·桑兹先生
粮食大臣 卢埃林上校
军事运输大臣 莱瑟斯勋爵
燃料和动力大臣 格威利姆·劳埃德·乔治少校
城乡计划大臣 莫里森先生，王室法律顾问
国民保险大臣 莱斯利·霍尔—贝利沙先生
民用航空大臣 斯温顿勋爵
新闻大臣 杰弗里·劳埃德先生
邮政大臣 克鲁克香克上尉
国务大臣 威廉·马贝恩先生
驻中东大臣 爱德华·格里格爵士
驻西非大臣 鲍尔福上尉
兰开斯特公爵郡大臣 阿瑟·索尔特爵士
主计大臣 彻韦尔勋爵
年金大臣 沃尔特·沃默斯利爵士
检察总长 戴维·马克斯韦尔·法伊夫爵
士，王室法律顾问
苏格兰检察总长 里德先生，王室法律顾问
副检察总长 沃尔特·蒙克顿爵士，王室法
律顾问
苏格兰副检察总长 戴维·金·默里爵士，王室法
律顾问
关于各选举阶段的日期和时间，都已一一安排得使其他党派感到满意。国王已准许宣布，自从我接到他的新任命起经过三个星期后，他将同意解散议会。因此，议会在6月15日被解散了。在候选人提名以前应该有十天工夫，而在7月5日选节日以前还得再经过十天。关于把候选人从前线调回本国、关于制服和汽油的定量配给，一切都严格按照平等待遇作出安排，执掌这些权力的人没有受到丝毫的谴责。由于士兵的票数事实上必须等选票寄回来后计算，因此从联合王国内进行选举到计算票数和宣布结果之间又须经过二十一天。这个最后的一段定于7月26日。在有些大陆国家里，听说投票箱将由英国政府保管达三星期之久，便表示惊异，以为其结果不无可疑。然而，在我们的国家里，这些事件完全当作板球比赛或其他体育运动竞赛一样严格看待，但愿此风能长此保持下去。
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胜利与悲剧……第三十六章 一个命运攸关的决定
第三十六章 一个命运攸关的决定
斯大林同意于7月中在柏林举行三国会议——我试图安排及早召开——我邀请艾德礼先生同到波茨坦去——他同意——美军即将撤退到它自己的占领区去——欧洲有优先解决的必要——今天的形势——6月4日和9日我致杜鲁门总统的电报——为他草拟的给斯大林的电报稿——6月14日我给总统的答复——6月15日我给斯大林的电报——他的答复——西方盟国军队的撤退——大选的负担——苏联军队占领了分配给它们的占领区——旧金山会议的结束——我对于一个世界机构组成的看法——同哈利法克斯勋爵通信——在昂代的假期。
6月1日杜鲁门总统告诉我，斯大林元帅已同意于7月15日左右在柏林举行一个他所称为的“三人”会议。我立即答复说，我将很高兴地带着英国代表团到柏林去，但是我认为杜鲁门所提议的7月15日，对于要求我们彼此注意的紧迫问题来说，是太晚了，而且我们如果让我们个人或一个国的需要妨碍及早开会的话，我们还将使全世界的希望和团结受到损害。我复电中有这样的话，“我虽然处于火热的竞选运动之中，我并不认为我在这里的任务可以与我们三人之间的会议比拟。如果6月15日不可能，为什么不在7月1日、2日、3日？”杜鲁门先生答称，经过充分考虑后，就他来说，7月15日是最早的了，并且说正在依此进行布置。斯大林是不愿意把会期提前的。
这件事我不便再进一步坚持。
首相致杜鲁门总统 1945年6月9日
我虽然原则上同意于7月15日在柏林举行三方会议，我希望你会同意我的意见，英、美、苏三国的代表团应该各有分属于他们的完全分开的寓所，而且有他们自己的警卫，此外另有第四个场所供我们开会之用。我们所商定的是由我们三国或连法国在内，以四国平等地位到柏林去开会，而不能接受像从前前往雅尔塔时只作为苏联政府和军队的客人看待的那样的原则。我们应该由自己来预备一切东西，并且在平等的条件下开会。我愿意知道你在这方面的意见。
斯大林同意各代表团应该按照我的建议来安排各自的住宿。每一个代表团应该有它自己的禁区，由它的首脑来决定应该在哪一种方式之下加以管理。波茨坦的德国皇太子的王宫将作为共同的会场之用。附近有一个良好的飞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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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说过，我多么强烈地认为每一个政府的首脑，在危机时期中，应该有一个副手能参与一切事情，如果有什么意外发生，他就能够因此保持连续性。在战时的议会中，保守党占了大多数，我一向把艾登先生看成我的继任人，并且在国王召见的时候，我曾照这样禀明了国王。但是现在已进行一个新议会的选举，而结果尚未揭晓。因此我觉得理应邀请反对党领袖艾德礼先生出席波茨坦会议，使他能熟悉一切事务而不致脱节。6月15日我写信给他：
1945年6月15日
我现在正式邀请你在最近期间跟我们一起去参加即将举行的三方会议。
自从我向议会宣布了这个意图以后，我注意到工党主席拉斯基教授昨天晚上发表了一个声明，他说，“当然重要的是，如果艾德礼先生出席这次会议，他只能以一个观察员的身分出席。”
英国政府当然必须对于一切决议负责，但是我的意思，你应当以朋友和顾问的身分前往，并且在我们久已意见一致和通过公开宣言被公认为意见一致的一切问题上帮助我们。实际上我认为英国代表团应当像在旧金山时一样地工作，不同的是，像我已经说过的，你除了枢密顾问的身分以外，对国王不负任何正式的责任。
如果仅仅以一个默不作声的观察员身分来参加，我想是有损于你作为我们党的领袖的地位的，而且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也没有权利把这种负担推到你的身上去。
无论如何我希望你能确切告诉我你是否接受我的邀请。
艾德礼先生在他的来信中接受了邀请，他在信中说，他已经同下院里他的主要同僚们商量过，他们同意他应该在他信中所表明的基础上接受我的邀请。艾德礼先生补充说，从来没有人建议说他只应作为一个观察员去出席会议。
这次会议叫作“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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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以一直着急要趁早开会，主要理由当然是因美军急于要从战争中所曾经赢到手的界线撤退到占领协定中所规定的区域中去。关于占领区协定的来历，以及赞成和反对把它们改变的论据，在前面的一章已有记述。①我所担忧的是华盛顿有一天会作出决定，让出这一大片地区——长达四百哩，最深处达一百二十哩。这里面拥有好几百万的德国人和捷克人。放弃它就将在我们同波兰领土之间设置一道很广阔的鸿沟，并将实际上结束我们影响她的命运的能力。俄国对我们的态度的改变，雅尔塔所达成的谅解经常遭到的破坏，它向丹麦的挺进幸被蒙哥马利及时的行动所挫败，对于奥地利的侵占，以及铁托元帅在的里雅斯特的威胁性的压力，这一切，在我和我的顾问们看来，已经造成与两年前规定占领区时完全不同的形势。的确，所有这些问题应该通盘考虑，而现在正是时候了。此时英美两国的陆军和空军，在未因复员及对日作战的压倒的要求而离散之前，仍然是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因此当前是作出总解决的最后时机。
①参看第三十章。
能早一个月那就更好，但是现在还不算太晚。另一方面，断送德国的整个中心和心脏——不，欧洲的中心和拱心石——作为一种孤立的行动，在我看来，是一种不顾到将来的严重的决策。如果一定要这样做的话，也只能作为一种总的和持久的解决方案的一部分。我们到波茨坦去将没有什么可以讨价还价的东西，而且欧洲未来和平的前途可能由于不履行责任而落空。然而事情不由我作主。我们自己撤退到占领区边界以内关系还不大。美国军队有三百万，而我们只有一百万。我所能做的事情，首先是呼吁提早召开“三方”会议。
如果不成，其次是暂缓撤退，直等到我们能够在平等的条件下，面对面地把我们所有的问题整个提出来。
经过八年之后，现在是什么样的景象？俄国的占领线已经是从吕贝克起直伸到林茨为止。捷克斯洛伐克已被席卷。波罗的海国家、波兰、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已经沦为极权主义的共产党统治下的卫星国。奥地利问题完全得不到解决。南斯拉夫已经像一匹脱缰之马。只有希腊得到拯救。我们的军队已经散去，要对付俄国军队，就是要再集合六十个师也非经过一个长时间不可，而俄军在装甲力量和兵员上都占有压倒优势的力量。这还没有把远东所发生的一切事情计算在内。
只有原子弹在我们面前展开它的一面凶恶的盾牌。除了这个新的可怕的武器以外，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从一开始就在严重不利的条件下，把它的阴惨的影子笼罩在全世界自由国家头上。所以这个胜利的时刻，也是我们最好的、也可能是最后的维持世界持久和平的机会，就这样被从从容容地听任其消失。6月4日我把下面这些话打了一个电报给总统，这些话现在不再有什么人争辩了：
首相致杜鲁门总统 1945年6月4日
我深信你会理解我为什么切望开会日期提早的理由，即提早到［7月］3号或4号的理由。对于美军撤退到中部地区我们的占领线内，因而使苏联的力量深入到西欧的心脏，并且放下一道铁幕使我们和东边的一切事物隔开，我认为是深可忧虑的事。如果非撤不可的话，我希望这次的撤退能和将真正奠定世界和平的基础的许多重大事情连带一起解决。实际上，至今没有什么真正重要的事情曾经获得解决，你和我都不可避免地要对将来负重大的责任。所以我仍然希望日期可以提前些。
我提到俄国人在维也纳的高压手段来加强这种论据。
首相致杜鲁门总统 1945年6月9日
我们派到维也纳去的代表团，接到托耳布金元帅的命令，限于6月10日或11日以前离开。他们不允许越出市区界限以外去看任何事物。而且只有一个飞机场允许盟国使用。这里是奥地利的首都，根据协定，应该像全国一样，分成四个占领区；但是在那里除俄国人以外，任何人没有一点权力，甚至于通常外交上的权利也不给。如果我们在这件事情上让步，我们就必须把奥地利视为已属于苏维埃化的半个欧洲之内。
2．另一方面，俄国人要求英美在德国的军队撤退到占领线里面去，这是很久以前在完全不同的情况下规定出来的，而柏林到那时势必已经完全苏维埃化了。
3．在奥地利问题得到解决以前，我们拒绝在主要的欧洲战线上撤出，会不会更好些？最少关于占领区的全部协定也要同时付诸实施，这是否更稳当些？
4．已经有一份电报发给国务院，说明我们在维也纳的代表团的真实情况。我推测他们将在提出抗议之后，按照命令于6月10日或11日离开。
两天以后，我给外交部一份节略，由于艾登先生因公留在华盛顿，我此时向该部作如下的指示：
1945年6月11日
我仍然希望美军从中心区撤退到占领线一事能够延缓到“三方”会议以后。而且我认为，我们如大规模调动以便使法国能接管同意它占领的那一部分占领区，这将刺激俄国人占领德国心脏的要求。当然，美国人可能在任何时刻迁就俄国人的要求，而我们也不得不顺从。到那时候才是和法国人作出这一局部安排［关于他们的占领区］的时候，而不是在这以前，即使拖延时间会对军队的重新部署带来一些不方便。对于这样一个命运攸关的重大问题，我们不应当仓促作出决定。
同时也不反对把这件事交给英国参谋长委员会去考虑。
6月12日总统答复了我6月4日的去电。他说，关于占领德国的三方协定，是罗斯福总统同我经过“长时间考虑和仔细讨论”之后才批准了的，这使得他们不可能为了促使其他问题的解决而推迟美国部队从苏联占领区的撤出。盟国管制委员会非等到它们撤离不能开始行使职务，而原由盟军最高统帅行使权力的军政府应该即时结束，改由艾森豪威尔和蒙哥马利分任其事。他说，有人向他提出意见，如果把撤出的行动推迟到7月里我们召开会议时，那将损害我们跟苏联的关系，因此，他主张发一个电报给斯大林。
上述这一文件中提出，我们应该立即训令我们的军队去占领他们各自的占领区。关于德国占领区，他已准备命令全部美军从6月21日起开始撤出。军队指挥官应该为同时占领柏林及为便利美军由公路、铁路和空中从法兰克福和不来梅自由进入柏林作好安排。在奥地利，可由当地指挥官负责划定全境和维也纳的占领区；碰到他们自己不能解决的事件，才由他们分别向各自的政府请示；这样安排可以完成得更快而更令人满意。
这件事在我心头敲了一下丧钟，但是我除顺从外，没有选择的余地。
首相致杜鲁门总统 1945年6月14日
显然我们不能不遵照你的决定，并即发出必要的指示。
2．至于说德国占领区的三方协定，是我同罗斯福总统经过“长时间考虑和仔细讨论”的问题，那是不正确的。当初在魁北克会议时只简单谈到，而且只涉及英美两方面的安排，关于这个，总统不愿意事前在通信中提出来讨论。这些意见后来交给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去决定，他们的确曾认为是可以接受的。
3．关于奥地利的尚待解决的问题，我不认为可以由当地的指挥官们去负责解决。斯大林元帅在5月18日的电报中说得很清楚，关于奥地利的占领和管制的协定，必须由欧洲咨询委员会去解决。我不相信他会同意更改，而且无论如何我们的代表团可能已经离开了维也纳。你给斯大林元帅电报稿中倒数第二段，我建议重新起草如下，供你参考：
“我认为奥地利问题的解决跟德国事件同样的迫切。按照欧洲咨询委员会业经商定的原则，把军队重新分布到各占领区去，把国家警备部队调进维也纳，以及设立盟军对奥地利的管制委员会等事项，应该同在德国进行的这些事项齐头并进。因此我对解决奥地利的尚待解决的问题极端重视，以便德奥两国事务的通盘安排可以同时进行。我希望最近美国、英国和法国代表团到维也纳去访问的结果，能使欧洲咨询委员会毫不拖延地为了这个目的而作出其余必要的决议。”
4．就我来说，我特别重视在英美军队从德国的俄占区撤出的同时，俄国人也应该从他们现在奥地利所占领的原划归由英军占领的地区中撤走。
5．我真诚希望你的行动终将有裨于欧洲的持久和平。
总统原原本本地接受了我所建议重新起草的关于奥地利的那一段电文，并且于6月14日把电报发给斯大林。我也没有更多的事可做了。我答复说，“我感谢你迁就我们关于奥地利的意见。像我所已经对你说过的那样，我们是在顺应你的愿望，而且我已经这样告诉了斯大林。”
翌日我给斯大林去电：
我已经看到杜鲁门总统于6月14日给你的信件的抄件，该信是关于美国部队将根据各有关司令官之间的协议从6月21日起将全部撤退到他们自己的占领区去。
我也准备指示陆军元帅蒙哥马利，要他同他的同事们商谈一下，作好下列必要的安排：在德国的英国军队同样撤回到它们自己的占领区；各盟国卫戍部队同时调进大柏林；以及为英国军队从空中、铁路和公路往返英占区与柏林之间的运行自由提供便利。
我完全赞同杜鲁门总统关于奥地利的意见。我尤其相信你会发出指示，使俄国军队在驻德国部队开始挪动的同一日期，按照欧洲咨询委员会已商定的原则，从划归英国占领的那一部分奥地利地区里开始撤出。
不应忽视的是，在当初划定占领区的时候，杜鲁门总统未曾参加，也没有同他商量过。在他接掌权力不久，摆在面前的问题就是，他是否要改变——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否要否定——他的杰出的前任所已商定的英美政府的政策。我不怀疑，他的行动是得到他的文武顾问们的支持的。在这个问题上，他的责任仅仅限于作出决定，究竟情况已否起了这样根本的变化，因而他应该采取一种完全不同的处理办法，以至于不免要受到背信爽约的谴责，那些只是事后聪明的人，还是免开尊口的好。
斯大林的答复了结了这些问题。
斯大林元帅致首相 1945年6月17日
我已经收到你关于盟国军队分别撤退到在德、奥的各自的占领区去的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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