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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回忆录-第6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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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奇博尔德·辛克莱爵士作为自由党正式领袖，感到难于接受空军大臣的职务，因为他的追随者觉得他应该在战时内阁中占有一个席位。但这是不符合小型战时内阁的原则的。
因此我建议：凡是遇到涉及重大政治问题或党派团结的事情时，便请他出席战时内阁。他是我的朋友，而且在我1916年在朴罗格斯提特（“普拉格街”）指挥皇家第六苏格兰火枪团时，他曾经担任我的副指挥，他本人也渴望进行我为他保留的范围广大的活动。经过一再磋商之后，这个问题便融洽地解决了。至于贝文先生，我是在战争初期因设法解决海军部对于拖网船的迫切需要才和他认识的，他在加入内阁出任劳工大臣这一极其重要的职务之前，必须同运输和普通工人工会磋商，因为他是该会的书记。这件事花费了两三天的工夫，但是是值得的。这个英国最大的工会，一致同意贝文出任该职，而且坚决支持他五年之久，直至我们获得胜利。
最大的困难发生在比弗布鲁克勋爵身上。我是相信他能做出非常卓越的贡献的。根据我在上次大战中取得的经验，我决定把飞机供应及设计的工作从空军部分出来，我希望他担任飞机生产大臣。他起初好像不大愿意担任这一职务，空军部当然也不愿意把他们的供应部门划分出去。还有其他阻力妨碍任命他担任这一职务。不过，我确信我们的生存有赖于新式飞机的源源不断的生产；我需要他那种生气勃勃的旺盛精力，因此我坚持了我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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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照议会和报界发表的普遍意见，战时内阁必须是小型的。因此，我开始只要五个成员，其中只有一个人，即外交大臣，掌管一个部。这些人自然是当时的主要政党的政治家。
为了便于处理事务起见，财政大臣和自由党领袖是要经常出席的；随着时间的推移，“经常出席”的人数就逐渐增加了，但是全部责任还是落在五位战时内阁大臣的身上的。如果我们不能打赢这场战争，应当被送到伦敦塔山①斩首的，就只是这五个人。其余的人要被处分的话，那只是因为他们掌管的部门有所失职，而不是因为他们制定了政府的政策。除了战时内阁以外，谁都可以说：“我不能对这件事或那件事负责。”
政策上的重担是由更高一级来承担的。这在即将来临的日子里使许多人打消了种种顾虑。
①伦敦塔山是中世纪英国监禁、处决囚犯的地方。——译者
以下是全国联合政府在大战期间逐日建立的几个阶段。
战时内阁 1940年5月11日
首相兼第一财政大臣、国防大臣和下院领袖 丘吉尔先生* 保守党
枢密院长 内维尔·张伯伦先生* 保守党
掌玺大臣 克·理·艾德礼先生 工 党
外交大臣 哈利法克斯勋爵* 保守党
不管部大臣 阿瑟·格林伍德先生 工 党
内阁级大臣
海军大臣 A·V·亚历山大先生 工党
陆军大臣 安东尼·艾登先生* 保守党
空军大臣 阿奇博尔德·辛克莱爵士 自由党
5月12日
大法官 约翰·西蒙爵士*（后为西蒙勋爵） 国家自由党
财政大臣 金斯利·伍德爵士* 保守党
内政大臣兼国内安全大臣约翰·安德森爵士* 无党派
殖民地事务大臣 劳埃德勋爵 保守党
贸易大臣 安德鲁·邓肯爵士 无党派
军需大臣 赫伯特·莫里森先生 工党
新闻大臣 艾尔弗雷德·达夫·库珀先生 保守党5月13日
印度与缅甸事务大臣L·S·艾默德先生保守党
卫生大臣 马尔科姆·麦克唐纳先生 国家工党
劳工与兵役大臣 欧内斯特·贝文先生 工党
粮食大臣 伍尔顿勋爵B 无党派
5月14日
自治领事务大臣兼上院领袖 考尔德科特子爵* 保守党
苏格兰事务大臣 欧内斯特·布朗先生国家 自由党
飞机生产大臣 比弗布鲁克勋爵 保守党
教育委员会主席 赫·拉姆斯博瑟姆先生* 保守党
农业大臣 罗伯特·赫德森先生* 保守党
运输大臣 约翰·里思爵士* 无党派
海运大臣 罗纳德·克罗斯先生* 保守党
经济作战大臣 休·多尔顿先生 工党
兰开斯特公爵郡大臣 汉基勋爵* 无党派
5月15日
年金大臣 W·J·沃默斯利爵士* 保守党
邮政大臣 W·S·莫里逊先生* 保守党
主计大臣 克兰伯恩勋爵 保守党
检察总长 唐纳德·萨默维尔*（王室顾问） 保守党
苏格兰检察总长 T·M·库珀先生*（王室顾问） 保守党
副检察总长 威廉·乔伊特爵士*（王室顾问） 工党
苏格兰副检察总长J·S·C·里德先生*（王室顾问） 保守党
*上届政府成员。
在我的长期政治经历中，我曾经担任过国家的大部分重要职务，但我毫不迟疑地承认，我目前担任的职务是我最喜爱的。权力，如果被用来对同胞作威作福，或者用来增加个人的虚荣，就应该被认为是卑鄙的，但是，在国家危急存亡之际，当一个人相信自己知道应当发布何种号令的时候，执掌权力就是一件幸事。在任何活动范围内，第一号职位同第二号、第三号或第四号职位是无法相比的。除第一号人物之外，所有其他的人的职责和问题是迥然不同的，而且在许多方面是比较艰难的。当第二号或第三号人物不得不提出一项重大计划或政策的时候，那往往是一件不幸的事情。他不但要考虑政策的得失，而且要考虑领导的意图；不但要考虑提什么意见，而且要考虑在他的地位提哪些意见才恰当；不但要考虑做什么，而且要考虑怎样才能得到别人的同意，怎样才能付诸实施。而且，第二号或第三号人物还得考虑第四号、第五号和第六号人物的意见，说不定还要考虑内阁以外的某个头面人物——第二十号人物的意见。每个人都是雄心勃勃的，这倒不一定是为了达到庸俗的目的，而是为了博得名声。
往往有些观点也可能是正确的，而且有好些观点是颇有道理的。1915年，我在达达尼尔海峡吃过一回大亏，那时，我是一个下级，但却试图发动一次重大的作战行动，结果，我那雄伟的计划遭到彻底的失败。人们进行这种冒险行动是不明智的。这一教训深深影响了我的性格。
居于首脑地位，情况就简单多了。一个公认的领袖，只要他确信怎么做最好，就可以怎么做，也就是说，只要他决定那么做就可以那么做。对第一号人物的忠诚是巨大的。如果他跌倒了，就把他扶起来。如果他做错了，就对他的错误加以掩盖。如果他睡着了，就不要随便打扰他。如果他无能，就撤他的职，但是，最后这种极端的手段，是不能天天采用的；而在他刚刚当选之后的日子里，自然就更不会采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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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战指挥机构的根本改变重实际而不重表面。“宪法，”拿破仑说：“应当简短而且要措辞含糊。”现有的组织原封不动，人员一个也不改换。战时内阁和参谋长委员会起初还是每天碰头，和过去一样。在英王批准下，我自己担任国防大臣，我这样做，并没有对法律或宪法有所改变。我很谨慎，没有明确说明我有哪些权利和义务。我未向国王或议会要求特殊的权力。不过，有一点是大家明了和接受的，那就是在战时内阁和下院的支持下，由我全面指挥战争。我接任后的关键性改变，自然是由一位没有明确权限的国防大臣来监督和主持参谋长委员会。由于这位国防大臣又是首相，所以他享有这个职位所固有的一切权利，其中包括任免所有专门人员和政务人员的极其广泛的权力。这样，参谋长委员会在和政府行政首脑的日常的直接接触中，第一次获得了应有的适当地位，并且在同他取得一致的情况下全盘控制了战争和武装部队的指挥工作。
海军大臣以及陆军大臣和空军大臣的地位虽然形式上不变，但在实际上却大受影响。他们不是战时内阁的成员，也不出席三军参谋长委员会。他们仍然对各自的部门负完全的责任，但是他们很快地、而且几乎是不知不觉地就不再担负制订战略计划和逐日的作战指挥工作了。这些计划和工作是由参谋长委员会在首相兼国防大臣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因而是得到战时内阁认可的。海陆空三军的大臣是我为海陆空三军挑选的我的非常能干而又可靠的朋友，他们办事是不拘泥于形式的。他们组织并管理日益壮大的部队，而且按照英国人爽快利落、讲求实效的方式尽量帮助大家。由于他们是国防委员会的成员并经常同我接触，所以他们了解全盘情况。
他们的专职部下，即各军参谋长，同他们讨论一切问题，对他们极其尊敬。但是，作战要有总的指挥，他们对这种指挥是忠实地服从的。从来没有发生过侵犯权力的事情，而且在这个圈子里，任何人都可以畅所欲言；但是战争的实际指挥权不久便掌握在少数几个人的手中；过去似乎是非常困难的事情，现在变得简单多了——当然，此事在希特勒就不同了。
尽管局势动荡，尽管我们要忍受许多灾难，但是这个机构几乎是在自动地工作，我们的思想连贯一致，能够非常迅速地付之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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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海峡的彼岸正在进行着一场恶战，同时读者又无疑要急于了解那里的情况，但是让我在此刻把我从当权之日起就拟订并执行的处理军事和其他事务的制度和方式描述一下，是有好处的。我坚决主张处理公务要用书面。毫无疑问，事后检查起来，在事务紧迫的情况下随时写下来的东西，有许多难免是不相符的或者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我还是愿意冒险这么做。除了有关军事纪律的事情以外，我觉得发表意见和意愿，总是比发布命令妥当一些。然而，法定的政府首脑兼专门负责国防的大臣亲自发出的书面指示，却起了这样大的作用：在形式上虽非命令，但往往能付之实行。
为了确使我的名字不轻易使用，我在7月的紧急时期发出了下列备忘录：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帝国总参谋长
和爱德华·布里奇斯爵士 1940年7月19日
我发出的一切指示概用书面，或在事后立即用书面的形式加以证实，在国防问题上，一切被认为是由我决定的事，除有书面记录的以外，我概不负责，希望你们清楚地了解这一点。
当我上午8点左右醒来的时候，我就阅读所有的电报，并在床上口授大批发给各部及参谋长委员会的备忘录和指示。
这些备忘录和指示一经口授完毕就陆续打印出来，立即交给战时内阁副秘书（主管军事）兼我的驻参谋长委员会的代表伊斯梅将军，他每天清晨都来见我。这样，当参谋长委员会在10点30分开会时，他就有许多书面的东西带给他们。他们在讨论总的形势的同时，是充分考虑我的意见的。这样，在下午3点至5点，除非我们之间有某些异议需要进一步磋商之外，一整批由我或由各参谋长发布的经过我们大家同意的命令和电报就准备妥当了，就可以解决那些需要马上决定的事情了。
在总体战中，很难在军事问题和非军事问题之间划出什么明确的界线。军事参谋人员和战时内阁人员之间所以没有发生过这种摩擦，主要是由于战时内阁秘书爱德华·布里奇斯爵士的为人。这位前桂冠诗人①的儿子，不但是一个孜孜不倦、十分称职的工作人员，而且是个具有非凡的毅力、才干和优美风度的人，在他的性格中丝毫也没有一点忌妒心。他最关心的是，战时内阁秘书处作为一个整体应当尽最大的能力为首相和战时内阁服务。他从来没有考虑过他自己的个人地位，在秘书处的行政人员和军事人员之间，从来没有发生过龃龉。
在遇到较大的问题或意见分歧时，我就召开战时内阁国防委员会会议；这个委员会最初是由张伯伦先生、艾德礼先生和海陆空三军的大臣组成的，并由三军参谋长列席会议。这些正式会议在1941年以后就越来越少。②由于政府机构的工作开始进行得比较顺利，我就得出一个结论：由三军参谋长出席的战时内阁的日常会议是不再需要的了。因此，我最后想了一个办法，就是举行后来在我们之间所谓的“星期一内阁检阅会”。每逢星期一，就召开一个相当大的会议——战时内阁全体阁员、海陆空三军大臣、国内安全大臣、财政大臣、自治领大臣、印度事务大臣、新闻大臣、三军参谋长和外交部的长官都参加。在这些会议上，每个参谋长轮流报告过去七天内所发生的一切事情；接着，由外交大臣叙述外交方面的种种重要事态发展。在每周的其他日子里，战时内阁单独开会，一切需要决定的重大事情都提到会上讨论。其他大臣则主要是在讨论与他们主管的事情有关的问题时才出席。战时内阁阁员统统传阅有关战争的一切文件，并且阅读所有由我发出的重要电报。由于信任的程度日益加深，战时内阁就不更多地干预作战的活动了，尽管他们对战事是密切注意和充分了解的。战时内阁阁员几乎替我承担了内政和党务的全部重担，从而使我从其他事务中摆脱出来，集中精力处理主要问题。关于所有未来的重大军事行动，我总是及时同他们商量；他们虽然是很仔细地考虑有关战争的问题，却常常要求我不要告诉他们日期和详情，而且的确有几次在我正要告诉他们日期和详情的时候，他们阻止了我。
①指桂冠诗人罗伯特·布里奇斯（1844—1930年）。——译者
②国防委员会在1940年开会四十次，1941年七十六次，1942年二十次，1943年十四次，1944年十次。
我从来没有打算使国防大臣的职务体现在一个部里。如果我那样做的话，就需要立法手续，而我在前面谈到的一切微妙的调整——大都是依靠个人的善意而自行解决的——就不得不经过不合时宜的制定宪法的自由讨论之后，才能得到解决。不过，在首相的亲自领导下，是设立了战时内阁秘书处军事组进行工作的，这个组战前是帝国国防委员会秘书处。
领导军事组的是伊斯梅将军，并由霍利斯上校和雅各布上校担任主要助手，另外还有一批从三军中特别选拔出来的青年军官。这个军事组就成了国防大臣办公厅的参谋处。我对这个组的成员感激不尽。随着战事的进展，伊斯梅将军、霍利斯上校和雅各布上校的军阶和声望不断提高，但是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调换过工作。在这样一个与机要事务如此密切相关的圈子里，调职换人是不利于连续地和有效地处理事务的。
参谋长委员会议经过初期的一些人事变动后，几乎保持了同样的稳定。1940年9月，空军参谋长纽沃尔空军元帅任期届满后，调任新西兰总督，他的职务由大家公认的空军名将空军元帅波特尔接替。波特尔在整个战争期间始终同我共事。于1940年5月接替艾恩赛德将军职务的约翰·迪尔爵士，在1941年12月随我前往华盛顿之前，一直担任帝国总参谋长。其后，我派他担任我和美国总统联系的私人军事代表兼我国驻美英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代表团团长。他同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将军的关系，在我们的一切工作中成了宝贵的纽带，当他两年之后殉职时，他享受了无比的荣誉，安葬在阿林顿公墓——这个烈士纪念堂在此之前是专门用来安葬美国战士的。艾伦·布鲁克爵士继迪尔爵士之后担任帝国参谋总长，并和我共事一直到大战结束。
从1941年起，在大约四年的时间里——其中最初的一段时期是在许多不幸和挫折中渡过的——在三军参谋长和国防部参谋人员这一小部分人中，只是由于海军上将庞德的殉职，才有过一次变动。这在英国军事史上可以说是一件从未有过的事情。罗斯福总统在他自己的圈子里也达到了同样程度的稳定性。美国三军参谋长——马歇尔将军、金海军上将和阿诺德将军，后来又加上李海①海军上将——从美国参战之日起便开始在一起工作，并且从来没有变动过。由于英国人和美国人当时建立了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因而这对大家都有难以估计的好处。同盟国之间类似这样的事情还是前所未闻的。
①原文为Leahy，发音应为莱希，这里从旧的定译。——译者
我不能说在我们内部从来没有发生过意见分歧，但我和英国参谋长委员会之间滋长了一种谅解，那就是：我们要彼此说服，而不是压服。其所以能够作到这一点，当然是得助于我们讲的是同一的术语，拥有一大套共同的军事理论和战争经验。在这个变化无常的局面中，我们的行动就像一个人一样，战时内阁授予我们更多的自行处置之权，并且始终如一地坚决支持我们。“大礼服”和“黄铜帽”①（会把事情弄糟的讨厌字眼），也如同上次大战时的政治家和军人一样，他们之间没有发生过不和。我们的确是亲密相处，而且建立了友谊，我相信大家是非常珍惜这种友谊的。
①“大礼服”指高级文官，“黄铜帽”指高级军官。——译者
战时政府的效率，主要是取决于最高当局批发的决定是否真正得到严格地、忠实地和及时地遵照执行。由于战时内阁对于我们所致力的基本目标抱有巨大的诚意、理解和坚定的决心，所以在这危急存亡的关头我们在英国做到了这一点。
按照给与的指示，船只、军队和飞机行动起来了，工厂里的轮子转动起来了。由于采用了所有这些方法，由于大家对我表示信任、宽容和衷心拥戴，所以我不久就能够对战争的几乎每一个方面发出全面的指示。这实在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局势是那么的糟糕。这个办法被大家接受了，因为每个人都认识到死亡和毁灭是多么地近在眼前。不但是个人的死亡——人生终有一死——近在眼前，而且关系无比重大的是，英国的生存、英国的使命和英国的光荣也处在千钧一发之中。
※ ※ ※
如果不把我个人发给美国总统和其他国家与自治领政府首脑的一系列函电加以解释，就不可能充分阐明在全国联合政府领导下制定的政府施政方针。我必须叙述一下这些函电。
在内阁作出有关政策的特别决定后，我就亲自起草和口授文件，大部分是按照发给朋友和同事的亲切便函形式写的。一个人用自己的话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总是能够表达得好一些的。我只是偶尔才事先向内阁宣读函电的内容。由于我知道他们的意见，所以我放手进行我的工作。我同外交大臣和外交部自然是密切配合的，任何意见的分歧都是在一起解决的。
我把这些电报交给战时内阁的主要成员传阅（有时是在拍发以后送去传阅的）；凡是同自治领大臣有关的，也送给他们阅读。在拍发电报之前，我自然要各有关部门把我的要点和事实核对一下，所有的军事函电几乎都是通过伊斯梅之手送给参谋长委员会的。这种通信同大使们的正式联系或工作毫不抵触。这事实上成了洽商重大事务的手段，在我指挥战争方面所起的作用，并不次于我担任的国防大臣职务，有时甚至还过之。
经过遴选而处在我周围的人，完全可以自由发表他们的意见，他们对于我起草的函电几乎一致表示同意，这就使我日益增加信心。比方说，同美国当局的一些分歧，在第二级是无法解决的，但通过最高一级的直接联系，往往在几小时内就解决了。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最高一级处理事务的效率确实显而易见，因此，我就倍加小心，不让它变成为处理部一级的普通事务的方法。我曾一再拒绝我的同僚们要求我亲自就重要的细节问题致函罗斯福总统。如果把这类问题不恰当地纳入私人的通信中，那不久就会破坏私人函电的机密性，从而破坏它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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