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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回忆录-第4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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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7月22日，星期日，我们再次会见的时候，我们在意见上并没有比昨天接近些。我重复说明并且强调更重要的理由，为什么英国政府不能接受波兰的要求，我提出理由如下：
（1）一切边界问题的最后决定只能由和平会议去解决（斯大林说他同意这一点）。
（2）让波兰这个民族接收一大片土地，像他们现在所要求的那样，这对于他们是没有好处的。
（3）这将破坏德国的经济统一，并且把过重的负担，特别是粮食和燃料的负担，加在占领西部地区的国家的身上。
（4）英国人对于大量移民的做法在道德上感到严重的不安。从德国东部移出的德国人，如果等于从波兰东部的寇松线以东移来的波兰人的数量，那是我们可以接受的，比方说二三百万人；但是波兰的要求，牵涉到八九百万德国人的迁移，那就人数太多而且是完全错误的做法。
（5）关于有争执的地区里德国人数的情报是不一致的。苏联政府说他们全都逃跑了。英国政府相信有很大的数目，约有几百万还留在那里。我们当然无法到当地去核查人数，而不得不相信如此，直到有证据证明是错了为止。
斯大林依然坚持着德国可以从鲁尔和莱茵地区得到足够的燃料，并且说在波兰人占领的地区中已经没有德国人留下来。
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来讨论如何把整个事情交给外长会议去解决。总统说他不明白为什么这件事情如此迫切。此事非等到和平会议不能得到最后解决。我们已经作了很有用处和有所帮助的讨论，最好的办法是把这问题交给外长们。我抗辩说这事是十分迫切的。将来的后患会变得无可补救。波兰人取得这块土地，无论出于自己的意志或出于别人的授意，他们将深闭固守，自以为是那里的主人翁。这次会议应该作出一种决定，或至少应该知道我们持什么立场。如果现在三大国的意见不能一致，那么请波兰人去和伦敦的外长会议一起讨论，没有什么用处。同时，燃料和粮食问题的整个负担依然存在，并且将特别落在英国人的身上。因为在英国占领区里粮食缺乏而人口最多。
如果外长会议听取了波兰人的意见后不能达成协议——看起来他们不会有一致的意见——冬天来临时将带来一切困难，那时非再召开一次政府首脑会议来解决问题不可。我迫切希望能解决斯大林前一天所说明的实际困难，那么困难起因于军队的行动和事态的进展。为什么不划一个界线，说明这一边是波兰当局能以波兰人的身分临时占领的，并且同意在线的西面一边波兰人将以苏联政府代理人的身分在那里工作？
我们同意新波兰的西部边界将推进到所谓奥得河界线。
斯大林跟我二人之间的分歧在于：这条边界线将伸展到什么地步。“奥得河线”这几个字曾在德黑兰用过。这个说法意义并不明确，但是英国代表团有一条界线可以供外长们作比较详细的考虑。我指出我用“奥得河线”这几个字只是作为一般说法，非用地图不能加以适当的说明。我请求我的同事们能继续讨论下去。如果外长们在9月里开会讨论了波兰问题而又形成了僵局，正在那时，冬天一到，试问怎么办？例如柏林就一向从西里西亚得到一部分的燃料。
“不，从萨克森，”斯大林说。
我答道，“它的硬煤大约有百分之四十是从西里西亚来的。”
在这时候，杜鲁门先生读给我们听雅尔塔宣言中一段关键性的文字，就是：
三国政府的首脑认为，波兰的东疆当依照寇松线，而在若干区域应作出对波兰有利的自五至八公里的逸出。他们承认：波兰必须在北方和西方获得广大的领土上的让予。他们觉得关于这些领土上的让予的范围，当于适当时机征询新波兰的全国统一的临时政府的意见，并且觉得关于波兰西疆的最后定界应待和会解决。
他说，这是罗斯福总统、斯大林和我所决定的，而他本人也完全同意。现在占领德国的不是四个国家而是五个国家。
为波兰划出一个占领地区本来应该不难取得一致的同意，但是他不喜欢波兰人不先跟“三大国”商量就占领这个地区的做法。他理解斯大林的困难，也明白我的困难。关系重要的是这件事的做法。
斯大林说，“很对。我们在雅尔塔曾约定要同波兰政府商量。这一点已经做到。我们可以同意他们的方案，或者把他们招到会议上来听听他们的意见。我们应该把这件事在此地解决，但是我们既然意见不能一致，那么不如把它交给外长会议。”
他说道，在德黑兰，罗斯福和我主张把边界沿着奥得河至该河和东尼斯河汇流的地方，而他坚持要达到西尼斯河那条线上。还有，罗斯福先生和我打算把什切青和布雷斯劳留在德国边界以内。我们是来解决这个问题，还是把它搁置起来？
他又说道：“如果总统认为有人应受责备，那么与其责备波兰人不如责备俄国人和实际情况。”
杜鲁门先生答道，“我了解你的意思，这也正是我所想到的。”
同时，我在这些问题上也作了一番考虑，我当场说我们应该邀请波兰人立刻来参加会议。斯大林和总统表示同意，我们就决定发出邀请书。
※ ※ ※
因此，在7月24日下午三点一刻的时候，以贝鲁特总统为首的波兰临时政府的代表们到环行街我的寓所里来。艾登先生和我们驻莫斯科的大使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克尔爵士，以及亚历山大元帅都和我一起参加会见。
我一开头就提醒他们，英国是为了波兰受到侵犯而参加战争的。我们一向非常关心波兰，但是现在人家提供给它的，显然也是它自己所要得到的边界，意味着德国将失去它在1937年所拥有的可耕地的四分之一。有八九百万德国人将必须迁出，这样大量的移民，不仅震动了西方民主国家，而且也使英国在德国的占领区直接受到危害。因为我们不得不维持到那边求庇的难民的生活。结果将是波兰人和俄国人握有粮食和燃料，而我们徒有吃饭用的嘴巴和生火用的壁炉。我们反对这样的分割，而且我们深信波兰人向西推进得太远，正像他们一度向东推进得太远一样，是危险的。
我告诉他们还有别的事情使我们感到不安。如果要消除英国舆论对波兰问题的疑惧，那么选举应该做到真正自由而不受限制，一切主要的民主党派应该有充分的机会来参加，并且宣布他们的政纲。民主党派的定义是什么？我不相信只有共产党人是民主主义者。要把每一个非共产党的人称为法西斯野兽是容易的，但是在这两个极端中间，存在着大量的坚强的力量，他们既不属于这一端，也不属于那一端，而且既无意要成为共产党也不想当法西斯。波兰应该尽量容纳这些温和分子参加它的政治生活，而不应该把一切不符合极端分子的主观成见的规定的人都加上罪名。
在目前欧洲这样混乱的局势中，任何有权力的人都可以打击他的对方并定他们的罪。但是唯一的结果是把中间分子排斥在政治生活以外。要成为一个国家须容纳各种人在内。波兰还经得起国家分裂么？它应该力求广泛的团结，既和俄国朋友携手，也同样和西方携手。例如，基督教民主党还有国家民主党里面没有同敌人积极合作过的一切人士，都应该参加选举。我们又期望报纸和我们的大使馆有充分的自由，可以观察和报道在选举以前和选举期间所发生的情况。唯有通过容忍，甚至有时还需要相互宽恕，才能使波兰继续得到西方民主国家的尊重和支持，尤其是英国的尊重和支持，因为英国可以给它一些东西，但也有一些东西是要保留的。
贝鲁特抗辩说，如果英国当初为了波兰而参战，现在却表示不了解它的要求，将犯严重的错误。这些要求都并不过分，并且也考虑到欧洲需要和平。波兰所要求得到的没有超过它的损失。必须移动的德国人仅有一百五十万（包括在东普鲁士的那些人在内）。所有留下来的人全都在内了。从寇松线以东移来的四百万波兰人和将从国外回去的大约三百万人都需要新的土地来安顿他们，但是即使到那个时候，波兰的领土还赶不上战前。它已经失去了在维尔纳周围的肥沃的耕地，宝贵的森林（它一向缺乏木材），和加利西亚的油田。在战前约有八十万波兰雇农常到德国东部去当季节性的短工。
波兰人所要求的地区，特别是西里西亚，其中的居民，实际上大多数是波兰人，虽然曾试图把他们归化成为德国人。这些领土在历史上是波兰人的，而且在东普鲁士的马祖里人中间至今还有大量的波兰人口。
我提醒贝鲁特道，把东普鲁士在科尼希斯贝格以西和以南的地区划归波兰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他坚持说，战败的德国仅丧失领土百分之十八，而波兰却损失了百分之二十。在战前波兰的人口是这样地拥挤（大约每平方公里有八十三人）以致有许多波兰人不得不迁居国外。波兰人仅仅请求把他们的领土要求加以仔细的审查。他们所建议的界线是波兰和德国之间可能做到的最短的一条线。这将使波兰，为了它的损失和为了她对于盟国胜利的贡献，得到公正的补偿，而它相信英国人会愿意让它所受的损失得到补偿。
我提醒他，直到现在，我们无法亲自看到波兰的实际情况，由于那里是个关闭的地区。我们能不能派人到波兰去，享有充分的行动自由以便告诉我们那边的实况怎样？我赞成他的国家得到充分的补偿，但是我警告他，他们要求这么多是错误的。
※ ※ ※
艾登先生又在那天深夜在他的寓所里会见了波兰人。他们接触到许多问题。在第二天上午十点钟我跟贝鲁特单独作了一次严肃的谈话。
他说，战争为“新的社会发展”提供了一个机会。我问他这是否意味着波兰将投入共产主义的怀抱，那是我所反对的，虽然这完全是波兰人的事情。贝鲁特向我保证，照他的意见，波兰跟共产党相去很远。它要跟苏联友好并且要向苏联学习，但是它有它自己的传统，因此不愿抄袭苏联的制度，如果有人试图用强力把它强加于他们，波兰人可能要加以抵抗。我说，内部问题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但是会影响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当然有需要改革的地方，尤其在大的土地财产方面。
他答道，“波兰将在西方民主的原则上发展。”它并不是小国；它位于欧洲的中心；波兰的居民将达到二千六百万。大国对于它的发展不能漠视，如果按照民主的路线发展，尤其是以英国为楷模，有些改革将是无可避免的。
我再一次向他强调自由选举的重要性。如果只有一方面能提出候选人，那是没有益处的。必须有言论自由才能使每个人把事情辩论明白，而且每个人都能选举，像英国的做法一样。我希望波兰能学英国的榜样并且引以自豪。我当尽全力来说服在国外的波兰人，使他们在适当的时候回到本国去。
但是他的临时政府必须鼓励他们回去。他们必须能够和他们的本国同胞一样在光荣的条件之下重新开始生活。我当然对某些波兰官员的行为感到不满，他们主张所有回去的波兰人都应当送西伯利亚去，而过去确有许多波兰人被驱逐出境。
贝鲁特向我保证现在没有人被驱逐出去了。
我又说道，波兰必须有独立于行政之外的法院。巴尔干各国最近的发展并不是趋于苏维埃化而是变成警察政府。政治警察奉了政府的命令而拘捕人民。西方民主国家对此感到很遗憾。波兰将有所改进么？俄国秘密警察是否准备撤退？
贝鲁特答道，一般说来，全部俄国军队即将撤离。俄国秘密警察在波兰不发生作用。波兰的安全警察跟他们没有关系，而是隶属于波兰政府的。现在不能再指责苏联试图把这样的“协助方式”强加于波兰。战争既已终了，局势已趋正常。他声称在选举和民主方面，他和我的意见相同。并且向我保证，波兰将成为欧洲最民主的国家之一。波兰人不赞成警察制度，虽然为了弥合战争时期的严重分裂不得不采取一些特殊的措施。全体人口之中，大约百分之九十九是天主教徒。并没有要压迫他们的意图，而且就一般来说，神父们是感到满意的。
我告诉他英国不打算在波兰取得什么，而仅仅希望看到波兰强大、幸福、繁荣和自由。自从雅尔塔会议以后，不曾有什么进步，但是最近几个星期以来，情况大有改进。现在已经有一个得到承认的波兰政府。我希望它能使自己变得尽量地开明宽大起来，或者至少保证尽可能在选举方面做到这一点。对于德国占领期间的恐怖的考验并不是人人都经得起的。强者抵抗，但是多数普通人俯首听命。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成为烈士或英雄。聪明的办法是使所有的人都回到政治生活的主流中去。
贝鲁特说，他的政府并不要阻止人民发表政治上的意见，但是他们迫切希望避免有许多小党派。在选举中凡是愿意参加的小党派都可尽量参加竞选，但是平常只能有几个大团体，可能不超过四个或五个。这就是目前的趋势。波兰的选举甚至于比英国的选举还要民主，而且国内的政治将越来越和谐地发展。
我答道，我们绝不要妨碍波兰的前途，但是边界的问题跟赔偿和供应的问题纠缠在一起。已经有一大群德国人推给我们来安顿，而他们所赖以活命的肥沃土地却被波兰人拿去。
波兰人的要求过多了。我们和美国人可能在推行一种政策，而俄国人是在寻求另一种政策。那将发生严重的后果。
我的呼吁归于无效。我所预言的“严重后果”有待于世人去衡量。
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胜利与悲剧……第四十章 我的记载的结束
第四十章 我的记载的结束
挫折——社交接触——7月23日我举行最后一次宴会——7月24日斯大林得到关于原子弹的消息——他的反应——7月25日我出席了最后一次会议——继续讨论波兰问题——我在波茨坦的政策——我飞到伦敦——大选的结果——1945年7月26日我致英国人民的告别书。
最后这一次“三大国”会议的命运是“挫折”。我不打算把我们历次会议中所提出而没有解决的问题全都加以叙述。
我只想对我当时所知道的关于原子弹的事和对于可怕的德国—波兰边界问题说一个大概。这些事情我们到今天还没有获得解决。
其余，我只想提一些在我们沉闷的辩论之后使我们感到轻松的社交和个人之间的接触。三大代表团轮流设宴款待其他两方。先是美国开始。轮到我的时候，我提议为“反对党领袖”举杯祝贺，附带说明“不管将来是谁”。艾德礼先生和在座的人都觉得很有趣。苏联的宴会也同样地使人感到愉快，还有一个很好的音乐会，由俄国第一流的艺术家演出，一直演到深夜，后来我溜走了。
23日晚上轮到我举行最后一次宴会。我把它的规模搞得大一些。代表们和主要的指挥官都被邀请在内。我请总统坐在我的右边，请斯大林坐在我的左边。会上有许多人讲话。斯大林甚至不问侍者和勤务兵是否已全部离场，就提议我们下次会议将在东京举行。毫无疑问，俄国的对日宣战，随时可以发布，而且他们的大军已经云集边界，准备踏破在满洲比较软弱得多的日本前线。为使宴会进行得轻松愉快些起见，我们时常掉换座位，因此总统坐在我的对面。我又跟斯大林作了一次十分友好的谈话。他非常高兴，似乎一点也不知道总统所告诉我的关于新型炸弹的重要消息。他热烈地谈到俄国的对日参战，似乎预料要有好多个月的战争，俄国在这次战争中的规模将越来越大，只是受着西伯利亚铁路运输的限制。
席间发生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我的显赫的贵宾从座位上站起来，手里拿着一张菜单到餐桌的四周去请许多在座的人签名。我从来没有想到他们竟然是搜罗他人签名笔迹的收藏家！当他回到我这里来的时候，我照他的愿望签上了我的名字，我们彼此相顾而笑。斯大林的眼睛闪烁着快乐，非常高兴。我以前曾提到过在这些宴会的祝酒中，苏联代表们一向用极小的杯子来喝酒，而斯大林从未破例，但是现在我想请他提高一步，因此我用盛红葡萄酒的小号玻璃杯为他和我各斟了一杯白兰地。我意味深长地对他看着。我们俩一下子都干了，并且彼此用赞赏的眼光注视着对方。停了一会儿，斯大林说道，“如果你不可能在马尔莫拉海中给我一个要塞阵地，我们能不能在德德亚加奇①有一个基地？”我自己觉得回答得相当满意，我说，“我当一贯支持俄国对于全年四季享有海上航行自由权的要求。”
①即现在希腊的亚历山大鲁波利斯港。——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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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7月24日，我们的全体会议完毕以后，我们大家从圆桌上站了起来。在分散以前，我们三三两两地站着。我看见总统走到斯大林那边，他们俩单独谈起话来，只有译员在一起。我离他们大约只有五码，我密切注视着这个重要的谈话。我知道总统要做什么。我要窥测的最重要的事情是这次谈话对于斯大林所发生的效果。我现在回想起来就像昨天的事一样。斯大林的样子似乎很高兴。一种新型的炸弹！威力非常大！可能对于整个日本战争有决定性的作用！那是多么好的运道！这是我当时所得的印象，而且我深信他听到这个消息后，并不了解这件事的重要意义。在他紧张繁重的工作之中，原子弹这件事显然不曾使他操过心。如果他对于正在进行中的世界事务的重大变革略有所知，他就应该有明显的反应。他最方便的回答应该是，“我非常感谢你，把有关你们新型炸弹的事告诉了我。我当然没有技术知识。我能不能派我的这方面的核子科学专家在明天上午去看你们的专家？”
但是他的脸上还是那么温和愉快，于是这两个统治者的谈话不久就告终止。当我们在等车的时候，我发现杜鲁门就在我的身旁。我问他，“事情怎样？”他答道，“他始终没有提出一个问题。”因此我可以肯定，斯大林在那一天，对于英美两国长期以来所从事的这项庞大的研究过程并没有特别了解，也不知道美国在生产原子弹这一豪迈的冒险事业上曾押上了四万万英镑以上的赌注。
就波茨坦会议来说，这事就到此为止。以后苏联代表团就没有提过这件事，也没有人向他们再提起。
※ ※ ※
25日上午会议又重开。这是我所参加的最后一次会议。
我再度极力主张波兰的西部边界问题，非考虑到留在那个地区里的一百二十五万德国人不能解决。总统郑重说明任何和平条约，只有参照参议院的建议并经过他们的同意才能获得批准。他说，我们必须找出一个他能如实推荐给美国人民的解决办法。我说如果我们容许波兰人取得第五个占领国家的地位，而没有定出办法把德国产出的粮食平均分配与全德人民，也不需我们商定关于赔偿和战利品办法，那么会议将归于失败。这些错综复杂的问题就是我们工作的焦点，而直到目前，我们还没有达成协议。于是争论就继续进行。斯大林说从鲁尔取得煤和金属比粮食更重要。我说它们将跟东方的粮食作物资交换。除此之外，矿工们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得到煤？答复是，“他们以前也是从国外输入粮食，现在还可以这样做。”那么他们怎样能偿付赔款？冷酷的回答是，“德国还留下许多肥肉。”我反对因波兰人占据了东部一切产粮地区而使鲁尔陷于饥荒。英国本身也缺煤。斯大林说：“那么在矿上用德国俘虏；我就在这样做，在挪威还有四万德国军队，你可以从那里把他们弄来。”我说，“我们正在把我们自己的煤输送给法国、荷兰和比利时。为什么波兰人可以把煤出卖给瑞典而英国却为了被解放的国家而自己刻苦？”斯大林答道，“但是那是俄国的煤。我们的处境甚至比你们的还要困难。我们在战争中损失了五百万以上的人，因此我们现在非常缺乏劳动力。”我再一次提出我的意见。“我们当把鲁尔的煤送到波兰或任何其他地方去，如果我们可以为产煤的矿工换得粮食。”
这样一说似乎使斯大林停了下来。他说须把整个问题加以考虑。我同意，并且说道，我只是要指出我们当前的困难。
就我而论，这事就到这里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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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里所说明的事以外，我对于在波茨坦所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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